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東兵：《政壇秘聞錄》(15)“當年人們對江青的意見並不以為然”

——訪原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 廖沫沙（1907年1月16日－1990年12月27日）

這些人都當過高官或者高官的秘書。在訪談中,他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或所見所聞,披露了當年政壇台前幕後許多鮮為人知的內情。本書努力挖掘歷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二十餘年的重大事件。本書是作者採訪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間在中國政壇風雲一時的政要的談話匯編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參考價值。

“當年人們對江青的意見並不以為然”——訪原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 廖沫沙

　　寫完反映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歷史紀實文學《最初的抗爭》後，有人希望請一個權威人士為該書題字，與是想到了廖沫沙。他是“三家村”一案唯一的倖存者，是文化革命最早的受害者和見證人。他題字當然是最有歷史意義的了。

　　對廖沫沙的歷史，我早就有所研究。他是最早被江青列入文化大革命的對象的，如果他要沒有和江青的瓜葛，他是有可能取代吳晗而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的。江青早在1964年就對張春橋等人說：“北京市委的那個廖沫沙，我對他可是最熟悉也沒有的了，地地道道的叛徒，是30年代上海反魯迅、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一個堡壘人物。要不是我在他家裡住過，我早就組織象樣的批判文章了。這個傢伙是個紙老虎，一打就倒。可惜，彭真就是要保護這樣的人，真是令人感到蹊蹺。”

　　1988年5月3日，我在北京市有關方面的介紹下來到前門東大街廖沫沙的寓所。當一位瘦小的老人出現在面前，拉住我的手領進他的書房時，我真不敢相信，眼前這位看上去慈祥、可親的老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廖沫沙！

　　他顯然就知道了我來的意思，風趣地說：“我可不是書法家，你們讓我題書名，大概是要我的名吧？”說完，邊拿出筆硯，讓我幫他鋪開宣紙，提筆揮毫，一連寫了三個樣式，讓我選擇最好的採用。

　　雖是初次相識，宛如故友重逢。當我的話題談到文化大革命那段疾風暴雨時，老人方正的臉龐一片秋涼。他顫微微地張開嘴，摘下假牙，低沉地對我說：“你看，上面的門牙全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給我留下的紀念，是他們打我、迫害我的鐵證。”

　　廖沫沙早在1927年長沙師範畢業後，就提出了加入共產黨的申請，並填寫了登記表。由於馬日事變後，國民黨反共，共產黨從公開轉入地啊，他和黨失去了聯繫。那年6月，田漢的弟弟田源來信，要他到上海田漢領導的南國電影公司工作。可他從長沙到上海時，田漢又去南京了。輾轉多處，才找到了他的老同學李紹基。他們同住在一起，彼此都流露出對革命的嚮往和加入共產黨的渴切切之情。恰巧，李紹基的愛人就是共產黨員，經她介紹，他們都同時加入了黨組織。以後，他加入左聯，在黨的領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30年代在上海、長沙，40年代在桂林、香港、重慶，50年代即解放以後在北京，一直以筆桿子為武器，寫雜文、編劇本、吟詩歌、創作小說，為宣傳黨的路線和政策，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陰謀，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後他搞過教育，也搞過文化，後來又擔任了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

　　我問：“你和鄧拓、吳晗組成的 [ 三家村 ]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年過八旬的老人激動起來，眼睛微微閉住思索了一會，才說：“《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是刊登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和《北京晚報》上的兩個雜文專欄。1961年初，《北京晚報》派記者向鄧拓組稿，他答應每周寫兩篇雜文。同年秋天，《前線》又向兼任該雜誌主編的他約稿，他感到最好共同來辦個專欄。”

　　廖沫沙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水，緩緩地說：“那是1961年中旬的一天，《前線》編輯部派人來告我，第二天中午邀請我到四川飯店聚餐。我按時到後，才見鄧拓、吳晗兩位已經先到，正坐在沙發上抽煙喝茶，在座的還有編輯部的其他幾個同志。鄧拓對我說：[沫沙，《前線》也搞個[龔同文]、[馬鐵丁]那樣的雜文專欄好不好？吳晗和你參加，我也參加，三個人寫。]起初我擔心三個人承包一個專欄會成為一個負擔，但大家議了一下都同意這麼搞，我也就服從了。因為我還是雜誌的編委之一呀！”

　　“談到專欄的名稱時，鄧拓隨口說：三人寫，我看就叫《三家村札記》好。我沒有表示反對。但在暑名問題上，我主張三人寫作風格不一樣，以各人暑各人的筆名較妥。但鄧拓認為：還是用一個筆名好。聽說[馬鐵丁]他們也是三個人取一個字，我們也取個共同的筆名吧。一個筆下有幾種風格，也不要緊嘛。]他又提議：三個人取一個字。吳晗出[吳]字，我出[南]字，沫沙出個[沙]字，叫吳南沙吧。我緊接着說：[我寫東西從不用本名，還是用我現在的筆名[繁星]吧。於是，大家同意了，暑名遂定為[吳南星]。約定三人輪流每半個月向《前線》供稿一篇，每篇千餘字。”

