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復興記》主題節選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後後》（作者：茅民）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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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一些抗爭

中共中央高層的絕大多數人，搞不清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究竟想幹什麼，但還是服從他、相信他。面對趾高氣揚的毛澤東夫人江青，他們也一再忍讓。但也有些人終於忍不住，與江青及中央文革 吵了起來。
 

陶鑄的抗爭

陶鑄 調到中央 成為黨政的第四把手 之後不久，就與江青發生了矛盾。那是在1966年10月1日國慶節前後，起因是國慶日見報的新聞照片問題。按照過去的規定，這組照片中必須有毛主席、劉主席兩人在一起的照片。現在劉少奇挨批了，這次新聞照片怎麼發？新華社有關人員 請示主管宣傳工作的常委陶鑄，陶鑄略作沉吟，決定：“按過去的規定辦！”另外，陶鑄在審查準備見報的一組照片時，又發現沒有常委鄧小平的鏡頭。原來，鄧小平沒有被照上。陶鑄問：“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嗎？”新華社的人說：“可以做技術性處理。”陶鑄說：“那好，就這麼辦。”於是，新華社人員將一幀照片上的陳毅隱去，將鄧小平的照片移補過來，就這樣見報了。這個“換頭術”被江青知道後，大表不滿，並派康生的妻子曹軼歐、陳伯達的妻子劉叔晏 到中宣部來工作。陶鑄回家後，在家裡的院子裡急促踱步，悶不吭聲。突然，從齒縫間蹦出一句話來：“這個婆娘！”

但事情還沒有完。在中央的一個碰頭會上，江青發難了。在會議尚未正式開始的時候，江青說 她在國慶新聞照片上 被排得“邊遠”了。陶鑄望住周恩來，建議道：“江青同志在黨政機關沒有正式職務，不如讓她擔任文化部副部長，聯繫工作或是參加活動也有個名義。”江青一聽，叫了起來：“你們碰到鬼了！”陶鑄回過頭去，看到江青盛怒的面孔。江青拍了拍沙發扶手 說：“我怎麼能作這種事情！”（註：意思是副部長的官職遠遠太小了）廳里一片肅靜。會議正式開始後，江青再次發難，說：“陶鑄，你為什麼遲遲不去宣布吳傳啟為革命左派？”陶鑄是烈性子，頓時腮上突起了肉棱。他正要發作，但遇到周恩來的目光，只得鬆開咬緊的牙齒，低頭喝了兩口茶水，然後掀起眼帘，竭力用一種平和的語氣說：“吳傳啟的的確確是有問題的。他的材料你已經看過？”江青說：“我看過了！”陶鑄皺起眉頭問：“既然看過，我怎麼能去支持這樣一個人呢？”江青橫蠻地說：“只要是寫第一張大字報的，就必須承認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須支持他們！”陶鑄問：“不問動機目的，不問政治歷史背景？”江青說：“至於歷史問題麼，那有什麼了不起！你不也是國民黨嗎？”陶鑄猛地瞪起眼，他本來嗓門就大，這時只聽他吼道：“你知道我是什麼時候的國民黨員？我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員，是在國民黨軍隊集體參加國民黨的！那時毛主席也是國民黨！周總理也是國民黨！還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黨第1軍的黨代表！他們都是我的頂頭上司，我只是國民黨的一個小兵！還想怎麼着！你先讀讀歷史去！而吳傳啟是什麼性質的國民黨員？他的國民黨員能夠與我們的國民黨員混為一談嗎？”江青臉孔漲紅，手指陶鑄，尖聲叫喊道：“你給我去，到學部去，去支持吳傳啟，你非去不可！”陶鑄一巴掌拍在茶几上，跳起身來說：“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寬了。這是共產黨的組織，你什麼事情都要干涉！”陶鑄被拉着坐下。江青卻痴痴地睜着眼。突然，她流淚了，掏手絹擦淚。康生無動於衷地坐着，眯着眼睛。張春橋冷冷地盯着陶鑄。陳伯達、姚文元走近江青，對江青俯耳勸說。到了這時，江青開始哭出聲來。突然，她邊哭邊叫：“我這一輩子還沒受過這麼大的氣！你陶鑄想幹什麼？想壓迫我？你給我說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鎮壓我，你算什麼東西？你到底想幹什麼？”事情鬧到這步田地，周恩來只得宣布散會。陶鑄起身就走，身後還響着江青的哭叫聲。陶鑄臉色陰沉地登上汽車，自言自語說：“讓她這麼個搞法，以後怎麼得了？”陶鑄對他的一個熟人說：“你不知道，江青對我們，經常像訓孫子那樣的訓斥，總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讓人受不了！”

