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3章。

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的《文匯報》發表了 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早在1959年4月，毛澤東針對幹部在大躍進中不敢講真話的問題，曾提倡學習 明朝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當時，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明史專家吳晗，聞風而動，發表了一個歷史劇本，名為《海瑞罷官》，另外他還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1962年，劇本《海瑞罷官》上演。毛澤東夫人江青 看了演出後，認為這個歷史劇有大問題，就去找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長，共四人，提出要批判《海瑞罷官》。可是這四位部長 並沒有把她的意見當作一回事，因此批判沒有搞起來。周恩來得悉後，便將吳晗找來，告訴他：有人說《海瑞罷官》“搞影射”、以古諷今。吳晗回答說：我沒有搞影射。周恩來讓吳晗寫個報告 說明一下。北京市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努力保護吳晗，使批判《海瑞罷官》這件事 不了了之。   到了1964年，江青再次向毛澤東提議 批判《海瑞罷官》，並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她開始在北京找人寫批判文章。她先後找三個人，但他們三人都不敢寫，說吳晗是個著名的歷史學家，碰不得。江青見在北京推不動，就想去上海推動，因為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 一貫非常緊跟毛主席。1965年春，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江青去上海找柯慶施。在柯慶施的安排下，江青、張春橋（上海市委文教書記）、姚文元（上海《解放日報》編輯委員會的委員，曾寫過 批判胡風、丁玲、巴金等作家的文章）組成批判《海瑞罷官》的寫作班子，由姚文元執筆 寫評論《海瑞罷官》的文章。   姚文元接受任務後，在康平路的一幢房子裡 埋頭苦幹了半年多。其間，江青經常來上海，對外說是為了討論她主導的革命樣板戲（註：一種京戲，但題材是現代的）《海港》、《智取威虎山》，實際上主要是與姚文元討論 正在寫的那篇文章。按照江青的意圖，姚文元把《海瑞罷官》一劇中的平冤獄、退田等情節 說成是喻古諷今，是影射，是要替現在的牛鬼蛇神平冤獄、要人民公社退田。

姚文元寫好題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之後，由張春橋出面 請來上海學術界、理論界、文藝界的知名人士，給這篇文章提意見。張春橋對大家說：“今天，請各位專家、教授光臨，不勝榮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徵求意見稿。所謂‘徵求意見稿’，也就是供徵求意見之用，還很不成熟，請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進一步修改。”與會的上海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周予同 說：“吳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個好人。他解放前是一個勇敢的反對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民主戰士，解放後忠誠地跟着黨走，深得毛主席的信任，怎麼能說他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樣把學術問題硬跟政治問題扯在一起，豈不是陷人於罪？”接着，華東師大歷史系的李平心、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李培南等 也相繼發言，反對姚文元把《海瑞罷官》劇中的平冤獄、退田 說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獄、是要人民公社退田。   但這些意見沒有被採納。姚文元的文章於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 

請“尊神”

1966年1月21日，毛澤東讓江青去蘇州找林彪 談談召開一個部隊管文藝工作的同志的座談會的事。江青到蘇州後，找到林彪說：“我要請‘尊神’，請解放軍這個‘尊神’支持我。”得到了林彪的同意。林彪讓他的夫人葉群 打電話給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說一下這事。   劉志堅向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匯報後，他倆決定：總政文化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亞丁、宣傳部長李曼村 參加這個座談會，由劉志堅帶隊。   不久之後，葉群再次打電話給劉志堅，說她要傳達林彪的幾句話，接着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話：“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

2月初，劉志堅一行人到達上海，住進延安飯店。座談會一開始，江青就宣布：“不准記錄，不准外傳，不准讓北京知道。”接着，江青向與會者介紹她本人的經歷，說她是山東諸城人，十幾歲從濟南到青島，以後到上海；同主席結婚後，在延安時當協理員，進了北京後給主席當“文藝哨兵”。她接着講 她自己買票去劇場，“戴着大口罩到戲院看戲。……發現牛鬼蛇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我們舞台，一塌糊塗，就把這些情況報告了主席，於是才有了主席《關於文學藝術的兩個批示》……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講話到現在已24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藝界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評，他們就是不聽。文藝界基本上不聽主席的，聽周揚、林默涵、夏衍這些人的。……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這是在文藝方面，有一條與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建國十七年來他們一直在專我們的政。”   晚上，她與大家一起看電影、看戲，她一邊看、一邊評論：這部電影不寫正確路線，專寫錯誤路線；那部電影美化敵人，歌頌叛徒；這部電影醜化勞動人民、人民軍隊；那部頌揚戰爭苦難，宣揚和平主義；這部專寫談情說愛、低級趣味；那部不寫英雄人物，專寫中間人物；這部塑造起一個英雄形象，又讓他死掉，人為地製造一種悲劇的結局；那部是為活着的人樹碑立傳。看了幾十部電影，江青認為“沒有一部滿意的”。  與會者除了陪江青看電影、聽江青評論，還參加了幾次集體座談、與江青的個別交談，但其實 主要都是江青一個人在談。到2月19日，江青說：“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你們可以回去了。”