　　廖老的話，象渭渭細流，沒有絲毫的驚險和誇張。書房的四壁櫃內，整整齊齊的擺滿了各種書籍。廖老的夫人陳海雲告訴我，除了看書寫文章，廖老幾乎沒有什麼個人的嗜好，他一生幾度逆境，都是靠着看書寫文章，使他解除困惑，獲得生活的力量。所以，他和他的書結下了最深、最厚的緣分。

“　　聽說你和江青進行了英勇的鬥爭，表現出文人的硬骨，是嗎？”我問。

　　他輕輕搖搖頭，苦笑一聲：“哪裡是我們斗人家呢，是她不停地斗我呢。正因為我和她在30年代接觸過，所以我不斷地倒霉。”廖老的神情陷入往事的回憶中：“吳晗的《海瑞罷官》發表後，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史與戲》。1964年孟超編了個戲叫《李慧娘》，他找到我，一定要讓我給他寫一篇文章。我看了戲後，孟超招待我，說這個戲是康生叫他寫的，寫完以後康生很滿意，所以你無論如何要寫一篇。加上《北京晚報》的記者也不停地催，所以我寫了那篇《有鬼無害論》。誰知下半年就批判《李慧娘》，而且也把我牽掛上了。我很納悶，當時很多人都讚揚過那個戲，為什麼單批判我？”

　　我靜靜地望着老人那飽經滄桑的臉龐，他已沒有絲毫憤然之情，只是一片微笑，幽默地說：“原來是那位江青女士發揮了作用。那年，毛主席批評了文藝界，有兩個批示是針對着文化部，文化部被迫寫了檢查報告，其中提到《李慧娘》是壞戲，要批判。江青看了報告後，質問文化部的領導人：[ 還有一個吹捧《李慧娘》的《有鬼無害論》，你們知道不知道？] [ 知道。] [ 知道為什麼不加上？] 江青還問那位同志：[ 你知道繁星是誰嗎？] 那人說不清楚，她便說：[ 繁星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 所以，報告上加上了我的名字，我才挨的批。報告上點名批，市委會上也點了我的名，我被迫寫了一個檢討。”

　　“廖老，為什麼江青那麼恨你，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要整你？”我忍不住又問。

　　廖沫沙的神情逐漸嚴峻了，他緩慢地說：“這個迷還是你們解吧，我可以給你們提供一些我和江青來往的歷史，供你們研究吧！”

　　1933年，田漢給聯華電影公司撰寫劇本，廖沫沙作為他的助手抄寫、整理，和田漢住在一起。一天，田漢的一位朋友（即黃敬的姐姐俞珊）帶着一位女士來找田漢說：“這是我的弟媳名叫李雲鶴，我的弟弟被捕了。雲鶴從鄉下跑到上海來了，現在沒有地方住，我那裡實在不方便，看看你家能不能住一段時間。”田漢很爽快地答應了。田漢的母親看看那位李雲鶴也不象個尊貴人家的女子，便讓她和保姆同住在一屋內。那時，廖沫沙正好在場。幾天后，廖沫沙的夫人回湖南探親走了，他和田漢在旅社寫劇本。一次回來取東西，李雲鶴跟了進來，東拉西扯幾句後，便說：“你不住在家，我在這裡住幾天可以不可以？”廖沫沙說：“我的內人回湖南馬上就要回來了，她來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沒回來之前你可以住。”

　　廖沫沙的愛人回家後，發現李雲鶴住在他們家裡，很不高興地對廖沫沙說：“我們馬上找個地方搬家，不住這裡了。”她幾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要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們當天在另一條弄堂里找了個過街樓，回去收拾東西搬家時，李雲鶴見狀又問他們搬到哪裡了，說：“過幾天我再去看望你們。”廖沫沙原以為她只是說說而已，沒有想到過幾天真的找上門來說：“廖先生，田漢干擾太大，你們這兒如果能住，我也想搬來，同你們住在一起。”廖沫沙指指後面的櫥房說：“那你只能住那兒了。”

　　李雲鶴的臉色驟然一變，說：“我先到一個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兒能住下就不來了，住不下，我再來住廚房。”說完她就走了，從此再未登門。這位李雲鶴就是江青。兩三年後，江青在上海的舞台上銷聲匿跡，誰也不知道她跑到哪裡去了。直到1949年，廖沫沙調到北京工作，在中南海懷仁堂看話劇時，碰到江青。十幾年不認識，她像換了一個人，滿面容光煥發，秀髮漂逸，身披軍大衣，眼戴金絲鏡，一幅大首長的尊貴派頭。看見廖沫沙後，她得意地迎過來說：“喲，你也來北京了，還認識我嗎？你知道我現在的情況嗎？我就住在中南海里，有機會來作客呀！”廖沫沙是個本本份份的文化人脾性，除了看書研究學問外，不會交往，不會逢迎，更不會看人眼色行事。他只是沖她點點頭，再沒有別的表示。

　　1951年5月，廖沫沙在東交民巷的原北京市委休息室里看報，江青進來找彭真，乾脆裝作沒看見她，連招呼也沒打。直到1955年初，廖沫沙因患腰脊結核在北京醫院作手術時，恰巧江青也在那裡看病。她從門口看見他躺在床上，就大大咧咧走進來，大講了一通她的“光榮歷史”，約定明天還要來，有事相商。可是，第二天廖沫沙家裡人來人就接他出院，他忘記了向江青告別一聲。這對江青來說，這種怠慢顯然是一種蔑視和冒犯。舊恨新仇，使得她幾年後瞅准機會對廖沫沙開始了報復。

