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走進了四中。我和一千八百名男生一起，站在寬闊的操場上，傾聽新任校長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這一天陽光燦爛。這位女校長嗓音宏大，講起來喜歡一問眾答，往往發問的聲音未落，回答的聲音已起，氣勢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的軍旅詩來形容了。

四中地處北京西城，距正門不遠就是有名的西什庫天主教堂；後門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兩邊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長安大道。在我進校時，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歷史，一向以教育的質量聞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學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於進入高校的勝券已經在握，因此，這座學校成了男生競爭的目標，就是很自然的事。同樣自然的是，勝者之中相當一部分是黨政軍高級官員的子弟，更有一些是元勛之後。在我的班級里，政府副部長以上幹部的子弟占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不用說職位稍低的了。新任校長頭髮已經花白，論資歷可以做到大學校長，她的出任在很大程度上是來照看“我們自己的孩子”的。雖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讀的平民子弟，但幹部子弟由於其數量和影響，不能不主導了當時的校風。

在我記憶很深的同學中間，F是其中的一個。他是在開學典禮這一天遲到的唯一一人，他的父親就是當時的政治局委員。F的個子很高大，衣着隨便，騎一輛“飛鴿牌”自行車，決不愛護，車身斑痕累累，騎起來卻飛快。他有一張因為打球常常出汗的臉，不洗；和一隻吊在屁股後頭同樣很髒不洗的大書包。只有老師在課堂上提問的時候，他才表現出謙讓和沉默的品德，其他的時間永遠在大說，大笑。

我和F不僅是同學，還是少年業餘體校的籃球隊友，處得久了，就喜歡他。他很驕縱，可不橫，魯莽起來還是很天真；算計人－－不會，對朋友也很慷慨。每次練完球餓了，大家想吃烤紅薯又沒錢時，總是F負了總責，也並不要人道謝。他愛捉弄別人也常常被別人捉弄了去，不管是誰，總是哈哈一笑，決不介意。他在同學中，外號就叫“F傻子”，很對。“傻子”笑口常開，快樂着，可他以後的遭遇卻讓他不容易再笑起來。

同我和F都比較近的是張曉翔。或許因為是將門之後，他有武夫的赳赳身材，背稍駝，走如風。兩道濃眉在結束時各自擰成一個向上的旋兒，一張臉就頓時精彩起來。他的眼鏡常常掉下來，愛從鏡片上邊看人，窘迫時又連忙推上去，讓皺着的鼻子托住它。他力氣很大，也愛炫耀，往往乘人不備，突然用力捏住別人的手，嘴裡呵呵怪笑着，直到對方慢慢討饒才罷。得勝了，就搓着雙手，一臉得意。有一次他終於遇到一個厲害的，高聲叫罵，張曉翔立刻張惶失措，一面飛快地推着眼鏡，一面抓住身邊所有的人拼命解釋。有人指出他應該道歉，他仰頭憤怒地想了想，終於說：我道歉。還有一次，有同學故意藏起他的眼鏡，讓他有力地捏住了一位年輕女教師的手……曉翔是同學中最有禮貌的一個，見到別人的父母總是微弓了腰，恭敬地叫一聲“叔叔”或“阿姨”。他是我母親非常喜愛的孩子。曉翔好讀，《非洲內幕》、《第三帝國的興亡》，都是他最先借給我讀的。如果他還活着，寫東西會是好手。

同學中我最欣賞的，是G。他體態俊拔，行動矯健，舉止瀟灑而不自知，是頑童中的翩翩美少年。他的雙頰幼時鮮艷如玫瑰，通常沉默，一笑很燦爛。傾聽別人時，眼神專注，頭稍側，令人想起鶴一樣的孤潔。人謙退溫文，從不談論自己。越到成年，越加安靜從容。也許因為他天性冷靜恬淡，看世界如棋局，勝負都可以付諸一笑，所以在男女的事情上也是有風流的本錢而無風流的行狀。他日後刻苦攻讀，以醫學研究為終生的堅守，是最恰當的選擇。一旦了解他家在“文革”中的變故，就更能理解他選擇醫學而遠避政治哀痛的隱衷。以他的資質高潔，任何寬容的社會都應該有他遺世獨立的空間，但他偏偏不能不置身事中，可想他的憎惡與無奈。在眾多的幹部子弟中，他是少數的自知者之一。