座談會結束後，劉志堅等四人一起追記江青的談話，由陳亞丁執筆 寫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送江青審閱。隨後，劉志堅一行人帶着《紀要》從上海乘飛機到濟南，向住在南郊賓館的林彪 匯報。林彪看了《紀要》後說：“這個材料搞得不錯，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會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對頭，路線正確，回去後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真貫徹。”第二天上午，劉志堅一行由濟南飛回北京。不料，劉志堅等剛到北京機場，就接到了江青的秘書打來的電話，說這個《紀要》“根本不行，歪曲了我的本意。……給我闖了大禍。……現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她還說：她已告訴了主席，主席要陳伯達參加修改。
陳伯達、江青與劉志堅等人開會。陳伯達說：“十七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要講清楚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30年代地下黨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繼續。……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京劇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等。這些，真正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東西，這些都要寫一下。這樣，破什麼、立什麼就清楚了。”江青聽後高興地說：“伯達的意思很好，幫助我們提高了，擊中了要害，很厲害。這一來有些人就不好過了！”陳亞丁據此，修改了《紀要》。這次修改，還將“江青同志極為重要的意見”改為與會者的“共同認識”或“座談的成果”。 

江青把《紀要》修改稿的鉛印本 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對《紀要》作了十一處修改。按此修改的清樣出來後，江青再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又修改了十餘處，並批示道：“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徵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徵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毛澤東後來又對《紀要》修改了一次，他在《紀要》的標題上，加了“林彪同志委託”六個字，使標題改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最後，《紀要》作為 中共中央文件，於1966年4月10日下達全黨。接着，一大批影片 在全國各大報紙上 遭到連篇累牘的批判；一大批文藝工作者，被稱為“黑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其中包括胡風、馮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陽、林默涵、田漢、夏衍、陽翰笙、齊燕銘、陳荒煤、邵荃麟等文學家。   姚文元又發表了《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黑線”的總頭目是周揚（時任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11月2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在文藝界一個大會上講話。他說：“在這裡介紹一下，在座的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註：江青當時沒有官職），都是堅決擁護和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上面所說文藝革命的成績，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導分不開的……江青同志親自參加了鬥爭實踐和藝術實踐。雖然艱苦的鬥爭損害了江青同志的身體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夠補償這些損失。我在文藝方面是個外行，是個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針上，我是堅持革命化、大眾化、戰鬥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實踐上，常常犯指導性的錯誤。例如，在音樂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在這個問題上，江青同志直接幫助了我，我也在學習革命歌曲的實踐中，得到了深刻的體會。”

羅瑞卿被批判

羅瑞卿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 由新任國防部長林彪提名 就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接替黃克誠的職務的。雖然如此，羅瑞卿在1965年之後 曾多次在公開場合 表示不同意林彪的某些說法。1965年，林彪在一次軍委會議上 談到軍隊應“突出政治”時說：“軍事訓練搞得太突出，時間占得太多，軍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調，衝擊了政治。”這時，羅瑞卿插話說：“1965年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這也是毛主席說過的。”林彪說：“軍事訓練不能衝擊政治，相反政治可以衝擊其它。”羅瑞卿說：“那也不能亂沖一氣。”林彪接着說了一番道理：“政治衝垮了，一切都沖跨了，軍事訓練也衝垮了。政治不好，打起仗來往後跑，軍事再好有什麼用？”羅瑞卿說：“紅與專是辯證的關係，政治好了，也要把其它工作搞好，政治工作要保證完成訓練和各項任務。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提不高，那就是毛主席所說的空頭政治家。軍事技術過不了硬，打起仗來也可能向後跑。”   在另外的場合，羅瑞卿針對林彪提出的“頂峰論”（註：指林彪說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說：“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在審查《解放軍報》的稿子時，羅瑞卿看到“頂峰”、“最高最活”（註：指林彪說的“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的話，就把它們刪除，並曾在旁邊批示：“這樣的提法，毛主席知道也不會同意的。”1965年6月底，羅瑞卿給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打電話，請教對林彪提出的“最高最活”說法的意見後，對《解放軍報》社指示說：“我問過家英同志了，理論家也說‘最高最活’最好不用，‘最高’，難道還有‘次高’？‘最活’，難道還有‘次活’？馬列著作都是死的嗎？也不是裹足不前的。”有人提醒這是林彪講過的話，羅瑞卿說：“林總說的也不一定對，誰有真理聽誰的，而不是誰官大聽誰的。”

