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7章。

《复兴记》全本 及其各种版本，都可去google/play/books 再搜索“复兴记”后预览。

第7章   一些抗争

中共中央高层的绝大多数人，搞不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究竟想干什么，但还是服从他、相信他。面对趾高气扬的毛泽东夫人江青，他们也一再忍让。但也有些人终于忍不住，与江青及中央文革 吵了起来。
 

陶铸的抗争

陶铸 调到中央 成为党政的第四把手 之后不久，就与江青发生了矛盾。那是在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前后，起因是国庆日见报的新闻照片问题。按照过去的规定，这组照片中必须有毛主席、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照片。现在刘少奇挨批了，这次新闻照片怎么发？新华社有关人员 请示主管宣传工作的常委陶铸，陶铸略作沉吟，决定：“按过去的规定办！”另外，陶铸在审查准备见报的一组照片时，又发现没有常委邓小平的镜头。原来，邓小平没有被照上。陶铸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新华社的人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说：“那好，就这么办。”于是，新华社人员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隐去，将邓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就这样见报了。这个“换头术”被江青知道后，大表不满，并派康生的妻子曹轶欧、陈伯达的妻子刘叔晏 到中宣部来工作。陶铸回家后，在家里的院子里急促踱步，闷不吭声。突然，从齿缝间蹦出一句话来：“这个婆娘！”

但事情还没有完。在中央的一个碰头会上，江青发难了。在会议尚未正式开始的时候，江青说 她在国庆新闻照片上 被排得“边远”了。陶铸望住周恩来，建议道：“江青同志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或是参加活动也有个名义。”江青一听，叫了起来：“你们碰到鬼了！”陶铸回过头去，看到江青盛怒的面孔。江青拍了拍沙发扶手 说：“我怎么能作这种事情！”（注：意思是副部长的官职远远太小了）厅里一片肃静。会议正式开始后，江青再次发难，说：“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是烈性子，顿时腮上突起了肉棱。他正要发作，但遇到周恩来的目光，只得松开咬紧的牙齿，低头喝了两口茶水，然后掀起眼帘，竭力用一种平和的语气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经看过？”江青说：“我看过了！”陶铸皱起眉头问：“既然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江青横蛮地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陶铸问：“不问动机目的，不问政治历史背景？”江青说：“至于历史问题么，那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也是国民党吗？”陶铸猛地瞪起眼，他本来嗓门就大，这时只听他吼道：“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1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江青脸孔涨红，手指陶铸，尖声叫喊道：“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陶铸一巴掌拍在茶几上，跳起身来说：“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陶铸被拉着坐下。江青却痴痴地睁着眼。突然，她流泪了，掏手绢擦泪。康生无动于衷地坐着，眯着眼睛。张春桥冷冷地盯着陶铸。陈伯达、姚文元走近江青，对江青俯耳劝说。到了这时，江青开始哭出声来。突然，她边哭边叫：“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的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周恩来只得宣布散会。陶铸起身就走，身后还响着江青的哭叫声。陶铸脸色阴沉地登上汽车，自言自语说：“让她这么个搞法，以后怎么得了？”陶铸对他的一个熟人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12月24日，在另一个中央碰头会上，江青质问陶铸：“为什么不许批斗余秋里、谷牧？谁作梗？”陶铸说：“是我不让斗。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订（注：余秋里、谷牧 当时在国务院主管生产）。”江青听后，说：“党内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铸！”陶铸说：“咎由自取，我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29日，毛泽东找陶铸谈话，说：“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室 接见湖北“专揪王任重造反团”，陶铸因有事没有出席。陈伯达对湖北造反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后，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洗刷不掉。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这时，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是的，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当天傍晚，北京的街头巷尾 便出现大量的传单、大字报、大标语，上写“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数千名红卫兵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晚9时，中南海西门外响起了“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地广播着陈伯达的讲话。同时，北京造反派的急电 发往全国各地。各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派也连夜刷出大标语：“北京急电——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周恩来知道后，打电话 要陶铸来西花厅一趟。周恩来对陶铸说：“江青他们讲话，我也是才知道。”陶铸问：“主席知道吗？”周恩来答：“不清楚。……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对主席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啊，是态度不好。’”最后，周恩来对陶铸说：“歇一歇，先不要工作了。”陶铸一怔，神情黯淡地离去。

