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一股大躍進的熱浪迅速在中華大地上捲起。隨着氣溫一天天升高，大躍進的溫度也與日俱增。

畢業回到村里不久，大辦人民公社的運動立刻席捲全國。郝家溝、王家橋的兩個農業社合併為一個“前進人民公社”，公社的成立，不過是敲鑼打鼓貼貼標語開個大會呼呼口號而已。但“大躍進”、“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這些命到底怎麼革？幹部們心中無數，上邊像催命鬼一樣，又是評比又是批評，再拿不出點兒大躍進的成績來，你這個“當方土地”立刻就會走馬換人。幾經商量，幹部們才摳出一點兒門門道道：一是實現全村“車子化”，二是辦“土化肥廠”。

村支書把只要有一點兒木工技術的社員集中起來，砍樹的砍樹，鋸木的鋸木，發揚大躍進精神，“一天當兩天，兩天當十天，晚上當白天，雨天當晴天”（大躍進口號），日夜不停，力爭在十天內為戶戶做一輛雞公車（獨輪車），實現全村“車子化”。其餘的社員統統派出去，到附近各地去撿各種骨頭，按骨頭的重量記工，辦起“化肥廠 ”，生產土化肥。

辦“化肥廠”的速度最快，一兩天就撿回骨頭一大堆，然後開始砍樹弄柴，架起火來焚燒。於是，整個村子都籠罩在煙霧繚繞之中，而且臭氣熏天，幾里外都能聞到焦肉腐骨的氣味。燒朽了的骨頭碾成粉末，裝在盒子裡，就成了土化肥。村支書在盒子上繫上紅綾，帶領大家敲鑼打鼓到鄉上報喜，鄉領導高興萬分，讚揚“前進人民公社”的幹部，發揚“敢想、敢說、敢干”的革命精神，開動腦筋，土法上馬造出了化肥。還組織其他公社前來參觀。號召大家“向前進人民公社學習，迅速掀起大躍進的新高潮。”

村裡的獨輪車一輛接着一輛出廠，領頭的木匠郝志印，兩隻眼睛熬得血紅，其他的幾個徒弟個個累得東倒西歪。

天剛蒙蒙亮，村前村後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在郝家溝的大院場裡，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院場靠西的土牆上貼着“大躍進技術革命現場會”幾個大字，二十多輛獨輪車一字兒排開，散發着樹木的清香，車架上貼着紅紙條，由小有名氣的老先生郝全升寫上每戶戶主的名字，單等鄉領導帶領各個公社的人，前來召開“大躍進技術革命現場會”。

太陽剛剛吐出第一縷霞光，震天的鑼鼓便從四面八方陸續響了過來，最後匯聚在一起，把郝家溝敲打得紅紅火火熱熱鬧鬧，支書和兩位公社正副社長風風光光忙前忙後。現場會上，先由領導講話，接着村支部書記郝德清登台介紹開展大躍進和技術革命取得的先進經驗，隨後，其他公社的支書社長紛紛上台發言，表示一定要向前進人民公社學習，來個“躍進！躍進！再躍進！”，爭取更大成績，向黨中央和偉大領袖毛主席報喜。最後，鄉領導把一面“技術革命搞好生產”的錦旗頒發給前進人民公社黨支部。

實現車子化，減輕勞動強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絕對是好事，但一開始它的目的就錯了，它不是用的，而是擺給人看的。社員們看在眼裡明在心裡，但誰也不敢提出異議自找麻煩，也只能在背地裡悄悄發發怨氣：“為了得到上級的表揚，盡干他媽些不長屁眼的事，不知道把人害到啥時候！”

用車子就得有路，沒有路，再好的車子也就沒有用武之地。郝家溝地處黃土丘陵，坡坡梁梁，溝溝岔岔，要把路開到田間地頭十分困難。“天干一塊銅，下雨一包朧”，這是黃土地的特色寫照，就是修好了路，沒條件硬化，雞公車的輪子也會陷進泥里，讓你寸步難行。村裡的幹部只是為了響應上級的號召，取悅於領導，保住自己的官位，卻不顧實際情況，難怪遭到社員們的唾罵。