戰爭中，免不了生死之間的悲壯故事。特別在掌權之後，戰爭的參加者大都身居高位。這使得他們的子弟在光榮與權力兩方面都得到相當的滿足，產生了極大的優越感。他們大多為父輩的業績感到驕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為血統高貴，思想純潔，堪當國家大任，熱烈地嚮往輝煌的業績。他們的性格大多傲慢、偏執、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時又極天真。因對社會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過度理想化，終日耽於革命的夢想而並不知革命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熱誠鼓吹無知。在生活中很難成為與人為善的朋友，甚至處處樹敵。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出生的少年，在他們太年輕而又沒有機會進行痛苦比較的時候，事實上沒有選擇別種思想的可能，他們的行為正是他們僅僅所能做的。另一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上個人自由的定義就是相當狹小的社會裡，他們的榮辱得失都與他們的家庭有關，這使得他們本身的命運帶有“前緣已定”的宿命味道，而無法逃脫。在這個意義上，我又為他們中間那些真正志向高遠而終於不得伸展的人感到惋惜。我的三位同學就是好例子。但在當時，這支朝氣勃勃、盲目自負、深具挑釁性的危險力量，正是時勢所需要的。他們的使命是破壞。而要完成這個使命，他們尚需三個條件：忠誠、反叛和仇恨。

一九六五年，“個人崇拜”在中國已經存在，在大、中學校園中尤其如此。我還記得，當大型歌舞劇《東方紅》大幕拉開時，數百名手持金葵花的藍裙少女組成海浪的造型，抬頭仰望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澤東的形象。歷時三小時的演出結束時，人民大會堂中的上萬觀眾歡聲如雷。

但在當時的青年學生當中，忠誠於毛主席更表現為對毛澤東青年時代的直接效法。毛澤東少有大志。他青少年時期的活動可以用“讀書”和“行走”來概括。

在四中的校園裡就行走着大批這樣的學子。他們大都剃着平頭，腋下夾着書本，衣着非常樸素。衣服還新的時候就打了補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襪子，布鞋被腳趾頂開了一個洞也不去修補。一到黃昏，校園中就布滿了三三兩兩的人群，或者圍着體育場奔跑，或者在夕陽下大聲辯論，往往爭到面紅耳赤而各不相讓。他們中間有的能整段地背誦馬克思、列寧的原著，開口便引經據典，以利雄辯。每逢暴雨，在水天空濛之間總會看到奔跑呼號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響之際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鋁製的飯盒盛了簡單的食物，邊吃邊談，服色飲食都很難看出等級的差別。

作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我們從小就被告知，愛是有階級性的，階級，是區分愛與恨的最終界限。血族親愛關係也不例外。愛領袖，愛黨，愛自己人。但是，在階級社會中，“自己人”是一個變量，所以，昨愛今仇的事常常發生，唯一不變的是對領袖的愛。既然愛是暫時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麼恨就是長期的、全面的、普遍的。愛是毒藥，愛情是墮落，人性是虛偽。仇恨代表正義崇高和安全感。在一個人口眾多而格外擁擠的國度里，以仇恨作為火炬而加以傳遞，其結果就不難設想。在孩子們中間也是如此。我親眼看見兩個同學因發生爭執而就要動武的當口，其中一個大喊：你這是階級報復！而另一個立刻泄了勁。這句咒語般靈驗的話出自一位將軍兒子之口，而另一位的父親則是非黨的教授。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一柄鍛煉了忠誠、反叛和仇恨的劍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鑄成，劍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軀，離它飛舞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我也被鑄進了劍身，而且迫不及待。

二

但我意識到我並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課之後，我被叫到班主任面前，她用兩根手指拎起我作文簿說：你爸爸不是共產黨員。

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認真讀書的孩子，成績也好，老師同學，兩者都有讚譽，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學琴不成後，籃球打得不錯，開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錯，沒有衣食之憂，只有一些陽光下的浪漫和感嘆，真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父母方面，以為他們都是當然的共產黨員，所以張老師的話不啻是晴天響雷。其實即使情況相同，換了別人也未必看得很重，當時迷亂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長的虛榮心。

當年的四中，成績最好的並不一定是幹部子弟。他們可以驕人的，無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議論不為外人所知的軍國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後騎回一輛出口或進口的自行車。尤其是周末的課後，班主任會當眾宣布：幹部子弟同學留下開會。在其他同學紛紛退席時，他們會漫不經心地談笑坐下，以後又一臉莊嚴地走出教室。我在當時很羨慕他們，相比之下又自覺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個。這種在孩子們中間人為地製造隔閡的等級制度，無聊可笑，造成我長成後對四中的厭惡。它的害處也影響到這些幹部子弟，特別在他們家道變遷的時候。拋開這個不談，少年時的虛榮、膚淺本是常事，不為時代所限。等到年齡稍長，心智漸開，總會慢慢解脫，人也就成熟了，猶如拾到海灘上的空海螺，可供回憶然後一笑。但在當時，我卻被過早地深深刺痛了。

父母過去未同我談起這件事，造成我以為他們都是共產黨員的錯覺。本來很自然，一來我還小，二來也沒有遇到父母非要對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這位張老師稍解少兒心理，即使非講不可，本來也應該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卻沒有這樣做。

