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會主義流派都在此一顯身手，所有後來的社會主義流派都為此滔滔不絕地探求、辯論、誤導，都以此指導、修正、影響、證明自己的實踐。令人遺憾的是:其中最主要、最有影響的見解不是公社參與者的主流思想蒲魯東派[1]或主要領導人物新雅各賓派[2]、布朗基派[3]，[4]而是沒有參與公社的馬克思-恩格斯[5]（以及後來的列寧）主義流派；特別是在中文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巴黎公社的見解是唯一的話語源[6]。可以說，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場上，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 政治理論核心。

例如，中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間1967年1月，上海市的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政府各級機關權力後，組成的新政權，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100萬人參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會。但隨着毛澤東一聲令下“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中國各地的新政權機構一律改名為“革命委員會”，上海的政權也於1967年2月23日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個成立時被歡呼為“萬歲”的新政權存在僅僅18天，就壽終正寢了[7]。相對於不知道巴黎公社精神的中國人，不了解中國的西方“新左派”知識分子(包括中國問題專家)，卻從上海人民公社的鬧劇和打着“偉大的巴黎公社革命傳統萬歲！”旗號的北京遊行（1968年，70萬人）激發了對主觀願望中的巴黎公社的懷舊感念[8]。

雖然巴黎公社是“十九世紀最激烈爭辯的題材之一，…對它的文獻的研究卻不充分”[9]。這種狀況現在有所改善（如Jacques Rougerie的開創性工作），但是，西方歷史學界的主流立場介於凡爾賽的反動政治和公社的社會主義特色之間的共和色彩[10]，例如，“對於公社的學術研究一直處於布爾什維克革命和冷戰的陰影下。隨着柏林牆的倒塌和蘇聯的解體，過去的中心問題，如公社是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看起來很滑稽了”[11]。自從同時代的參與-支持者以來，沒有以除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外的社會主義觀點對公社的進一步研究。今天，在蘇聯解體和中國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已經基本完成的情況下，更應該、也可以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巴黎公社原則”等作出一個基本判斷，還原公社的本來精神[12]。

在1871年4-5月寫於倫敦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歡呼道：“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驚醒了。公社，這個使資產階級的頭腦怎麼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麼呢？/中央委員會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寫道：‘巴黎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府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權利。’/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4月12日，馬克思致函庫格曼：“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象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應該把它打碎，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如果他們將來戰敗了，那只能歸咎於他們的‘仁慈’。當維努亞和隨後巴黎國民自衛軍中的反動部隊逃出巴黎的時候，本來是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的。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他們不願意開始內戰，好象那邪惡的侏儒梯也爾在企圖解除巴黎武裝時還沒有開始內戰似的！第二個錯誤是中央委員會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而把它交給了公社。這又是出於過分‘誠實的’考慮！”[13]

馬克思的論斷，主要是基於豐富的主觀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論點，作為政治宣傳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有一定的正面價值，但與事實不符[14]，因此有必要先簡單回顧公社的成立過程。[15]

導致巴黎公社起義的直接原因是法國在1870年7月由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挑起的普法戰爭中的慘敗。1870年9月2日，被圍困在色當的拿破崙三世投降，法蘭西第二帝國崩潰。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推翻了帝制、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國，巴黎民眾的愛國主義情緒激昂，年輕的社會主義活動分子馬隆寫到：“我在此刻感到我非常莪愛我的祖國”[16]。新的臨時“國防政府”為了顯示正統性[17]，表示繼續抗戰的意圖，在富裕區組織了60個營的國民衛隊，但根本上沒有戰鬥意志，基本上接受俾斯麥要求的停戰（投降）條件。政府中握有軍權的內政部長甘必大[18]還沒有放棄抵抗的企圖，沒有得到正式和約的普魯士軍隊繼續大舉進攻法國，9月19日包圍了巴黎。巴黎是什麼？正如曾經擔任過警察局長的巴黎設計者Georges Haussmann所述：“所有的東西都到達巴黎：主要公路、鐵路、電報；所有的東西都來自巴黎：立法、命令、決定和政府派遣官員。…巴黎的本質就是集中制。”“法律和命令是這個城市之王普遍安全…和公共和平的首要條件”[19]。

這個集中制的首要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各黨派、特別是俱樂部活躍起來。例如，一張傳單上這樣宣告：“第三條：第13區民主社會主義俱樂部的目的是研究所有勞動自由和勞工解放等政治和社會問題、追求以革命方式的解決途徑、用它的影響動員勞工起義反對君主制復辟的企圖和政府想阻礙民主和社會共和的進步的各種行為”[20]。巴黎的相對獨立的二十個區arrondissement里的警衛委員會[21]也積極行動起來調節聯合，由每區選舉4人組成了委員會[22]，9月5日選出了以Varlin瓦爾蘭為首的臨時中央委員會[23]，9月17日公布了關於國防和警備委員會的綱領，第一個主張就是取消“在歷屆帝制政府時期都是奴役公民而不是保護公民”的由政府內務部任命的警察局。實際上，目擊者都指出：在圍城和公社期間，犯罪率顯著下降。第10區區長杜巴依說：“在圍城時期實際上並不需要警察，因為既沒有任何大盜竊案，也沒有任何殺人越貨的情形”[24]；公社期間確實沒有發生一件謀殺案[25]。臨時中央委員會也要求選舉政府官員（包括軍官）、廢除一切限制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的法律。在公告上簽名的46人中，有11人後來成為公社議員：瓦揚、馬隆、龍格、蘭維埃、瓦萊斯、克呂澤烈[26]、德姆、饒納爾、勒弗朗賽、烏迭、潘迪，和沒有被選為議員但在公社中活躍的蓋亞爾、米利葉等[27]。這一期間，遠在倫敦的馬克思1870年9月9日發布的“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於普法戰爭的第二篇宣言--致國際工人協會歐洲和美國全體會員—”中說教到：“在目前的危機中，當敵人幾乎已經在敲巴黎城門的時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都將是絕望的蠢舉。法國工人應該執行自己的公民職責”[28]。法國工人幸好沒聽到來自倫敦的指令，貧民區的民眾踴躍加入國民衛隊，9月底已經擴張為36萬人254個營[29]。這同時改變了國民衛隊的成分和性質。與此相對，只考慮儘快簽署和約的臨時政府完全不接受、不理會代表了所有巴黎基層行政組織（包括富裕居民區）的二十區組成的委員會提出的這些主張。

