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兒子告密弒母

在美國大學讀書時，講授business ethics 的老師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作為公司的財務人員，如果公司或者你的上司要你做的工作中的事是違法行為，你該怎麼辦？學生們的回答各式各樣，但最讓我吃驚的是老師個人最後的答案。他說，首先要留下文字記錄，然後報告上司的上司，如果沒用，再報告給公司的CFO 或者CEO，還是沒用，就報告給董事會，最終沒用，就辭職。老師不鼓勵向政府告發，他說向政府告發會有職業道德問題, 因為你出賣公司的機密固然維護了社會公正和法律，但同時也違反職業道德，也是不可取。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在美國主流文化中價值體系中，告密不受鼓勵，政府國家的利益不一定是可以壓倒一切其它價值的最高價值。

以後還知道，美國以及西方法律體系中，有所謂的沉默權（Miranda Warning、Miranda rights），就是被告有“不被強迫自證其罪的特權”, 還有親屬拒證權，就是說不可以強迫被告人的親屬在法庭上作證。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現代法治理論的奠基人孟德斯鳩在其不朽巨著《論法的精神》中質問：“妻子怎能告發她的丈夫呢？兒子怎能告發他的父親呢？為了要對一種罪惡的行為進行報復，法律竟規定出一種更為罪惡的法律……”。

這些西方的東東，都是對人性人權的尊重，應該是全人類共有的普世價值。

而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以所謂黨性階級性抹殺踐踏人性，鼓勵親朋好友之間相互揭發告密的文化，在文革中發展到極致。從下面這個文革中，兒子告發母親導致母親被槍斃的真實人間慘劇可以深刻看出毛澤東階級鬥爭理論的邪惡。請注意，告發者的母親支持的還不是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她支持的是劉少奇，另一個共產黨領袖，批評了一下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就被兒子告發槍斃了，太慘！毛澤東時代不堪回首！

故事主角：張紅兵 62歲（1953年生人），北京博聖律師事務所律師。原名張鐵夫，1966年自己改名張紅兵。

故事發生地點： 安徽固鎮縣

以下故事根據張紅兵的自述和網上有關報道整理而成。

告發弒母

我家其實和萬千的普通家庭一樣，是充滿溫情的。我記得父親挨批鬥時（編者註：其父張月升曾在固鎮縣任衛生科科長，“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親站到父親身邊，高喊“要文斗不要武鬥”，替父親遮擋拳頭，保護父親。批鬥會結束後，母親手挽着父親走在公共場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麼親密“。”放在現在看，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我的父親被劃為“走資派”後，挨批鬥，有人對他拳打腳踢。而我，為了表示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鬥他的大字報。“

當時，父親和母親並沒有責怪我。貼大字報後，父親反而把我當作大人來看待了。當時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思潮就是那樣的。

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晚飯後，我們家人在一塊辯論‘文化大革命’，母親對正在刷碗的大兒子我說：‘我活一天，還要勞動一天，不像你們天天高談闊論，不做實際工作；天天在毛主席像前請示、問安，那是假的。我是相信、擁護共產黨的。’我反駁說：‘你反動！’她義正詞嚴地說：‘我就是反動，我看劉、鄧、陶、彭德懷他們是正確的！’我說：‘你敢為劉、鄧、陶翻案，我就用盆砸爛你的狗頭！’母親說：‘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毛澤東為什麼搞個人崇拜，到處都是他的像！正在內室看報的父親張月升趕忙出來喝令：‘打現行反革命分子！’我就拿起扁擔與父親一起撕打方忠謀，作為毛澤東的忠實紅衛兵，我立即投入了對母親的批判鬥爭，這個時候我父親張月升說：‘從現在起，我們就堅決和你這個堅持反動立場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你就是敵人，我們鬥爭你！你把你剛放的毒，全部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以後，父親就拿着這張紙，出了家門，他沒有告訴我出去幹什麼，我意識到：父親可能去縣有關部門報案。”

張紅兵回憶說，當時聽到母親說這樣的話，他非常震驚。“在我的印象中，一貫緊跟黨走、工作積極、待人親切的母親竟能說出這些話！頓時，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她不是我的母親，而是一個張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階級敵人！”張紅兵說，“在我的腦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實到我的行動上的是紅歌——‘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它，誰就是我們的敵人’，這是一種條件反射。我擔心父親沒有真的去報案，作為毛澤東的一名忠實的紅衛兵，為了證明自己在與母親這個‘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過程中‘站穩了無產階級革命立場’，我馬上寫了封檢舉信，當晚就把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和我家同住縣衛生科大院的軍代表宿舍的門縫裡。”