12月24日，在另一個中央碰頭會上，江青質問陶鑄：“為什麼不許批鬥余秋里、谷牧？誰作梗？”陶鑄說：“是我不讓斗。明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要訂（註：余秋里、谷牧 當時在國務院主管生產）。”江青聽後，說：“黨內最大保皇派就是你陶鑄！”陶鑄說：“咎由自取，我對我所做的一切負責。”29日，毛澤東找陶鑄談話，說：“江青這個人啊，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 在人民大會堂一個會議室 接見湖北“專揪王任重造反團”，陶鑄因有事沒有出席。陳伯達對湖北造反派說：“陶鑄同志到中央後，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同他是有關係的。他想洗刷這一點，但洗刷不掉。後來變本加厲！……他是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問題從來未跟我們商量過。（這時，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是的，他獨斷專行。他不但背着文化革命小組，而且背着中央。他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的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當天傍晚，北京的街頭巷尾 便出現大量的傳單、大字報、大標語，上寫“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數千名紅衛兵上街遊行，高呼“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晚9時，中南海西門外響起了“打倒陶鑄”的口號聲，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地廣播着陳伯達的講話。同時，北京造反派的急電 發往全國各地。各大城市的紅衛兵、造反派也連夜刷出大標語：“北京急電——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周恩來知道後，打電話 要陶鑄來西花廳一趟。周恩來對陶鑄說：“江青他們講話，我也是才知道。”陶鑄問：“主席知道嗎？”周恩來答：“不清楚。……不過昨天我去主席那裡，主席曾問我，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怎麼回事兒？我對主席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態度有些不好。主席說：‘啊，是態度不好。’”最後，周恩來對陶鑄說：“歇一歇，先不要工作了。”陶鑄一怔，神情黯淡地離去。

1月7日，陳伯達去新華社講話，說：“從陶鑄接管中共中央宣傳部以後，就接管了新華社。這個新華社在他接管以後，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黨的十一中全會相對立的一些照片，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劉、鄧為代表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些人物，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湊在一起，硬要湊在一起，有好幾次。……剛才有個同志遞了條子才可笑哩，說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身體是陳毅同志的，頭是鄧小平的。（笑聲）這麼湊的！就是想各種辦法要讓他們操縱新華社發表的消息，發表的相片和電影，把劉、鄧美化。這些事是什麼東西？是什麼性質？（眾：反黨！）由他們判斷是不是呀？（群眾呼口號：打倒陶鑄！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敬愛的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1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說：“陶鑄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不老實。當時問鄧小平，陶鑄怎麼樣？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行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上都有劉、鄧的照片，這是陶鑄安排的。”從此，對陶鑄停發了中央文件，然後在他住處的政治局紅機電話也被拆除，新增加了警衛，並限制了他的自由。

2月6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葉劍英、江青列席。毛澤東對陳伯達說：“對幹部要豁達一點。犯了錯誤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頭上來了，你們就不犯錯誤？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們打招呼，也沒有同林彪同志、總理打招呼。”陳伯達拿眼睛去瞟江青，江青低頭不言語。幾天后，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又說：“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找我。”然後，毛澤東轉臉看着江青說：“你這個江青，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你眼裡只有你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註：指江青、陳伯達）干的！ ……我看現在還同過去一樣，不向我報告，對我施行封鎖。總理除外，總理凡是重大問題都是向我報告的。文革小組代替了書記處，也是獨立王國，否認政治局常委存在。”最後，毛澤東讓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   14日，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江青說有病請假，這樣一來 靶子只剩陳伯達一人。張春橋說：“你陳伯達，一貫與主席鬧獨立，你是組長，中央文革情況你為什麼不向主席報告？你就是獨斷專行！”姚文元說：“陳伯達的性質與江青同志不一樣，陳伯達是路線問題，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風問題。”陳伯達掉眼淚。會後，陳伯達對人說：“查了書，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殺的，列寧還紀念他，說明共產主義者是可以自殺的。”他又說：“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   江青把陳伯達找來，訓斥道：“你給我自殺！自殺就開除你的黨籍，就是叛徒！”陳老夫子只得說：“我不自殺了，千萬不要開除我的黨籍！”

