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還在胎動的時候，毛澤東就以其戰略家的眼光，開始籌劃解放西藏的謀略：

“經營西藏，不吃地方”。

要重視做達賴等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

1951年終於達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十七條協議”。第一條就是要促成達賴與班禪的友好。

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時，讓達賴任主任委員、班禪任第一副主任委員。

然而，噶廈上層仍然對中央心懷鬼胎，妄圖控制達賴，挾持出國，圖謀“西藏獨立”。

1951年，他們帶着達賴逃到亞東，再往前一步就到了印度。

1956年，達賴與班禪雙赴印度參加佛祖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達賴又被境外的夏格巴等分裂分子包圍，他們企圖勸達賴流亡印度。周恩來總理利用訪印之機，三次與達賴及其隨從長談，苦口婆心勸其回藏。

1959年，達賴逃亡之後，中央為他保留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達5年之久，也是希望他迷途知返。中央還通過各種途徑，向他打招呼，勸其放棄分裂主張，結束流亡生活，回歸祖國。

1978年開始，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開啟改革開放先河，他再次向達賴伸出了和解之手。成千上萬的流亡藏胞心向祖國，回歸定居。達賴及其追隨者也開始了與中央的秘密接觸與談判。

十多年來，中央政府滿懷誠意，仁至義盡。達賴卻拿談判當遊戲，講條件，無誠意，多次喪失和解的機會。

周恩來苦口婆心

1954年，中印關於西藏地方事務的協議簽訂之後，印度在西藏的特權被廢止，雙方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促進了兩國的友誼。但是，印度那邊有些人並不甘心，他們還想玩玩西藏牌。

1956年，機會來了。

佛祖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向達賴、班禪發來邀請書，請達賴、班禪赴印參加這一千年盛事。達賴本人表示願意前往印度參加這一活動。

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分析西藏形勢，考慮達賴此番出國，在一小撮反動分子的包圍下，會有一時不願返回西藏的可能，反動分子也將會趁機掀起叛亂，西藏將會出現更嚴峻的形勢。

張經武請示了中央，中央答覆同意達賴赴印，認為不讓去不好。他前往羅布林卡去見達賴，轉達中央意見。

他說，達賴是否去印的問題，完全由達賴自己決定，中央是完全信任達賴的，是尊重達賴的。我們決定不派任何人陪同，由達賴自由來去。

張經武還勸告達賴：“赴印是否可乘飛機，不坐汽車，不要經過噶倫堡，噶倫堡那地方情況複雜，有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特務，還是不走那裡為好。”

達賴沉默寡言，對乘飛機還是坐汽車問題，沒有表態。

此後，西藏地方政府開會決定，達賴赴印度不坐飛機，而乘坐汽車前往。

張經武認為，西藏地方政府堅持乘坐汽車，是心懷鬼胎，定有陰謀。於是，又請示了中央。

11月10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張經武作為中央候補委員，本來應該參加的，但因西藏不能分身，沒有赴京出席。他正在西藏處理達賴、班禪赴印訪問之事，他的電報到達了北京。

11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中談到達賴訪印問題。

佛菩薩死了2500年，現在達賴他們想去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乘汽車，通過噶倫堡，而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起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裡，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面着想。出現這種壞情況，我也高興，我們的西藏工委和軍隊要準備着，把堡壘修起來，把糧食、水多搞一點。我們就是那幾個兵，橫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們總是不要先攻，讓他們攻，然後來它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

11月17日中央電示：

“達賴、班禪和他們的主要官員出國訪問時，在國境內的一段旅程中，要盡一切力量做好沿途各項工作，以保證他們的安全。對達賴離開西藏以後可能出現的情況，也要加以充分估計，要設想到達賴他們出國以後一時不願返回西藏是有可能的，反革命分子趁機進行破壞，甚至掀起叛亂也是有可能的。對此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有應付惡劣情況到來的充分準備。”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決定派軍區副司令員陳明義和工委統戰部副部長陳競波分別陪送達賴、班禪到亞東。然後，由印度派車接入印度。同時，西藏工委、西藏軍區也從可能發生最壞情況考慮，以防萬一，在防禦方面做了準備。

11月20日，達賴一行離開拉薩，到達日喀則。22日，達賴、班禪離開日喀則。25日，達賴、班禪抵達印度新德里。

達賴這次訪印，中央人民政府沒有派人陪同，他們出國後的行動，是由他自己掌握處理的。

聽說達賴喇嘛訪印，早年居住在境外的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立即追隨左右，準備包圍達賴喇嘛。

達賴及其隨行人員一踏上印度國土，居留在噶倫堡的反動分裂頭子夏格巴、達賴兄長嘉樂頓珠便包圍了達賴。旅居美國的達賴長兄當才活佛也趕到印度，來到達賴身邊。

他們在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勢力的慫恿支持下，陰謀策劃“西藏獨立”。

此時，印度噶倫堡已成為從國內藏區逃亡出去的叛亂分子和各種反動分子麇集的活動據點。

分裂主義分子上書達賴喇嘛，要求他長期留在印度，組織流亡政府，領導“西藏獨立”活動，並在達賴喇嘛隨行官員中進行分化策反活動，威逼利誘一些人同他們合流，而對愛國進步人士則進行孤立和恫嚇。