那一個晚上，天氣特別冷，冰天雪地。因為激憤、恐懼和寒冷，不滿17歲的張紅兵不由自主地上牙“的的”打着下牙，渾身顫抖。

張紅兵當時寫的揭發材料名為——《檢舉揭發罪惡滔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罪行》，他在文末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接着，張紅兵回到家裡，他如此回憶道：“在母親將我們孩子住的東屋門頭上的一張毛澤東畫像、她和父親住的西頭臥室里牆上的一張毛澤東畫像、鏡框裡的一張《毛主席去安源》郵票等焚燒後，父親和縣公檢法軍管組負責人、軍代表張排長等人進入臥室，對着我母親的腿就踹了一腳，她一下就跪地了，然後就像捆粽子一樣，用帶來的繩子把她五花大綁捆了個結結實實。這是我第一次看見捆人，現在都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的聲音，我的心一陣緊縮。”

說起母親的案件剛發生時的感覺，張紅兵說：“我的頭‘轟’的一聲，似乎像爆炸、被掏空，整個身體也仿佛不是自己的。這是我生來第一次從來沒有過的極其奇特、極端痛苦、無法忍受的感覺。我的這種痛苦持續了一個月左右，是最糟糕、最令我無法承受、甚至想去死的感覺。”

1970年2月14日，張紅兵的父親張月升向方忠謀提出離婚。當年4月8日，固鎮縣公檢法軍事管制小組做出《離婚書》准予離婚。

4月11日，是宣判的日子。那一天，張紅兵到了公判大會現場。

“看母親跪在台上，一個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男軍人揪住她的頭髮，把她的腦袋硬往下按——要她向廣大革命群眾低頭認罪；但是，按着她的手一松，她的脖子一擰，立刻就昂起頭。宣判結束，她被人拖上停在主席台旁邊的解放牌大卡車車廂時，掉下了一隻腳上穿着的黑色平跟帶襻皮鞋。”

方忠謀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至於槍決現場，張紅兵當時已不願前往。

記者問張紅兵：“是否聽說過‘親親相隱’的古訓？對父親舉報母親你怎麼想？”張紅兵說：當時，在與父母關係較好的同事中，有個別叔叔曾私下裡說過我：“你母親在家裡說的話，又沒有在外面說，你和你父親不應該這麼做”。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對這件事公開發表看法。“我在此案發生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作用：當晚父親離家外出時，並未直接告訴我說他出去報案。當時，我懷疑父親不是真的去報案，於是自己寫了檢舉信。如果當時父親堅持不報案，按照我的堅決態度，極有可能將父親、母親一起告發，父親就會因‘包庇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罪名被抓，父親、母親將會一道被審判。”

弒母以後

1970年方忠謀被槍決後，張紅兵回固鎮中學初二年級上課。有一天，老師喊他到校革委會旁邊的一間空屋裡，一位中年男子對他說，為了辦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要畫一幅肖像。“他讓我左手拿着《毛選》，右手朝前方指着，意思是指着我的母親進行批判。”張紅兵說，後來，“大義滅親——固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鬥爭的事跡”就被做成展板，放到固鎮中學一排教室中的“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室”。

然而，張紅兵和他的父親並未因“大義滅親”獲得更多“名利”。方忠謀案發後，張月升曾多次向有關方面提交了《關於提出要求給我們結論的請示報告》，要求在方忠謀沒有處理之前給自己和孩子“做出結論或證明，防止在今後政治運動中對遺留問題扯皮不清；要求組織上、領導上承認孩子的革命行動，和他們堅決要求脫離母子一切關係，要求今後在政治上不依現行反革命子女稱呼和看待，對他們今後報名參軍上學等方面問題在政治審查時，不因此問題受到限制，也不因此問題而增加他們的思想包袱”。固鎮縣群眾專政指揮部、縣人民醫院革委會、公安局、法院專為此事寫過證明，至今張紅兵還保存着上述文件。

張紅兵告訴《新民周刊》，在母親方忠謀被執行死刑後不久，自己和弟弟就被下放到當地農村勞動。“當時根紅苗正的人或是進了工廠，或是升學，或是進部隊當兵，我們作為‘黑五類’子女，又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能去農村。父親自從軍隊轉業到地方工作之後，一直是正科級幹部。但在母親的冤案發生後，他離開固鎮縣衛生科調動到五河縣商業局工作，行政職務從科級變成了副科級，就是降級使用，直到他退休。受母親冤案株連，我的小姨母方佩蘭、舅父方梅開都下放農村勞動，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難。”