10月31日，由共和派中央委員會、國際（法國支部）、工人議會聯盟等發起、短暫占領了政府大樓Ville旅館和幾個區公所，但這些零星的抗議第二天被政府的威脅加許諾驅散了[30]。無論如何，這展示了巴黎不肯投降的決心[31]。11月3日，政府被迫組織了有限的波拿巴式選舉，不能選巴黎市一級的官員、只能選20個區的區長mayor，結果政府獲得大勝[32]。這些區長負責民政、選舉等，在後來的公社期間作用重要而複雜。同時，國際的成員也積極參選國民衛隊的指揮官，如後來成為公社議員的Avrial的競選宣言是：“我與那些勇敢地站起來要求今天的社會問題的解決人們同道。…我期望一個社會契約使每一個勞工的能得到他的勞動成果，使人們都能享有更高的教育，…廢除宗教的規矩提升孩子們的精神”。他被選上了，但政府拒絕任命他[33]。

1871年1月28日，圍城四個月後，臨時的國防政府謀求與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簽訂停火協定。其中包括“除了12,000人外，所有的巴黎的軍隊解除武裝；國民衛隊保持武裝維持城裡的秩序”，後者顯示國防政府其實根本沒有能力“捅大黃蜂的馬蜂窩”[34]。怪不得巴黎公社被鎮壓後，逃到倫敦的拿破崙三世寫信指責負責談判、簽署投降和約的國防政府外交部長Jules Favre茹爾∙法夫爾:“在凡爾賽，征服者提議解散國民衛隊或者軍隊。你選擇了後者，因為你害怕軍隊裡的波拿巴主義傾向，同時你絲毫沒有注意騷亂的人群中的無秩序因素，….導致了公社的爆發” [35]。德國人要求在停戰協定里加入一條，要讓德國軍隊以凱旋儀式進入巴黎。許多巴黎市民非常憤慨並堅決反對普魯士人以任何儀式宣布對他們的城市的占領，由各區市民組成“國民自衛隊”比來自外省的政府軍隊更急迫保衛巴黎。他們對外共同保衛巴黎擊敗德國人的進攻，對內保衛共和政體防止帝制復辟，對應為了簽訂投降和約舉行的國民議會選舉。本來互不隸屬的各區國民衛隊在2月期間在瓦爾蘭等國際成員的活動下緊密聯繫起來，反對解除自己的武裝，成立了沒有得到政府批准、也不受政府控制的中央委員會。

1871年2月8日，面臨戰爭壓力的法國舉行全國（男性）普選，選舉國民議會（630人[36]）以便批准俾斯麥簽訂投降和約（除了賠款外還要割讓領土）[37]。選民中538萬人是無地農民、355萬人有土地、310萬人從事工業（其中139萬有自己的作坊/店鋪）。選舉結果有幾種解釋：由共和派（約兩百名當選）和放棄任何抵抗的奧爾良保皇派（約兩百名當選）控制了國民議會[38]；也可以把兩百名共和派算作保皇派[39]；或者認為230人來自貴族、250人是地主、100人是舊軍官、只有80人是共和派、40是是社會主義者[40]。在巴黎，得票最多的是已經60歲的路易∙勃朗[41]（左插圖，21萬6千票）、已經69歲的人道主義作家維克多∙雨果（21萬4千票）[42]、甘必大（20萬2千票）[43]、加里波的[44]（20萬票），沒有加入國防政府的梯也爾以第20名也當選，法夫爾是國防政府唯一（剛夠票數）當選的議員[45]，可見巴黎市民對國防政府的厭恨。新雅各賓派路易斯∙查爾斯∙德勒克呂茲[46]（右插圖，15萬4千票）、皮阿（14萬5千票）[47]、加姆邦Gambon（13萬6千票），國際的會員馬隆[48]（11萬7千票）、托倫（8萬9千票）[49]也當選，他們多站在公社一邊，或者辭職或者被國民議會開除。布朗基本人（5萬2千票）以及後來的公社中發揮領導作用的布朗基派特里東（6萬5千票）、弗路朗斯（4萬3千票），活躍的國際會員瓦爾蘭（5萬8千票）、泰斯（4萬9千票）沒有當選。值得一提的當選者還有管轄蒙馬特爾高地炮台的第18區區長Clemenceau克列孟梭[50]和第二區的區長Tirard[51]也當選。國民議會的選舉結果沒有完全埋葬恢復帝制的可能[52]，也沒法擺脫除巴黎、里昂等大城市以外的法國農村的保守政治生態，它的第一個決議就是拒絕正式承認事實上的共和制度[53]。在Bordeaux召開的國民議會以546贊成、107反對、23棄權普魯士的賠款割地和約[54]。國民議會組成新的國防政府，任命反對與普魯士開戰、提倡早日與普軍簽訂和約的梯也爾成為政府首腦。國民議會還頒布法律命令所有債務必須在48小時內付清，讓已經被圍城四個月的普通巴黎市民無法承受；同時，為了解散政府無法控制的國民衛隊，釜底抽薪，終止其成員的每日1.50法郎的薪水[55]；國民議會雖然拒絕了王黨派搬到奧爾良的企圖，但因為害怕巴黎民眾，以427贊同：154反對而決定搬到凡爾賽。“從戰略地位來看，凡爾賽只要用少量的後備軍，就可以輕易地抵擋住任何進攻，凡爾賽的居民秉性善良，是我們無後顧之憂。這樣就可以把巴黎握在手裡，而不受它的牽制”[56]。這種實際上取消巴黎的首都地位的作法，激起了巴黎所有階層“可怕的憤怒”，“每個人都感到這是一種屈辱和威脅” [57]。路易勃朗敏銳地預感到這會促使巴黎“建立自己的政府”、“從殘忍的外國戰爭廢墟中…產生更可怕的內戰”[58]。

“在以政權鬥爭為中心展開的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始終存在着更深刻的經濟矛盾”，“共和國、憲法，/多麼動聽的名字！/可是，僅有這些是不夠的……/看啊，飢腸轆轆的窮苦人，/依然衣不蔽身，/依然勞累困頓。/再來一次革命啊！/這次應當更向前一步，/應當是一場徹底的社會革命”[59]。共和以來卻不斷加劇的貧富分化，再加上當前的食物短缺、軍事失敗，還有普魯士軍隊的不斷炮轟，大大激化了巴黎的社會矛盾。市民們，特別是下層市民一直以來都希望能建立一個民主的共和國，在國民議會普選後明確要求巴黎自治，擁有自己的經選舉產生的議會和市長[60]，享有與其它法國城鎮同樣的權利[61]。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於對巴黎激進平民的擔憂而拒絕，只容許市民限制性地選出區長和三名副區長[62]。同時，大量湧入巴黎的窮人在東部區的各種報刊、俱樂部的影響下開始把自己的經濟地位與法國的政治制度聯繫起來，產生了謀求以一種更加公平的方式來管理國家經濟的願望。而最能代表這種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普遍訴求的就是蒲魯東（插圖）。