張老師是每天都見的，我記不住她眼鏡後面的眼睛。她從來不大笑，表情永遠同時透出兩重意思：責備和原諒。她的年齡不詳，說她三十五歲或五十五歲都可，只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習慣之一是隨身帶一個小筆記本，和人談話時打開來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認為你錯了而你還想爭辯時給你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閉上了嘴。她幾乎不教課，是專職的班主任。我們對她的了解僅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時“火線入黨”，丈夫是軍隊挺大的官。

她對我說：“你爸爸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學習努力，成績也好。但是，不要驕傲。注意克服小資產階級動搖性。領導上還是信任你的。”

在那個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問題的委婉說法。說不要驕傲就是說你驕傲而她對你不滿意。說還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這一切，耳熟能詳。而我在她意味深長的微笑之前，甚至沒有想到爭辯，甚至沒有想到問一問事實究竟是怎樣，只是用力地點頭。羞愧把我揉得粉粹，從她的手指縫中沙一樣地流下來。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樣重新獲得她的信任，甚至對她最後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沒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虛榮心甚至不止是虛榮心的什麼，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瘋長起來。張老師知道這個。

為這件事，張老師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親的談話顯然不愉快。她臨走說：那就這樣。母親淡淡地點了點頭。之後，母親平靜地對我說：“你爸爸希望成為共產黨員，他還不是，並不是錯誤。我們過去沒有同你說，因為你還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親雖感到形勢的震盪，仍然沒有對我吐露真情。她一貫的平靜和愛撫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說法仍然影子一樣拂之不去。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繽紛的時候，母親卻突然把我叫到身邊。我不見父親已經很久。他曾去農村參加“四清”運動一年，回來變了一個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興，買了鋼筆作禮物，又在我的日記本上寫了勉勵的話。不久前，他和許多人一起去學習，住在一個地方叫社會主義學院。母親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猶豫了一下說：“你去看看爸爸。把這個帶給他。告訴他，把問題同組織上講清楚。要相信黨，。你回來我再跟你談。”母親當時抱病在家，她患心臟病已有十年。我點點頭。

我已經記不清自己怎樣騎過柳絮飄飛的街道，思緒像陽光下的景物一樣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發澀，耳邊總是母親的聲音：把問題同組織上講清楚。－－張老師的話並非沒有根據。父親確實有問題。是什麼問題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將不一樣。就像小時候舉起存錢的瓦罐，“啪”地一聲摔得粉碎，硬幣滾了一地。

社會主義學院是一座大樓，我是在門前的傳達室中見到父親的。比起剛從農村回來，他竟有憔悴了許多。我把母親的話轉達給他，大概使他很難堪，他沉着臉，許久才說：“告訴你媽媽，我的問題早已向組織上交代過了。我沒有新的問題。我相信黨。你要照顧媽媽。妹妹好嗎？你要好好學習。”我們中國人沒有擁抱的習慣，離開襁褓以後，除了父親打我，沒有接觸過他的手。我希望我當時抱過他一下。

在看過父親後的那個春夜，我從母親那兒得知，父親在一九三九年十九歲時，參加過國民黨。這是成人間的談話，母親和我燈下誦詩的景象已經顯得遙遠。母親解釋說，父親參加國民黨，完全出於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愛國熱忱。當時國民黨是執政黨。來自東南沿海的父親甚至沒有聽說過共產黨。她在頭一次對我講起抗戰後反對國民黨腐敗的經歷之後說：“這件事組織早有結論。這是歷史，你沒有經歷過，不容易懂。今天告訴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親的話，不願接受這個事實。

我開始恨我父親。

三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北京的政治形勢風緊雲急。北京女一中的學生公開致信黨中央，要求廢除高考制度；在其他學校的師生中引起激烈辯論。大字報開始出現在校園內，校長們神色不安，正常的教學秩序已難以維持。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輛供高級幹部專用的紅旗牌轎車開到我們正在練球的什剎海體育場，接走了F和他也在四中上學的哥哥，隨車前來的秘書說，是到機場迎接從羅馬尼亞訪問歸來的他爸爸。但第二天，F的哥哥就辭去了班共青團支部書記的職務。

面對學生中日益高漲的革命情緒，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總書記鄧小平認為出現了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的形勢；下令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穩定局勢。此舉得到了當時遠在杭州西湖邊垂釣的毛澤東的同意。但在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立即下令撤銷工作組。毛澤東早在一九六五年即決定打碎現存的國家機器。在劉、鄧之前，已有多人落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在這一時期，根據劉、鄧防止運動擴大的指示，許多中學生被運往北京郊區的人民公社勞動，但並非對北京的情形一無所知。四中也在其中。

在毛澤東於七月十八日突然回到北京之後，我們接到了放棄原計劃立即返城的命令。這道命令直接來自於毛澤東本人。

七月二十九日，數十萬大中學校的學生向北京城急急進發。是日大熱，我們在昌平至北京的公路上疾行幾十里，猶如困鳥出籠，歌聲不斷。下午回到四中，我和一部分同學作為班級代表，穿着短褲背心，熱汗未洗，就被推上大轎車，運往人民大會堂，可見其倉促。

