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跋《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

（一）自由是有代價的

二〇〇七年年底，我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國際通信年會(Globecom)，碰到幾位國內來的同胞，相談甚歡。

下午宣講完各自論文後，我主動提出帶他們在華府逛一逛。冬天的暮色降臨得特別早，到林肯紀念堂時已華燈初上。遠眺華盛頓紀念碑和國會大廈，開闊的視野讓人胸襟大暢，寒冷的空氣中似乎都有絲絲甜意。

在這個堪稱人權聖地的紀念堂前，即使如我對美國歷史僅略知皮毛者也會想起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說，和馬丁•路德•金牧師在這裡發表的那篇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 

白色大理石凋成的林肯肅穆地凝望着他所拯救的聯邦。周圍的人壓低聲音說話，似乎怕驚動這位偉大的總統。我憶起他所簽署的《解放黑奴宣言》，沉默了很久。那一刻，我的心中只感受到兩個字，兩個神聖而沉重的字----自由。 

步下林肯紀念堂往右轉，就是韓戰紀念碑，準確的說應該叫紀念園區。我把水池旁的名言指給幾位朋友，並一字一句的讀給他們----自由是有代價的(FREEDOM IS NOT FREE)。

二〇〇〇年八月，我和太太離開北京到美國留學，就讀於距離華盛頓僅十七英里的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彼時正是中共鎮壓法輪功一年有餘，我周圍認識的許多人都曾被拘留，母親則因和平請願而被勞教一年，關押在北京大興縣的團河勞教所。 

記得飛機從浦東機場起飛時，雖然我心裡對中國的土地和文化有着難以割捨的眷戀，但我知道我必須離開那裡，到美國來完成我的使命----為了我的自由，也為了更多中國人的自由。

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美國代表着強大，而這種強大在共產黨的宣傳中只是經濟的強大、軍事的強大，是一個隨時“干涉別國內政”的超級大國；而在美國生活一段時間，更深的感受是美國精神的強大，正如效忠誓詞中所言“一個國家，在神之下，不可分裂，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

在美國生活八年多以後，我已經習慣了這裡的自由，甚至也認為自己了解了美國的歷史----一群受宗教迫害的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來到美洲大陸，在上岸前訂了一個公約，確立了統治者的權力必須經過被統治者的同意(民主)和依法而治(法治)的原則。

然後就是獨立戰爭前的宣言----“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接下來就是八年戰爭，華盛頓出任民選總統，緊接着就是頭十條憲法修正案的確立，為人權與民權的價值增加了憲法的保護。

似乎一切都順理成章，儘管經過南北戰爭和馬丁•路德•金的民權運動，但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從五月花號上的公約，大體上波瀾不驚的綿延至今，一直為美國人所認可。      

這些認識直到2009年早春的時候結識了高勝寒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二）初識高勝寒

高勝寒是一位在華府極為成功的企業家，但他的志向卻不在金錢。自年輕時起，他便執筆論政、臧否人物、抨擊時弊，後致力於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的研究，迄今已近四十年矣。

高勝寒出生於中國大陸，幼年赴港，少年來美。業務所需，經常交往顯赫政要，加之博聞強記，對美國的法律、政治、歷史和文化的了解遠遠超出一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   

我是2009年認識高勝寒的，之後常相聚聊天。高勝寒待客極忱，每次必備美食招待，自我來美之後，幾乎每日為法輪功反迫害的活動而忙碌。難得有片刻閒暇，便與高勝寒小坐，聆聽他縱論美國歷史。

高勝寒經常從大家司空見慣的一件件小事開始娓娓道來，講述該件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它在美國民權運動史上的發展演變過程，譬如我們今天認為理所當然的《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出生公民權，乃是源自美國最高法院對舊金山華人黃金德的判例(見本書《只咬中國人而不咬美國人的虱子：豬尾巴條例》)

讀高勝寒的書，我們會發現，在美國這個社會也會發生一些不可思議的惡劣罪案，譬如一名十四歲的黑人少年因為向一個白人女子吹了聲口哨，就被三K黨暴打致死，而且白人法官基於種族原因，根據全是充滿種族偏見白人組成的評審團的草率決定，就輕率判決兇手無罪，這場案件激發了被美國國會譽為美國近代民權之母的羅莎•派克斯的憤怒，並開始挑戰種族隔離法，拉開了美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的序幕，罪案的發生固然令人義憤，所幸的是美國社會的糾錯功能。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此之謂也。       

我最喜歡的電影之一，斯皮爾伯格導演的《阿米斯特德號(Amistad)》，講述一些西非的黑人奴隸如何在南北戰爭前運用法律捍衛了自己的自由和正當防衛的權利，其中在美國最高法院的被告辯護律師、曾做過一任總統的約翰•昆西•亞當斯的辯護詞極為精彩。     

控方律師在為黑奴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辯護時說：“《聖經》上說夏娃服從亞當，因此自有人類開始，奴隸制度便合理存在。”我在這裡不想論述控方的偷換概念的伎倆，但辯護律師的回答卻極為簡潔有力：“那麼你怎麼解釋先賢在《獨立宣言》中所標榜的----人人生而平等呢？”