1965年11月底，葉群從蘇州去杭州 見毛澤東，向他匯報 林彪對羅瑞卿的意見，還呈送了一些材料。毛澤東聽後，要她當晚就返回蘇州，告訴林彪 我要考慮一下怎麼處理，並要林彪在蘇州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幾天后，毛澤東決定 在上海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背靠背地批判羅瑞卿。   12月8日，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 各乘一架飛機 從北京到達上海；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的主要負責人，以及國務院的主要負責人，分乘四架飛機 也飛往上海。參加這個會議的，總共不到一百人，全都住在錦江飯店。  在錦江飯店，葉群私下對空軍司令吳法憲 說：“你不了解情況，我告訴你一點材料，你好在會議上揭發和批判。第一、羅長子（註：羅瑞卿的外號，他個子很高）反對林總突出政治的觀點，說什麼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軍事，政治、軍事都重要，搞折衷主義。第二、長期以來不向林彪報告工作，對一些重大的問題不商量、不通氣。有的事情林總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總當時在外地，羅瑞卿就沒有報告他。這種作法林總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總交權讓賢。有一次，羅長子到林總這裡來匯報工作，林總身體不大好，沒聽完就讓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說什麼‘病號嘛，還管什麼事？病號就應該讓賢，不要擋路’。把林總氣得差一點暈過去。第四、羅瑞卿曾經對劉亞樓講了四條意見，包括要林總退居‘二線’，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於軍委的工作，放手讓羅瑞卿去管等等。還有，林總讓我去參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來向林總匯報，但是羅長子就是反對，還說‘你何必去搞什麼四清，主要是保護好林總的身體就行了’。”她接着說：“現在知道這些材料的只有楊成武、蕭華、雷英夫和你，別人都還不知道。你們幾個人要在會議上帶頭髮言，把這些材料捅出去。”

12月18日上午9點，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開始。整個會議由鄧小平主持，周恩來協助。會議把與會人員分為三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各負責一組。毛澤東和林彪 都沒有在會議上露面；但每天的會議開完以後，毛澤東都召集中央常委會議，聽取匯報和作出決定。

在周恩來主持的第二小組會議上，葉群發言，講了幾個小時，指責羅瑞卿有野心。葉群說，一九六四年以後，羅瑞卿就開始逼林彪讓賢，叫嚷“病號不要擋道，要讓賢”。她說 羅瑞卿曾經要劉亞樓 轉告葉群四條意見：“第一、林總早晚都是要出中央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第二、要保護好林總的身體；第三、林總不要再干涉軍隊的工作了；第四、要放手讓羅瑞卿工作，軍委的事情交羅瑞卿辦就可以了。”葉群說，她聽了劉亞樓轉達的四條意見以後，當時就對劉亞樓說：“林彪的榮譽已經很高了，無意再進。”回家以後她對林彪說起這件事情，林彪說：“羅瑞卿是個野心家。”   在鄧小平負責的第三組，大家都不知道羅瑞卿究竟有什麼問題，會上沒人發言。鄧小平就說：“有人說，吳法憲知道點情況，是不是你先講一講。”於是，吳法憲把葉群告訴他的情況說了一遍。他講完後，鄧小平問：“沒有啦，就是這些？”吳法憲說 我只知道這些，別的確實不知道，講不出多少。於是，會議又冷場了。後來在鄧小平的一再啟發下，大家這個講幾句，那個講幾句，但都講不出什麼名堂來。剛到11點，鄧小平就宣布散會了。