十年後，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再審判決還認定:”‘經查，方忠謀參加革命後，工作積極負責，政治上要求進步，在部隊曾榮立三等功，出席過安慶軍分區英模大會，1950年11月轉業後，曾出席省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改革開放以後，張紅兵通過中華全國律師函授中心法律專業等函授學習，離開工廠調入五河縣司法局、法律顧問處從事律師等工作，先後任安徽省第三經濟律師事務所、北京市建元律師事務所廣州分所、北京市華泰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現在北京市博聖律師事務所執業。

懺悔

在方忠謀冤案的發生地固鎮縣和知道此案的人群里，到現在都有許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丈夫和一個兒子，這麼絕情地要求判處妻子和母親死刑？

有多種說法——也許是為了自保，求得撇清與方忠謀的關係？也許是為了自己理想的純潔，宗教般的虔誠，不惜奉上最貴重的祭品？也許是知重刑為獲輕判而教訓一下方忠謀？

而張紅兵並不避諱地告訴《新民周刊》：“確實有自保的念頭。”

自保後的張紅兵，並沒有因此而平靜生活，這一段往事的影響，伴隨其一生。“1998年，我已經做了多年律師，在擔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訴訟代理人時，一次，與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對被害人丈夫說：‘任何人說張紅兵，他都不願意調解。他媽媽都被他告死了，他是什麼人都敢告的。你還是同意調解吧！’”張紅兵告訴《新民周刊》。這樣的刺激並不鮮見。“2001年，我曾經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師，在法庭上，我們代理雙方，激烈辯論。休庭後，他在樓梯口攔住我，高聲地向過路人宣揚我檢舉母親的事情，說《固鎮縣誌》裡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母親被槍決，對張紅兵的人生影響，遠不是多年後才發生的。

從方忠謀案發那一刻，張紅兵就感受無窮壓力。他稱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發生嚴重的精神抑鬱症。在此期間，他停止了記日記，當然也無醫生可看，無藥可服，硬是自己扛了過來。“造成抑鬱症的原因是粉碎‘四人幫’的消息，讓我憂心忡忡：廣播、報紙上宣傳的所謂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陰謀集團是真的嗎？這是不是一次軍事政變？是不是毛主席曾經預言過的‘資本主義復辟’？我不敢再想下去：外公被鎮壓影響到母親的一生；母親被槍斃也會影響到我的一生——也許有一天我也會被送上刑場槍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精神抑鬱症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通過語言交流思想已經困難。我在心裡揣摩着要說的每句話，考慮說出來是否正確。有時候竟無法準確地用詞語表達。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抑鬱最嚴重時，我甚至想過自殺，逃避現實社會。”

從1979年11月開始，張紅兵常常夢到母親。他告訴《新民周刊》：“有很多、很多次，在睡夢中，經過我在無數次尋覓，在不知道母親為了什麼原因離家多年以後，她忽然從我不知道的一個地方回到家裡——她沒有死，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我跪在地上，緊緊地拉着母親的雙手，有一肚子的話想述說，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只能說出最要緊的幾句話。我大聲地說，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兒子我真的對不起您！您別走，我們這個家庭真的離不開您啊！但是，媽媽沒有回答我。在與母親相會的許多夢境裡，她從來不和我說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不知什麼時候，她真的又悄然離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無援、絕望無助地捶胸頓足、嚎啕大哭。這時，我才發現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淚流滿面……”

“為什麼我會賣母求榮，表現自己‘站穩了無產階級革命立場’？”如今，張紅兵認為，“對此，幾十年來，我一直處於困惑、學習、反思、尋找答案的過程中。當時我沒有把造成母親冤案的責任全部推給時代和政客，現在也沒有類似的心理過程。”

張紅兵還說：

“只是在自己和親人們經歷過無數的艱難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淚的代價，並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後，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徹大悟了：什麼虛幻的景象，動聽的說教，人造的偶像，神聖的祭壇……全是愚弄別人、自欺欺人的騙人鬼話，是毒害青少年和兒童的精神鴉片，是殺人不見血的鋒利刀子！不管是誰，永遠都離不開自然規律——吃飯、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偉大是母愛，最崇高的是人性！”

“我為自己有一位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母親而感到驕傲。我願在大庭廣眾之下，解剖自己卑微的靈魂，公開地對被我告發而冤死的媽媽進行懺悔；同時我還要聲明：屬於包括我在內的家庭成員的責任歸我們自己，屬於社會的責任歸社會，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後者。希望引起社會輿論的關注、探討和爭論，促進人們思考：在中國大陸，為什麼會出現丈夫揭髮妻子、兒子把母親送去赴死的慘絕人寰的悲劇？怎樣才能避免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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