1月7日，陈伯达去新华社讲话，说：“从陶铸接管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接管了新华社。这个新华社在他接管以后，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党的十一中全会相对立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刘、邓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人物，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凑在一起，硬要凑在一起，有好几次。……刚才有个同志递了条子才可笑哩，说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身体是陈毅同志的，头是邓小平的。（笑声）这么凑的！就是想各种办法要让他们操纵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发表的相片和电影，把刘、邓美化。这些事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性质？（众：反党！）由他们判断是不是呀？（群众呼口号：打倒陶铸！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当时问邓小平，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上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从此，对陶铸停发了中央文件，然后在他住处的政治局红机电话也被拆除，新增加了警卫，并限制了他的自由。

2月6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叶剑英、江青列席。毛泽东对陈伯达说：“对干部要豁达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们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陈伯达拿眼睛去瞟江青，江青低头不言语。几天后，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然后，毛泽东转脸看着江青说：“你这个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里只有你一个人。打倒陶铸，别人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注：指江青、陈伯达）干的！ ……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施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最后，毛泽东让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   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说有病请假，这样一来 靶子只剩陈伯达一人。张春桥说：“你陈伯达，一贯与主席闹独立，你是组长，中央文革情况你为什么不向主席报告？你就是独断专行！”姚文元说：“陈伯达的性质与江青同志不一样，陈伯达是路线问题，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风问题。”陈伯达掉眼泪。会后，陈伯达对人说：“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说明共产主义者是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   江青把陈伯达找来，训斥道：“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陈老夫子只得说：“我不自杀了，千万不要开除我的党籍！”

9月8日，中央电台全文播发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题为《评陶铸的两本书》。文章说：陶铸曾在（六十年代发表的）《太阳的光辉》一文中说“太阳本身有黑点”，姚文元的文章接着问道：“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文章又说：陶铸在谈到文艺创作时说“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姚文元的文章说，这是“暴露黑暗”论。很快，全国掀起了批判陶铸的高潮，“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京西宾馆风波

1967年2月1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 共同在京西宾馆 召开一个小型会议。会议由中央文革成员关峰主持，重点是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 对军队文革运动 领导不力。陈伯达首先发言，他说：“萧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的政治工作引导到了资产阶级的轨道上去了。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一路过‘三座门’（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的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敢进这个‘三座门’。……萧华你这个人骄傲自满，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请你参加，你一次都不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你是每次必到。你请四位老帅参加首都十万人大会，动员军事院校的师生离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声。你这种作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违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萧华听了，脸上一阵阵变色，站起来说：“让我申辩几句好不好？”陈伯达却说：“我们不愿意听你的讲话，要讲，到斗争你的大会上去讲吧。”听到这里，叶剑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注：由于用力过猛，后来发现他的小手指 骨裂了）。他愤怒地斥责陈伯达：“你陈伯达胡说！你凭什么对萧华横加指责？你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污蔑。你们已经把地方搞乱了，现在又想把军队也搞乱。你们这样搞究竟对谁有利？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顿时，会场上的气氛极为紧张。此时，身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 却说：“你萧华是有错误的，你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成了这个样子，影响了我们全军。”两位老帅 在萧华问题上的公开矛盾，使与会者不知所措，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会议不欢而散。

当天夜里，北京军区文工团的造反派 抄了萧华的家，抢走了他家中的文件、档案，本来还要揪走萧华，但萧华逃得快，从后院跳墙逃脱，跑到叶剑英家里，躲了起来。叶剑英非常生气，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表态说：“抓萧华、抄家和抢档案都是不对的。”毛泽东又马上找到江青，要江青亲自到萧华家里去处理这个问题。江青来到萧华的家里，对那些军队造反派说：“谁让你们来抄家的？是谁让你们来揪斗萧华的？还不赶快撤出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打倒萧华’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住。”江青这样一训，就把造反派训走了。

第二天上午7时半，杨成武在京西宾馆 召集大家继续开会。杨成武说，毛主席已经表示了态度，认为抓萧华、抄家、抢档案都是不对的。他又告诉大家，江青要他向大家宣布：泄露会议情况的是杨勇（注：一名上将），杨勇在前一天晚上散会以后，向北京军区文工团传达了陈伯达的讲话，因此杨勇对这件事情 要负责任。