12月19日，會議公開了 吳法憲 寫給林彪的一封親筆信：“林副主席：關於羅瑞卿同志的錯誤問題，我在中央會議小組會議上已經作了揭發。有兩個問題需要向您書面報告：（一）1964年9月（哪一天記不清，當時劉亞樓同志剛從羅馬尼亞訪問回來不久），劉亞樓同志講過：羅瑞卿同志曾向他說，林彪同志和羅瑞卿同志談過，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今後軍委的工作，軍隊方面的事情要羅瑞卿同志獨立主持，要大膽獨立地處理問題，（不要）到處去請示（註：羅瑞卿請示賀龍元帥較多）。林彪同志還要羅瑞卿同志現在多抽出時間去把全國地形、戰場都看一看，一旦發生戰爭要靠他指揮。從劉亞樓同志和我談的這一段話，可以充分證明羅瑞卿同志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二）今年4月下旬，劉亞樓同志病情已經很嚴重。我於4月23日晚趕至上海，24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註：當時，劉亞樓任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任政委）。當時劉亞樓同志正在輸血，揮手叫護士走開，斷斷續續地對我說：“羅總長給我寫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當。我對不起林彪同志，對不起××同志。你今後要注意，不要再上當。”他說話時精神很壞，聲音很小，舌頭有點僵，說到後來眼圈發紅。當時沒有把羅的信給我看，也沒有講信的內容。”（註：後來，在劉亞樓的遺物里 發現有羅瑞卿寫給他的一個便函，說希望劉亞樓好好休息，不要太好勝，在空軍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點的，就不要多管了。）   當天晚上，周恩來找吳法憲談話，周恩來問道：“羅瑞卿是怎麼反對林彪的？”吳法憲有點驚訝地反問：“你也不知道嗎？” 周恩來說他也不了解情況。於是，吳法憲把葉群告訴他的事情又說了一遍。說完後，他補充說：“聽說海軍有一些材料。”第二天上午，劉少奇找吳法憲談話，吳法憲又照樣把葉群告訴他的話說了一遍。到了中午，劉少奇請吳法憲一起吃飯。
20日晚上，周恩來找到吳法憲，要他派一架飛機，配備最好最可靠的機組，到昆明把羅瑞卿接到上海來。他特別交待說：要掌握好這架飛機，作好應變措施，“飛機只准往東飛，不准往西飛”，這話的意思 就是要防止羅瑞卿 飛到緬甸或印度去。周恩來又說，這架飛機到上海以後，只由三個人去接機：一個是陳丕顯，代表東道主；一個是謝富治，是公安部長；一個是他吳法憲，是管飛機的。除了這三個，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去。周恩來一再強調，羅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嚴格保密，不要告訴任何人。吳法憲剛想離開周恩來的房間，他的秘書就進來告訴他：彭真從北京來電話找你。吳法憲就想去接電話，但周恩來立即阻止說：“不要接，就說找不到你。他可能是來了解會議情況的。”
21日下午，接羅瑞卿的飛機 回到上海。飛機降落以後，羅瑞卿、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一起走下飛機。羅瑞卿的臉色很難看，顯得很緊張，似乎意識到了什麼。陳丕顯把羅瑞卿 帶去錦江飯店裡的一個小院。周恩來、鄧小平等人 在那裡等着，準備同羅瑞卿談話。   大家繼續背對背地 揭發、批判羅瑞卿的錯誤，發言的人多起來了。   23日下午，在錦江飯店頂樓餐廳開大會，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領導人到會，但毛澤東、林彪沒有露面。大會由周恩來主持，鄧小平做總結髮言。鄧小平講了五點：一、這次會議初步揭發了羅瑞卿的一些問題，會議暫時告一段落；二、羅瑞卿的主要問題是沒有堅決執行林彪同志關於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義的錯誤；三、會議上揭發批判羅瑞卿的一些問題，將轉達到本人，給他一點時間來認識錯誤；四、對羅瑞卿的問題，不能擴散，只限到會人員知道；五、會後怎麼辦，回京以後由中央研究決定。   鄧小平講完，就散會了。  

上海會議結束之後，毛澤東召集中央軍委常委開會。會議決定：撤銷羅瑞卿的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職務，由葉劍英副主席兼任軍委秘書長，楊成武任代理總參謀長。從此，羅瑞卿靠邊站了。
1966年3月初，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 召集了一個小型會議，到會的僅三十人。會上，鄧小平說：“關於羅瑞卿的問題，上海會議已經揭開了蓋子，現在毛主席決定，繼續在北京開會，仍然是小型會議，以軍委為主，吸收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和軍委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機關各部門和國務院的有關負責人參加，人數不超過一百人。軍隊方面，由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和楊成武、蕭華組成領導小組，負責主持會議，領導這次同羅瑞卿進行的面對面的鬥爭。開會的地點在京西賓館，以便保密。”  

3月4日，批鬥羅瑞卿的會議 在京西賓館開始。會議的第一天，葉劍英首先說明了會議的目的和要求。這次會議，黨中央的常委 都沒有參加。羅瑞卿到達會場時，沒有一個人 上前與他打招呼。此後，他每次來參加會議，都是孤獨的一個人，拿着鋼筆、筆記本，坐在桌前，作些記錄。在第一天的發言中，許光達大將 揭發羅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羅瑞卿顯得很吃驚，也很生氣，但是沒說什麼。

