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司徒雷登”（作者不詳）

半個世紀前，1962年9月19日，已經半身不遂的司徒雷登，悄無聲息地在美國首府華盛頓離開人世，幾乎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關注。隔着一個太平洋的中國，許多年輕人在課堂上不斷聽到他的名字，他幾乎成為那個年代裡中國人最熟悉的美國人。

然而這份熟悉卻帶着濃濃的偏見。毛澤東1949年在新華社發表的《別了，司徒雷登》入選中學語文課本，作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他在一代代學生的腦海中就這樣被定型了。一九六七年版《毛澤東選集》對此文還有一條注釋說，“他一向是美國對華文化侵略的忠實執行者。”

殊不知，同樣選入中學語文課本的聞一多的《最後一篇演講》，原文中有這麼一段話：“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就如一個中國的留學生一樣，從前在北平時，也常見面。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轉變。”奇怪的是，這段文字總被無情刪除，不見天日。

但總有熱愛真相的人們。二OO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在杭州半山安賢陵園文星苑，美國駐華大使和杭州市副市長均出席安葬儀式。六十年來關於他的爭議也該塵埃落定，該還世人一個真實的司徒雷登了。顯然，《別了，司徒雷登》一文說司徒雷登“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是不公平的。對於一個在中國生活了五十六年，創辦了著名的燕京大學，又留下遺囑願埋骨中國的人來說，這份愛要怎樣假裝出來呢？

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無法理解這份愛。他怎麼可能愛得那麼痴情，那麼愚蠢，那麼義無反顧？

無緣無故的愛

司徒雷登在自傳《在華五十年》開篇即寫：“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與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晚年長期照顧司徒的傅涇波及其女兒傅海瀾回憶，這位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着中國的方向，身在美國心卻盼着回中國。在他心底，他仍執拗地以中國為家，哪怕這個國家如此深地誤解着他甚至傷害着他。他精心地保存着所有跟中國有關的物件，臥室牆壁上四處掛着燕京大學的照片。

他的父母是來杭州的傳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長到十一歲，牙牙學語之時即操杭音，能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到河坊街王潤興飯莊吃飯，會對夥計說：“件兒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多放胡椒，要燒得入味；響鈴兒要熬稍！”後來他還學會了南京話、蘇州話和上海話。

一八八七年他回到美國，一八九三年考入漢普頓悉尼學院。一八九六年他大學畢業，到母校潘托普斯學校當拉丁文和希臘文教師。一八九九年入弗吉尼亞協和神學院讀神學。他在自傳中回憶，在第二個學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國的召喚。他厭惡到中國，不願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廟會上給那些懶散、好奇的人群大聲布道；幾乎白送一樣地向人推銷宗教小冊子，卻被當地老百姓戲弄；要忍受人生的種種煩惱和困苦；也沒有機會搞學術研究，過着一種現代遁世隱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為了別人肯犧牲自己的神，由此他無法面對內心的拷問。他徹夜反省自己是否願意拋棄物質因素和人生種種享受而為了信仰的無上價值而犧牲。

最終，他決定以一生來回應這份召喚，於是才有了後來四十五年之久在中國的經歷。

這份超凡脫俗到無緣無故的愛，直到今天我們還感到陌生。六年前，我到貴州凱里採訪一對夫婦，他們放棄在美國的綠卡，跑到偏遠的凱里長期住在那兒，從海外募捐資金幫助那些上不起學的苗族孩子，讓他們不至於輟學。我住了一周，看到他們幫助了幾十個孩子，有的孩子到廣州去當乞丐，被他們找回來繼續上學。這些善舉得不到當地政府的理解，後來他們被勸退了。面對我的提問，那對夫婦回答：“沒有別的原因，基督信仰讓我們不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

服侍燕京大學的首任校長

燕京大學的校訓：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校訓取自《聖經》裡耶穌的兩句話，“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這是我見過的最深邃美麗的校訓。這一校訓對燕大學生影響深遠，司徒雷登自豪地說，他所知道的大學校訓沒有哪一個像這個一樣對學生產生這麼重大而有力的影響。