作為法國最普及的社會主義思想，蒲魯東提倡自己原創的安那祺主義[63]，其核心互助論是“各個自由力量之間取得均衡的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每一個力量只要履行同樣的義務就享有同樣的權利，在這種制度下每一種力量都能夠用勞務來換取相應的勞務”。“互相效勞、互換產品、彼此貸款‘相互保險、互提信用、互相保證、彼此擔保，等等—這就是法則”[64]。通過勞務交換、生產協作、無利息銀行貸款等可以建立一個沒有強制和壓迫的、保障勞工自由權利的新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不需要國家這樣的集權組織。沒有中央集權的國家按照聯邦形式由獨立自治的單位—公社組成：“公社具有自治權、行政管理權、徵稅權以及支配其財產和稅款的權利。它有權為青年創辦學校、委派教師、設立警察、憲兵和國民自衛軍、委任法官、組織集會、擁有報紙、私人社團、企業、銀行等等” 。“市政管理的自由按其實質來說是同國家的統一互不相容的”[65]。“統一的標誌不是法律，而只是各個不同的自治集團相互間所做的諾言” [66]。

【新掌權的、以資本為後台的統治階層馬上就出賣了曾經幫助資產階層取得政權的平民階層；…很顯然，如果沒有新的持續革命，總要維持的人支配人的組織社會必然會墮落腐化下去，這種新的革命，馬上就集中到所有權的制度上。相對於個人或家庭獨自占有的所有權（在商法中多體現在Sole Proprietorship或Self Employed個體經營業主或家庭經營）而言，蒲魯東所指的第二類所有權包括今天的跨國公司那樣的大規模私有形式，它們必然帶來各種盜竊：詐騙性的破產、公•私文件偽造、彩票、高利貸、地租、利潤、敲詐勒索等等，都是專制社會的基礎，是苦難和罪惡的主要原因。所有權的弊端廣為人知、廣為人恨 ，蒲魯東驕傲地宣判：“所有權就是盜竊。”/所有權按照既有的法律制度定義，是指完整的、絕對的、永久的權利；占有則是一種事實狀態，即與所有權歸屬分離而行使的、在一定條件（期間、使用規定等）下相對、暫時的權利，不改變所有權的性質。那麼，我們所占有的財物的所有權在誰那裡呢？在社會整體：“人從社會的手中得到他的用益權，只有社會可以永久地占有：個人會死亡，社會是永久不滅的。”需要留意的是，這個社會，決不是指國家（政府），因為現存國家本身正是所有權制度的產物。安那祺主義的理想正是要建立沒有所有權、不同於共產集權的社會。】[67]。蒲魯東的大著多產含糊、許多自相矛盾之處[68]，怎麼會對文化不高的勞工階層有這樣大的魔力呢？蒲魯東解釋道：“大眾不讀我的書，但是，他們不讀我的書也理解我”[69]。這是真的，因為蒲魯東道出了他們的心聲。

年輕的蒲魯東主義者韋爾莫列爾（插圖）[70]在《社會主義政黨》（1870年3月10日）中論述了社會主義者的任務、革命道路、國家體制等問題：“勞動是世界的主人。它是社會的創造者，因而應當成為調節社會的最高標準。……重要的是，自由和平等正是要通過勞動組織來實現，因為勞動組織是社會本身的基礎。……必須使每個人都勞動。到那時，每個人都將為自己工作，而勞動產品的互相交換則將使社會平等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個人的勞動價值和另一個人的勞動價值一樣；沒有奴隸職業，也沒有自由職業；正是在勞動中，人們應當平等；石匠工作一小時的價值和建築師勞動一小時的價值一樣；手工業者勞動一小時的價值和醫生或律師勞動後一小時的價值一樣”。“交換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出發點”。中央集權制和帝國的三大勢力---審判官制度、教會和常備軍“是當前專制政權的三根支柱”。“常備軍始終是實行專制的工具，常備軍的存在是和真正的自由主義制度不相容的”。“官僚們（例如目前的審判官們）非但不同委派他們的中央政權共同負起責任，反而結成毫不負責的保守集團，無例外地支持任何政府；他們是一切政治自由的最兇惡的敵人”。“公社將成為社會生活的學校”，由公社根據協議建成聯邦[71]。這些道理對於巴黎的民眾簡明扼要，不需要多餘的解釋和後來者的誤導。

正如馬克思派也承認的那樣，“在法國工人階級中曾有過某些影響的第三個派別是巴枯寧主義。…在南方，追隨巴枯寧的有幾個國際會員，如阿∙理沙爾、奧布里。巴枯寧親身參加了里昂的革命運動（1870年9月）”[72]。由巴枯寧等23名“革命的公社聯合”發布的告示宣告到：“一、廢除已經失靈的國家行政和政府機器；二、休止所有的犯罪和民事法庭，代之以人民正義/法務；三、休止付稅和貸款，…；第五、廢除所有市政機關”[73]。

巴黎的裝訂工人協會和1869年成立的具有工聯主義性格的巴黎勞工聯合會[74]的領導者路易-歐仁∙瓦爾蘭是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1865年倫敦會議、1866年日內瓦會議和1869年巴塞爾會議的代表，“像巴黎支部大多數成員一樣，瓦爾蘭是蒲魯東主義者，並帶有某種巴枯寧主義的傾向。”從倫敦回國後，瓦爾蘭更加積極投入組建國際的工作。正如在他的傳記（多曼熱著）中所說的：“這一時期，國際巴黎支部的四分之三的會員都是瓦爾蘭一個個介紹參加的” [75]。自然地，國際的成員都是蒲魯東主義者，認同“勞工各階級的解放必須由勞工各階級自己去爭取，勞工各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地位，而是要爭得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廢除所有的階級統治”[76]。瓦爾蘭被選為國民衛隊第193營指揮官[77]，3月19日代表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向20區區長們[78]提出“選舉市議會”等一系列後來由公社逐一實施的要求[79]，3月26日從三個區被選為議員[80]，最後在戰鬥中被捕、被暴徒化的市民用石頭砸爛後英勇就義（插圖油畫描寫他被處死）。除了公社的成員Lissagary，美國的歷史學家也由衷稱讚瓦爾蘭（和在最後時期犧牲的議員德勒克呂茲、韋爾莫列爾、Rigault）代表了公社的榮譽、真誠、謙虛和高尚[81]。後來，為了紀念他，巴黎和里昂的一些學校和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為國際和公社而生，為國際和公社而死，瓦爾蘭不愧是19世紀法國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代表和典範。