再說，做車子的木頭是剛砍的樹木，木料是濕的，做好的車子要不了多久，由濕變干鉚竅一松，全都散了架。這一點支書不是不知道，但是為了“大躍進”、“技術革命”早出成績就顧不了這麼多。本來社員家裡有一些干木料，前幾年聽說要合作化時，村民們怕連樹木也要“合作”進去，家家戶戶忙着把自己田坎地頭的樹木砍了，現在早已風乾，正好派上用場。支書曾命令各家拿出來做獨輪車的材料，可是遇到了村民的極力抵制。特別是老人們罵兒孫不孝，抱住木頭死活不鬆手，怕自己死後連口棺材也睡不上。

因為要搞大躍進，為搶時間，做出來的車子粗製濫造，輪子上又沒有條件安裝軸承，推起來又澀又重很不靈便，所以辛辛苦苦造出來的東西，只能是現場會的擺設，落得一個好名聲而已。銀樣兒蠟槍頭，中看不中用，一點兒實用價值都沒有。

這可樂壞了孩子們，在月光下你推着我，我推着你，在院子裡戲嘻玩耍，樂此不疲。

沒過一年，全國進入了困難時期，農村里燒柴困難，“紅極一天”的獨輪車讓社員們拆了，填進灶口敬了灶神爺。我曾經在村里發現有兩家的糧缸上，蓋着獨輪車的輪子，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任憑老鼠的牙齒再利，也啃不穿兩寸厚的車輪，廢物得到了利用。只是現在已經找不到當年遺留下來一輛完整的雞公車，否則，還是大躍進、技術革命的見證和紀念品。

“化肥廠”也只開了一次工，哪兒有源源不斷的骨頭讓你撿？成了砂鍋里砸蒜——一錘子的買賣。

經過幾次砍伐，郝家溝的坡梁上還沒“躍進”多久，很快就變得光禿禿的了。臨解放時，溝坎兩邊的大樹能同坐四個人在上面打牌，現在沿河溝兩岸的樹木也只剩下一些小不點兒。隨後，為了解決公共食堂的燃料問題，連老祖宗給後輩子孫留下的南面坡、馬家坡的公用灌木叢，也被砍個乾乾淨淨，還刨出老根塞進灶口，為“生活在天堂里的人們”熬了稀菜粥。

以往每到春夏，伴隨着村民的勞動，各種美麗的鳥兒，敞開歌喉主動為你歌唱，如今已離開了這片不毛之地不知逃向了哪裡。像“布穀”、“熱乎乎”、“換工做活”、喜鵲、斑鳩、烏鴉……有的已經很難見到蹤影，有的已經絕跡。

“革命”是全方位的，不但要“革”人的命，同時，也要“革”樹的命，“革”鳥的命。

2010年農曆臘月三十，我回家給祖先燒紙，在四弟家剛坐定，意外的聽到幾聲喜鵲喳喳喳的鳴叫，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同坐的六弟郝祥德說那是老鴉在叫，祥德已是年過五十的人，從來沒見過喜鵲，誤把喜鵲當作老鴉，而且老鴉至今還沒有見着。可見自然生態環境破壞起來容易，恢復起來該有多難。

沒過幾天，當“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還在繼續時，放“高產衛星”的高潮又突然來臨。

郝家溝因為造出了土化肥、雞公車而聞名於全區全鄉，放“高產衛星”也就不甘落後，在全鄉的“奪高產放衛星”大會上，放出了明年小麥畝產達到一千斤的衛星，震動一方。支書郝德清身披紅綾，胸戴紅花，由鄉上敲鑼打鼓呼着口號送回村里。

“放！放！放！放他媽個屁，分明是在放狗屁！上墳燒報紙，哄鬼！只有鬼老二才會相信這些鬼話。”