开完会，叶剑英立即到林彪住地毛家湾，把江青、陈伯达最近一段时期 对军队的攻击 全部端给了林彪。听完叶剑英的汇报，林彪让秘书打电话，叫江青来一趟。下午3点，江青来到林彪家里。林彪一见到她，就怒火冲天，不等江青开口，就连珠炮一样的责问她：“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大骂萧华，鼓动抄家，抢挡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江青一直想插话，但插不进话。等林彪稍停，江青赶紧说:“林副主席，您请息怒，我说几句行吗？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我并没有参加会议，陈伯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林彪说:“中央文革是你说了算嘛！实际上是你把持着嘛！陈伯达出席军委会议你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你也不知道？不经过你的同意他敢随便讲？”林彪又连声叫警卫副官备车，说:“我们两个人，马上去见毛主席，把事情说清楚，是我的问题，我辞职，我不干了。”这时，林彪的妻子叶群走进了林彪的办公室。林彪大叫:“叶群，你来得好，我同江青闹翻了，我马上去见毛主席，提出辞职，我不干了。”叶群赶紧拦在他们两人中间，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叶群在林彪面前跪了下来，抱住林彪的腿不让他往外走。她劝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负着重担，在这种困难的时期不要闹意见，有话好好说。你们应当相互谅解，这么闹出去影响太大，对你们两人都不利，你们这么闹怎么得了。”叶群又劝江青说:“请江青同志不要见怪，林总脾气不大好，现在正在火头上，等他冷静下来，再好好商量，把问题讲清楚，现在不要急于解决问题，更不能到毛主席那里去，影响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江青接着对林彪说:“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句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萧华，抓萧华，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我可以检查。这件事情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等到江青说完，叶群又劝林彪:“江青同志已经接受了批评，向你表态了，就不要再闹了吧。”林彪终于不吭声了，坐到沙发上。叶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下来了。叶群又向江青说了许多好话，然后陪江青坐车 回钓鱼台去了。2月21日，林彪通知徐向前、叶剑英，请他们主持召集军委会议，并要他们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参加会议，传达毛主席对萧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并通知萧华本人参加会议。但当天晚上开会时，中央文革的成员只有关峰一人到会，其他成员都没有来。关峰代表中央文革 对萧华的问题做出解释，他说：“陈伯达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江青商量。”   徐向前接着问大家 还有什么意见。萧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大革命？”之后，与会者争着发言。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发言，严肃斥责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胡乱批评解放军，乱斗解放军的干部，要夺解放军的权，希望中央文革做出认真的检讨。关峰打断他的话说：“你这样说，是指责江青同志吗？你是反对江青同志吗？”徐向前有点紧张，他说：“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提嘛！不要指责江青同志嘛！江青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接着叶群也说：“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乱说。”这样一来，会议的气氛缓和了一些。大家继续发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稳定解放军的问题，不要把军队搞乱。
关峰回去以后 把会议的情况向陈伯达、江青、康生作了汇报。江青听后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徐向前知道后说：“既然是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他几次催促黄永胜写个检讨，由他转交中央文革。黄永胜跑去请示林彪。林彪说：“绝对不能写这个检讨，要坚决顶住，我去直接报告毛主席。”这样，黄永胜就没有写检讨。
此后，江青几次建议林彪：撤换徐向前的全军文革小组长的职务。林彪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又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林彪事后对吴法宪说：“谁当全军文革的小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那就让他名存实亡吧。”以后果然如此，徐向前下来以后，由杨成武代理了一个短时间，以后，杨成武随毛泽东出巡 去了好几个月，全军文革就名存实亡了。

萧华受到冲击之后，住进了西山。西山有很多独幢小楼，都属于军委，住着一些高级将领，包括聂荣臻等老帅。一天，萧华到聂荣臻家去串门，正巧聂帅不在家。他在一个房间里 单独遇到那里的一名女服务员，年轻漂亮。萧华按捺不住，立即把她强奸了。事后，这位女服务员向上级控告萧华，事情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1967年８月14日，毛泽东看到女服务员控告萧华的血书后说：“萧华啊萧华，萧华！你是扶不起的天子，扶不起的阿斗，稀泥抹不上篱笆墙啊！”８月23日，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纳（当时名为肖力，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在报社贴出大字报，指名批判萧华，萧华于是下台。但他只是下了台，并没有因强奸罪受到法律制裁。