　　1966年4月16日，廖沫沙正在北京近郊通縣柏廟搞四清，早晨洗臉的時候他打開了身帶的半導體，只聽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廣播聲像驚雷、閃電似的響在當頭。他匆匆地往城裡趕，回到市委後，彭真正在主持會議，但他卻不能參加，只好回到家裡等待消息。到了4月20幾號，他給市委宣傳部長李琪打電話尋問結果，李琪說：“你就在家裡等待着吧，以後總結的時候再說。”

　　講到這裡時，廖老笑着搖搖頭，不勝感慨地說：“誰知這一等，等得連他們也揪出來了。我和彭真、劉仁等許多革命家一起，都被造反派拉上了批鬥台。”

　　“廖老，那後來怎麼樣呢？”我不斷地刨根問底。

　　廖老說：“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是同院的小孩們敲門、搜查、揪斗我們。到了1966年8、9月份，李雪峰為首的北京新市委把我們集中到南窗口的 [ 反修堡 ] ，那兒原來是清華大學教授夏天休養的地方，我們在那裡住了兩三個月。到10月以後，造反派打着 [揪鬼隊 ] 的旗幟，把我們拉出來批鬥，開始打我們，迫害我們。11月初，又把我們弄回城裡，讓我們住在家裡，每天到市委機關打掃衛生，看大字報。從66年冬天到67年底，把我們拉到學校、工廠、農村批鬥，整整一年多。一天斗兩三場，幾乎天天不斷。直到1968年3月，才把我們關起來，關到北京衛戍區。我們每人一個小屋，玻璃上都塗了油漆，房間裡只有一張床，一條方凳，一個痰盂，大小便得敲門才能出去。我們每個人兩個碗，一個盛飯，一個裝菜，早晚吃窩頭，中午吃一頓細糧。開始吃不飽，後來也就習慣了。”

　　我說：“我聽市委的同志講，那時把你們關起來不叫逮捕，是監護。在那兒可能不挨打吧？”

　　廖老臉上露出憤怒的神色，用手指輕輕地彈着桌子說：“在那種無法無天的日子裡，我們這些人不挨打，怎能顯示看管人的[革命]來？為了吃飯我都挨了一頓打。那天中午吃麵條，輪到我打飯時，打飯的小兵沒給我盛滿，我好好地說：[請給我再添一點]。那個兵說：[你知道你一個月吃多少糧？]我說：[ 28斤吧！]他說：[不行！不能給你添！]我火了，就說：[那就不吃了]，於是把飯又倒給了他。回到我的屋子後，那個小兵進來了，說：[好，現在隨便你吃吧！]說完就給我滿滿盛了一碗。我剛端起碗要吃，一個小軍官破門而入：[你想絕食？你不吃好了！]我就又把飯碗端出去，沒吃午飯。於是，那個小軍官出去叫來幾個兵，把我按在床上，狠打了一頓，還罰我站了一天。我氣極了，衝着他們抗議到：[你們哪裡是毛戰士，你們是法西斯，法—西—斯]，那個打我的小兵，是個十八九歲的孩子。他連[法西斯]是什麼都不懂，嘴裡還唸叨了幾句這三個字，看了我一眼，走了。”

　　我發現，廖老對那個天真的小戰士還充滿着憐憫和同情，不住地嘆氣，搖着頭。

　　“你瞧，那是我在1967年7、8月份的一次批鬥會上寫的詩，是我和吳晗挨斗時的寫照。”廖沫沙指着北面書柜上掛着的一幅字畫對我說。我順手望去，只見上面寫到：“書生自喜投文網，高士如今愛折腰。扭臂低頭噴氣舞，滿場爭看鬥風騷。”

　　“你想聽聽這詩後面的故事嗎？”廖老笑着問我。我連忙點頭說：“很想聽。”

　　“那時我們住在黨校的宿舍里，京西煤礦的造反派把我和吳晗揪到一個礦區去斗，會議還沒開始的時候，我們被關在一間小屋裡。我見吳晗愁眉不展，就想給他解解悶。我笑着說：[咱們現在成了名角了，就像梅蘭芳和程硯秋似的，如果一台戲沒有我們出場，那就唱不成了。]吳晗抬起頭問：[那你說我們唱的這是什麼戲？]我突然想起晉代彭澤縣令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可我們現在挨斗時總要被人扭胳膊、彎腰俯首，做噴氣式，這不是折腰嗎？我就說：[我們唱的是為五斗米而折腰。]吳晗笑了：[五斗米？我這個錢就不止五斗米了吧？]我看他還是那麼書生氣十足，就問：[你一個月幾多錢？]他說：[少說也三百多塊錢的工資呀，你算算看能買多少米？]我一時算不出來，叫他算，他也算不出來。我就又說：[那就去掉五斗米這幾個字，這齣戲就簡稱《折腰》，這行了吧？]吳晗笑着同意了，身上也顯得輕鬆了些。那次批鬥會上，造反派們哇哇亂批，我就彎腰，作了這首值得紀念的詩。”