“老傢伙，少遭點口孽，俗話說的好，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不說這些話，就能憋死你？”

“今兒個我把話撂在這兒，總有把牛皮吹破的時候，再這樣吹下去，非得吃風叭屁不可。郝家溝的溝灘地在周圍是上等好地，最好年成也只能收到三百來斤，要想產一千斤，連地里的土稱還差不多……”

“別說了。你是不是身上的皮在遭癢哩？鼻子下面的兩片肉還想不想再吃東西嘮？這年頭，上邊咋說就咋說，上面咋喊就咋信，不然的話，說不定哪個二杆子來個積極表現，就會大禍臨頭，你老傢伙又要像郝志發一樣，不打你個七死八活才怪哩，你這把老骨頭能經得起幾拳頭？”

“到時候，礙當官的啥事？當官的一個個猴精猴精的，只知道順着杆兒向上爬，倒霉的還不是咱老百姓？”

“走一步算一步，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管他媽的，想多了也是白想。咱們還能吃上幾斤鹽？要是死不了，到時候人家咋過我咋過，用不着現在鹹吃蘿蔔淡糙（操）心。”

老者嘆一口氣，搖搖頭，陷入沉默之中，再也不說一句話。

這是村里幾個老人的對話，他們和年輕人的看法截然不同，老年人慣於逆向思維，而年輕人喜歡順向思維。所以，老年人常常思想頑固，年輕人則易於接受新事物。

也許，年輕人還沒有完全脫離孩子氣，好玩是他們的天性。覺得隔不到幾天鑼鼓喧天，既熱鬧又新鮮，還調節了天天上工幹活的枯燥乏味，還盼望着能時常如此就好了，至於後果怎樣，卻不去多想。這在以後的深翻土地、大煉鋼鐵、四清社教等一系列無休無止的運動中，得到了充分的驗證——年輕人總是沖在前面。特別是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里，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其實，郝德清放的衛星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社員的議論，他也不是一點兒不知道，只是上面催得緊，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應付應付而已。“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說得好聽，做得到嗎？想想自己在前段的大躍進里已經撈到了資本，再信口開河，在群眾中就越發說不下去。所以，在以後上級的催促中，或是挨了批評後，不再搶先，任憑別人畝產兩千、三千、五千的衛星不斷往天上放，也不去湊熱鬧爭高低，所以鄉領導說：“郝家溝的衛星已經落了地”。不再把他當成先進模範典型人物看待，這樣反而使他變得清淨，減少了許多麻煩。

就以後的形勢發展情況而言，郝德清的明年小麥畝產超千斤，實在是太落後了，這在全國地圖上無法標註的金寨鄉當時是個大衛星，而從全局來看，用高倍放大鏡也找不出它的位置，況且，郝德清的衛星明年才能上天，而許多地方的衛星已經在太空飛行了。在學校的政治課和每天例行的“習會”上，對這些高產衛星，我們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

《人民日報》經常在第一版位置上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

6月8日 河南遂平衛星公社五畝小麥平均畝產2015斤。

6月9日 湖北谷城東民公社畝產2357斤。

7月12日 河南西平畝產7320斤。

8月1日 湖北孝感長風公社畝產15361斤。

自湖北孝感長風公社放出畝產超1.5萬斤的大衛星後，隨即農業部公布夏糧產量同比增長百分之六十九。總產量比美國多出40億斤。

後來的報道，更是讓你瞠目結舌匪夷所思。

到了秋季，畝產萬斤的報道接蹤而來比比皆是。更有甚者，畝產不但能超萬斤，而且能產十萬斤。《天津日報》報道，天津市東郊新立村水稻試驗田畝產十二萬斤，並稱在田間的稻穀上可以坐人，讓群眾參觀。

到了10月8日和10日兩天，《天津日報》又分別報道了天津市雙林農場試驗田，畝產稻穀126339斤的特大喜訊。新立村的試驗田毛澤東主席親自視察過。既然是偉大領袖首肯的事情，在全國也就名聲大噪。