到場之後，主席台前已懸起標語。會場內萬頭攢動，儘是少年。這時才知道中央領導要講話。以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為序，前後開始。劉少奇在講話中說：“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革命怎樣革，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犯了一些錯誤就改正，再犯錯誤再改正，就會革命了。”他說的是實話。在劉的話講到一半時，鴉雀無聲的會場中突然燈光大亮。接着，毛澤東一個人自後台信步而出。由於驚愕，全場出現了短暫沉寂之後，人群中震耳欲聾的歡呼聲以極快的速度蔓延開來，終於沸騰了。毛澤東緩慢地走動；舉起右手，極快而又極瀟灑地揮動，然後慢慢地微笑了。在這樣近的距離內看到毛澤東本人，在我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年春節晚會，在同一個會場。當時京劇《打漁殺家》正唱到好處，觀眾上萬，凝神靜聽時，演員突然向下跑，接着天頂的萬盞燈光就同時亮了－－毛澤東出現在舞台上。後來，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東方少年們唱起了《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們的右臂上很快就要出現一塊同樣是紅色的袖章。是夜天風浩蕩，家裡的窗簾飄飄欲飛。我對母親說：“我見到了毛主席。”母親揚起眉毛說：“見到了毛主席，你怎麼這樣平靜呢？”

在父親被揪回家的那個夜晚之前，北京街頭已經布滿了紅衛兵。八月一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一度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而被強行解散的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表示他本人“熱烈的支持”。這個組織宣告：他們“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八月十八日，毛澤東突然穿上取消了軍銜之後的軍裝，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在百萬青少年的歡呼聲中戴上了紅衛兵的紅色袖章，欣然成為紅衛兵的最高司令官。林彪在當日的講話中號召紅衛兵“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漫長的導火線終於燃到了盡頭，爆炸聲中，玉石俱焚。

我甚至不知道四中的紅衛兵是什麼時候成立的。這個組織的第一個特點就是血統純潔，許多父母級別不夠高的幹部子弟被拒之門外。我再見到張曉翔和本班的紅衛兵們，是在一次班級會議上。一夜之間，他們都換上了黃色的軍裝，腰間繫着寬大的武裝帶，銅扣閃閃發亮。他們單獨坐在一起，神氣已經不對，偶爾不耐煩地用手指彈彈課桌之外，就會似乎漫不經心地看一眼臂上鮮艷着的大紅綢袖章，上面用黑的或黃的絲線繡了：紅衛兵。和我們區別開來了。F當然也不是紅衛兵，他被逐出家門之後，父母不知去向，搬進了學校低矮平房中的一間。因為天性，他看上去仍然快樂。同病的還有L的兒子。他比我們高一個班級，也是籃球隊的隊員。他日後居住的地方是原來教學樓中存放掃帚的清潔間。

班上的紅衛兵們採取的第一個革命行動，就是把張老師送到了講桌上站着，他們在不斷地用拳頭和皮帶敲打課桌的同時，強迫這位寵愛他們的老師“居高臨下”地回答各種羞辱性的問題。用仇恨鍛造的劍，剛剛授之以柄，劍刃就立即對準了她，我不知道張老師當時作何感想。起初，她還能鎮定地應對，後來，她的眼鏡後面淚光閃閃。我作為觀眾，心情複雜。一方面驚駭於事情變化的迅速，一方面卻感到隱隱的快意。幾乎所有班主任以上的老師都受到衝擊，校園中人群奔走，激動地爭辯或叫罵，暴力事件開始發生。教室的門被打開時，總有老師被推出來，或者嘴角淌血，或者頭髮被剃掉一半；眼鏡被敲成碎片，胸前掛着大牌，名字上劃了叉，像禁煙的紅告示。年老的女校長被迫改“一問眾答”而為“眾問一答”，銀白的頭髮在八月的驕陽下縷縷行行，汗水在地下濕成一片，回答時抖着嘴唇說：“你們都是我的孩子……”

四

一天深夜，我被突然驚醒，院子的大門外是一片憤怒的人聲和猛烈的擊門聲。－－在一次紅衛兵行動中，一位住在院子裡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為“黑幫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遺像被紅衛兵用刺刀劃開。而也是紅衛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後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學的紅衛兵們，包圍了這座院子。兩扇造於清代的紅漆大門在午夜後被守門人鎖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與此同時，上百紅衛兵踏着轟然倒地的門沖了進來，挨家搜查劃破遺像的“階級敵人”。烈士的兒子悠閒地抱臂而立，身邊圍滿了求情的婦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動手電，揮舞皮帶，對所有的居民怒聲相問，孩子也不放過。其中一個戴眼鏡的學生，手持刺刀，聲音喊叫到嘶啞，像一塊燒紅的鐵似地要“以血還血”。他們在扮演完強徒、法官和劊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後，於黎明前離去，遍地狼藉。