美國的國父們，把人人生而平等認作造物主賦予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正是這一原則奠基了美國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寫進憲法，並成為民權運動史上最有力的武器。

我和高勝寒都認為，美國的民權運動與美國的司法獨立密不可分，而美國的司法確實真正體現了法的精神--獨立、公平和正義，因此一切不合理的事，都會在公正而強大的司法體系面前敗下陣來。

也恰恰因為司法的公平性和正義性，它贏得了從聯邦政府到個體公民的信賴，也使美國人無需流血革命，即可在法庭上逐步改善自身的處境和推動社會漸進、有序的進步。  

美國的民權運動其實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或者說是《美國憲法》精神對社會不公的逐步校正過程。一個個判例如涓涓細流，匯聚成洪濤巨浪，摧毀了如《吉姆•克勞法》、隔離但公平等的惡法，奠定了這個今天相對來說人類最自由和公正的社會制度。     

獨立的司法、公正的法治精神還需要一些先驅者的努力，這些先驅中的大多數人或為牧師如馬丁•路德•金，或為律師如瑟谷德•馬歇爾，或為虔誠的基督徒。我一向認為信仰是無需證明的公理，道德則是基於信仰的是非判斷，法律則是維護道德體系的最後也是最低的防線。因此牧師、律師和虔誠的基督徒自然就成了民權運動的中堅人群。   

除了獨立司法之外，還需要言論的自由以傳播先驅者的思想，需要集會的自由來凝聚民間的抗爭，需要遊行示威的自由和政府討價還價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信仰的自由給大眾一個基本的道德基石。這些基本的人權條款，為美國近代民權運動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撐。

高勝寒的《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一書，就是對信仰、人權、司法獨立等價值在美國社會的直觀展現，也是對這些價值觀的有力驗證。 

文如其人。在高勝寒為美國那些惡劣的案例而義憤的時候，為那些傑出的牧師、律師等民權活動家喝采的時候，他表現的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嫉惡如仇的情懷，因此也必然對中共這個邪惡政權嚴厲抨擊。

高勝寒常說他與中國共產黨既無家恨，也沒私仇，而他對中共的厭惡，完全是出於一種普遍道德價值的義憤，獨立知識分子的良知，與對所有獨裁、專制、殘暴、貪污、腐敗暴政的唾棄。

（三）以中國史家的精神寫美國的歷史

中國的史家有一種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真實地記錄歷史是對史家的基本要求，因此中國的歷史記載才被稱為信史。

高勝寒的書繼承了這種實錄精神，且對每個細節做嚴謹的考證，正如他在自序中所提出的原則“字字有來源，句句有出處，不作任何沒有事實根據的猜測與虛構。” 

譬如他在《單槍匹馬挑戰種族歧視暴政的民權英雄》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關韋恩•科林斯(Wayne Mortimer Collins)的詳細資料是不全的，尤其是有關他年輕時期的資料，更是模煳不清。在所有的着作和公開的資料里，都沒有人能夠說明他的生日是哪一天，幾乎全是以生於1900年寫之，甚至於連收藏他檔桉的加州大學班克羅夫特圖書館(The Bancroft Library)都沒有他的出生記錄。我在加州政府死亡管理處(California Death Index Entry 1895-1985)找到科林斯的確實出生日期是1899年11月23日。”         

在高勝寒家的地下室有一個書屋，藏書估計有數千冊之多，在他寫作的書房中，我看到攤開且堆積如小山的英文原始資料，在這些浩瀚的資料中，刪其繁、取其要、去其蕪、存其菁，整理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書，也是需要史識和史才的。

西方人寫西方歷史，多以記事為主，並力圖抽象出客觀規律、理念或者絕對精神。因此西方的歷史記載約略相當於中國的紀事本末體。而中國人紀史則以記人為主，通過人的活動來呈現事件的面貌，因此中國正史皆為紀傳體。高勝寒的這本書結合了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的特點，在記載事件發展脈絡時，也力圖為每個事主做一個本傳。

不同的史家有不同的史觀。即使如我所深深佩服的《史記》和《資治通鑑》的作者，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認同他們的一些說法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但這並不妨礙這兩本史書在我心中的崇高地位。因為他們所秉持的是非價值，和我的信念大致相通。高勝寒的書也同樣如是。 

高勝寒作為生長在海外的人，可以講國語、粵語、英語和一些西班牙語，每日流連於中西文史書籍中，其書通俗而不粗鄙，大氣而不誇張，流暢而不失穩重，實在是一本很好的歷史教材，也是珍貴的史料記載。

（四）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精神

中國人一向有重視歷史的傳統，傳說中造字的倉頡就是軒轅黃帝身邊的史官，而軒轅黃帝是被中國人尊為人文初祖。這似乎是告訴我們記載歷史是中國人創造文字的重要目的之一。在中國最古老的書籍和文字如《周易》《詩經》和《尚書》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歷史的記錄。  