出生於匈牙利、來自國際德國支部的Leo Frankel弗蘭克爾也作為蒲魯東主義者在巴黎、里昂參加國際的活動。因為國際第三次受審（1870年6月），在法庭上為國際辯護，受到法國民眾尊重[82]，後來被選為公社議員（唯一的外國出身者），擔任勞動和交換、財政、執行委員會委員。弗蘭克爾在公社失敗後靠近馬克思，但這改變不了他在公社之前和期間作為蒲魯東主義者而知名才被法國民眾認可的事實。而同為蒲魯東主義者的邊諾阿∙馬隆作為染色工會領導者舉行過好幾次罷工，也寫過不少文章，在國際三次受審時都被判刑入獄，很有影響，是二十區中央委員會成員、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成員，被選為國民議會代表後堅持原則，抗議和約而辭職。馬隆在1971年3月17日回到巴黎，18日晚與包括（由政府任命的）市長茹爾∙費里在內的由選舉產生的巴黎官員一同與國民衛隊的中央委員會談判，19日晚到達Ville旅館，希望國民衛隊退出旅館，由這些選舉出來的官員代表巴黎與凡爾賽的國民會議談判。在遭到國民衛隊拒絕後，市長費里、馬隆等人發表抗議宣言，但馬隆仍然沒有放棄和談的希望，23日作為巴黎的代表之一趕往凡爾賽的國民議會，受到少數共和左派的歡迎，但國民議會的多數派拒絕談判，迫使馬隆站在巴黎一邊[83]。馬隆在3月26日的選舉中與其他22名國際的成員當選為17區的公社成員，與Pierre Denis等起草了不少公社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議案。出生於農村的馬隆在4月初就認識到巴黎公社的成敗取決於外省、特別是廣大法國農村的局勢。他與女權主義記者Andre Leo寫成“告農村勞動者”宣傳廣告，據說印製了10萬分去散發[84]。在後來的回憶和紀念文章中，馬隆對於爭奪公社主導權的布朗基派、雅各賓派等深刻批判，特別反對公安委員會的獨裁性質，因為那是對激發民眾對公社的激情的背叛。巴黎公社失敗後，馬隆在國際里贊同反權威的federation自由聯合、接近汝拉聯盟等安那祺主義者，在國際中力圖調和馬克思和巴枯寧的衝突，差一點也被馬克思開除出國際[85]。馬克思特別惱怒馬隆的巴黎公社領導人的身份，例如：“至於所謂瑞士國際代表大會，這是同盟分子、吉約姆之流搞的。他們知道，單是他們本身根本一錢不值，因而感到必須打着“聯合”的旗幟重新登上公開的舞台，這單靠他們是辦不到的。他們的計劃得到了馬隆們、潘迪們以及阿爾努們之流的支持，這些人害怕巴黎工人離開他們而“行動起來”，於是力圖讓人們重新想起他們是地道的工人代表。”[86] 1880年大赦之後馬隆回到巴黎，參與組建了法國勞動黨和法國社會主義勞動者聯盟，是法國改良派社會主義的先驅，代表着法國社會主義和勞工階級對巴黎公社精神的繼承，受到社會的尊敬。從恩格斯1882年11月2日至3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也可以看出：“您屢次硬說‘馬克思主義'在法國威信掃地，所根據的也就是這個唯一的來源，即馬隆的陳詞濫調。”[87] 在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的恩格斯1882年12月16日致伯恩斯坦的信中，說“馬隆在愚弄福爾馬爾。 ...如果說福爾馬爾儘管在巴黎住了一年半還不知道這個情況，那就是馬隆有意向他隱瞞了這一點，就象向他隱瞞了其他許多事情一樣。...福爾馬爾真可笑，他吹捧馬隆是守紀律的黨員，而指責別人破壞紀律。...如果馬隆不是預先網羅了那些蓄意廢除舊綱領並且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受網羅的人的話，他怎麼會在聖亞田獲得了多數呢？”，最後的注釋還特別判定“1880年10月由被大赦的一批公社社員在巴黎建立的社會主義共和同盟。該同盟的組織者中間，有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著名的和有影響的活動家，其中很多人曾經是國際工人協會及其總委員會的成員。同盟分子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他們根本反對任何學說，而鼓吹蒲魯東主義－博愛主義思想，以此來博得資產階級激進派的同情。儘管公社社員有很大的威望，茹爾·蓋得還是尖銳地批評了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88]馬隆這位巴黎公社的代表人物去世時，有上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插圖是以馬隆命名的街道）。

受蒲魯東影響的著名政論家米利葉更具體地論述革命以後的政權形式，“革命必將是專政”[89]，與布朗基(插圖)接近。布朗基對蒲魯東的個體的互助信用、集體的合作經營、國家的自由聯合等社會主義的各種改革綱領不懂、反對也不感興趣，但高度尊敬蒲魯東，敦促雙方的信徒們放棄爭吵：“這兩個樂器彼此不同，但是它們結合在一起可以奏出讓社會起舞的美妙樂章”[90]。實際上，只有鼓吹共產主義集權的布朗基派才為奪取政權的公社準備了現成的行動計劃和人才。“取消常備軍和審判官制度。立即將大小官員撤職……把男女黑色軍隊（指教士和僧女。--作者）完全趕走。把教堂、天主教聯合會和男女宗教團體的全部動產和不動產轉歸國家所有……。設立民事案件的仲裁員和刑事案件的審判員……建立地方的國民軍……普遍武裝工人和共和主義者……不給敵人以任何自由”。“如果在1848年實行一年的巴黎專政，就可以使法國和歷史免遭二十五年的壓迫。即使需要搞十年（專政），那也不應該動搖”[91]。不過，與其說是原則，在監獄中度過大半生成年生活的布朗基主要把專政作為手段來看待，不必墨守。所以，剛推翻帝制後,布朗基派的所有重要人物就在他們的報紙“祖國在危急中”創刊號（1870年9月7日）發表聲明：“大敵當前，不應有黨派差別，不應有意見分歧……我們拋開自己的個人見解，建議無條件地對臨時政府給以最堅決最充分的支持，決心不惜任何代價支持共和國”[92]。

國民議會選舉後，巴黎的階級分化更加明顯。有能力的富裕家庭開始逃離巴黎，其中包括5萬到13萬的富裕區的國民衛隊成員，特別損失了指揮官[93]。2月15日，3千名國民衛隊成員開會決議成立具有執行權的國民衛隊聯盟Federation[94]的中央委員會，拋棄了軍隊的專制傳統，由每區選出不分軍階的三個代表組成，體現了民主共和的精神[95]。3月3日，國際勞工協會[96]的瓦爾蘭等人積極活動，進一步改選了鬆散的中央委員會，主要由共和主義者雅各賓派、布朗基派和社會主義者蒲魯東派組成，在31個成員中就有16個屬於國際：瓦爾蘭, Viard, Lacord, Pindy, Gouhier, Goulle等，以及主持會議的Jules Bergeret。此時，巴黎的政府軍隊有4萬人，只有1萬2千士兵沒有解除武裝，而國民衛隊有24萬人[97]，儘管沒有紀律、裝備不良但鬥志高昂。這些人對於國民議會“不為人知”，但是已經準備好逮捕想要前來解散國民衛隊的被政府任命的國民衛隊司令Vinoy將軍[98]。在德軍進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市民的協助，國民自衛隊已經設法把一大批大炮保存在一些相對安全的地方，主要的大炮放在蒙馬特爾高地。

