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這類警句，我們小時候都念過的，這便是因果觀念。

佛說：“縱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但是這因果觀念，全是由佛教傳來的嗎？

不是！中國固有的上古文化，也早已有了，《易經》上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正是因果觀念的明顯表示。由這種因果觀念的推演，發展出中國幾千年來一貫的教育目標，教人如何做一好人，做一完人。

然而時代不同，現在這種良好的教育目標幾乎已喪失殆盡，學校教育只注重知識和生活技能的傳授，遲早要出問題的。

不管你是皇帝也好，乞丐也好；或者挑蔥賣蒜作小生意，開銀行，辦貿易公司，做大買賣，那都是職業不同，無論你作什麼，人都要學做人。

我常常跟一些從政的朋友講，不要說做官難，把人做好了，做官自然容易。上台做官要做人，下台一鞠躬也要做人。做人別做絕了，做絕了不會有好下場。

中國人的教育，一向是為了達成完善的人格道德標準，這個標準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因果觀念相通，也和孝道思想同流。

而佛教的許多理念，尤其菩薩道的提倡，無不是從此種因果觀念和孝道思想立論，擴而充之，神而明之，而臻於淋漓盡致的地步。

佛教講因果涵蓋三生，每一個人自己的前生、今生、來生，由此形成一條無窮盡的橫線，和中國儒家因果所講的祖先、父母、我、後代兒孫的豎線，又交叉成一十字架。

其實，依據因果輪迴，角色變易的道理來看，自己的前生、今生、來生同自己的上一代、這一代、下一代，二條因果線往往是彼此重疊，一而二，二而一的。

所以中國民間長久以來，充滿了三生因果，七世夫妻，乃至世世互為兄弟，互為夫妻的傳奇故事，所在都有。所謂一切皆由因果、因緣而來，善因善果，惡因惡果，隨人自取。

“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怨不得人。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這是中國文化四句話的原則，大家要特別注意的，我們中國文化，東方文化，最喜歡講因果報應。

如果過去沒有研究過《易經》，都以為這是佛家的思想，來自印度的，事實上中國、印度、東方文化都建立在因果報應基礎上。

由此我們了解，中國過去五千年文化思想的教育、政治、道德等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因果基礎上，所以大家都怕不好的報應，乃至做官的人，要為子孫培養後福，都是怕因果。

佛家的因果，是講本身的三世，即前生、現在及後世。中國儒家的因果講祖宗、本身、子孫三代，就是根據《易經》這裡來的。

這也是一個歷史哲學問題，尤其這幾句話，我們都曉得用，知道是孔子的話，這是中國文化幾千年來不變的，現在當然社會道德已變動了。

但是據我個人仔細靜靜的觀察研究，我們中國人年輕一代儘管怎麼變，這個觀念還是有，這是我們民族血統中的觀念。

我們要注意“餘慶”“餘殃”的“余”字，余是剩下來的，余是有變化的，並不是一定本身就報，這是中國人對因果報應的定理，中國文化一切都建立在這因果報應上。

由此看來，劉備在臨死的時候，吩咐他兒子兩句話：“毋以善小而不為，毋以惡小而為之。”

以劉備這樣一位裊雄，對自己的兒子作這樣的教育，都是從中國舊文化來的觀念。我們看歷史傳記，常常提到某某人的上代，做了如何如何的好事，所以某某人有此好結果。

將來中西文化匯合以後如何演變？還不知道。現在據我所知，最近在美國，宗教的活動，自哈佛大學開始，已經變了，提出“宗教一家”的口號，主張宗教不能分家。

其次，美國的一般學者、知識青年，也非常相信三世因果，所以中國人的家庭教育要注意，尤其現在為父母的人，教育下一代，為了國家民族文化，這個觀念還是絕對不可變的。

下面孔子對於這個觀念作了演繹，從此，也可以知道孔子為什麼作《春秋》，寫歷史，歷史的法則就在這裡。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春秋戰國的時候，孔子看到社會多麼亂，孔子看見當時不孝不仁的人太多了，所以提倡孝、提倡仁。

