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志江：也談卞仲耘之死

炎黃春秋雜誌2015年第1期

歷史是由一連串的故事連接起來的。葉維麗說，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記憶》第47期，葉維麗：《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譬如，《三國演義》中有許多好故事，但演義並非歷史。

葉維麗的文章雖然涉及的只是卞仲耘之死這一個案和宋彬彬究竟應當承擔何種責任的問題，但它觸及了文革史之所以撲朔迷離、諱莫如深的大問題。文革十年，青年學生擔任主要演員的是頭兩年，寫文革史，最難落筆的恰恰是這兩年。不要說整個歷史，就是這兩年中發生的許多故事恐怕都是很難講得清楚的。

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難言的歷史一定有難言的故事，卞仲耘之死便有它的難言之處。

周作人在《故事難講》中引用過一件軼事：

英國洛利勳爵在獄中寫《世界通史》，有一天看見窗外有人鬥毆，甲打一個像是官吏的乙，乙立即抽劍刺甲，甲以棍毆乙，遂同倒地上。次日有友來訪，洛利告以所見。友訂正之曰：乙非官吏而是西班牙使館的僕人，是乙先打甲，並未拔劍，乃是甲搶去把乙刺死的。洛利不服，說親見無誤，友人說那時自己在場，為了奪取兇手的劍，額上還受了微傷。洛利於客去後盡焚其稿，因為目睹尚難盡信，過去的事更無從說起了。

卞仲耘之死已是40多年前的事，現在要講清楚自然很難，更何況一些當事人選擇沉默。甲乙兩人打架，事隔一天，目擊者洛利和在現場的友人的說法便有矛盾。毆打卞仲耘時在場的人不少，總有上百人吧，40多年後各自的回憶不可避免地有衝突之處。

有一點倒是比較清楚的，宋彬彬曾出現在毆打卞仲耘的現場，但未動手，也未動腳。這是各方證人都確認的。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無直接責任。因此，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從1978年至1989年多次向法院狀告袁淑娥等有關人員時，宋彬彬並未被列為被告人。但王晶垚認為宋彬彬是當時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她對卞仲耘之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20多年前，王友琴首次向公眾揭示卞仲耘之死時，大概也是這樣認為的。

文革史和文革中的故事之所以難言，除了時間"久遠"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正是這"不可推卸的責任"有點說不清道不明，它涉及錯綜複雜的文革大背景。極而言之，有人甚至認為文革中出現種種非人性的行為，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葉維麗，歷史學家，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教授。早年同宋彬彬、鄧榕和王友琴等名人一起就讀於京城著名的高乾子弟集中的學校——卞仲耘任副校長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因此，在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初和隨之而起的"紅色恐怖"發生時，她正處於旋渦的中心，對文革有過直接的觀察和鮮明的記憶。應當說，作為歷史學家和得益於美國"語境"的寬鬆，她的文章要比一些洋學者、囿於國內政治束縛的國內學者和未經歷過文革的研究者，更能搔到歷史的"癢處"。她的文筆和層層剝繭式的分析也讓人對40年前的那場革命有身臨其境之感。

在她看來，對卞仲耘之死無直接責任，甚至在現場做過無力的勸說和努力的宋彬彬卻成為"千夫所指"，有關她和卞仲耘之死的故事流傳了幾十年，長盛不衰，並成為許多文革史的研究者，特別是國外的學者研究文革的重要依據，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歷史學家注意的有趣現象。

在《卞仲耘之死》（署名白芳）、《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我看卞仲耘之死》和她那本《動盪的青春》等文章和專著中，她試圖通過對文革爆發後最"激動人心"的幾個月的歷史進行梳理和研究，為宋彬彬，實際上更為紅色大院裡的兒女們在文革初期的行為進行辯解。

在葉維麗發表的這些文章里，她在剝離宋彬彬對於卞仲耘之死有直接責任這一點上是很成功的，澄清了不少疑問。

如果在紅色恐怖中死去的僅僅是卞仲耘一個人，我想，葉維麗幾乎已經成功了，除了她無法否認宋彬彬等人寫的大字報對卞仲耘遭受迫害所產生的影響。

問題是卞仲耘之死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作為歷史學家和曾經的紅衛兵，她並不諱言和卞仲耘之死相關的歷史事實：在短短的幾個月中，"老紅衛兵"所製造的"紅色恐怖"僅在北京市便奪去了1700多個平民百姓的生命，其中不少是中學校長和教師。

卞仲耘之死的悲劇意義在於她是第一個犧牲者，又恰好是那個"貴族學校"的校長。每一個死者都有"我雖死去"的故事，這1700多個生命也各自都有直接的責任者，但這近乎屠殺的悲劇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發生一定有人必須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誰之責？

這無疑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大悲劇之冰山一角，但葉維麗說："哈里斯先生不滿意將一切責任都推給毛澤東，我也不滿意。"因此，作為歷史學家，她難以否認"老紅衛兵"中的頭面人物在推動"紅色恐怖"中所扮演的角色。當年的中學紅衛兵絕非只是烏合之眾，沒有像樣的領袖人物。1966年8月24日，當幾千名中學紅衛兵有組織地"血洗清華園"時，那是何等的紀律嚴明和具有戰鬥力啊。沒有統一的指揮，行嗎？

那一段歷史的難言之隱並不僅僅是"卞仲耘之死"應當由誰來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還因為在文革後，當許多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大學生紅衛兵領袖走進大牢的時候，沒有一個中學生紅衛兵領袖為1966年夏天的那場屠殺承擔任何"不可推卸的責任"。1700多個生命被"宜粗不宜細"掉了，或者如北京師大女附中另一個紅衛兵領袖在宣布卞仲耘死亡一事時說的那樣：死了就死了。

這樣對"粗""細"的選擇，人們理所當然地想到中學紅衛兵領袖的家庭背景和某些紅衛兵領袖今日依靠家庭背景得到的輝煌。

幾十年後出現在網上對宋彬彬等人的道德拷問或追索是那段難言的歷史的一種迴響。宋彬彬成為追索的主要目標確有它的偶然性甚至有點委屈。8月18日她在天安門城樓上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並被賜名"要武"後，那張光輝的照片讓她成了紅衛兵明星，日後卻讓她為卞仲耘之死背上了十字架。

葉維麗曾引用美國歷史學家柯文的話說：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意思是說後面發生的事情不能倒過來影響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是的，8月18日發生的事不能用來說明卞仲耘在8月5日被打死的事，但作為中學紅衛兵的標誌性人物，宋彬彬的"革命歷程"同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是很難分割的。

宋彬彬成為追索的主要目標恐怕並不完全在於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負的責任，而是因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為紅衛兵運動初期的政治符號，就像蒯大富成為紅衛兵運動後期的政治符號一樣。蒯大富已用17年的牢獄生涯來償還他的債務；人們不可能要求宋彬彬等人像蒯大富那樣償還債務，但人們心懷不平是難免的。

有人對當年的行為公開道歉，有人對被"裹挾"其中的無奈加以辯解。

葉維麗說："4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要做的不是去'抓兇手'，而是每個人面對自己的良知。我們都已鬢髮灰白，夜深人靜時，我們是否曾捫心自問？就像當時選擇怎麼做是要經過每個人的大腦一樣，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個人的。"

或許只能如此了，阿門！

（作者為上海中外合資企業維蒙特公司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