德軍進入巴黎之後，老練的首相俾斯麥看到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熱，說巴黎的城市自治要求“並不過分not so unreasonable”[99]，很快便撤離出巴黎，在郊外屯兵靜觀，同時保護逃到凡爾賽的梯也爾政府。法國首都出現了權力真空後，中央委員會的權威穩定地增長，3月15日，254個中的215個營隊召開會議確立了代表過半數區的中央委員會[100]。梯也爾害怕中央委員會形成另一個政治和軍事權力的中心，再也不能允許中央委員會自由支配那4百多門大炮。3月18日，梯也爾命令政府軍去奪取存放在蒙馬特爾高地及其它地方的大炮。公社的最著名女英雄Louise Michel回憶道：“在我們和軍隊之間有婦女挺身在大炮和機槍面前，士兵們沉默不動。當Lecomte將軍命令士兵們向人群開槍時，一個下級軍官站到士兵前排用更大的聲音喊道：‘掉轉炮口！槍口朝天！’士兵們都服從他。他是Verdaguerre，幾個月後因此被凡爾賽處決”[101]。士氣低落的政府軍士兵們不但沒有執行命令，反而與阻止士兵的國民自衛隊和當地的男女老幼共同處決了政府軍軍官。“號召起義的那些人遠不相信會取得勝利；一切都表明，他們沒有預見到起義，在組織起義方面沒有做任何的準備。只是士兵的瓦解鼓起了他們的勇氣，而國民自衛軍的袖手旁觀更促成了這一事件”[102]。政府軍的其他很多部隊也參加了叛亂並迅速擴大，梯也爾只好命令軍隊、警察以及各級文職行政人員們立即撤退巴黎。另一方面， “從來沒有這樣的讓革命者吃驚的革命”（馬隆[103]），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也沒有想到革命會突然到來，它的“多數成員不願服從壓力，離開他們接受的防衛巴黎的立場”[104]。這也是為什麼一貫藐視人民的國民議會議員們只好自欺欺人，找到一個在倫敦的“紅色博士”操縱的國際在指揮巴黎的叛亂[105]。國民衛隊這一天也沒有明確的軍事計劃和領導人，沒有想到阻止梯也爾等逃出巴黎，沒有採取主動的行動，如占領面向凡爾賽的Mont-Valerien碉堡[106]。當碉堡的軍官表示在巴黎和凡爾賽之間保持中立後，國民衛隊也不願意強行奪取。類似的傾向也發生在面向普魯士軍隊的Vincennes碉堡：它在公社存在的八個周幾乎無動於衷，公社已經被完全鎮壓後，指揮軍企圖把它交給普軍以逃出法國[107]。

3月18日，公社還沒有誕生，馬克思說“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驚醒了”是自己的創作，但人們把這一天作為巴黎公社歷史的開端。作為巴黎唯一的權力機構，國民自衛隊中央委員會立即組織了3月22日（後來推遲到26日）舉行的巴黎“議會”的選舉。“據科斯塔說，大多數中央委員會主張儘快地進行公社的選舉”，“據阿爾奴說，…主要的是，中央委員會中很大一部分人並不認為需要立即推翻政府和解散國民議會，而僅僅打算在巴黎公社的領導下保衛首都，並且準備保衛共和國。中央委員會不希望發生國內戰爭”[108]，“3月18日的起義本身不能保證會變成一場革命”[109]。馬克思說教“應該立刻向凡爾賽進軍”，批判巴黎民眾“由於講良心而把時機放過了”，又說“第二個錯誤是中央委員會過早地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而把它交給了公社。這又是出於過分‘誠實的’考慮”，把公社的現實和理想變為一種馬基雅維里式的政治計謀，貶低了公社的意義，同時也是因為他遠在千里之外，不知道實情。

3月26日的選舉有229,167男子投票，不到1870年2月為選舉登錄的人數485,569的一半[110],比前一年11月的國防政府選舉[111]和2月8日的國民議會選舉的32萬多人投票少。但是，考慮到跟隨梯也爾逃走的政府、資產階級人口[112]，時間上短促[113]，應該認為這是正常、正當的成功選舉。90名當選的“議員”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術員和專業人員（比如醫生和記者）。他們才是公社的政治活躍分子，派別從共和派改良主義者、布朗基派，到各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者（主要是安那祺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蒲魯東派），還有希望恢復1793年大革命時期專政的雅各賓黨人，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無產階級”機構，更接近馬克思術語“（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有15名當選者來自區長們的支持，說明反對公社的“秩序之友們”沒有抵制投票[114]，不過他們在凡爾賽的壓力下拒絕就任。除去在複數區當選的議員等，有64人就任議員[115]。如果加上4月16日補選的17人，共有81名議員。其中18人來自中產階級、約30人來自專業階層（主要是共和派的報紙記者）、35人來自體力勞動階層。議會中有19人來自中央委員會，最有能力、熱情、經驗和影響，其中有7人屬於雅各賓派、4人屬於布朗基派、3人屬於國際工人協會，他們的職業為：6名技術員、6名工人、3名商人、2名專業人員[116]。或者統計為：70%投票贊成革命；政治上，第一批92名當選者中19人屬於區長或政府派，8-9個布朗基派、40來名雅各賓共和派、17名國際成員（蒲魯東派）[117]；職業上：5名小商人、一名業主、2名前官員、25名自由職業者、16名白領、21名體力勞動者[118]。巴黎公社於3月28日宣布成立，雖然選出的公社議會與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與各區的關係錯綜複雜，各種組織都很踴躍地投入保衛自己的事業中。第11區的“無產階級”報提醒議員們：“不要以人民的名義或站在人民的位置上判斷或做決定。你們的職責只是信使，…人民已經厭倦了救世主”[119]。公社議員、藝術聯合會的會長Gustave Courbet給他的父母寫信到：“巴黎是一個天堂，…各種社會組織都以federations自由聯合方式建立起來成為自己的主人”[120]。