父親被押進院子的時候，我正站在門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紅袖章的人在場，今晚會發生什麼，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蒼白還是人更蒼白，他看上去像個影子，和其他許多影子走在一起。

這個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們都知道的藝術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經在各自的門楣上貼了侮辱性的對聯，詞都是我寫的，為了迎接各自的家長。批判會是在住宅樓背後召開的，父親和其他人站在背後窗內射來的淡淡燈光里，一排地彎着腰。不久前還同他們一起工作的工人們開始批判他們，從政治問題一直問到他們吸的香煙的等次。父親的名字被叫到的時候，他的頭更低了下去。他的頭銜是“國民黨分子、歷史反革命、漏網右派”。人群中響起“打倒”的口號聲。我也喊了，自己聽見了自己的聲音，很大。

整個情形恍如夢境。戴紅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眾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經記不清我說了些什麼，只記得父親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約不很重，但我畢竟推了我的父親。我一直記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間的感覺，他似乎躲了一下，終於沒躲開，腰越發彎了下去。四周都是熱辣辣快意的眼睛，我無法迴避，只是聲嘶力竭地說着什麼，我突然覺得我在此刻很愛這個陌生人，我是在試着推倒他的時候發現這個威嚴強大的父親原來是很弱的一個，似乎在這時他變成了真正的父親。如果我更大一點，或許會悟到這件事是可以當一場戲一樣來演的，那樣，我會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歲。但是，在十四歲時，我已經學會了背叛自己的父親，這是怎麼回事？我強忍着的淚水流進喉嚨，很咸，它是從哪兒來？它想證明什麼？我也很奇怪，當一個孩子當眾把自己和父親一點一點撕碎，聽到的仍然是笑聲，這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親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緊閉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輕輕對我說：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經背叛了的父親躺在同一個屋頂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沒有對我說什麼，我怕見到他，他的目光閃爍着，也怕見到我。我聽不清母親在臥室里對他說了什麼，燈隨後熄滅了。

張曉翔他們走進那道垂花門的時候，大約是早上九點鐘。與往常不同，他們把自行車放在了院子另一側的牆下，然後走過來。他們中的幾個，過去是常來的，尤其是張曉翔。他會把自行車停在我家門口，大聲叫我的名字。過後我也推上自行車，在北京的街上慢慢騎行，海闊天空地聊，即使沒個題目。他還會帶給我一本諸如《往上爬》或《麥田守望者》一類的書，夾在自行車後。我在窗內望出去的時候，外邊很燦爛，大約因為昨夜雨霽，新晴的早晨陽光澄澈，室內襯得有些暗，以至他們走進來時看不清面目。一共七八個，都是我的同班同學。記不清是誰對我說：“陳凱歌，我們紅衛兵來抄你們家。”我好像想說一句什麼，什麼也沒說出來。

母親病着，躺在床上。我們被要求離開屋子，是奶奶扶起了母親，慢慢走到陽光下面。她被命令面牆而立。

我好像想說一句什麼，終於一句什麼也沒有說出來。

牆是清代的，平滑如案。雨過，牆上立即乾燥了。牆面只有一小塊剝落了，老人斑一樣讓人想起老去的歲月。我和妹妹常常做的，一是對着牆打乒乓球，聲音仿佛擊打玉器；再有就是在牆下玩耍。牆有淺淺的邊沿，生了青苔，因光線不同而綠得不同，掀開一塊磚，就有地蟲或蜈蚣一類跑出，接着是一股泥土味，深吸一口便大喜了。那常常是在黃昏。

不用太留意，就可以看到蝸牛留下的涎，長長的，未必直，太陽一出就越亮起來，從牆根直到檐頂，那兒就是殼的所在了。我有時跳起來，在檐邊抓住它，未及落地已經知道那是空的了，－－蝸牛已經不在。然後，我就在春風或秋風中傻傻地愣半天，心中一陣無所謂疼也無所謂不疼的痛楚，直到被人喚回來，又很快地忘了。

母親面壁而立。

他有那種幾乎人人都熟悉的笑容，笑起來很壞，尤其是要和人為難的時候，那壞笑又格外明亮。我同他並不接近，但我們之間有一種感覺得到卻說不出的敵意，這在男孩子之間是常有的事。就是他喝令母親站到牆面前去的，我知道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在抄家的過程中他甚至笑嘻嘻地走過來，問我某件東西在哪兒，某本書在哪兒，找到之後就毀掉或燒掉，當着我的面。在與他同來紅衛兵中間，他是後來唯一的逍遙者。他的父親是軍人，受保護的，官階不算高反倒無事。他的軍裝永遠穿得很漂亮，瘦，臉很文，有鹿一樣無辜的眼睛。他和毛澤東同姓，名字是少年美麗的意思。張曉翔的眼中閃過一絲愧色。

