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控訴毛澤東:背後下毒手

毛澤東一生革命，先打內戰，革國民黨/蔣介石的命;再反東、反西，文化大革命，革同志/開國元勛的命。

文革時，很多人不理解文革。歷史越走越遠，越清楚，原來文革是毛澤東私心，他要改朝換代，復辟封建，家天下，做現代的中國秦始皇。

毛澤東說，“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摘桃子”，用這句話形容毛澤東的革命伎倆，再傳神不過。可笑的是，毛澤東偏把這頂帽子送給蔣介石。卻不希奇，賊喊捉賊，毛澤東一生做過何只千萬遍。

王明是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毛澤東早就處心積慮要消滅他，因為他是家天下路上的絆腳石，像彭德懷、周恩來 ┅ 等人一樣。

1941年，抗日戰爭如火如荼，中國血流成河。延安，王明同志37歲，毛澤東同志48歲。

10月4日，兩人為了共產國際的電報發生爭吵。王明懷疑毛澤東在執行“聯日反蘇路線”，毛澤東拍桌子，大發雷霆 ┅

王明在回憶錄中說:

【談談下毒藥摧殘我的健康的問題。

正像上面所講的，10月4日到9日，我和毛澤東在他家裡就季米特洛夫的電報發生了爭吵。從1941年10月4日起，我每天至少在他那裡吃一頓飯。8日，我的胃由於大量失血變得極不正常。頭暈得很厲害，心臟虛弱。醫生診斷說，症狀很像中毒。9日，我的病情已經很重了，可是，毛澤東派來他的私人秘書葉子龍，差不多是把我從床上拖到了會上。10日我就躺倒起不來了。

同時，毛澤東藉口必須“加緊興建”中央會議大廳和中央辦公廳，吩咐李富春立即動工。在離我住的醫院數十米內，工人日夜不停地爆破採石，震耳欲聾的響聲晝夜不停。我根本不能休息，我的病情惡化了。我請求李富春停工兩天、或者到別處去爆破，得到的回答是:『這是毛主席的命令。工一分鐘也不能停。』10月14日，李富春和傅連暲(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共中央衛生處處長)到醫院來看我，並用汽車把我送到中央醫院。金茂岳被指定為主治大夫。

在醫院裡，金茂岳給我規定的治療方法，摧殘了我的健康，使我不能出院。從1942年3月到5月。金茂岳逐漸用大劑量的含汞藥物來毒害我。這時，毛澤東正好公開進行“整風運動”，反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王明和其他被他列入“莫斯科集團”的人。我常常失去知覺。我能夠免於一死是由於當時陪我一起住院的、我的妻子孟慶樹的精心照料和警惕性。遺憾的是她那時還不懂醫學和藥理學，但看到我的身體對藥物的反應異常，就不許我再吃這些藥並把藥扔了。後來她開始對藥方發生懷疑，就不按此方去取藥了，轉而找中醫和西醫定期給以幫助。

1942年8月13日，我回到楊家嶺家中。(注:我早就想出院，但是毛澤東藉口中央辦公廳的興建工程尚未完工，工人還在我家門前繼續採石，以此來阻礙我及早出院)但金茂岳繼續給我“治療”。在1943年2月，我收到了季米特洛夫給我的回電以後，他更加緊了對我的“治療”。季米特洛夫在回電中說:『我們設法用飛機把你接到莫斯科治病。』

這裡我必須說明一下，一個月以前我的唯一的電報是怎樣發往莫斯科的。1943年1月8日，有兩位同志 – 他們是蘇聯的軍事記者，來看望我。我問他們，可不可以通過他們的電台向季米特洛夫同志發一分電報，他們同意了。當時我的病非常重。我想，這是我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的最後一次機會了。我請求他們向共產國際領導上報告，在我於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以後，在最近這五年裡，毛澤東犯了許多原則性的政治錯誤和罪行，特別是這一年多來他搞的所謂“整風運動”，實際上是反列寧主義、反共、反蘇和反黨的運動。最後我問了一下，是否有可能派一架飛機來，把我接到莫斯科去治病。那樣，我還可以同時向共產國際的領導詳細敘述毛澤東的罪行。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回電，特別是我可能要飛往莫斯科這一點，使毛澤東深感不安;因此他馬上吩咐金茂岳採取新的措施來害我。1943年2月12日，金茂岳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送來了大劑量的甘汞和碳酸氫鈉及硫酸鎂合制的內服藥水，後兩種東西可以把甘汞變成升汞，2月19日，他用10%高濃縮的鞣酸液給我灌腸。這兩項使命的目的是馬上置我於死地。但孟慶樹發生了懷疑，她請求別的醫生研究一下這些藥方，他們真的證實了藥物具有上述特性，絕對不適宜服用。於是她便正式向黨中央和醫務人員對金茂岳的犯罪行為提出指責。懾於社會輿論，在我們的再三堅持下、毛澤東不得不同意讓李富春請延安中央醫院、白求恩和平醫院和醫學院的醫生來會診。