組織嚴密、以“祖國在危機中！”[121]為旗號的布朗基派立即成為公社的積極成員和領導者：特里東、愛德、瓦揚、格蘭熱、里果、科斯特兄弟、維爾紐夫兄弟等。布朗基被選為議會(名義)主席，但他本人已經於3月17日被捕，整個巴黎公社期間他都被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公社一開始試圖用巴黎總主教達爾博伊來換他出獄，後來又用他們拘留的74名人質交換，但均被梯也爾斷然拒絕。布朗基認為共產主義是人類未來最理想的社會，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人民的愚昧是通往共產主義的兩大障礙，而掃除愚昧靠教育，掃除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必須依靠少數革命家的密謀和暴動。如果沒有巴黎公社，布朗基可能變為第二個“為平等而密謀”的巴貝夫，不具有世界範圍的影響。雖然馬克思、恩格斯處於競爭意識竭力詆毀布朗基，稱“階級專政優於革命家專政”，列寧用三個方法上的起義技巧不同來區別布朗基主義和馬克思主義[122]，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如果實行得人道、公正的話，正是布朗基主義的實踐。實際上，公社任命的第一個戰爭代表議員克呂澤烈並不勝任，5月1日被不是公社議員的職業軍官Rossel取代，但後者並不是因為認同公社的事業、而是出於對政府投降的愛國義憤而加入公社[123]。試想，如果公社成功，這樣的職業軍官只會把革命拉向波拿巴式的專政。

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為自己思想的社會實驗室，以他主觀設想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模型和將來社會的雛形來歌頌、判斷它，但他本人遠離歐洲大陸，並沒有把握巴黎的實情。《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一個側面解讀，十年後，馬克思與流亡的公社成員們發生分歧，指責公社的絕大多數成員不是社會主義者，知道公社根本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政府的嘗試。[124]

不幸的是，馬克思的誤判被後來的恩格斯放大。恩格斯1891年3月18日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紀念日於倫敦發揮道：“公社委員分為多數和少數兩派：多數派是布朗基派，他們在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裡也占統治地位；少數派是國際工人協會會員，他們多半是蒲魯東派社會主義的信徒。那裡，絕大多數的布朗基派不過憑着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能才是社會主義者；其中只有少數人通過熟悉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瓦揚[125]，比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蘭西銀行視為神聖，而在其大門以外畢恭畢敬地佇立不前。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更有價值。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首先就要把全部權力最嚴格地、獨斷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數的公社，在實際上是怎樣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國人發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們把法國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聯合起來，組成一個自由的聯邦，一個第一次真正由國民自己建立的全國性組織。”“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致失去剛剛爭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剷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隨時撤換。”“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它工人同樣的工資。” [126]

“浪費了寶貴時間”去組織民主選舉而不是迅速地消滅凡爾賽軍、沒有毫不猶豫地全部沒收（搶劫）銀行的資產，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總結出來的巴黎公社“教訓”。但是，巴黎公社不是為了奪取法國的國家政權而成立的，它更不可能為了奪取國家權力而發動內戰。起義後第二天3月19日，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立即發布公告，宣布3月22日（後來推遲到26日）舉行巴黎公社選舉。中央委員會特別向市民們指出“政府沒有停止以最無恥的手段企圖達到最恐怖的罪惡—內戰”[127]，號召大家踴躍投票，獲得公社治理巴黎的正當性，因為即使在圍城期間，或者說正是因為在圍城的危機中，公社更必須建立在共和、民主的基礎上。竭力避免內戰的獨立社會主義者Jules Valles和蒲魯東派Pierre Denis似乎主導了二十區代表團[128]在3月26日選舉以前發布的宣言，“一旦代表團同意舉行選舉的戰略，就必須動員巴黎選民中的絕大多數—溫和與激進的共和派市民—的投票。…代表團支持國民衛隊，但要求‘為了所有民主力量的政治和解’各區委員會竭盡全力鼓勵區長們和市政官員們同意舉行選舉。…這個緩和反映了代表團的多數意願，…多數人希望選舉的戰略。…Auguste Briosne說到：‘選舉是必須的，不要改變我們的道路。那樣的話，民眾不會跟隨我們。反動派可能會棄權，這樣就有必要努力動員投票以顯示我們的道德力量’。”[129]。“革命的社會主義戰士或者整個區委員會在3月18日被迫奪取9個區公所，在下一周他們又占領5個區公所”[130]。“3月24日以後沒有區公所被占領了，因為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與區長們和市政官員們同意合作舉行選舉。…結果，在3月26日的選舉中出現了三類區公所：13個選區的選舉由區裡的警衛委員會主持，5個選區里由去年11月選出的、繼續職責的區長與中央委員會合作主持，2個選區沒有得到任何區裡的合作直接由中央委員會主持”[131]。區長們不情願的“投降”[132]後來被國民議會指責為“為選舉帶來了合法性”，說明了中央委員會取得他們的合作的重要性。3月26日的選舉“得到廣泛支持，…被巴黎慶幸為走出危機的和平之路。德勒克呂茲呼籲人們投共和派的票以‘撲滅…任何時候都可能燎原的烈火’”[133]。而那些活躍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協會在所有的社會、政治、經濟面貌上都是自願和地方性的[134]，在他們的積極參與下，選舉才得以成功舉行，也保證公社有能力治理巴黎。

實際上，中央委員會不久就收到了兵臨城下的普軍的威脅：“如果發生敵對行為，巴黎將被作為敵人對待”。為此，中央委員會外交事務代表Pasqual Grousset在22日馬上答覆：“這裡取得的革命本質上是市政行為，完全不會與普軍為敵。而且，我們沒有權力討論在Bordeaux的議會表決的和約草案”[135]。國民議會馬上任命了得到巴黎的區長、市政官員，以及部分國民衛隊指揮官認同、受市民歡迎的共和派愛國者海軍中將Saisset（他的唯一兒子剛在圍城中戰死）為國民衛隊總司令，Saisset馬上向市民們發出了自己的調和公告[136]。如果不舉行公社選舉，主導權可能向Saisset傾斜，或至少在巴黎城內就發生國民衛隊內部不同區之間的戰鬥[137]。Saisset當然比後來指揮法國軍隊的麥克馬洪陸軍元帥溫和；同時，路易勃朗在國民議會上建議認可即將到來的3月28日巴黎市政選舉，被多數派否決[138]。革命和反革命都不可能妥協，公社選舉以後，巴黎的正統權力已經確立，Saisset就辭職了。