9月8日，中央電台全文播發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題為《評陶鑄的兩本書》。文章說：陶鑄曾在（六十年代發表的）《太陽的光輝》一文中說“太陽本身有黑點”，姚文元的文章接着問道：“這不是赤裸裸地咒罵我們的黨和偉大的領袖嗎？”文章又說：陶鑄在談到文藝創作時說“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壞的方面……要允許作品中寫缺點……不要給人家一個印象，似乎要歌頌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說得一下子好得很了。”姚文元的文章說，這是“暴露黑暗”論。很快，全國掀起了批判陶鑄的高潮，“打倒劉、鄧”的口號變成了“打倒劉、鄧、陶”。

京西賓館風波

1967年2月19日，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全軍文革 共同在京西賓館 召開一個小型會議。會議由中央文革成員關峰主持，重點是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蕭華 對軍隊文革運動 領導不力。陳伯達首先發言，他說：“蕭華是個資產階級政客，他把部隊的政治工作引導到了資產階級的軌道上去了。軍隊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軍隊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我一路過‘三座門’（註：軍委所在地）就有氣，那裡的官僚主義嚴重，政客風氣難聞，是個閻王殿。我們都不敢進這個‘三座門’。……蕭華你這個人驕傲自滿，看不起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請你參加，你一次都不來，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常委碰頭會議，你是每次必到。你請四位老帥參加首都十萬人大會，動員軍事院校的師生離京，都不通知中央文革一聲。你這種作法，就是和中央文革唱對台戲，就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就是違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蕭華聽了，臉上一陣陣變色，站起來說：“讓我申辯幾句好不好？”陳伯達卻說：“我們不願意聽你的講話，要講，到鬥爭你的大會上去講吧。”聽到這裡，葉劍英怒不可遏，猛力拍案而起（註：由於用力過猛，後來發現他的小手指 骨裂了）。他憤怒地斥責陳伯達：“你陳伯達胡說！你憑什麼對蕭華橫加指責？你這是對人民解放軍的污衊。你們已經把地方搞亂了，現在又想把軍隊也搞亂。你們這樣搞究竟對誰有利？你們究竟想幹什麼？”頓時，會場上的氣氛極為緊張。此時，身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 卻說：“你蕭華是有錯誤的，你把軍隊的政治工作搞成了這個樣子，影響了我們全軍。”兩位老帥 在蕭華問題上的公開矛盾，使與會者不知所措，整個會場鴉雀無聲。會議不歡而散。

當天夜裡，北京軍區文工團的造反派 抄了蕭華的家，搶走了他家中的文件、檔案，本來還要揪走蕭華，但蕭華逃得快，從後院跳牆逃脫，跑到葉劍英家裡，躲了起來。葉劍英非常生氣，立即打電話給毛澤東。毛澤東表態說：“抓蕭華、抄家和搶檔案都是不對的。”毛澤東又馬上找到江青，要江青親自到蕭華家裡去處理這個問題。江青來到蕭華的家裡，對那些軍隊造反派說：“誰讓你們來抄家的？是誰讓你們來揪斗蕭華的？還不趕快撤出去！天亮以前，一定要把‘打倒蕭華’的大字報全部覆蓋住。”江青這樣一訓，就把造反派訓走了。

第二天上午7時半，楊成武在京西賓館 召集大家繼續開會。楊成武說，毛主席已經表示了態度，認為抓蕭華、抄家、搶檔案都是不對的。他又告訴大家，江青要他向大家宣布：泄露會議情況的是楊勇（註：一名上將），楊勇在前一天晚上散會以後，向北京軍區文工團傳達了陳伯達的講話，因此楊勇對這件事情 要負責任。