會議的第二天，葉群從蘇州打電話給吳法憲，問他發言了沒有。他告訴她 沒有發言。她便叫他趕快發言，同時重述了 上海會議期間 她所說的話。另外，她還告訴他：當她去劉亞樓那裡 核實羅瑞卿所說的那“四條”內容時，有劉亞樓的妻子翟雲英在場。因此，她要吳法憲立即去找翟雲英，還要他帶上秘書，準備作談話記錄，作為旁證。她還叮囑他：談完話，一定要翟雲英在記錄上面簽字，然後把這個材料 立即送到蘇州林彪那裡。   吳法憲遵照葉群的要求，帶着秘書找到了翟雲英。談話結束時，翟雲英寫了一份材料 並簽了字：“亞樓同志生病住在上海華山路922號。治病期間，有一次葉群同志、林豆豆同志來看望他的病情，談話時我不在場。後來我看時間很晚了，催亞樓同志吃藥時，亞樓同志說：好！我今天累了（當時，亞樓同志坐在沙發椅上），伸出四個手指頭向葉群同志說：‘我還有四點，下次再談。’（這句話重複了三遍）這四點內容是什麼，亞樓同志沒有跟我說過，我不知道。”吳法憲將這個材料送往林彪那裡。   會議開了一個星期後，葉群又從蘇州打電話給吳法憲，說：“劉亞樓是空軍的人，你不講誰講？只有你最合適。你要趕緊發言，還要告訴余立金（註：空軍政委）也要發言。我向毛主席匯報的時候和在上海會議上，都已經講了這‘四條’，你還怕什麼？”吳法憲對楊成武講了這個事。楊成武說：“你不講，怎麼向林總交代？”第二天，葉群又打電話給吳法憲，說：“我已經問了楊成武，你在會議上還沒有發言。林總說，一定要吳胖子在會上講這‘四條’，現在講已經遲了，再不講你就被動了。林總說要你好好考慮考慮，究竟是跟林總還是跟羅長子？林總讓我告訴你，羅長子向黨伸手，要奪取軍權，毛主席親自主持和掌握這次會議，來解決羅瑞卿的問題。你要好好想一想，你把羅長子在空軍講的幾句話，到處張貼印發，把他抬得那麼高，為什麼？林總講了，你同羅長子的關係是很密切的，你一定要徹底揭發羅長子，同他劃清界限。”吳法憲慌忙表態說：“我當然是跟林總的，怎麼會跟羅長子呢？”葉群說：“那好，明天上午你就在會議上發言。劉亞樓說的事情你講最合適，你和余立金都要在會議上講這幾條。我已經告訴楊成武，你們講了以後他們會跟上來的。”第二天，吳法憲、余立金都在會上發了言，揭發羅瑞卿講的“四條”、批判羅瑞卿的野心。他們發言之後的幾天裡，與會者一面倒地批判羅瑞卿的“四條”。

3月18日上午，羅瑞卿在家中 給他的妻子留了一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情，沒有告訴你，為了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然後，他從二樓上跳了下去，但只是摔傷了一條腿，被送到北京醫院救治。第二天，葉劍英在會議上宣布了羅瑞卿跳樓、企圖自殺的事情。

3月底，會議召開了一次大會。會上，彭真、葉劍英、楊成武、蕭華先後講了話，然後葉劍英宣布會議結束，羅瑞卿的問題暫時告一段落。

彭真被批判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常務書記、北京市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他對江青他們事先不打招呼 就發表批判北京市副市長吳晗的文章 感到憤怒。他說：“《海瑞罷官》這齣戲我看過，毒害沒有那麼大。……上海周信芳也演過《海瑞罷官》，難道張春橋沒有責任？ ”中宣部、新華社的負責人也認為：姚文把《海瑞罷官》與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這很勉強。彭真告知北京的報刊：不要轉載姚文元的文章。這樣過了兩個星期後，毛澤東對江青說：北京的報刊不轉載，那就出小冊子。1965年11月24日，上海新華書店 急電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徵求姚文小冊子的訂數。對此，北京市新華書店 奉市委之命 不說訂 也不說不訂，接到電話詢問時 也不說訂不訂。拖到29日，彭真只得讓《北京日報》全文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但加了一個按語，是彭真親授的，強調要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此後，《北京日報》、《人民日報》按照周恩來、彭真的意見，同時刊登了鄧拓、周揚、李琪等人的長篇文章，以造成 學術討論的氣氛，其中有些文章批評了 姚文元文章無限上綱的做法。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該小組是 由毛澤東於1964年7月提議成立的，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中宣部部長），組員為康生、周揚、吳冷西。這次會議 是個擴大會議，吸收了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等人參加。彭真在會上說：“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與彭德懷沒有關係（註：即與翻案風沒有關係），不要提廬山會議。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覆。”其他與會者，贊成彭真的意見；只有康生持不同意見，說吳晗的問題是政治問題，要與廬山會議相聯繫。最後，彭真作總結。根據彭真的總結，會議擬寫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通常被稱為《二月提綱》）。提綱中寫道：在學術問題的討論上 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去武漢，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說：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同廬山會議、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的。毛澤東兩次問彭真：“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都沒有直接回答。