1943年6月30日進行會診，7月30日會診結束。醫生們仔細研究了金茂岳開的藥方、護士日記和他們的說明，以及藥劑師的證明，做出了“王明同志過去的病情和治療診斷的結論”，提出了“今後的治療方案”。關於金茂岳讓王明大量服用毒藥的問題，會診結論中指出:

“王明同志服藥後 ┅ 出現嘔吐、頭暈、肝臟劇痛、脾臟增大、心區疼痛、體溫下降 ┅ 的症狀。事實終歸是事實，就拿已經內服的甘汞來說，其劑量之大足以中毒(如果按照金主任(注:即金茂岳，他當時是延安中央醫院婦科和外科主任)的指示繼續服用，甘汞總共能達到20.4克;這麼大的劑量完全可以使一些人中毒或死亡)，對心、肝、脾、腎、腸、胃、口腔、牙齒、神經和其他器官都有不良影響”。結論接着說，“甘汞、不溶於水中，而金主任給王明開服的是甘汞水劑 ┅ 把甘汞與碳酸氫鈉、硫酸鈉、硫酸鎂、含溴的藥物等混合在一起，就可以使甘汞變成升汞或可溶性汞鹽，它容易吸收，毒性更大;而金主任給王明開的甘汞要同與甘汞相剋的成分一起服用;有時雖然相剋的藥和甘汞不是開在一張藥方上，但他告訴王明把這兩張藥方上的藥同時服用。在服用甘汞的過程中，患者出現汞中毒的症狀，可是金主任仍開原方讓患者繼續服用”等等。(注:《王明同志過去的病情和治療診斷的結論》第7、10-12頁。引文按本書俄文譯出 – 譯註)

至於在1941年10月到1943年6月這段時間裡，我中毒和健康受損害的情況，以及他們所採取的各種方法，我在這裡不能詳細敘述，因為它要占的篇幅太大。但是我保存的下列文件是能夠說明問題的:

(一)

1943年6月30日到7月30日，醫生們在延安進行會診的記錄、結論和其他材料(會診結論寫了兩分，一分由我保存，另一分當時經李富春轉中共中央)。參加會診的15個醫生中有11人在結論上簽了字，其中包括金茂岳本人和為他辯護的美國醫生馬海德。在人證物證面前，他們不能不簽字。

在沒有簽字的四個人中間，有一個叫曲正，他是江青和金茂岳的山東老鄉，在法西斯德國受的教育，他在整個會診期間千方百計為金茂岳辯護，而到最後必須在文件上簽字時卻逃跑了;還有一個侯健存，他是金茂岳在美國人開辦的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時的同事。他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的“乾爹”，是中央醫院的兒科主任。他的妻子是中央醫院的老護士;江青經常把女兒留給他們照管。另外兩個是朱仲麗和A阿洛夫，他們在簽字那天未能來參加會診。

結論寫好後，由於金茂岳堅決否認，馬海德和曲正又企圖為他辯護，簽字拖延了兩天。大多數醫生，其中包括蘇聯醫生阿洛夫，按照金茂岳給王明開的藥方，從藥房取來了含有相剋藥物的甘汞藥水，他們準備好了藥水，把斷言金茂岳的藥方不可能引起中毒現象的馬海德請了來，叫他喝下去。馬海德堅決不喝。過了幾小時，玻璃瓶里的藥水呈現出綠色，然後，突然響起了劈啪聲，瓶塞蹦得老高。馬海德嚇得面如土色，再也不為金茂岳說一句辯護的話了。曲正害怕也讓他嘗這種藥水而逃跑不參加會診了。只有金茂岳一個人還在胡攪蠻纏。但是，當孟慶樹把金茂岳1943年2月2日開的藥方公諸於眾時，他跑到她面前，跪下哭着說:『謝謝您，孟慶樹同志﹗您沒有照這張藥方取藥，沒有讓王明同志服用這種藥。這樣，您不僅救了王明同志，而且還救了我。』在這以後，參加會診的12位醫生中有11位簽了字(只有侯健存一人未簽)。

金茂岳在結論上簽字以後，跑到我這裡來，跪在我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說:『王明同志，我在您面前是個有罪的人。我對您下了毒。每一次當我給你開毒藥時，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那您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問。

『是李富春吩咐的。他說，您是個教條主義者，是反對毛主席的，因此決定要除掉您。我是主治醫生，他們就把這事委託給我了。我說我是一個軟心腸的人，前不久黨中央決定吸收我為秘密黨員，我怎麼能這樣做呢﹖但李富春說:『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一旦決定讓你做，你就應當去完成;你已經是黨員了必須服從黨的決定﹗┅』』

這時，屋裡闖進來了兩個軍人，其中一個衝着金茂岳喊道:『我們到處找你，原來你在這裡。你跪着幹什麼，哭什麼，還嘟囔什麼﹖走﹗到棗園(注:過去，只有中共中央社會部(保衛部)在棗園，後來，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從楊家嶺搬了過來)去﹗你是個犯罪分子，沒有權利同別人講話﹗』

他們揪住金茂岳的衣領把他帶走了。】

 資料來源:王明，2009年，哈耶出版社，《王明回憶錄》，第59 - 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