在國家政權、多數統治和上層階級逃出巴黎的情況下，中央委員會成功地實施了巴黎的普選後，選出的公社議會[139]馬上真誠地履行“撤換或改選被選舉者”的共和原則。3月26日的選舉之後，因為拒絕就任等原因，在許多區出現很多空缺，公社4月16日馬上進行補選，可惜只有四分之一的有權者投票[140]。有53，680人投票（相對於3月26日選舉的229，167人），14個需要補選的區中有三個區沒有參加選舉[141]。如果從政治策略上考慮，補選不僅沒必要，反而暴露了公社的弱點，梯也爾以此向3月26日選舉後搖擺不定的巴黎市民、力圖調解的中間共和派和法國地方城鎮表明公社的非合法性，統一了軍事鎮壓的決心[142]。確實，公社犯下了太多的政治、軍事過失、錯誤，但公社的永恆價值在社會革命，即使明知命運不詳，做到了“主權在民”的民主原則。

沒收了銀行的公社怎麼可能向所有法國的城鎮呼籲建立自治的聯邦呢？公社議員為避免譴責而全體一致選擇不去沒收銀行的資產，正好說明公社為了捍衛自由、自製的高貴原則不惜犧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鎮或區域革命都以沒收（搶劫）銀行開始，革命不就成為犯罪的同義詞了嗎？什麼樣的人會參加或抵抗這樣的革命呢？“直到最後，即使從數量上考慮，爭取小市民店主和個體戶也是必須的，而法蘭西銀行對於他們來說代表了存在的穩定。…公社的事業不是震驚世界。…公社不是為了建立革命的典範，而是要正當化和防衛自己的存在。奪取法蘭西銀行肯定會對法國的安全產生致命的影響，…而公社希望得到外省和歐洲的同情、並不急需錢[143]，所以不願冒對於自己的生存並不絕對必要的風險”[144]。另外，“馬隆曾經指出，5月10日某英國公司打算用5千萬法郎向公司購買羅浮宮內的一些圖畫，但財務委員會堅決拒絕了英國人的要求，認為出售國有財物是錯誤的”[145]。除了最大的法蘭西銀行[146]，還有別的私營銀行，公社沒有、也不可能制定一個統一的金融政策。據從3月6日到5月29日一直留在巴黎的Pembroke Fetridge於同年8月在巴黎寫出的歷史中記載，有5百士兵的政府軍第12連隊當時一直沒有離開巴黎、守衛着法國銀行[147]。只是到了最後，在5月22日，公社才在得到銀行（哪怕是被迫）同意的條件下，半強制地取出70萬法郎支付國民衛隊的薪水[148]。當然，如果公社一開始就派出較為堅定的社會主義議員Francis Jourde茹爾德而不是自由共和派的市民/資產階級出身的公社主席、最高齡（75歲）的議員Charles Beslay別列[149]去對付銀行，公社至少可以得到更多、更快、足夠的錢支持開銷[150]。而且，據說，馬克思只是十年後從Lissagaray那裡才想到可以把法蘭西銀行作為與凡爾賽交涉的籌碼[151]。

恩格斯論斷到：“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並不亞於君主國。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儘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他馬上轉換話題，利用巴黎公社為自己的打算開路：“近來，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就嚇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152]恩格斯在這裡為了與社會民主黨人論戰，提出了馬克思沒有明確指出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與巴黎公社的實際的社會政策和性質相離甚遠。恩格斯在“論權威”中又煞有介事地聲稱：“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其實，這是在偷換概念，連他的文中也部分地承認：“這裡所說的並不是我們賦與我們的代表的那種權威，而是某種委託”[153]。把巴黎公社作為一個政治宣傳利用的恩格斯自己也私下承認自己“把當前的宣傳作為事實重複、把只在紙面上存在的條例作為實際的實施、曲解和誇張各種行為和意圖、毫無顧忌地收羅事件後聽從馬克思或者至少國際總委員會的公社支持者”[154]，以此可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危害至深。

其實，公社議會知道，在凡爾賽政府和德國的雙重軍事包圍中，沒有法國其他城鎮、鄉村的支持，他們的命運是註定了的，不可能像遠離巴黎的馬克思和後來的恩格斯、列寧那樣異想天開地奪取全國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巴黎公社的精神具有普世價值，值得各種類型、規模（而不限於爭奪國家政權的戰爭）、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抵抗運動（從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到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西方的各種反戰運動等）借鑑，正是因為他們要求的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天賦”社會權利，而不是任何非分的壓制、欺騙別人的政治權力。正如公社議員Arnould所指出：“公社是同時為社會和政治革命的第一步，與過去的方式完全不同。它是對專政的觀念的絕對否定”[155]；“巴黎公社表達和體現了反政府原則的第一個運用，它是對單一的國家和專制傳統的宣戰，公社既代表了由各集團自由地聯合起來的原則的凱旋，又代表了由人民、靠人民直接執政的最大可能”，體現在中央委員會3月24日公報：“巴黎不想統治，但它嚮往自由。除了靠自己的榜樣，它沒有獨裁的野心。…它通過確立自己的自由而為別人準備條件”[156]。正如當時在巴黎的俄羅斯社會主義的哲學和社會學家Pierre Lavrov在發給國際比利時分部的報紙上讚許的那樣：“中央委員會把專政的權力轉移到正規選舉出來的公社，有權宣布它已經嚴格地完成了職責、它忠誠地執行了非常困難的使命、權力轉移的成功說明了智慧、道德和社會正義的成功”[157]。

別列不斷警告同事們要分清公社、政府和國民議會之間的權界、不能強奪國民議會的權威，Tridon也提出了公社的來源於國民衛隊的革命性質和市政議會的不同角色的擔憂[158]。公社由巴黎的市民們選出，決定了它的原始正統/合法性限於市政，但巴黎的首都地位又賦予公社在特殊的國家制度轉換期間的全國性政治功能。曾經或還在擔任政府職位的路易勃朗等九位巴黎的官員不理解這一特性，只從法國大革命的共和精神（普選產生政府的合法性）在凡爾賽報紙上譴責公社[159]。但公社不得不成立九個類似政府功能的委員會（財務、戰爭、法律、外交[160]、福利、公共服務、教育、公安、勞動與交換），並由蒲魯東的親密助手Lefrancais來擔任公社主席（3月29日），說明了公社的社會主義政治傾向[161]，與凡爾賽發布的條令直接對抗[162]。公社在它短暫的生命期內採用了從前被廢棄的法蘭西共和國曆[163]，並採用象徵社會主義的紅旗[164]以及第二共和國時期裝飾有紅邊的三色旗作為自己的象徵標誌，恢復了在第二帝國時期被禁唱的《馬賽曲》為國歌。