3月17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說：各地都要注意報刊、雜誌、出版社 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他說：《前線》雜誌是吳晗、廖沫沙、鄧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判，問一問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他說：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輕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輕人犯王法。   28日至30日，毛澤東幾次同康生、江青、張春橋談話，說：五人小組匯報提綱 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強調要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他還說：如果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   毛澤東的這些談話，由康生 在4月9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 作了傳達。康生並且在講話中 羅列了彭真自批判吳晗以來的一系列錯誤。陳伯達在會上 揭發、批判了彭真 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 在政治路線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會議決定：徹底批判《二月提綱》的錯誤。

4月16日至20日，毛澤東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彭真的“反黨罪行”進行了批判，並決定撤銷《二月提綱》，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毛澤東說：北京市委“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潑不進去”。他又說：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觀改造黨，卻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他又說：現象是看得見的，本質是隱藏的，本質也會通過現象表露出來，彭真的本質隱藏了三十年。  

彭真的職位沒有被正式撤銷，但他“靠邊站”了，即不參與工作了。

陸定一被批判

陸定一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及其領導的中宣部，對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 態度冷漠。1966年3月，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 對中宣部提出警告：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註：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1962年因犯“右傾錯誤”而被撤銷）。不久，毛澤東又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號召“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事有湊巧，此時發現 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 長期以來寫了很多匿名信 中傷葉群。事情還得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說起。那時，嚴慰冰聽到有人說 葉群有隱瞞歷史、虛報黨齡的問題，於是向葉群所在的“馬列學院”的黨組織反映。但馬列學院 沒有追究葉群的問題。1943年，葉群在延安的“中央醫院”生了第一個孩子，正好嚴慰冰也在這個醫院住院。葉群經常要吃雞。當時條件困難，有時找不到雞給她吃，葉群便吵着要。對此，醫務人員、傷病員議論紛紛。嚴慰冰也很看不慣葉群這種作風。新中國成立後，葉群成了林彪辦公室主任，說話的口氣越來越大。嚴慰冰看在眼裡，氣在心頭。一次，嚴慰冰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看望在那裡學習的兒子。林彪前妻生的一個女兒也在那裡上學。嚴慰冰在那裡得悉：林彪前妻生的女兒 受到葉群的歧視，放假也不讓她回北京。對此，嚴慰冰深為憤慨。回北京後，她寫了一封匿名信 痛罵葉群一家。   從1950年代末開始，林彪家就不斷收到匿名信，內容主要是辱罵葉群，說葉群到延安前後 生活糜爛。林彪的女兒“豆豆”也收到匿名信，稱她不是林彪親生的。這些信件中，很多是署名“王光X”，發信地址是一所託兒所，而王光美（註：劉少奇夫人）的母親在那裡上班。其中有些信，是用明信片寫的，等於是公開的傳單。林彪、葉群收到一封又一封這樣的匿名信，非常氣憤，他們就暗中偵查，但一直沒有查出結果。公安部、總政保衛部參與偵查，也沒能破案。

到了1966年初，有一天嚴慰冰 到一家內部門市部 買東西。她剛進門，就同一個女人撞了個滿懷。與她相撞的人正巧是葉群。兩個女人吵了起來。事後，嚴慰冰到總政 找葉群的領導，說葉群以勢欺人。嚴慰冰講的是無錫腔的普通話，總政這位領導是江西人，雙方都聽不太懂 對方講的話，只好藉助於文字。嚴慰冰寫了爭吵的經過。這位領導人拿着這張紙 去找林彪匯報。林彪看到這張紙，覺得字跡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林彪把自己的懷疑告訴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人 到嚴慰冰工作的中央宣傳部，調取嚴慰冰的檔案，查對筆跡，確定所有那些匿名信 都出自嚴慰冰的手筆。

公安部將此事向中央報告。劉少奇等人，相信陸定一 不會參與此事，因此委託彭真（當時尚未受到批判）把詳情告訴陸定一。1966年2月初，彭真約陸定一到自己家裡來。彭真給陸定一 看這些匿名信的照片。陸定一大吃一驚，對彭真說：“嚴慰冰寫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幾個孩子，叫什麼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她怎麼會寫這些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跡顯然是嚴慰冰寫的，有些字看不出來。為了確證，我可以去把嚴慰冰的筆跡取來，請您給公安部核對。”彭真說：“公安部已查對，匿名信確是嚴慰冰寫的。中央討論過了，認為嚴慰冰是危險分子，但決定保護你，要你離開嚴慰冰，住到醫院去。”這樣，陸定一住進了北京醫院。他本來就有消化系統不好的毛病，因此嚴慰冰沒有懷疑，還常常到醫院來探望。4月28日，嚴慰冰被關進看守所，後又被轉到秦城監獄。   不久之後，陸定一被“隔離反省”。