大闹怀仁堂

中央政治局的碰头会，在刘少奇靠边站后 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碰头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通常，桌子的一边坐着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老干部，另一边坐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成员。这些老干部与中央文革成员之间 经常发生争论。

1967年2月11日又举行碰头会。谭震林走进会场 刚坐下，正好看见张春桥 挟了个皮包走进会场。谭震林一下站了起来，对着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怔了一下，然后回答说：“群众不答应啊！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厉声说：“什么‘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越说越激动：“蒯大富（注：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是什么人？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丑化我们党。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徐向前也怒不可遏，大力地拍着桌子，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反革命分子！”这时，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等人都已到场（江青称病在家，未出席会议），见到这个场面，当时都没有说话。谭震林继续质问张春桥：“听你说，上海科以上的干部全部被打倒了，我不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难道这些人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这时，陈伯达接口说：“这样做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谭震林站起来，说：“我早就看透了，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所有的老干部，改朝换代。找蒯大富那伙人，把老干部一个个都打倒。好多老同志，革命几十年，结果落得个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又说到另外一件事：“去年12月，我让农林部发一个通知，渔汛期间集中力量捕鱼，渔轮可暂时不回港参加运动。就这事，江青、陈伯达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连着逼我检查四次，说我镇压群众运动，破坏‘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从井冈山到现在，哪一天反对过毛主席？！”谢富治接口说：“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保过你的。”谭震林说：“我用不着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康生冷冷地说：“捕鱼的问题是主席点了头的，希望谭震林同志正确对待。”谭震林说：“我跟主席四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他越说越气，嗓门越来越大：“砍脑袋，开除党籍，你们随便吧，反正你们有生杀大权！”说完站起来，气愤地说：“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要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谭震林穿衣服，拿文件，准备离开会场，一边还在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见谭震林要走，就说：“谭老板（注：谭震林的外号）！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并愤慨地说：“虽然没有人选我为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这些家伙（注：指整老干部的人）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些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也挨整吗？现在又有人这么整老干部，我怀疑他们今后是不是也会搞资本主义！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吗？”这时，周恩来对谭震林说：“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许外传。”被周恩来指定做会议记录的谷牧，也没有把这些争论记录下来。

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林彪同志：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注：指江青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就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了少奇，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也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注：指揪斗时搞‘喷气式’，即双臂向后 再向上提起，头往前冲），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复说过要保的，无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行，因为这样太露骨了，又来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巨大损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他又亲自写好信封，交给机要秘书 立即送林彪办公室。林彪收到信后，派人把信送交毛泽东，并写了几句话：“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现将他的来信送上，请阅。   此致，敬礼。   林彪   十九日。”。毛泽东看后，批了“已阅”两字，把信退还给林彪。林彪将谭震林的信、他自己写的附言的抄件 都撕碎，丢在纸篓内。但他的秘书发现后，拼了起来，仍然归了档案。

谭震林等人大闹怀仁堂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回到钓鱼台。他们饭都顾不上吃，急忙整理了一份“怀仁堂会议记录”。他们把这份记录 报给称病在家的江青。他们认为，江青应会把这一重要情况 报告毛泽东。但江青却要他们 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电话，又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晚上10时，张春桥、姚文元、王力 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张春桥先扼要地汇报了要点。开始时，毛泽东似乎不感到意外，但当听到 陈毅的发言说到 延安整风运动整老干部、斯大林晚年把权交给赫鲁晓夫等问题时，毛泽东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但当晚他没有说什么。

两天后的晚上10时，毛泽东通知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等人 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

叶群到后，毛泽东先与她单独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叶群听后，目瞪口呆。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叶群当即表示，林彪就是死也要跟着毛主席，是永远忠于主席的。说着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老干部，现在全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干部都被打倒了，整了这么多人。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吗？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叶群再次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她一定会将主席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告林彪；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从此，叶群就与江青一样，一直出席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位夫人，从此直接参与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