毛主席在1958年8月4日，到河北徐水縣視察時，縣委書記張國忠（還好，此君多虧沒姓楊，不然，真成了當代的楊國忠）親自向毛澤東匯報後，主席聽了大加讚揚，於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便在中華大地上空迅速飛揚。

毛主席生在農村長在農村，自稱是農民的兒子，不可能對農業生產一無所知，怎麼會對畝產幾千斤、幾萬斤、乃至十幾萬斤的鬼話就相信就肯定哩？而且還無不炫耀地問赫魯曉夫：“你說，糧食多了怎麼辦？”叫人無法明白。

原本打算在暑假裡好好割點兒柴草補貼家用，後來的情況證明那只是我的一廂情願。

我從五六歲起，便是村裡的打鼓能手，鄉親們說我打鼓打得“圓范”，就是大人的鼓點也沒有我的手快敲得好聽。於是遇到拜廟會過大年的時候，非要帶上我和周圍的鄉鄰比試比試顯擺一陣。隨後還專門培養了一個娃娃班，鑼鼓敲得絲絲入扣有板有眼，讓別村的鄉黨羨慕讚揚，給村里人的臉上添光增彩，“真不愧是戲班子的老窩，連不到十歲的娃娃個個都才藝驚人。”

五八年是個躍進年，新鮮事兒層出不窮，今天要報喜，明天要開現場會。突然間初級社轉成了高級社，突然間高級社變成了人民公社，又突然間變成了一個鄉成立一個人民公社，據說馬上還要變成縣聯社，即一個縣成立一個人民公社，落實毛主席“一大二公”的偉大號召……喜事連連，自然少不了鑼鼓助興，我也很少空閒。

我還有一個任務，便是用石灰水在牆上寫宣傳標語。這本來是老先生郝全升的拿手戲，可是老先生得了哮喘病不能爬高趴低。父親的字雖然寫得很好，卻又是個戴了帽的“分子”。一放暑假，鄉上派了杜華德老師來搞“文化革命”，杜老師又忙着畫大躍進壁畫。村里還有會寫字的人，但他們是社員，寫了標語要記工，我還沒有取得社員的資格，用不着記工分，屬“無償勞動”，所以，任務就落在了我這個“半罐水”的頭上。

村支書把上級新發的口號交給我，上面是：

人民公社好。

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一天等於二十年。

齊心協力，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

大躍進的速度很快，口號標語的變化也跟着變快，昨天的口號今天也許落後了，不適用了。

接到任務，我的第一件事是改標語。村里原有一條標語是“大干快上，十五年趕超英國。”，後來郝全升老先生改過一次，刮掉“十五”，用一個大大的“五”字填補兩個字的位置。現在要我把它改成“大干快上，兩年超過英國。”這要改動三個字。過去是五年，現在是兩年；過去是趕超，現在是超過。但無論我怎樣努力，寫出來的字跟老先生的字差遠了，左看不順眼，右看也不順眼，最後無奈，只得將就過去。看來要寫楷書我是無能為力，只好採用仿宋體。笨人笨辦法，我先用粉筆在牆上畫出字框，左看右看上改下改，直到自己覺得滿意了再用石灰水填空，慢是慢了點，但字體整齊劃一，還能說得過去。

我和杜老師在王家橋的一堵牆邊相遇（他的二爸就是去年整風整社第一個挨打的人）。畫壁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農村都是土牆，得先和好麥糠泥，等到半乾後再搪一層石灰泥才能作畫，所以杜老師既是畫師還得是泥水匠。我在旁邊專心寫我的方框字，偶爾見他一會兒上到凳子上畫上幾筆，一會兒又下來遠觀，唉聲嘆氣煩躁不安。

“郝龍德，你幫我看看，畫出來的小孩臉，為啥咋畫都像大人的？”

我記起了課堂上美術老師方懷宣教我們的“三停五眼”和孩子五官的特徵，就說：“我也不會，我試試看。”