他們打開衣箱和衣櫃，新的和舊的衣服被拋起來，然後落在地上，腳踏過去時留下被踩碎的樟腦丸的氣味。他們撕碎綢和紗，留下布的。他們找到了母親五十年代穿的幾雙舊皮鞋，－－因為病，她久已只穿布鞋了，－－有跟的砍掉跟，沒有跟的攔腰折斷，用的是切菜的廚刀。他們走後，刀留在地上，鈍了的刀刃像是一道花紋。他們移開家具，用鐵棍反覆敲擊地面和牆壁，卻只找到了妹妹丟失多年的一個會叫的布娃娃，她被扔出門來，撞在槐樹上，最後叫了一聲。沒有宋代的瓷瓶或元代的繪畫，他們就打碎鏡框上的玻璃，裡面的相片猶豫了一下就跌落下來。有人甚至嗅了嗅奶奶梳頭用的髮油，然後把瓶子摔碎在石階上，一院子都是桂花的香氣。他們打開鎖着的抽屜，取出有限的現款和存摺，一封接一封地閱讀父母保存的、十多年間的信件，有他們之間的，也有朋友故人的，讀完就扔在地上，都是往事。他們打不開一個圓圓的小盒子，就用榔頭把它敲扁，裡面是用棉紙包着的我和妹妹的胎髮。

最後輪到了書。父母是靠工資生活的，別無資產，余錢都買了書，好讓自己和孩子們精神上有個流連處。早年的書，首頁都有兩個字，是皚·燕。行間都用紅筆畫了線，彎彎曲曲一直通到他們年輕的時候。書頁舊而發黃，如同故人的臉，母親說：愛書就是愛自己。

他們把所有的書，除了毛澤東的和其他少數幾個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來，在槐樹下堆成一座小山，點着了一根火柴。我在恍惚間覺得，那些書伴我度過的許許多多黃昏午後不過是些夢，從今天開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燒書的時候，很靜。沒有風，熱氣直直地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為有太陽。氣浪虛虛地亂了後邊的人影，模模糊糊的黃軍裝和紅袖章，一會兒走出亮了，一會兒走進又暗了。書頁將被燒盡時如夢中的花朵般開放。

母親面壁而立。穿着薄綢的睡衣，一雙拖鞋，繡了花。她有時雙手下垂，有時將手在胸前抱起來，像是要歌唱。牆上，蝸牛留下的涎在正午的陰影下分明起來。我睜着酸澀的眼睛想，它要多久才能從牆下爬到檐頂呢？母親已經站了三個小時了。

我沒有想到說理或是抗議，也沒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如果那樣，會比現在更壞嗎？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那兒，沒有記憶，也沒有想象，只有眼前的火堆，就像在看一個別人的夢。我甚至沒有想到為久病的母親要求一把椅子。－－不是沒有反抗的例子。不久前，因家中被抄而憤怒的一個青年，不顧一切地舉起廚刀，反而被這把刀剁成粉碎。我是怕死嗎？是。但更深的恐懼是我怕永遠不被人群接納。即使死後。奶奶走了過去，說：“學生，凱歌媽有病，給她一把椅子。”張曉翔搬起一把椅子，放在牆面前，走開。母親看了一眼，沒有坐。

我一直沒有想到問問母親，當她站在牆面前，對我想到些什麼？當孩子尚小，母親的期待中一定包括着勇敢，那麼，她那時是失望了嗎？

許多人圍着看，想什麼都寫在臉上。妹妹滿臉是淚，不敢哭出聲來，奶奶抱着她。我無意中看到一張一閃而過滿意的臉，屬於我的另一個同班同學。他的母親是個工人，和我的父母在同一製片廠工作，也住在同一院子中。他的父親一直待在監獄中，不知道犯了什麼罪。我突然明白張曉翔們是被誰叫來的了。－－他本人並不是紅衛兵。

火一直燒到深夜才熄滅。我的同學們拿走了從鬧鐘到照相機的所有財物，甚至治頭痛的風油精，據說後來交給了製片廠的造反派。他們離開時竟然個個莊嚴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們才把我從歹徒手中拯救出來要通過這握手得到當然的感激似的。我走進家門，屋裡像一個剛剛嘔吐過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掃起殘灰。過了火焰的槐枝已經枯焦，地上的方磚有幾塊現出裂紋，縫中的灰燼在秋風過後才被吹淨。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門外，紙灰飄起來，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後不久，我的紅衛兵同學們的家大都相繼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慘烈，又大大超過我的遭遇，這又是他們決沒有想到的。