開完會，葉劍英立即到林彪住地毛家灣，把江青、陳伯達最近一段時期 對軍隊的攻擊 全部端給了林彪。聽完葉劍英的匯報，林彪讓秘書打電話，叫江青來一趟。下午3點，江青來到林彪家裡。林彪一見到她，就怒火衝天，不等江青開口，就連珠炮一樣的責問她：“你們說解放軍已經走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已經被我們帶到了資產階級軌道上去了，有什麼根據？……解放軍是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是毛主席指揮的，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何解釋，你們這樣仇視軍隊，仇視軍委領導，我幹不了，不幹了！我辭職總可以吧。我要報告毛主席，你們不同我商量，大罵蕭華，鼓動抄家，搶擋案，這是為什麼？你們不通過軍委，就直接插手軍隊的工作，想搞掉總政，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嗎？我要找毛主席，請求毛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職務。”江青一直想插話，但插不進話。等林彪稍停，江青趕緊說:“林副主席，您請息怒，我說幾句行嗎？軍隊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我並沒有參加會議，陳伯達是組長，我是副組長，我沒有權力制止他的發言。”林彪說:“中央文革是你說了算嘛！實際上是你把持着嘛！陳伯達出席軍委會議你不知道？他要講什麼你也不知道？不經過你的同意他敢隨便講？”林彪又連聲叫警衛副官備車，說:“我們兩個人，馬上去見毛主席，把事情說清楚，是我的問題，我辭職，我不幹了。”這時，林彪的妻子葉群走進了林彪的辦公室。林彪大叫:“葉群，你來得好，我同江青鬧翻了，我馬上去見毛主席，提出辭職，我不幹了。”葉群趕緊攔在他們兩人中間，一面哭，一面苦苦哀求兩人不要吵。葉群在林彪面前跪了下來，抱住林彪的腿不讓他往外走。她勸道:“你和江青同志是老朋友，都肩負着重擔，在這種困難的時期不要鬧意見，有話好好說。你們應當相互諒解，這麼鬧出去影響太大，對你們兩人都不利，你們這麼鬧怎麼得了。”葉群又勸江青說:“請江青同志不要見怪，林總脾氣不大好，現在正在火頭上，等他冷靜下來，再好好商量，把問題講清楚，現在不要急於解決問題，更不能到毛主席那裡去，影響主席的休息，分散他老人家的精力。”江青接着對林彪說:“你是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我有錯誤，你可以批評我，你批評我，斥責我，甚至罵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裡去呢？那句話的確不是我說的，罵蕭華，抓蕭華，抄家都是不對的，絕對不是我支持的，我可以檢查。這件事情我已經報告了毛主席，是我錯了，我檢討。”等到江青說完，葉群又勸林彪:“江青同志已經接受了批評，向你表態了，就不要再鬧了吧。”林彪終於不吭聲了，坐到沙發上。葉群拉着江青的手也坐下來了。葉群又向江青說了許多好話，然後陪江青坐車 回釣魚臺去了。2月21日，林彪通知徐向前、葉劍英，請他們主持召集軍委會議，並要他們請中央文革的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參加會議，傳達毛主席對蕭華問題的處理意見，並通知蕭華本人參加會議。但當天晚上開會時，中央文革的成員只有關峰一人到會，其他成員都沒有來。關峰代表中央文革 對蕭華的問題做出解釋，他說：“陳伯達昨天晚上的講話，是因為開會之前喝了一點酒，糊裡糊塗亂說的，講了一些錯話，造成了不良後果。對此江青同志已經請示了毛主席，及時作了糾正。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的會議上已經批評了陳伯達，陳伯達作了檢討，他承認事前沒有和江青商量。”   徐向前接着問大家 還有什麼意見。蕭華第一個站起來發言說：“你們說我反對文化大革命，難道穩定軍隊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嗎？軍隊亂了又怎樣保衛祖國，保衛文化大革命？”之後，與會者爭着發言。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發言，嚴肅斥責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人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胡亂批評解放軍，亂鬥解放軍的幹部，要奪解放軍的權，希望中央文革做出認真的檢討。關峰打斷他的話說：“你這樣說，是指責江青同志嗎？你是反對江青同志嗎？”徐向前有點緊張，他說：“黃永勝是亂說的，有意見提嘛！不要指責江青同志嘛！江青同志是擁護毛主席的。”接着葉群也說：“江青同志，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能亂說。”這樣一來，會議的氣氛緩和了一些。大家繼續發言，要求中央文革注意穩定解放軍的問題，不要把軍隊搞亂。
關峰迴去以後 把會議的情況向陳伯達、江青、康生作了匯報。江青聽後說：“今天這個會議是個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我的會議，軍委文革組長徐向前召開這樣的會議，是鬥爭我們的。”   徐向前知道後說：“既然是黃永勝放的炮，那就由黃永勝來作檢討吧。”他幾次催促黃永勝寫個檢討，由他轉交中央文革。黃永勝跑去請示林彪。林彪說：“絕對不能寫這個檢討，要堅決頂住，我去直接報告毛主席。”這樣，黃永勝就沒有寫檢討。
此後，江青幾次建議林彪：撤換徐向前的全軍文革小組長的職務。林彪說：“徐帥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軍文革組長又是你們提出來的，如果連徐帥都不合適，那麼，在軍隊我也找不出合適的人選，就請你們再提一個吧。”林彪事後對吳法憲說：“誰當全軍文革的小組長，過不了多久，就會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換徐帥，全軍文革那就讓他名存實亡吧。”以後果然如此，徐向前下來以後，由楊成武代理了一個短時間，以後，楊成武隨毛澤東出巡 去了好幾個月，全軍文革就名存實亡了。