杜老師畫的是時下最流行的一幅大躍進宣傳畫：一個小女孩坐在高產的稻子上竟然掉不下來，這是既令人震驚又令人振奮的奇事，許多地方都畫有這幅畫。方老師曾講過：孩子的臉型和大人的不同，五官比較緊湊，兩隻眼睛大但距離要遠一點。我試着一改，果然畫面上的中年婦女立刻變成了娃娃臉，問題解決了，杜老師興奮得比壁畫上的孩子還高興，一再稱謝。我見他這麼謙虛，順便向他請教仿宋字的寫法，杜老師在牆上我畫的字框裡修修改改，使我的仿宋字一下子規範了許多，從此我倆結下了師生情誼。

眼看我的任務快完成了，支書又派來了新差事，要我明天趕早到公社裡去學唱新歌。學唱新歌的地點在王道池小學（原梓童廟），教歌的老師是城裡劇團里來支援搞“文化革命”的演員。雖是個男的，卻一口娘娘腔，走起路來頗具女人的身段，大概是個旦角。“旦角”聲音又尖又細，和所教的慷慨激越的歌曲不太匹配，但教起歌來既熱情洋溢又認真負責，直到正午過後方才罷休，回到家裡我已餓得兩眼發花。

我學會了兩首歌曲。一首是“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

人民公社是共產主義的大學校。

集體主義強，私有消滅了，

個個爭先進，掀起了生產大飛躍。

人人都說共產黨領導好，共產黨領導好。

另一首是“人民公社賽天堂”：

歡慶的鑼鼓響呀麼響叮噹，

歡樂的歌聲多呀麼多嘹亮。

唱的是總路線放光芒，

唱的是人民公社賽天堂。

……

我擔心的是教歌的時間，社員們個個參加大躍進，人人忙得屁滾尿流，哪有學唱歌曲的功夫？我把我的擔憂向支書作了匯報，“這有啥難的？上工之前收工以後不是時間？”

當時農村里已經實行了軍事化，天麻麻亮連長郝德才的哨音一響（實行軍事化時不叫社長或隊長）,上工的男女老幼都得扛着勞動工具列隊上操。男人們還好說，卻苦了中老年婦女，她們掂着一對小腳，跑起操來跟不上，動作也實在沒有當兵的模樣。唱起歌來，年輕人熱情豪放，中老年人則只見嘴動不聞其聲，支書、連長發了幾次火也不管用，只好睜隻眼閉隻眼隨它咋樣就咋樣。

就在我要到城固上學的頭一天晚上，支書又遞給我兩條標語口號，我說我明天搭早要去學校報到。

“咦！當先生了是不是？使不動你了！全國都在大躍進，你就不能拿出點兒大躍進的精神來？晚上全連戰士都要突擊挖塘，你不能挑燈夜戰？”

支書的話就是命令，你不能不聽也不敢不聽，因為他是代表黨中央毛主席管轄一方執行政策的，得罪了他就是得罪了黨中央，反對他就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

這是我第一次出遠門。上初中時每周都要回家，以後只能一學期回來一次，本打算今晚和家人團聚，一起談天說地，可是父母不得空，我也閒不了，還得叫上弟弟幫我挑燈夜戰。

天氣雖已立秋，但厲害的秋老虎使得晚上的酷熱依舊難耐，蚊蟲又不斷地向我的光腿光膀子頻頻偷襲，可我一點兒也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弟弟手裡的那盞煤油燈，平時我們寧肯摸黑也很少用它。買煤油不但花錢而且還是定量供應，家家戶戶省着省着還接不上茬兒，不到萬不得已誰家捨得？

“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全民皆兵，打倒國內外一切反動派！”

當我畫上標語的感嘆號回到家裡，卻怎麼也睡不着，只聽到田野里青蛙一迭連聲的聒噪和村裡的狗如泣如訴地吠叫。直到公雞叫了頭遍，“人民公社好”的歌聲在村頭隱隱響起，全連的“民兵”才收了工，這時離天亮已為時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