關鍵是燕大的首任校長和校務長就是這樣的人。一九O四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國，一九O七年協辦育英書院和之江學堂。一九O八年遷居南京金陵神學院任希臘文教授。一九O二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長老會委派來杭州之江大學任教。一九一九年五月，司徒雷登受聘成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學校長。

他多方結識中國政要和美國富人，並在美國各界為燕大籌款。他用不到十年時間，便把一個幾乎一無所有的爛攤子，辦成一所聞名世界的綜合性大學，獲得哈佛大學的認可，兩者還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燕大教師包括吳雷川、周作人、張東蓀、馮友蘭、俞平伯、謝冰心、錢穆、顧頡剛、錢玄同、趙紫宸、陳垣、埃德加·斯諾等，可謂群英薈萃。

一九二二年，他又為燕大找到清華園對面未名湖畔的新址。為了新校舍，這位司徒校務長披荊斬棘，聘請美國著名設計師墨菲按中國文化理念設計建築，建成了當時中西合璧的美麗的燕園。

到一九三七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達二百五十萬美元。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燕大總預算為三·五萬美元，有百分之八十七來自教會捐助。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預算為二十一·五萬美元，教會捐助達百分之十四以上，美國私人捐贈為百分之五十五。

燕大有錢，但司徒雷登本人卻沒錢。他很少買衣服，襪子和內衣上都是補丁，哪怕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當過駐華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無任何積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涇波家中，在美國連立錐之地都沒有。

據統計，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二年，燕大辦學僅三十三年，註冊的學生達九千九百八十八名，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四十二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十一人，各學科帶頭人超過一百人。“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燕大新聞系畢業生。“二戰”結束，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派出的三位記者均出自燕大。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二十一人集中了當時中國的精英，其中燕大畢業者竟達七人之多。

無處埋骨

燕大今日早已併入北大。燕大舊址仍有北大最美麗的塔光湖影，卻尋不見一丁點兒對司徒雷登的紀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就成了社區體育活動場所，他的臨湖軒住所已成會客室。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司徒雷登留下遺囑，裡邊提到，“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為鄰；我並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一九六二年，司徒雷登逝世，傅涇波一九七三和一九八四年兩次訪問北京，均向有關當局提出將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園之事。傅涇波在一九八六年還為此事請中國駐美大使遞信給鄧小平。

一九八六年六月，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王學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學校長名義安葬於臨湖軒。“不料。一群‘馬列主義老太太’聯名反對，事情不得不擱置。”燕大校友王百強回憶，有人聯名上書反對安葬。

據《司徒雷登與西湖》和《走近司徒雷登》兩書作者沈建中介紹，為首的上書者，正是司徒雷登當年一位秘書的遺孀。反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司徒雷登是毛主席點名批評的人。於是，一九八七年四月，中美駐美使館正式通知傅涇波，此事因故暫緩辦理。一九八八年，傅涇波帶着遺憾在美國病逝，去世前還在念叨此事。

畢業於燕大政治系的林孟熹二OO一年四月在新華出版社出版《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一書，在附錄中他呼籲：“過去的燕園曾經培育出無數英才，其中不乏蜚譽國際的大師級人物，如今的燕園更成為中國首席高等學府北京大學所在地。但是這位燕園的策劃者司徒雷登的骨灰，至今仍在大洋彼岸寂寞淒冷地等待着，何時才能重新回到他一手策劃經營並曾譽滿全球的美麗燕園與他的愛妻長相廝守？”

時光流轉，在無限期的“暫緩辦理”之中，國人逐漸重新認識傳教士“帶着愛來中國”和“用生命愛中國”的情懷，重新對他們的貢獻高度肯定；也有人重新反思司徒雷登的大使生涯：他的和平、民主謀求和理想主義精神及處處為中國爭取美國貸款的義舉並建議蔣介石退休的提議……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司徒雷登仍不能入土為安。