蕭華受到衝擊之後，住進了西山。西山有很多獨幢小樓，都屬於軍委，住着一些高級將領，包括聶榮臻等老帥。一天，蕭華到聶榮臻家去串門，正巧聶帥不在家。他在一個房間裡 單獨遇到那裡的一名女服務員，年輕漂亮。蕭華按捺不住，立即把她強姦了。事後，這位女服務員向上級控告蕭華，事情一直鬧到毛澤東那裡。1967年８月14日，毛澤東看到女服務員控告蕭華的血書後說：“蕭華啊蕭華，蕭華！你是扶不起的天子，扶不起的阿斗，稀泥抹不上籬笆牆啊！”８月23日，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當時名為肖力，任《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相當於總編輯）在報社貼出大字報，指名批判蕭華，蕭華於是下台。但他只是下了台，並沒有因強姦罪受到法律制裁。

大鬧懷仁堂

中央政治局的碰頭會，在劉少奇靠邊站後 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出席。碰頭會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通常，桌子的一邊坐着李富春、譚震林、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老幹部，另一邊坐着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力等中央文革成員。這些老幹部與中央文革成員之間 經常發生爭論。

1967年2月11日又舉行碰頭會。譚震林走進會場 剛坐下，正好看見張春橋 挾了個皮包走進會場。譚震林一下站了起來，對着張春橋劈頭就問：“陳丕顯同志從小參加革命，是紅小鬼。他有什麼問題？一些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讓他們來北京？”張春橋怔了一下，然後回答說：“群眾不答應啊！他來不來北京，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譚震林厲聲說：“什麼‘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呢！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譚震林越說越激動：“蒯大富（註：清華大學紅衛兵頭頭）是什麼人？就是個反革命！搞了個‘百丑圖’，醜化我們黨。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我們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的任何一次！”徐向前也怒不可遏，大力地拍着桌子，說：“蒯大富是個什麼東西，一個反革命分子！”這時，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等人都已到場（江青稱病在家，未出席會議），見到這個場面，當時都沒有說話。譚震林繼續質問張春橋：“聽你說，上海科以上的幹部全部被打倒了，我不知道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難道這些人都是叛徒、特務、走資派？”這時，陳伯達接口說：“這樣做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譚震林站起來，說：“我早就看透了，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所有的老幹部，改朝換代。找蒯大富那伙人，把老幹部一個個都打倒。好多老同志，革命幾十年，結果落得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譚震林又說到另外一件事：“去年12月，我讓農林部發一個通知，漁汛期間集中力量捕魚，漁輪可暫時不回港參加運動。就這事，江青、陳伯達就要把我整成反革命。連着逼我檢查四次，說我鎮壓群眾運動，破壞‘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你江青可以查查嘛，我從井岡山到現在，哪一天反對過毛主席？！”謝富治接口說：“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組還是保過你的。”譚震林說：“我用不着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康生冷冷地說：“捕魚的問題是主席點了頭的，希望譚震林同志正確對待。”譚震林說：“我跟主席四十多年了，從來沒有反對過他。照這樣，讓你們這些人干吧，我不幹了！不跟了！”他越說越氣，嗓門越來越大：“砍腦袋，開除黨籍，你們隨便吧，反正你們有生殺大權！”說完站起來，氣憤地說：“很難得參加中央會議，既然參加了我就要說幾句，我恨我為什麼活過65歲，使我看到現在這種亂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產黨搞成這個樣子。我後悔我為什麼跟着毛主席鬧革命。我不幹了！我以後還要上山打游擊去，我說話就算數。”