　　幽默、樂觀、自信、苦撐的話語裡，我感受了廖老的頑強毅力、博大胸懷和堅信光明的生活情趣。正是靠着這些，五年多的鐵窗生活，三、四年的流放日月，他咬牙熬過來了。當他正想把喜訊告訴他的老朋友時，家裡的人才告訴他：吳晗早在1969年10月11日就死了。如同霹靂響在當頭，他驚呆了。他怎麼也不會相信，鄧拓、吳晗，兩個知識淵博，為人忠厚，辛勤求實地為黨工作了大半生的革命者，會先他而去世。他緊攥拳頭，仰天呼嘯：“這究竟是為了什麼？為了什麼呀？”

　　痛定思痛，他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逐漸地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說：“從1959年毛主席反彭德懷開始，老人家就埋下了一棵時時刻刻使他心神不寧的種子。因為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把他竭力倡導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三面紅旗徹底打亂了，實際上證明了他的失敗和彭德懷預言的正確。加上劉少奇在那個時候事實上的糾偏，為錯誤地定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人們平反，彭德懷也提出了要重新認識自己的翻案書。加上這個時候，和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有一定聯繫的吳晗，寫了《海瑞罷官》這齣戲，提出 [ 將我罷官理不平 ] ，許多文章也說海瑞是 [ 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 ，鼓勵他失敗了再干，[ 有朝一日重整紀綱 ] ，等等。這一切，都深深地刺激了對歷史和現實十分敏感的江青和毛主席。我對江青很了解，她從參加文藝活動的時候，就是主張文藝為現實的鬥爭服務，她從來不演和現實鬥爭沒有關聯的戲劇和節目。當然我後來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思想非常激進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顯，是一個絲毫都安靜不下來的女人。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下，她當然對文化界和藝術界不滿意了。她動員和說服了毛主席，從那個時候就不斷地向文藝界發難和開刀，目標不完全是對準一些作家和演員的，而是對準了彭德懷和一切為翻案的中央領導的。現在我們明白了，就是對準劉少奇和彭真這些人的。”

　　我說：“早在1962年1月，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講話中，就把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說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指出彭德懷的萬言書[有不少是符合事實的]、[並不算犯錯誤]，主張[和彭德懷意見一致的人，只要不是裡通外國的，都可以翻案]等等，這對毛主席的領導當然構成了一定的威脅。”

　　廖沫沙說：“是的，我注意到，就是在這個時候，江青顯得特別活躍起來了。她到處看戲，參加一些文藝方面的活動。我幾次出席一些會議和觀看演出，都看到有江青。但是，人們對她並不十分重視，沒想到她會發展到後來那個樣子。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有這樣一段指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是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聽到這樣的傳達，我就有點緊張，但是我看到中央的其他領導人，包括彭真和劉少奇似乎並沒有把毛主席的話當作什麼最高指示，他們該幹什麼還干什，我就又有點放心。我認為，中央反正是集體領導，毛主席的個人意見未必會發揮成為大的運動。即使有什麼問題，中央還有其她領導人嘛。毛主席畢竟已經到了第二線，我相信中央的集體領導。你看我是否書生氣十足了吧。但是，到了1963年9月和11月，毛主席的指示就陸續地傳下來了，那就是我們後來看到的：[戲劇界要推陳出新]、[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後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少，在舞台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該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我聽到這樣的傳達，記得當時和周揚、夏衍這些人都打過招呼，說：[毛主席已經給你們打了招呼了，你們趕快要採取一點主動，否則麻煩事情就會出現。]周揚滿不在乎地說：[沒有事啊，毛主席是和大家說笑話呢。文化工作從來都是這樣的，說什麼都可以，本身就是要人們充分地發表議論，和引起大家的爭論嘛。]我就沒有再說什麼。”

　　我說：“江青那時經常看戲和看電影，實際上都是在做調查研究，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同時給毛主席在提供材料和準備。就象部署一場大戰一樣，事先的偵察和準備工作是十分重要的。江青不但在文化上很內行，而且在軍事上也從毛主席那裡學到了不少的東西。”

　　“是，你說這個非常正確。”廖沫沙拍着桌子說：“她和一些人講話時，動不動就說從戰略上看，文化戰線將會給經濟戰線和政治戰線如何如何，用的詞全是軍事方面的術語。她在毛主席身邊多年，這一點沒有白學。說老實話，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時候，就是一個愛學習的女子。她到我家來的時候，隨身帶的有一個皮箱，裡面全是書籍，有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經典什麼的，每天也是抽出許多時間來看書。這一點，應當肯定，她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女人。”