他們還從噶倫堡挑選派遣一些叛亂骨幹潛回西藏，同西藏內部少數分裂主義分子勾結，陰謀策劃在拉薩等地發動叛亂，然後再以“西藏境內已亂，安全無保障”為藉口，強行把達賴喇嘛及其隨行官員阻留於印度。

一時間，西藏內部謠言四起，叛亂分子、分裂主義分子以及其他反動分子猖狂活動。反對民主改革，分裂祖國統一，進行武裝叛亂等，會合成一股倒行逆施的濁流。

達賴那時還年輕，在西藏身居高位，在西藏僧俗民眾中也有很高權威。但西藏地方政府的實權卻掌握在他身邊那些反動分子手中。達賴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常常不敢自己作出決斷，顯得優柔寡斷。因此達賴此次出訪印度後，遲遲不願回國。

一些上層人士也反映，達賴太年輕、缺乏主見，常常今天這樣說，明天又那樣說，搖擺不定，常常受到他的經師赤江·洛桑益西、副官長帕拉·土登為登、噶倫索康·旺清格列的擺布。這些人都是分裂勢力的頭子，此次都隨同他赴印訪問。

西藏的局勢日益嚴峻。周恩來總理萬分着急。

他通過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將軍經我駐印大使館，給達賴、班禪兩人發去一封電報。再次通知達賴、班禪，中央、毛主席已決定西藏至少六年內不實行民主改革的方針，同時揭露噶廈反動分子陰謀在拉薩進行叛亂活動，催促他們早日返回西藏。

周恩來總理於1956年11月應邀訪問印度。1957年1月，訪問巴基斯坦和尼泊爾，也在印度停留。

借去印度之便，周總理分別會見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達賴喇嘛的主要隨行官員，同他們坦誠交談，就自治區籌委會工作，西藏民主改革、團結等問題重申了中央的一貫立場，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

周總理給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轉交了毛主席的親筆信。

周恩來與達賴三次長談。

針對西藏上層少數人對民主改革的擔心，周恩來說：“中央已決定西藏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內不談改革，六年之後如可以改的話，仍然由達賴喇嘛根據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將來如何改革，現在也不要討論，因為討論時反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和疑慮。現在先將自治區建立起來，培養幹部，做好其他方面的工作，將西藏的貧困狀況予以改變，使大家的生活好過起來。”

針對流亡噶倫堡的夏格巴等分裂分子企圖阻滯達賴回國的行為，周恩來一針見血地勸告達賴：

“現在有人想把達賴喇嘛留在印度，搞西藏獨立，這是走不通的。達賴喇嘛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來印度。把達賴喇嘛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達賴喇嘛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達賴喇嘛留在印度，西藏的工作不會因而停止。達賴喇嘛一旦留居噶倫堡，就只不過是一個難民，沒有了政治，也不能進行政治活動，只有宗教，而宗教聖地等總還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倫堡來，這樣就把達賴喇嘛放在一個極端困難的處境上。尼赫魯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西藏獨立，美國太遠，要支持西藏獨立也搞不成。”

針對達賴身邊的某些人想搞動亂的企圖，周恩來提出了警告：

“現在拉薩有些與‘人民會議’分子有關的人總想搞亂子，三大寺也有某些想法。拉薩這些人的活動受到噶倫堡方面的支持。他們想搞“獨立”，使西藏脫離中國，這是叛國行為。如果萬一發生了這種行動，我們一定不能允許其得逞。”

周恩來不愧為偉大的外交家，他還利用會晤尼赫魯的機會，希望印度在促進達賴回西藏方面起到好的作用。

周恩來久經國共談判的桌面，是經驗豐富的統戰大師。

他對達賴苦口婆心的奉勸，語重心長的談話，直言不諱地揭露了分裂活動的本質，指明了他們必將徹底失敗的前途，使達賴喇嘛和他的隨行官員不得不重新思考他們何去何從。

在周總理談話之後，達賴喇嘛指示其主要隨行官員認真討論中央的決定和周總理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

周恩來三勸達賴，給他以很大的教育：

達賴對中國駐印大使潘自力說：“這次出來，自己沒有拿定主見，是一大缺點。許多人要我留在印度不回去，講了許多西康的混亂情況，自己思想也曾經發生動搖。自與周總理談話後，思想穩定了，隨行的大部分官員也穩定了。特別是中央決定西藏六年不實行改革，以後是否改，可由西藏做主，中央完全信任我們，我一定不辜負毛主席、周總理的深情和期望，說服隨行官員，做出妥善的選擇。”

由於周恩來總理的耐心說服，達賴一行終于于1957年1月 22日離印返藏。但是達賴一行還是乘坐汽車，在返藏途中又在叛亂分子和外國間諜中心噶倫堡住了近一個月，直到4月1日才返抵拉薩。

在此之前，班禪額爾德尼和隨同達賴赴印的阿沛·阿旺晉美早已於2月底分別回到日喀則和拉薩。

一場分裂分子阻滯達賴，流亡國外的陰謀暫時宣告破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