那麼我們難免提出一個問題：歷史記載的目的是什麼？或許有人說，歷史就是“前車之覆，後車之鑑。”它告訴我們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積累人類的智慧。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司馬光寫《資治通鑑》便是為此。 

也有的史家把紀史的意義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如司馬遷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在這裡，歷史已經成為人類探討天人關係的途徑。 

那麼讀高勝寒的這部《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對我們中國人有何意義呢？我認為答桉就在書中的《不與魔鬼合作遠比與好人合作更為重要》中所記載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的哲學精神。     

美國的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基本上是對亨利•梭羅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哲學的實踐，包括後來的印度聖雄甘地和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都深受亨利•梭羅的影響，並通過這一理論獲得了成功。    

這一理論在我來說深具共鳴性，因為自1999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以來，法輪功學員走的也是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的路，而且是在沒有領袖的號召，甚至不知道亨利•梭羅為何人，不知道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為何物時的自發和自覺的選擇。  

無論是印度的甘地還是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首先，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的對象是具備良知的團體。因此，當抗爭者受到鎮壓時，他們的苦難能對鎮壓者形成良知的拷問。正如金博士曾經對三K黨人所說：   

“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來較量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我們將用我們靈魂的力量，來抵禦你們物質的暴力。----不久以後，我們忍受苦難的能力就會耗盡你們的仇恨。在我們獲取自由的時候，我們將喚醒你們的良知，把你們贏過來。”  

而這一條，對中國共產黨完全不能成立。那是一個作惡沒有底線的犯罪集團。它當年在發生大饑荒、餓殍遍野的時候，不但不予救濟，反而派出軍隊封鎖道路，禁止百姓逃荒要飯，致使三千萬人活活餓死。

在天安門廣場發生民主運動的時候可以用坦克的履帶、毒氣彈、開花彈來屠殺手無寸

鐵的學生，在鎮壓法輪功的時候，可以活活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牟利，然後把仍有心跳和呼吸的法輪功學員推入焚屍爐燒死，對於這個黨來說，殘忍嗜血、天良喪盡，民眾的死活從來就不是中共考慮的問題。

其次，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在印度和美國得到了媒體的廣泛報道，由此其信念和宗旨得以傳播，其抗爭過程得到了輿論和民心的支持。而反觀中國，一切媒體不但不能為法輪功發聲，反而是鎮壓方的幫凶喉舌。中共動用一切資源妖魔化法輪功，不給法輪功絲毫平等討論的機會。法輪功洗刷莫須有的罪名，爭取民心的支持就顯得極為艱難。

第三，掌權的一方具備基本的法治精神。也許在二戰之後，英國的民主仍不能算作完善，在60年代，美國的人權也並不完美，但是這些國家具備文明社會的法治精神。審判可以公開進行，律師可以進行辯護，媒體可以報道。即使甘地坐牢時，他仍然可以讀書寫作，傳播他的思想。法治國家的公開審判可以為被告展示英雄氣概提供舞台，而審判一方所依據的惡法使其喪失了道義優勢，而成為大眾輿論中的失敗者。

而所有失去自由的法輪功學員，要麼被以所謂國家機密為託辭秘密審判，要麼不經審判投入勞教所或精神病院，接下來就是隔離、酷刑、洗腦和殺戮。他們的堅貞表現沒有公開的渠道可以被民眾看到，民眾也就無從得到鼓舞和感召，乃至產生效彷的願望。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市場後，許多國家出於利益驅動，諛媚討好中共，與屠夫把酒言歡。

第四，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需要成熟的公民社會，每個人清楚自己的權利、義務，並具備獻身的精神。信仰在這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中共數十年來不遺餘力地摧毀人們的信仰體系，用暴力鎮壓和利誘收買將社會犬儒化。

面對如此的困境，法輪功學員以不可思議的堅韌和對信仰的堅貞走了過來。十二年來，他們對公眾只做了一件事--講真相，這其中的形式包括發傳單、辦媒體、突破中共網絡封鎖、向中國打電話、發郵件、用法律起訴迫害者、主辦復興中華文化的演出等，並且在此過程中產生了全民唾棄中共的效果，令鎮壓難以為繼。

我深信，只有佔據道德高地的一方才有信心有和平抗暴之路，也只有胸懷寬廣之人才能在屈辱和痛苦中堅守非暴力的精神。法輪功學員的和平抗爭，必然會改寫中國的歷史，必然會結束中共的邪惡統治，必然帶領中國社會和平轉型、走向自由。那時，不僅是法輪功的問題得到解決，一切遭中共迫害的團體也將迎來他們的自由。

如果說，亨利•梭羅在寫作《非暴力公民抗命論》時，還只是把他的思想寫在了紙上，高勝寒的這本《美國近代民權運動發展史》記載的就是美國社會對這一思想的實踐。

對於中國人來說，讀了這本書，就會從某一層面上更加理解遍及全球、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以及該事件對中國未來的意義。  

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邪惡勢力壓垮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的先例，而且我相信我們永遠也不會看到。

2012年3月26日 章天亮 寫於 美國華府 喬治•梅森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