　　“你還有什麼感覺？”我問。

　　廖沫沙說：“1963年初，江青向周恩來提出了舉行京劇革命現代戲會演的倡議，這是一個信號，說明江青，不，準確地說，是毛主席的一個要破要立的信號。9月，周恩來指示中宣部和文化部，讓他們立即進行全國京劇現代戲會演的籌備工作。周恩來還特意對周揚等人說：[毛主席對這個會演十分重視，特意讓江青同志來過問一些事情。江青對文藝可是內行，你們要高度重視，細心布置，一定要拿出好的水平來。不然，是無法向黨中央、毛主席交代的。這次會演，要在1964年春節前後進行，不要推時間，我們還要有其他的安排呢。]但是，周揚和夏衍等人說：[現在輪到江青對我們發號施令了，江青我們可是熟識得很呀，我們會做好這方面的工作的。]他們沒有把這件事情和黨內的政治鬥爭和什麼路線問題聯繫起來。他們請示了陸定一後，對周恩來的指示採取了敷衍的態度，於1963年9月17日搞了一個《關於舉行小型京劇現代劇目觀摩演出的通知》。江青看到這個通知時，大發其火，她找到陸定一質問：[你們這個通知，為什麼不貫徹毛主席對戲劇工作的重要指示，根本不提舉辦這次會演是思想和文化領域裡的革命？為什麼你們要把周總理指示的在全國範圍內的京劇現代戲會演縮小為七省二市的部分地區的小型觀摩？你們把現代戲的題材範疇擴大為包括近代的歷史題材，甚至反映鴉片戰爭以來的舊民主主義各個歷史時期的劇目都可以究竟是什麼意思？]陸定一和周揚說不出話來，只好拖延應付，江青甩手而去。於是，果然麻煩出現了：1963年12月，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第一個批示正式下達了。毛主席批評文藝工作[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這下，陸定一和周揚等人才慌了手腳。他們在1964年1月16日發出《關於會演推遲進行的通知》中，悄悄地刪去了關於近百年史的內容，作了一個沒有更正的更正。其實，陸定一把江青質問和批評他們的話已經報告了劉少奇，劉少奇當時沒有說什麼，但是到1964年4月9日，在接見一個外國文化代表團的時候，就公開了他的觀點，他說：[就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們的方針，不能絕對化。中國資本主義的，我們叫新民主主義時代的音樂、小說、詩歌、戲劇，在藝術水平上講，不如封建時期的高，現在寫的小說、劇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時期的好，所以演戲就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這話剛剛傳下來的時候，吳晗和夏衍很高興，說還是劉主席說得客觀。他們還要準備新的活動時，又傳下來毛主席的指示，說：[劉少奇講的放屁，它懂得什麼藝術和政治，完全是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張目。]這樣一來，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動了。

　　其實，廖沫沙還不知道，就在劉少奇講話一個月後，即1964年5月9日，林彪對軍隊的文藝工作也作出了一個指示：“無產階級文藝的目的，就是要團結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鬥志，瓦解敵人，消滅敵人，進行興無滅資的鬥爭。它是強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形象地、通俗地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工具。軍隊的文藝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文藝思想的指引下，要大抓創作。有了好的創作，文藝才能起到教育人民和鼓舞士氣的作用，才能起到改造人的作用，才能為鞏固和提高部隊戰鬥力服務，才能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這些，當然不是無的放矢的，是有針對性的。據肖華說：“那時，江青和林彪、葉群之間來往比較多，江青給林彪出了許多的點子，包括在文化和藝術領域，林彪對江青的這些建議是計聽言從的。他沒有理由不聽呀。那時林彪畢竟還沒有爬到最高峰嘛。”

　　我說：“當時江青在文藝上的活動，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進行的。這一點，周恩來得到了消息，陸定一、周揚這些人顯然沒有看出江青活動的政治意義。”

　　廖沫沙說：“根本一點是這些人看不起江青，但是我還是看出了點名堂。劉少奇在許多的政治活動和外事活動中，都把自己的老婆王光美抬出來了，毛主席怎麼不可以讓江青出場呢？江青選擇文藝這個她最熟悉的領域進行革命，是最容易取得意想不到的成績的。這實際上就是為江青在政治上撈資本呢。”

　　我說：“江青發現陸定一和周揚、夏衍這些人的動向後，及時地批評了文化部和中宣部，並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 讓總理出面，把這件事情擺平。中央一定要在這塊領域裡打開一個突破口，再不能允許這些人繼續統治我們的陣地了。我就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中國，就沒有我們的發言權！] 這時，江青已經從抓試驗田着手，親自搞了幾個現代戲，如《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紅燈記》、《蘆盪火種》（沙家浜原名）等劇目。這次現代戲會演，某種程度上就為江青創造了一個亮相的機會。”

　　廖沫沙哈哈大笑起來，連聲說：“還是你分析得對！事情確實是這樣的。彭真就對我們說：[堂堂的一個北京市千萬不要讓江青給指揮了，我們北京市還是有人才的嘛。你們要想盡一切辦法把京劇改革的旗幟奪回來。]於是，北京市抓緊時間，也開始了抓現代戲的工作。到了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由21個省市、自治區參加的全國京劇現代戲勝利開幕了。會演前夕，周恩來就書面指示文化部：[這次觀摩演出和領導小組，應該邀請康生和江青兩同志為顧問。]陸定一和周揚及彭真等人研究後，企圖加上田漢、陽翰生、老舍、馬連良、焦隱菊、陳雲衛等人，後來不知道誰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打來電話，嚴厲地說：[這次演出的顧問必須是康生和江青同志，這是報告了毛主席的，你們要是不經請示亂加人，要小心後果！]這下，彭真才對陸定一說：[算了算了，就按照總理的指示辦吧，我們只要在整體工作上加強領導就行了，一定要注意把會演的整體方向把握好，不要出其他的政治問題和藝術上偏差。]你看，回過頭來看問題，許多當初發現不了的問題現在清楚了，完全清楚了。”