在1966年5月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的一天，林彪在當天會議正式開始之前 預先在主席台前的桌子上 放了一張紙，是他的手書，其大意是說，他證明：（一）葉群和我結婚時是純潔的處女，婚後一貫正派；（二）葉群與王實味、×××根本沒有戀愛過；（三）老虎、豆豆（註：林彪的子女林立果、林立衡的小名）是我與葉群親生的子女；（四）嚴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談的一切全系造謠。   周恩來看到後，感到很驚訝。聶榮臻看到後，說：“發這個做啥？收回！”隨即，林彪這個手書被收走。

揚尚昆被批判

揚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因安裝竊聽器事件 被撤職。事件發生在1965年年底。當時毛澤東的專列 停在長沙車站時，一名通信兵 在站台上 見到毛澤東的女秘書張玉鳳，就模仿毛澤東的口音 重複毛澤東在車廂里 私下裡與張玉鳳談笑時說的話。張玉鳳立即向毛澤東訴說。毛澤東聽後，馬上盤問那位通信兵，並得知 他的車廂里 裝有竊聽器！毛澤東進一步追查，並很快得知：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根據政治局的決議 要求羅瑞卿 在車廂里安裝竊聽器的。羅瑞卿出示了 政治局的決議文件。該文件說：這是為了使政治局成員 及時了解毛澤東的指示，以便貫徹執行。

毛澤東歷來不喜歡 在他講話時 有人錄音、做筆記，更不要說裝竊聽器了。即使是錄音，也必須得到他本人的同意。通常，當毛澤東準備在會議上講話時，楊尚昆就會請示他：是不是錄一下音，假如毛澤東說“可以”，楊尚昆才會安排錄音。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就曾關照與會者 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聽後，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鬧得更大的一次，是在1961年4月。那時，毛澤東在長沙接見外賓，汪東興（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安排人照了相、錄了音。毛澤東知道後 就很不高興，責問是誰批准錄音的。於是，汪東興叫來 機要室副主任康一民、機要室會議科科長賴奎，說主席委託我同你們談，主席還叫我們照個相，留作證據。接着，汪東興讓衛士長在一張紙上寫了“違反指示，非法錄音”八個大字，放在錄音機跟前 作為背景，請攝影員照了四張相，一張是汪東興、徐業夫（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康一民、賴奎、劉吉順（機要室專職錄音員）五人合影，一張是康、賴、劉三人合影，一張是劉吉順的單人照，還有一張是錄音機的照片。這些照片都送交毛澤東。後來，機要室負責人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他們三人都受到黨紀處分。不久之後，中央書記處在鄧小平主持下 召開會議，專門討論錄音問題，並通過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中央重要的正式會議，經書記處批准，可以進行記錄。其他情況一律不准錄音，包括中央領導同志和黨內同志的談話、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外賓的談話。並要求從中央到地方，均仿照辦理。

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的專列上竟然安裝了竊聽器。1965年11月，楊尚昆被免去了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下放到廣東 任省委書記之一，後來再降為地委副書記。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進行審查、批判。最後，政治局全票通過決定：撤銷這四人的所有職務。（註：同年８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批准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彭、羅、陸、楊四個人的決定；更進一步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彭、陸、羅、楊四同志的反黨活動和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

5月16日，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制訂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用很大篇幅 批判彭真主持制訂的《二月提綱》。這個通知認定：“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五一六通知的制定，是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標誌。   會議確認 撤銷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決定 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簡稱“中央文革”），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張春橋及姚文元等人為成員，直接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這意味着 中央文革 與政治局、國務院、中央軍委同級），領導文化大革命。  

5月18日，林彪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他主要談政變問題。他說：

“本來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講好。常委同志們讓我先講，現在我講一點。我沒有寫出稿子來，憑口來講，有些材料念一念。……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生產關係固然是基礎，但是靠奪取政權來改變，靠奪取政權來鞏固，靠奪取政權來發展。否則，是經濟主義，是叫化子主義，是乞求恩賜。無產階級拿到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無產階級就有了一切。所以無論怎樣千頭萬緒的事，不要忘記方向，失掉中心，永遠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變成了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那就是糊塗人，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掉的。……政權是什麼？孫中山說是管理‘眾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權是—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職權。當然，政權的職能不僅是鎮壓。無產階級的政權，還要改造農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經濟建設，抵禦外部侵略，職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鎮壓。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代表人物，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不然，我們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權的根本觀點，我們就要喪失政權，就是糊塗人。   “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這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減都做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們就要學這個沒有印出來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這是很深刻很嚴重的問題。  