譚震林穿衣服，拿文件，準備離開會場，一邊還在說：“讓你們這些人干，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陳毅見譚震林要走，就說：“譚老闆（註：譚震林的外號）！不要走，要跟他們鬥爭!”並憤慨地說：“雖然沒有人選我為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說話。這些傢伙（註：指整老幹部的人）上台，他們就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的時候，有些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兇，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也挨整嗎？現在又有人這麼整老幹部，我懷疑他們今後是不是也會搞資本主義！歷史證明了誰是反對毛主席的嘛！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給了赫魯曉夫，搞了修正主義嗎？”這時，周恩來對譚震林說：“回來！不許走。今天會議上講的話就到這個範圍為止，一個字不許外傳。”被周恩來指定做會議記錄的谷牧，也沒有把這些爭論記錄下來。

第二天，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林彪同志：昨天的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第一次是前天在電話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寫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不聽主席的指示，當着主席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註：指江青說過這樣的話）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衝口而出’。陶鑄、劉志堅、唐平鑄等等一系列人的錯誤批評過嗎？只批評了少奇，其他人都未批評。而且批評也為時很短，根本不給人改過的機會。老幹部、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住中南海的，幾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註：指揪斗時搞‘噴氣式’，即雙臂向後 再向上提起，頭往前衝），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譚啟龍、江華就是如此。我們黨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北京的群醜圖出籠後，上海、西安照辦。真正的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護。這些無人過問，他們有興趣的是打老幹部，只要你有一點過錯，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覆說過要保的，無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行，因為這樣太露骨了，又來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巨大損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他們能當政嗎？能接班嗎？我懷疑。   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都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斗下去，碰下去。請你放心，我不會自殺。”他又親自寫好信封，交給機要秘書 立即送林彪辦公室。林彪收到信後，派人把信送交毛澤東，並寫了幾句話：“主席：譚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識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現將他的來信送上，請閱。   此致，敬禮。   林彪   十九日。”。毛澤東看後，批了“已閱”兩字，把信退還給林彪。林彪將譚震林的信、他自己寫的附言的抄件 都撕碎，丟在紙簍內。但他的秘書發現後，拼了起來，仍然歸了檔案。

譚震林等人大鬧懷仁堂之後，張春橋、姚文元、王力回到釣魚臺。他們飯都顧不上吃，急忙整理了一份“懷仁堂會議記錄”。他們把這份記錄 報給稱病在家的江青。他們認為，江青應會把這一重要情況 報告毛澤東。但江青卻要他們 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她給毛澤東辦公室打電話，又寫了張紙條：“主席：張、姚有重要情況報告，盼速見。”晚上10時，張春橋、姚文元、王力 到毛澤東住處匯報。張春橋先扼要地匯報了要點。開始時，毛澤東似乎不感到意外，但當聽到 陳毅的發言說到 延安整風運動整老幹部、斯大林晚年把權交給赫魯曉夫等問題時，毛澤東的表情頓時嚴肅起來。但當晚他沒有說什麼。