　　這時，廖沫沙給了我一份當時會演的有關文件和材料，我進一步地掌握了當時的鬥爭脈絡，這對認識後來一系列事件有着總綱的作用：

　　1964年6月13日，張春橋向中宣部的領導和文化部的領導介紹上海創作的《智取威虎山》的經驗時，講到他們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突出了武裝鬥爭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映後，陸定一在中宣部的部長辦公會議上大發牢騷：“什麼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都是形式主義！不要弄成非聖人之言不敢言，一切絕對統一。當初長征時，紅軍打到雲南，天天吃宣威火腿，開頭還新鮮，過了半個月，一見就厭煩，再也不想吃了。現在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捧上了天，成了萬能的靈丹妙藥，哪裡有那麼一回事，讀了一篇文章就解決了什麼問題，這是譁眾取寵，吹牛皮。有些人沒讀毛選也是很好的，也有些人讀了毛選，還是一塌糊塗。這次戲劇會演，你們也要注意這些問題，不要讓一些人把你們的腦子搞糊塗了。”

　　有人把陸定一的這些話報告了江青，江青冷笑道：“有人聽讀毛主席的書，就像抽他的筋似的。讓他們喊叫嘛，有本事來大會上來講，躲在他媽的陰溝里放屁算什麼好漢！我就是要給他們念咒，讓他們頭疼，讓他們發抖，讓他們雞叫驢喊。”

　　1964年6月23日，周恩來、康生、江青等人和參加會演的300多京劇工作者舉行了大型座談會。會上，周恩來作了講話，他說：“我們這次京劇大演現代戲是有重要的世界意義的，我們的戲曲工作者一定要把毛主席關於文藝方向的指示貫徹到底，一定要處理好普及和提高的關係，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關係，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的辯證關係，在處理戲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績。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康生在講話中，話中有話地說：“我們的現代戲是要有社會主義的革命內容的，要警惕有人搞反革命的現代戲。因為現代戲，革命的人們會使用，反革命分子也會使用，我們不能讓階級敵人利用我們陣地搞顛覆我們的政權的活動。”

　　輪到江青講話的時候，她顯得非常激動和氣憤，她說：“我認為，社會主義的戲曲應該是保護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如果把握不好這個方向，就會走到邪路上去。我們應該深思一下，我們的戲曲究竟是為六億幾千萬工農兵服務呢？還是為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服務呢？”她的講話語驚四座，一下子傳遍了整個文化藝術界。

　　這一天，張春橋也在全國性的會議上亮相，他着重介紹了上海領導創作現代戲的經驗，他說：“我們在江青同志的指揮下，一開始就把排演現代戲的問題提高到無產階級占領文藝陣地的高度，提高到我們的文藝和戲曲究竟是走什麼道路的高度來認識，這就給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指明了今後的方向。我們決心緊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按照江青同志提出的創作革命現代戲的要求，闖出一條屬於無產階級的嶄新道路來……”

　　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周總理認為非常重要的座談會，陸定一和周揚等主管文化藝術的領導人請示了彭真等人後，認為不需要在全國廣泛傳達。他們要求新聞界採取“不宣傳、不報道、不討論”的方針，壓住了周恩來、康生和江青、張春橋的講話。一個星期以後，陸定一、周揚等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萬人大會，請彭真作了一個專門講現代戲演出問題的講話，和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的講話截然相反，提出了現代戲、傳統戲和新編歷史劇三並舉、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針，說：“現在可以把那些古戲稍微擱一擱，放一放，抓一下現代戲。等把現代戲演順了手，再來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戲。現在的一部分現代戲實際上是粗製濫造，非騾非馬，弄不清它是個什麼東西。我們不需要那樣的現代戲，我們要把《箭杆河邊》這類戲好好地演出，爭取得到大家的擁護。”

　　彭真的講話，立刻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並印成單行本、專集，廣泛宣傳。江青對周恩來說：“你看看，難不難，毛主席指示請你來掛帥可能要好一些，現在人家偏偏不買我們的帳，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是我誇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地和我們對抗，和毛主席對抗。北京要辦成一件事情，是多麼的難呀！”

　　與此同時，林默涵指示一些筆桿子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對上海演出的現代戲《智取威虎山》進行批評，認為“這個戲把原小說的精華部分去掉了，敵人的形象不如小說寫得那樣狡猾和囂張，這就使正面人物很難完全樹立起來。所以，這個戲的演出無論在劇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在演出人員和專家們的座談中都對江青抓的戲劇提出了類似的意見。江青聽了，不動聲色地對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員說：“這不是一個藝術的意見，是要好好地考慮一下，是坐在哪一邊的問題，是坐在正面人物一邊，還是坐到反面人物一邊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不能沉默，要組織文章，展開討論。”

　　廖沫沙講到這裡，仔細地回憶着往事，說：“當時人們誰也沒有想到江青會成為一個手掌生殺大權的人物，對她的意見並不以為然。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內部刊物上，以反映情況的名義，對江青的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小簡報》上，幾次發表文章認為江青的意見簡單、粗暴，不足為道。北京市委宣傳部的內部刊物《文藝戰訊》上，發表了許多評價《箭杆河邊》的文章，稱讚這齣戲。因為江青說過這齣戲是 [ 正不壓邪 ] ，所以蕭甲的文章就說：[ 我看這齣戲比《蘆盪火種》還要細 ] 。劉厚生發表文章說：[ 我認為這個戲不錯，有人覺得正不壓邪，我倒覺得不太突出，因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錯。] 彭真和北京市委聽到演員們議論，新華社的報道不公平，過份地突出了《奇襲白虎團》，對黨親手培育起來的劇團和《箭杆河邊》，扶植不夠，等等。都是針對着江青而來。這本來是正常的現象，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攻擊江青的罪行。這些人都遭到了很大的迫害。”