“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改變政權，大概是這樣，一種是人民革命，從地下鬧起來，造反，如陳勝吳廣、太平天國、我們共產黨，都是這樣；一種是反革命政變。反革命政變，大多數是宮廷政變，內部搞起來的，有的是上下結合，有的和外國敵人顛覆活動或者武裝進犯相結合，有的和天災相結合，大轟大鬧大亂。歷史上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1960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謹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六十一次政變，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八次，留當傀儡的七次，廢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間，每年平均十一次。……從我國歷史來看，歷代開國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註：他接着列舉中國歷史上 周朝、春秋戰國、秦朝、漢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國發生的政變，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地講。）

“我們取得政權已經十六年了，我們無產階級的政權會不會被顛覆、被篡奪？不注意，就會喪失。蘇聯被赫魯曉夫顛覆了。南斯拉夫早就變了。匈牙利出現了納吉，搞了十多天大災難，也是顛覆。這樣的事情多得很。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難道沒有事情，無緣無故這樣槁？不是，有很多跡象，‘山雨欲來風滿樓’ ……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羅瑞卿是掌軍權的。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抓去了很多權。羅長子的手長，彭真的手更長。文化戰線、思想戰線的一個指揮官是陸定一。搞機要、情報、聯絡的是楊尚昆。……毛主席說：十六年來，思想戰線我們沒有去占領。這樣下去，人家就會不投我們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們的票。打起仗來，人家就會跟他們走，拿起槍來打我們。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主席所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毛主席是天才。我們同毛主席那一點不同？一起搞鬥爭，有些人年齡比他老，我們沒有他老，但經歷的事也不少。書我們也讀，但我們讀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讀懂了。我看到很多人讀書圈圈點點，把書都圈滿了，證明他沒有讀懂，不知什麼是中心，什麼是主次。辯證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幾十年前就懂了，我們沒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還會熟練的運用。從懂到用，有很大的距離，懂了未必會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規則，你也打不過莊則棟、徐寅生。打仗也一樣，你懂一點書本上的軍事知識，打的時候不一定能打勝仗。毛澤東思想全部貫穿着唯物辯證法。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註：反斯大林），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毛澤東思根永遠是普遍真理，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是中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是永放光輝的。解放軍把毛主席著作做為全軍幹部戰士的課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須這樣做。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軍、全黨，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5月23日，在劉少奇主持下（毛澤東未出席）舉行一個會議，專門批評朱德 對批判彭、羅、陸、楊 所持的消極態度。會議是小範圍的。會上，先讓朱德作檢討。朱德說：“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朱德接着又講了他歷史上犯過的錯誤，即井岡山時期與毛澤東鬧分歧的問題。朱德檢討之後，很多人發言。其中，陳毅的發言很激烈，他問：“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朱德答道：“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陳毅說：“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此時，烏蘭夫插話說：“更奇怪的是他（註：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它也離不開我們。”朱德說：“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周恩來說：“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志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志在那裡，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鄧小平沒有發言。   林彪發言說：“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陳毅批評他的並不過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後，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後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指揮(按：意即也不是朱德指揮全局)。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你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你脫離指揮，下井岡山向南打，三個營損失二個，打敗仗無辦法，還是主席接你回來的。……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   其實，在這次批評會之前，在這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前期，朱德已遭到過圍攻。那是在5月12日的小組會上。當他發言時 說到“讀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馬列的書，非讀不可，準備花一兩年的時間讀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列主義的理論……”時，就被林彪打斷了：“毛主席豈止是接受？是發展到了最高頂峰！”林彪接着又說：朱德在去年底的政治局會議上就已講過“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到了頂峰就不會發展了”。林彪說：“你們看，他對毛澤東思想是怎麼評價的！”康生這時插話說：“反對林總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就是反對毛主席思想的，在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樣的。”朱德辯解說：“我不會反對毛主席的……”康生不容他講話，就打斷說：“我希望你學學林總的這些講話，比你學三十二本書要好得多。我看你雖然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士。……你是想超過毛主席。”接着有人發言 說朱德“是黨內最危險的人物”、“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附註：從後來發生的事情看，毛澤東總的還是保朱德的。劉少奇被打倒後，朱德有一次在中央會議上說：“在文革中，我覺得不能放鬆生產，要保證工農業生產大幅度增長……現在群眾起來，我怕……怕出亂子，特別是生產上的亂子。”不久，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 就為此貼出了一張打倒朱德的大字報。一夜之間，北京大街出現一批大字報，把朱德說成是“大軍閥”、“大野心家”、“黑司令”，要把朱德“轟出中南海”、“批倒批臭”。消息傳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說：“不能這麼搞。過去國民黨要‘殺朱拔毛’，現在你們說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這個政委還紅得了嗎？朱德不能批鬥，他是紅司令！”此話一出，造反派批判朱德的事 才收了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