短短的幾個月內，全國範圍內有總數幾百萬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覆被抄幾十次，白天黑夜擊門聲不絕於耳，真正是片瓦無存。同時，被抄者的子女淪為盜賊乞丐者則比比皆是。在抄家過程中，保存於私人之手的歷代文物書畫掃蕩一空，大部分焚後揚灰，小部分爛霉於庫房，多少年後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復識。

五

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經退潮。紅衛兵早已不是時髦；學校複課遙遙無期。父親仍然被關在製片廠的“勞改組”中，他的問題仍然是恥辱的印記，像一塊燙傷一樣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親和紅衛兵面前的雙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樹，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斷開來向着世界。我已經知道世界怎樣看我，怎麼對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組織的成員，閒着沒事，就回到舊日的業餘體育學校，這裡已經沒有人負責，負責的就是我們。我和過去的隊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裡滿是少年。他被帶進來的時候眼神很驚慌。有人看見他在水裡摸了一個婦女的乳房。是不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個註定失敗的角色，不然這齣戲就演不成。

我們都靠牆站着，和他一樣都只穿着游泳褲。屋子中間的空間都是他的。一開始我就聽見自己的心跳聲，我的太陽穴變成了一面銅鑼，“砰砰”地敲響着。我的一個朋友走過去，手背在後面，笑着低聲問了一句什麼，他想回答的時候，朋友的拳頭已經打在他的臉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來。他站起來，臉上有一塊發白。他還未站穩，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來，另一個人向他招招手，他走過去。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幾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後，他開始像一隻皮球一樣滾來滾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見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塊在“突突”地跳，躍躍欲試又膽怯着。我還沒有打過人。我走過去；他已經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來；再走過去，一拳打在他的臉上。他的頜骨撞疼了我的手，他無動於衷。我被他的無動於衷激怒了，衝過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兩眼發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覺像打在一匹馬背上；直到許多人衝過來抱住我。我的手掌發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腳，大口地喘着氣。我在陽光下躺了很久，睜開眼睛時天藍得不敢細看。

我嘗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暫時地擺脫了恐懼和恥辱。久渴的虛榮和原來並不察覺的對權力的幻想一下子滿足了，就像水倒進一隻淺淺的盤子。我在六歲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隻小鳥抽搐死去所種下的種子，終於有了結果。

六

F的beibu，發生在一九六七年冬天，整個過程非常戲劇性。據在場的人說，他是在郵電大樓前，用一枚大釘磨成鑰匙，捅開了一輛吉普車。得手後向西行駛，想作一次無目的的即興郊遊。同行的有張曉翔、G和毛姓的少年美麗。在車子越過西單路口、接近展覽飛機和坦克的軍事博物館時，撞倒了一位推着自行車橫穿馬路的行人。事發以後，同行者下車四散；F畏禍，繼續駕車向西急駛，被巡邏的公安摩托車隊發現後前後圍堵，終於棄車奔逃，被當場抓住。據後來趕到現場的張曉翔說，F當時身着黃色軍裝，似有背景。故在場公安人員劈頭就問他的父親是誰。F沒有準備，脫口而出，結果立即挨了耳光，被扭住帶走。從此鐵窗之內，一待就是五年。沒有連累別人。

整件事非常符合F的性格。“文革”開始以後，我很少見到F，但不難想象他心境的荒涼。一位驕縱慣了的公子每天見到自己父親的頭顱瓜一樣地被按來按去，必定消滅（或激發）了所有的驕傲；被排除於紅衛兵之外，必定傷害了他的自尊；朋友的疏遠更使他嘗到了世態的炎涼。我曾經走進他居住的小屋，除了亂成一團的一張床外，唯一陪伴他的那輛自行車，已經破舊。我熟識的那條閃光綢的背面變成了擦車布，塞在自行車座後，失了光彩。生活的窘困一目了然。他會開車，我早就知道，記得上學的時候，他談起在北戴河海濱駕駛他父親的專用車輛，七十公里時速感覺如何，九十公里時速感覺如何，眉飛色舞。

在我看來，F的行為卻是對社會真正的反叛。他在被捕後仍能坦然微笑，肯定了他的角色。

鬥爭F的大會是在新華通訊社院內大禮堂召開的。那一天，班上的同學差不多都去了。囚車開來的時候大家都圍上去，第一個出現的，就是F。他被警察在背後猛擊一掌，落地時踉蹌了一下。他的雙手被反銬在背後，弓着腰。我們幾個朋友站得很近，他一下子看見了，笑了，點一點頭。我們卻趕緊避嫌地低下頭去。大會上，宣布了罪狀。他被四個人押上來，有燈光從頂上照耀，臉變得認不得；照例是“噴氣式”，頭抬起來，又被用力按下去，兩臂向後高舉。他顯然挨過打（鬥爭會上也不斷被踢打），臉上有傷，但從容。他兩腳分開，努力站得穩些，就像在球場上防守一樣，似乎反倒多了些俠氣……