　　我說：“不對吧，江青雖然在那時沒有顯示出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厲害，但是她的獨特作用已經很明顯了。只是彭真、陸定一等人以為可以頂過去就行了，沒有想到毛澤東在文藝上一直採取進攻的策略，始終沒有後退的意思。江青的許多意見逐步地在勝利着。比如，1963年，周揚和林默涵在中國戲曲研究院組織了一個試驗劇團，江青指示的移植豫劇《朝陽溝》，並說一定要在京劇音樂的基礎上革新，探索出一條用京劇藝術形式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但是，周揚和林默涵一定要探索走一條看來像不三不四，實際上是創新的新路的戲。江青看了彩排，大為惱火地說：[《朝陽溝》的音樂不是步子邁大了，而是邁歪了，我是讓你們發展京劇，而不是讓你們毀滅京劇。這個戲不准參加全國現代戲調演。] 周揚聽了也只好無可奈何地說：[《朝陽溝》不好不拿，好也不拿，江青不同意就不好辦。] 林默涵說得更清楚：[ 這個戲不是藝術上拿不出去，而是江青同志通不過。以後再拿出去，自有公論。] 此外，周揚和林默涵、張庚等人還精心搞了一個《紅旗譜》的連台本戲，調集了大量的人和物，精心排練。張庚說：[ 從長遠的利益來看，《紅燈記》不是方向，《紅旗譜》才是方向。] 江青聽到這些，調看了劇本以後，一針見血地說：[ 你們這個戲的基調有問題。] 然後拒絕看彩排。康生也說：[ 我們提倡現代戲，而不僅僅是簡單的現代戲。對現代戲也要一分為二，有革命的現代戲，也有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現代戲，這一點我們必須認識清楚。] 這一來，周揚請示了彭真和陸定一，加上毛主席發出了第二個文藝的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人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周揚他們在這種情況下，終於把這齣戲在第二次審查時，忍痛割愛了。他們說：[ 江青已經露出風來，這齣戲是歌頌 [ 左 ] 傾盲動主義的，我們不能再搞了，再搞會吃虧的。不過，[ 左 ] 傾盲動主義也是革命，不是反革命的戲。算了，《紅旗譜》不搞了。] 這說明他們對江青是既恨又怕。但是不得不按照江青這些人的指示辦。”

　　廖沫沙說：“師東兵同志，他們不是怕江青，而是怕她的後台毛澤東。1964年6月到7月的整個會演期間，凡是江青和張春橋他們搞的劇目，如《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和《奇襲白虎團》等劇目，毛主席都會去看戲。他一去，所有的中央領導人也都要看，而且毛主席接見演員的時候，公開為這些劇目叫好，這下誰還敢說不好呢？可以這麼說，江青的每一件事情最後都會得到毛主席的支持。這從1963年開始起，我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就拿這次會演來說吧，整個演出結束後，周揚有一個總結報告，他說：[ 在文藝上，文化部曾經提出了挖掘傳統、搶救遺產、提倡流派和拜師學徒的口號，這是對的，並不能說成是搞封建主義和才子佳人。就是對那些已經被公開批判的代表人物，我們也要採取讓他們繼續革命的態度，錯了就錯了，改了就好。田漢、孟超不要緊張。] 等等。我們一看就知道周揚是為我們說話。但是，就在這年的7月，毛主席對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作了指示，說：[ 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 這就是要把階級鬥爭要無限度地搞下去，誰能不怕呢？江青的態度不管是否代表毛澤東，反正她的話人們總是要和毛澤東聯繫在一起，這一點不是我自己，就連彭真最後也服氣了。1967年7月29日開始到8月2日告一段落，戲劇口上的造反派們，連續批鬥了齊燕銘、夏衍、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等人，把我也拉上陪斗。彭真在休息的時候偷偷地對我說：[ 早聽了江青的話，也不會遭這麼大的罪，這回我可是服氣了。你原來勸我的話，我要是早聽一點點，也不至於如此。] 他是指江青在批我的時候，我曾經對他說：[ 批就批吧，彭真同志你可千萬不要和江青頂着干，和她作對她肯定會收拾你，這個人的反擊心理最為強烈。只要你得罪了她，她至死都忘記不了你。] 彭真說：[ 我不信那個邪，我是服從真理的，除了真理我誰也不怕，誰也不理，管你是中央主席還是什麼頂天的神聖，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沒有多長時間，他也嘗到苦頭了。”

　　他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說：“1966年5月16日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第七期上，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和〈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裡面專門把我糟蹋了一頓。” 戚本禹從另一個角度刻畫了廖沫沙的一面，這段文字是這樣的：

　　你們批判過廖沫沙嗎？沒有。

　　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就是當年把刻骨的話 [ 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 ] 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將魯迅進行攻擊的人。現在他又用同樣的手法，把暗箭射向黨、射向人民。請問《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對這樣的人，你們什麼時候作過批判？