人到齐后，会议开始。毛泽东脸色铁青，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他指着正在记录的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毛泽东继续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把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说话？”毛泽东最后说：“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请全体党员来解决！”毛泽东讲完，立即退场。

毛泽东走后，会议由周恩来主持，继续举行。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找陈毅谈话，李先念、谢富治找谭震林谈话，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找徐向前谈话，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召开“政治局生活批评会”，批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此后，连续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批评会；谭震林、陈毅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检讨。后来，这次大闹怀仁堂被称为“二月逆流”，说闹事的是：“三老（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四帅（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帮凶（余秋里、谷牧）”。 

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行批判以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正巧，被造反派们揪住的空军副司令王秉璋 这时放了出来。（注：前一段时间，王秉璋被押在汽车上 在北京市区转圈 游行示众，身体垮了。林彪得知后，就要叶群报告毛泽东说：七机部是重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就同意把王秉璋放了出来。）王秉璋被放出来之前，毛泽东让刘素媛（注：她是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女演员，曾多次被派去中央领导人的舞会伴舞，在文革中 以她为司令的群众组织 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转告叶群，要叶群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王秉璋通过吴法宪 转给毛泽东两个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了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评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后，把它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

1967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到他的住所开了一个“团结会”，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未被邀请。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拟订了一个参加“五一”劳动节 首都庆祝大会的领导人名单，这个名单里 有李富春等人。毛泽东批准后，第二天 李富春等人 全都上了天安门城楼。那个时侯，谁只要参加了重大活动、并且在报纸上露了面，就意味着是“站出来”了、“解放”了。   当晚，叶剑英在北京西山的住所，被数千名外地来北京串联的学生、军事科学院的造反派围困。这些人分乘七十多辆汽车，来到西山中央军委的驻地 安营扎寨，树起数十面红旗，日夜轮流 呼喊口号，要叶剑英出来 回答问题。林彪报告了毛泽东。5月3日，毛泽东委托黄永胜 代表他去西山。经过黄永胜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工作，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 才逐渐撤离西山。  

8月，经毛泽东提议，李先念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后来，又吸收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参加中央常委碰头会议。不过，这些老帅、副总理 虽然参加了会议，现在却极少发言了。   另外，毛泽东几次接见军队 团以上干部时，这些老干部都参加 接见，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较靠前。   接着，林彪向毛泽东建议：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 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说：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说已搞了一段时间了，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吴法宪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副总理的住处做工作，“解放”了他们。黄永胜、吴法宪先到叶剑英家，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李富春的家里，向工作人员宣布 毛泽东、林彪的指示。他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当陈毅知道他们来意后，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   毛泽东没有让黄永胜、吴法宪去谭震林的家。

【附注：一年多之后，中共准备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并为此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期间，在中央文革的一次碰头会议上，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向周恩来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而且还要批判朱德。他们的理由是，这样才好让他们过关，出席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周恩来要江青请示一下毛泽东。不久，江青请示回来说：“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够还可以多批几天。总之，要参与‘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认真的检讨。”于是，周恩来把那几位老帅、副总理 分别安排到全会的各个组里去。唯独谭震林，毛泽东不同意他参加会议。中央文革给各个小组提供了一些“炮弹”（批判用的材料）。这些“炮弹”里，不仅有这几位老干部在“二月逆流”中的“错误”，而且还有他们几十年来的“老帐”，包括井冈山时期、瑞金中央根据地时期、长征途中、延安时期、建国后等各个时期。   吴法宪在华北组说：“朱老总，你当了一辈子的总司令，实际上指挥打仗的是毛主席，真正的总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红司令。听说你在井冈山的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要把毛主席赶下台，你把这些情况说一说，也可以教育我们嘛！”朱德听了，并没有生气，只是说：“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吴法宪又批判李先念，说：“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没有保护老干部，就好像只有你要保护老干部，而毛主席不知道保护老干部似的。”   到了“九大”开幕前夕，康生向毛泽东书面提出：整理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记录，写成一个文件，发给九大代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支持这一建议，而林彪、周恩来、黄永胜、汪东兴等都不同意。毛泽东最后表示：“不要再批了。”这样才使这一问题告一段落。批判“二月逆流”，从1967年2月开始，到1969年4月才结束，前后批了两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