兩天后的晚上10時，毛澤東通知周恩來、葉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等人 來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開會。

葉群到後，毛澤東先與她單獨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怒氣沖沖地說：“葉群，我準備帶你和林彪到南方去。”葉群聽後，目瞪口呆。毛澤東接着說：“陳毅、譚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先念他們幾個，都反對‘文化大革命’，不聽我的話，不跟我走了。他們討厭群眾運動，他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從根本上反對。我的決心是不會改變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們不跟我走，還有林彪和你，我就帶你們兩個到南方去。解放軍不跟我，我和你們到南方另外組織一支解放軍，重上井岡山，重新開始。”葉群當即表示，林彪就是死也要跟着毛主席，是永遠忠於主席的。說着說着，葉群就哭了起來。這樣一來，毛澤東又反過來安慰她說：“不要難過，你回去以後告訴林彪，說陳毅、譚震林他們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老幹部，現在全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老幹部都被打倒了，整了這麼多人。還說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不是要把所有的老幹部統統整光嗎？他們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動謬論。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一點好處也沒有，反而把全國搞亂了，現在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葉群再次表示：林彪是永遠忠於毛主席的，她一定會將主席的這些話完完全全地轉告林彪；主席請放心，要保重身體。這時，毛澤東問葉群：“林彪現在的身體怎麼樣？”葉群說：“林彪現在身體不好，所以不能常來參加會議。”毛澤東聽後說：“林彪同志身體不好，不能常來參加會議，一些情況不知道，也不行。這樣，今後的中央常委會議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由你來參加。你回去以後，再把會議的情況向林彪報告。”葉群聽了非常高興，馬上說：“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辦。”從此，葉群就與江青一樣，一直出席中央常委碰頭會議、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議。這兩位夫人，從此直接參與黨和國家的最高決策。

人到齊後，會議開始。毛澤東臉色鐵青，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小組，我就堅決反對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他指着正在記錄的葉群，說：“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定，有人要奪他的權，讓他做好準備。”毛澤東繼續說：“大鬧懷仁堂，就是要搞資本主義復辟，讓劉、鄧上台。我同林彪同志、葉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岡山打游擊。……把陳伯達、江青槍斃！康生充軍！中央文革小組改組，陳毅當組長，譚震林當副組長，余秋里當組員。再不夠，把王明、張國燾請回來。力量還不夠，請美國、蘇聯一塊來！……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說話？”毛澤東最後說：“這件事政治局要開會討論，一次不行開兩次，一個月不行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請全體黨員來解決！”毛澤東講完，立即退場。

毛澤東走後，會議由周恩來主持，繼續舉行。會議最後決定：由周恩來找陳毅談話，李先念、謝富治找譚震林談話，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找徐向前談話，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召開“政治局生活批評會”，批評譚震林、陳毅、徐向前。此後，連續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批評會；譚震林、陳毅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檢討。後來，這次大鬧懷仁堂被稱為“二月逆流”，說鬧事的是：“三老（譚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四帥（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幫凶（余秋里、谷牧）”。 

對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進行批判以後，毛澤東還是不放心。正巧，被造反派們揪住的空軍副司令王秉璋 這時放了出來。（註：前一段時間，王秉璋被押在汽車上 在北京市區轉圈 遊行示眾，身體垮了。林彪得知後，就要葉群報告毛澤東說：七機部是重要部門，把王秉璋搞掉了，就無法維持七機部的工作。毛澤東就同意把王秉璋放了出來。）王秉璋被放出來之前，毛澤東讓劉素媛（註：她是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的女演員，曾多次被派去中央領導人的舞會伴舞，在文革中 以她為司令的群眾組織 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轉告葉群，要葉群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帥們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帥們在幹些什麼，說了些什麼，並且直接向毛澤東匯報。   後來，王秉璋通過吳法憲 轉給毛澤東兩個報告。在這兩個報告中，王秉璋把他與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三位元帥，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一起散步，談了什麼都寫得清清楚楚。兩個報告都說：老帥們在受到批評以後，接受了教訓，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都有所轉變，一致認為這個運動搞得好，對“反修、防修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起很大的作用。   毛澤東看了這些報告後，把它批轉給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的人傳閱。