　　腐爛的毒草，被廖沫沙說成是鮮艷的花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海瑞罷官》是好得很，“再寫一個”：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李慧娘》，是 [ 有鬼無害 ] ，[ 能鼓舞人們的鬥志 ] 。對於這些為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逆流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在社會上散發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們什麼時候批判過？

　　你們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為了鼓舞人民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鬥爭，卻偏偏要唱對台戲，在《前線》上發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譃”》，惡意地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攻擊，誣衊我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說大話”，“顧前不顧後”，是“口稱不怕鬼而實際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請問你們把這樣的文章發表出來，究竟是要幹什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什麼時候怕過鬼？你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誣衊，不是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一模一樣嗎？

　　1963年5月6日，梁壁輝（即俞銘潢）同志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接着其他報刊也展開了批判，而你們在這個時候仍然不肯發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後來，實在交不了賬了，這才迫不得已地幫助廖沫沙發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騙群眾的假檢討《我的〈有鬼無害論〉是錯誤的》。什麼“忘記”了“階級鬥爭”呀，什麼“失去了警惕”呀，什麼“劃不清界限”呀，什麼“迷失了方向”呀，什麼“不自覺地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作了幫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給自己扣上了一堆輕鬆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線》《北京日報》的“編者按”似乎改變了自己以往的強調，說：“他（指廖沫沙）決不是 [ 不自覺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幫手 ] ，而是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一員主將。”但是，這仍然是一頂空洞的帽子。我們要問這個廖沫沙究竟是幹什麼的？從他一系列反動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來，他是一個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是一個假洋鬼子、土鬼結成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統一戰線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的反動活動事實，你們比我們知道的要多得多，為什麼你們不肯作一點揭發呢？看來你們是直到現在還被“鬼”迷住了心竅。

　　這些並沒有多少實際內容的文字，無疑等於判了廖沫沙的政治死刑。從此，他就被扣上了三反分子的帽子，整整遭受了十多年的牢獄之災。直到他已經平反後，他才聽當初關押過他的一個人告訴他：“江青當初對你的案子很關心，特意和紅衛兵及專案人員談話時說：[聽說廖沫沙到現在還很猖狂，你們就要狠狠地斗呀，把他的反動氣焰給斗下去。這個人，我在30年代的時候就認識，是叛徒，是反魯迅的叛徒。當初他有意地出賣我們的許多同志，幹了許多的壞事，你們要他一件一件地交待清楚。]其實我是什麼人，她最知道底細，她報復我，就是因為一些小事嘛。當我在審判她的法庭上作證的時候，她依然破口大罵：[你們讓廖沫沙這樣的叛徒來醜化我，我感到無限的光榮。廖沫沙就是叛徒、特務，我有證據。]其實她的那些證據，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對我實行逼供信的那一套東西。我早就一一地給予了駁斥了。其實，她說我反對魯迅，就是指1934年我用[林默]的筆名，在《大晚報》上發表了一篇《論“花邊文學”》的文章，說魯迅的雜文是[花邊文學]。魯迅說我[是換掉姓名掛在暗箭]，把我也醜化了一頓。這本來是文學評論中很正常的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反魯迅這樣的人的話，就成了能給人定罪而且定得可怕的法律。這大概是歷史上沒有過的文字獄吧？”

　　我沒有回答他。我在深深地反思這種獨特的歷史現象。我一時找不到更合適的語言來評價或概括這個在我們文學史上已經有過許多人的事例。就連張春橋在被捕之後，不是也以他曾經用“狄克”的化名寫過對魯迅大不敬的文章而給他定了罪名嗎？究竟該用什麼樣的評論說一下這個現象呢？我知道有一些人正在認真地研究這問題。

　　接着，廖沫沙告訴我，1978年5月，他結束了江西封泥縣芳山農村的流放生涯，重回到北京，他看到路旁那一排排鬢髮零落、搖頭嘆息的蒼松老柏也都長出了新芽、嫩枝，煥發青春。這時，他才深深地體會到：除了自己把自己打倒外，任何力量也催不垮自己。即使肉體泯滅了，精神和靈魂也是永存的。

　　廖沫沙把不久前出版的四卷《廖沫沙文集》取下來讓我翻閱，其中有兩卷是他幾十年來所寫的雜文，各種論文又占了一卷，最後一卷是他寫的劇本、小說、詩詞的匯集。忽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他1983年10月寫的一首自嘲詩上，我覺得它正是他自己的風格寫照，也是這位學者兼作家永葆青春而不衰萎的原因。他看出了我的心思，順手拿出一頁紙，提筆把這首詩抄寫下來，贈給我。我很珍惜地接過來，上面寫道：“下筆無神彩，詩文何足陳。雪泥安可貴，鴻爪不為珍。錄自[自嘲]詩書贈東兵同志 廖沫沙於1985年5月3日。”

　　我拉住老人的手，望着他飽經風霜的面孔，感到了一種生活的力量和信心。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和這樣的老人在一起共談文革，我受益到多少生活的啟示啊！以後，我連續和廖沫沙談了幾次，雖然每次都是他的老伴來催他休息，但是他每次都要和我暢談幾個小時。他說：“我和你談話同樣能得到啟示，我沒有想到你對近代史有着如此厚實的研究，對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如此精深，這可是非常地不容易呀！這是我和你越談越覺得離不開的原因。”說完，我們倆都開懷暢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