再見F，十年過去了。我們約了在G家見面。燈很暗，他把腳放在桌子上吸中華牌香煙。煙有些霉，他解釋了，遞給我一支。他說他在一家街道辦的小工廠做電焊工，父親還未“解放”。別的，沒有了。－－獄裡的事，我沒有問。他還是大說大笑，只不過笑聲老了許多，和人一樣。仿佛和一個長得很像的人打招呼，發現並不是一樣，又心驚又奇怪。這以後，再沒有見到。只聽說後來他做了某公司的經理，有了一些錢。不知確否。

F beibu以後，幾個同學都受到了牽連。涉及到我，是因為出事的那天早上，同行中的一個曾打電話約我同去，但沒有說去做什麼。因為感冒，推辭了，所以不在車上。本來沒有去，是誰說出去的，很可疑。F沒有出賣任何人，倒是同行中的一個出賣了他，以致遭到嚴懲。這個人就是少年美麗。

“工人宣傳隊”找我談話大約在午後一點，是頭一天專門派人通知的。到了才發現張曉翔、G和少年美麗都來了，進的屋子卻不同，彼此隔着一堵牆。臨進門時，無意中看見張老師遠遠地徘徊了一下。她當時已經受到工人的信任，又做了班主任。我心裡一緊，知道不好。進去之後，門立即關上，坐在長桌後面的兩個，都是工人，大約四十歲模樣。桌前一條長凳，是我的，還有一座火爐，燒得極熱。四中的“宣傳隊”是運輸公司派來的，多數是司機。這一行的裝束，除了藍色的工作服，還有一頂黑皮鴨舌帽。他們站起來，和我握了握手，其中一個給我倒了一杯茶，很和氣，說：“坐。”我心中感激，低頭正要坐，忽聽桌上一聲暴響，接着就聽見隔壁房間內一陣怒喝，夾雜着“站起來！站起來！”的吼叫。我知道隔壁就是張曉翔。接着又聽到另一房間內少年美麗突然而尖利的哭聲，含糊地說着什麼。我對面的一個一聲怒吼：“陳凱歌，交代！”桌上的茶杯被拍得跳起來，水灑了出來，漫開，悠悠地漾着熱氣。這是一次連時間都統一了的審問，互相助威，以加深心理上的震撼。這一招果然奏效。我慢慢站起來，還沒反應過來，眼中就充滿淚水，抽搐之聲不能自禁－－“陳凱歌，交代問題！”這是我一生中頭一次被人如此粗暴地喝罵，也是我一生中頭一次瞄準內心說：“不許哭！”抽泣聲立即停止，但淚水卻一片一片漫出來，涼涼地濕了臉。我喉嚨鹹鹹地想：原來人有這麼多淚。在隨後的三小時內，我一會兒被柔聲地命令坐下，一會兒又被喝令站起來。桌子後面的一個不斷站起來給爐子添煤，屋裡熱得無法呼吸；他們不停地猛吸用報紙捲成的旱煙葉，大口喝茶。我的嘴唇枯了，兩頰滾燙，脊背和內衣貼在一起，濕成一片，眯着眼睛看不清他們的臉。審訊的主題是F，又糾纏着我的父親：“你同F是什麼關係？！知道不知道你爸爸是反革命？！不知道現在讓你知道！！F是不是盜竊集團頭目？！你敢說不知道？！你們偷車想幹什麼去？！想開到蘇聯去？！你們想叛國？！對不對？！不對？！站起來！！你給我老實點！！告訴你，咱是毛主席派來的！！他老人家還給咱工人送了芒果，咱還捨不得吃，用藥水泡起來了！！他老人家是咱工人心裡的紅日頭！！你不交代，老子一拳揍扁了你！！”

審問結束的時候，暮色漸深，外面的景物還很清晰。伙房那邊有了火光和炊煙，冬天裡的樹都簡簡單單地站着。燈光很黃。桌子後面的兩個像剛出爐的鐵，還閃着火星。他們又把手伸過來，要我握，其中一個說：“茶還沒喝呢，喝茶。”

我們先後出來，遠一點的少年美麗看不清臉，只聽見抽噎聲；張曉翔鼻子縱着，擁着要掉下來的眼鏡，很狼狽。只有G神色不動，依然風度翩翩，其實他家已經出了天大的變故。我們都不說話，車鎖打開時，在暮色中很脆的一聲。街上冷冷清清，天上有一彎細小美麗的新月，卻無人看。空氣清冽，像有一隻冰涼的手放在我的脖子後頭。

回到家裡，我連把經過跟朋友重說一遍的力氣都沒有。父母不在，妹妹還小，無商量處，只覺很困，模模糊糊地想到了自殺。一夜的夢都在和一個不認識的人冷靜地研究自殺的方法，該用的器具都在，拿起來，又放下。終於死了，卻連一種方法都還沒試過，只知道我是死了。

【作者原為北京四中六八屆初一（二）班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