1967年4月30日晚上，毛澤東請周恩來、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等人到他的住所開了一個“團結會”，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未被邀請。   會議結束後，周恩來立即擬訂了一個參加“五一”勞動節 首都慶祝大會的領導人名單，這個名單裡 有李富春等人。毛澤東批准後，第二天 李富春等人 全都上了天安門城樓。那個時侯，誰只要參加了重大活動、並且在報紙上露了面，就意味着是“站出來”了、“解放”了。   當晚，葉劍英在北京西山的住所，被數千名外地來北京串聯的學生、軍事科學院的造反派圍困。這些人分乘七十多輛汽車，來到西山中央軍委的駐地 安營紮寨，樹起數十面紅旗，日夜輪流 呼喊口號，要葉劍英出來 回答問題。林彪報告了毛澤東。5月3日，毛澤東委託黃永勝 代表他去西山。經過黃永勝兩個多小時的說服工作，那些紅衛兵和造反派 才逐漸撤離西山。  

8月，經毛澤東提議，李先念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後來，又吸收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參加中央常委碰頭會議。不過，這些老帥、副總理 雖然參加了會議，現在卻極少發言了。   另外，毛澤東幾次接見軍隊 團以上幹部時，這些老幹部都參加 接見，而且位置的安排都比較靠前。   接着，林彪向毛澤東建議：停止老帥們家裡的黨支部 對他們的批判。林彪說：這種辦法不宜多搞，會把老帥們的身體搞壞了。毛澤東同意了林彪的意見，說已搞了一段時間了，應當適可而止了。於是，林彪就委託黃永勝、吳法憲代表毛澤東和他，去幾位老帥、副總理的住處做工作，“解放”了他們。黃永勝、吳法憲先到葉劍英家，然後依次到了聶榮臻、徐向前、李富春的家裡，向工作人員宣布 毛澤東、林彪的指示。他們最後到的是陳毅家，當時他正在聽收音機。當陳毅知道他們來意後，高興地說：“好、好。支部的同志說，我的檢討很好，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批判我了。現在有‘尚方寶劍’，更不怕批鬥了。”   毛澤東沒有讓黃永勝、吳法憲去譚震林的家。

【附註：一年多之後，中共準備舉行第九次代表大會，並為此先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會議期間，在中央文革的一次碰頭會議上，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突然向周恩來提出：要再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而且還要批判朱德。他們的理由是，這樣才好讓他們過關，出席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周恩來要江青請示一下毛澤東。不久，江青請示回來說：“毛主席已經批准了，可以批三天，如果不夠還可以多批幾天。總之，要參與‘二月逆流’的人作出認真的檢討。”於是，周恩來把那幾位老帥、副總理 分別安排到全會的各個組裡去。唯獨譚震林，毛澤東不同意他參加會議。中央文革給各個小組提供了一些“炮彈”（批判用的材料）。這些“炮彈”里，不僅有這幾位老幹部在“二月逆流”中的“錯誤”，而且還有他們幾十年來的“老帳”，包括井岡山時期、瑞金中央根據地時期、長征途中、延安時期、建國後等各個時期。   吳法憲在華北組說：“朱老總，你當了一輩子的總司令，實際上指揮打仗的是毛主席，真正的總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是紅司令。聽說你在井岡山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要把毛主席趕下台，你把這些情況說一說，也可以教育我們嘛！”朱德聽了，並沒有生氣，只是說：“我沒有反對毛主席。”吳法憲又批判李先念，說：“你認為文化大革命沒有保護老幹部，就好像只有你要保護老幹部，而毛主席不知道保護老幹部似的。”   到了“九大”開幕前夕，康生向毛澤東書面提出：整理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二月逆流”的記錄，寫成一個文件，發給九大代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支持這一建議，而林彪、周恩來、黃永勝、汪東興等都不同意。毛澤東最後表示：“不要再批了。”這樣才使這一問題告一段落。批判“二月逆流”，從1967年2月開始，到1969年4月才結束，前後批了兩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