於是，傅涇波後人開始考慮讓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不僅沒有拒絕，反而積極歡迎司徒雷登的歸來。沈建中更是出書贊成，他在《司徒雷登與西湖》中認為司徒出生在杭州，會講一口杭州話，又是杭州的榮譽公民，家庭成員中，父母和兩個弟弟均葬在西湖之濱，耶穌堂弄又有他的故居和講過道的天水堂。因此，若不能回葬燕園，杭州當是首選。此書出版次年，司徒雷登安葬於杭。有燕大校友感慨說：“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報

究其實，這並非僅只一安葬問題，許多到中國的傳教士都有這樣的心志：要死在中國。“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這樣的心志，同樣是我們感到陌生的。愛，就是要花時間經營，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試想，若沒有這份愛，司徒雷登怎會在日本人占領北京後還堅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監獄中坐牢三年半？當時並不是有國難回，司徒雷登卻自己選擇守在戰火頻仍的中國，跟中國人一起受苦。

今天，中國終於有勇氣憑良心說話，承認自己對不起司徒雷登，對不起這位為中國活了一輩子的美國人。國人常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但面對人家的“湧泉”之恩，我們“滴水”回報也沒有，到現在還在猜疑他辦學的動機，還有人抱着他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象徵”的觀點不放。新中國成立前後，我們一邊倒要反美擁蘇，於是只好對司徒雷登坐等解放軍進南京、積極奔走直到一九四九年八月二日才乘飛機離開中國的舉動視而不見。

既然燕園已無司徒雷登，我決定還是去杭州尋覓一下司徒雷登的蹤跡，也憑弔這位甘願死在中國的“好人”——這是燕大校友們給他的評價。

跟幾年前比，杭州堵車嚴重多了。七彎八繞才找到那條叫“耶穌堂弄”的小巷，不管從中山北路這邊還是銀泰百貨那邊進去，很快就能看到司徒雷登的塑像，上邊說他是傳教士和外交官，有意抑或無意遺忘了他更是一位教育家。在中國，他貢獻最大的還是教育。

他原來的故居占地四千一百三十八畝，他就出生在這兒，現在只剩下一座二百三十多平方米的中西結合的二層小樓，裡邊有司徒雷登一九四六年獲贈的杭州市“榮譽公民”的金鑰匙。還有許多友人在他過生日時贈送的字畫，以及國民政府的褒獎令等等。

其實，原來的住宅早被拆掉了，這一座小樓是復建的。二OO一年，杭州市文物部門以二百四十萬元購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產權，頂着壓力修復故居。修復後的住宅為二層，頂為人字屋架，四面坡屋頂，上覆小青瓦，倒也別致。只是牆上配着一幅天主教聖母的畫，顯然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識。

司徒雷登墓在杭城東北郊安賢陵園，這裡蒼松翠柏，流水潺潺，飛瀑四濺，風景宜人。墓碑上簡簡單單寫着他的中英文名字和生卒年月，還有“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字樣。不過，黑色碑石上倒是刻印着一張司徒雷登微笑着的照片。他的眼睛凝望着，他說他相信永恆，相信靈魂不朽，從那不朽的岸邊，他回望到這塊他回不來但最終還是回來了的土地。

他晚年極鍾愛這首詩：“我要這樣地死去／漫漫時日使命已履／已得酬報的我心中有一隻歲暮百靈在歌唱／讓我皈依那寧靜西方／像日落，死得燦爛、安詳。”

從杭州回南京的車上，在吵雜的車廂中，我還在回想他那釋然眼神和燦爛笑靨。付出者在付出中已得酬報，有憾，但無悔，因他不是為了果效，而是為了心中那不滅的信念和偉大的愛。從一八七六年到現在，一百多年過去了，那份愛還在激盪，讓人終還是無法揮手道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