社會文化，像人吃的藥一樣，哪一種病流行，就倡用醫哪一種病的藥，假如這兩天感冒流行，藥店的感冒藥就賣得多。大學裡開課，社會需要什麼人才，學校就開什麼課程，教育就是這麼個道理。

所以我們看了四書五經很傷感，可見中國這個民族，可怕的一面是不孝、不仁、不義的太多，所以孔子提倡仁呀！義呀！孝呀！到了幾千年來，有幾個真孝、真仁、真義的？

孔子這裡就講出了這另一面：“臣弒其君”，部下叛變幹了主管的，“子弒其父”，兒子殺父親的，春秋戰國這類例子太多了，尤其是利害之間，兄弟妹妹之間，都是殺、搶。

“非一朝一夕之故”，不是突變來的，一個社會文化演變不是突然而來的。“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漸進的，也是《易經》的法則，一爻一爻，慢慢變來的。

根據《易經》孔子這個道理，我們看近六十多年的歷史，乃至推到近百年歷史，或遠推到清朝中葉，十九世紀開始，我們的社會一步一步演變到今天。

對於今天的這個社會現象，有許多人看不慣，很難過，我覺得沒有什麼，這都是漸漸來的，不要怕，有時一個變動就變好了。

“其道窮也”，現在已經差不多到這地步了，非回頭不可。“由辯之不早辯也”，這是辯論的辯，也是辨別的辨，在家庭教育來講，就是對一個孩子變壞，沒有早看清楚。

以歷史來講，就是不好好領導，不早辨別清楚，所以發生動亂，這也是講歷史哲學，也是社會史，也是文化發展史。譬如中國文化，為什麼發展到現在一直要提倡自然科學？

“其所由來者漸矣”，也是慢慢變來的，不要以為現在這個科學時代已到了頂點，但還是要變的，當然還有更新的科學時代出來。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學了《易經》，腳踏在地上發現降霜了，就知道冷天快要來了。

到了春天，立春以後，氣候一暖，夏天的衣服也要準備拿出來了，都有前因後果，這是中國文化主要的精神所在。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這是孔子儒家的思想，把《易經》天文的法則拿來講人事，做人修養的道理。

所謂直就代表正，方代表義。中國人看相，以這個原則也蠻通的，說人的臉型，長的主仁，方的主義。

“君子敬以直內”，內心修養絕對公正，自己內心得直，沒有彎曲，不在肚子裡耍鬼。

“義以方外”，對外面，對人對事，一言為定，到處合宜，言而有信，規規矩矩，所以“敬義立而德不孤”，不要怕寂寞，不要怕倒媚，自然有自己的道理。“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一個人只要有直、方、大三個字，公正、義氣、仁愛，內方外圓，胸襟偉大，像大地一樣，包涵一切，“則不疑其所行也”，天下人同心一德了。

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做事要特別小心謹慎，凡事是有因果報應的。

怎麼出去，就怎樣回來；如何待人，人也將如何待你。中國文化處處講因果，這因果的觀念並不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開始確立，之前已經普遍被社會應用在語言文字上。

我們的《易經》老早就有這種思想，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至於“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同樣是因果報應的觀念，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之一，也是政治領導人的最高領導原則。

在政治上，我們看歷史的演變，就是因果報應。我們如果從因果中去看歷史，可以發現許多很奇妙的事情。

古今中外都逃不開這個因果律。我們中國的歷史，每一朝代都是如此。

怎麼來的江山，也將怎麼樣的失去；怎麼樣取得的政權，也是怎麼樣的交出去。仔細研究外國的史實，又何嘗逃過此一法則。

所以國家也好，個人的事業也好，都是怎麼起來，也是怎樣下去。經過時間的證明，長期觀之，可以說是必然律的回互，並非偶然如此的。

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

人類文化思想包涵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等等，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

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詞，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

而說“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最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

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道德因果律，也是告訴人們以積善的因，可以得到餘慶的果。

相反地，積不善因，便得餘殃之果。所以，積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