儘管內部有許多不同，公社能管理一個近兩百萬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務，同時也表明包括一些基礎政府部門的合作。在短暫的十周內，在廣泛的政策上達成一致，公社發布的法令與第三共和前三十年裡發布的相當[165]，傾向於建立一個進步的、分權的、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而民眾的批評、參與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例如，一個市民在4月28日寫給公社議員的信中指出：“公民，情況不正常。公社沒有達到期待，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我們看到的都是老的君主和議會製程序。…儘管這樣，在公社會議大廳能聽到什麼？疲倦、對尊重、正義、尊嚴、高尚，以及（混賬的）優雅的高喊。…請相信我，公民，他們還談論資本和利息。/我質問你和你的同事，這不是軟弱、投降和出賣嗎？”[166]。它們包括政教分離法令將所有的教堂財產變為公共財產，並且把宗教教育從學校中去除；巴黎公社失敗之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直等到1880-81年費里法和1905年法國法律才重新實行這一法律，確立了法國的政教分離原則。公社允許教堂繼續從事宗教活動，但條件是必須在夜間向公眾政治會議開放，與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成為了公社另一個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其它計劃中的立法還包括教育改革，免費提供教育和技術培訓。

一些婦女組織了女權運動，繼續1789年、1830年和1848年革命以來的未兌現的婦女平等主張。從雅各賓派到自由派、波拿巴派都壓制婦女參與公共事物[167]，連對工人最有影響的蒲魯東本人對婦女也抱有傳統性的歧視[168]，說明了只有公社的實踐才能超越歷史和理論的局限。4月11日創建的“保衛巴黎和護理傷員婦女聯盟”要求性別平等、工資平等、婦女的主動離婚權、世俗指導（非牧師的）權和女孩的專業教育權。她們還要求取消妻子與情婦之間、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之間的權利差別，廢除妓女、關閉官方妓院。婦女聯盟還參與了幾個市政委員會以及組織了合作工廠。公社教育委員會5月21日公布了教師（年薪2,000法郎）、教師助手（年薪1,500法郎）不分男女同工同酬，是世界上首創，可惜為時已晚，無法實施[169]。“蒙馬特爾高地的紅色處女”參加了國民自衛隊，失敗後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亞，象徵着數量很少的婦女在起義事件中的積極參與。[170]

免除在圍城期間所欠房租（在此期間支付實際已經被中止），廢除數以百計的巴黎麵包店夜班，向在服務期間死亡的國民自衛軍的未婚伴侶以及子女發放撫恤金，由城市當鋪免費發還所有在圍城期間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價值20法朗的生活用品（防止技術工人在戰爭期間被迫典當了他們的工具）。

公社九個委員會之一的勞動、產業與交換/交易委員會主要由蒲魯東派構成（專門加入“交換/交易”就是為了突出蒲魯東的思想），職責包括“擴散社會主義信條，必須在工作和收入方面創造平等的條件”[171]，包括承包公社軍事資源部門的雇主要支付得到工人代表同意的最低工資這樣的先驅條令[172]。除了推遲商業債務的償還，廢除借款利息，公社4月16日徵收並由工人接管並運營被原主人放棄的企業、商店(插圖)，將來業主回城可以接受補償。5月12日更決定把政府的生意優先給予工人協會，符合通過自由協會實現社會主義的蒲魯東信條。受到鼓勵的金屬工人在組成生產協會時回應道：“我們想通過勞動的權利和公司里的勞動協會推翻對工人的剝削”[173]。

面對日益嚴峻的凡爾賽軍事進攻，隨着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公社的多數議員（45，主要為雅各賓派、布朗基派）在4月28日-5月1日討論後投票成立了公共安全委員會，代行公社的全權，使人聯繫起1793年法國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建立的機構同名機構的恐怖專政。雖然它被賦予的權力非常大，但它畢竟來自於選舉產生的公社議員的委任，不是專政/獨裁。而且，巴黎的民眾也不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恐怖，公共安全委員會能否發揮作用，還得靠各區的警衛委員會的合作[174]。為此，少數議員(23，主要為民主分權的蒲魯東派馬隆等）5月15日發布反對聲明：“巴黎公社向一個以公共安全委員會為名的獨裁/專政交出了權威”[175]，阻礙了公共安全委員會發揮權能，制止了公社的專政可能。它的五名成員也不如別的委員會成員能幹，一周后被解除了[176]。

公社議會也完全支持國際主義，4月12日頒布法令：“鑑於旺多姆宮殿的帝國圓柱是一個野蠻主義的紀念碑、一個殘暴力量和虛榮的象徵、一個對軍國主義的肯定、一個對國際法的否定、一個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永久性侮辱、以及一個對法蘭西共和的三原則之一的永久攻擊，命令廢除旺多姆宮殿的圓柱”[177]。皮阿提出的這個引發特別是凡爾賽軍官們憤怒的建議，由公社議員Courbet負責執行。後來成為總統的麥克馬洪元帥下令修建新的紀念碑，由已經被沒收財產、逃到瑞士的Courbet支付費用：323,091.68法郎[178]。

對於常備軍（以及徵兵制）和警察的廢除，符合安那祺主義的團體及個人之間的自由聯合的社會理想。不過，在公社的特殊情況下，主要是因為國民自衛隊同時負起了軍隊（對外）和公安（對內）的職責，廢除常備軍更具有呼籲法國別的城鎮聯合對抗臨時政府軍隊的含義。對於廢除官僚制度，特別是官員的高薪，也更具有臨時的戰爭措施性質。最近的研究表明被馬克思主義流派所稱規定公社議員最高（國民自衛隊總司令）年薪不超過6千法郎“相當於當時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的“公社原則”並不確切。當時一個巴黎男子的平均薪水是一天5法郎（國民衛隊隊員一天拿1.5-2.5法郎），一年（工作3百天）是1,500法郎左右，而一個煙草工廠經理的年薪是4千法郎，他的助手是2,800法郎。鮑狄埃當選後負責法務委員會，特意把“法律貴族”律師們、法官們的薪水降到6千法郎，實現了過去只有非常富裕的人才享受的法律公正[179]。財務委員會主任茹爾德的妻子在公社期間依然靠洗衣為生[180]。現在，實際上與國家權力結合的私營企業的官僚的高薪才是問題的關鍵， 靠選舉上台的政治官員在任職期間可以拿不多的薪水（極端的富豪可以不拿薪水），而在下台後去私營企業任職謀取高薪。

公社議員們的工作負擔非常大。人們期望議會成員們不是“代議”，而是被委任（隨時可以被選舉人撤換）來同時擔任立法、行政（特別是軍事行動）和司法的職能。這樣的制度正是基於自由聯合的安那祺主義的社會組織模式，特別適合於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種社會關係。各地區議會和大量的在圍城期間為滿足社區需要而建立起來的非正式組織（小賣部，急救站等）通常也在當地居民的要求、指導之下直接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與公社議會的正式改革條令相比，公社的普通成員們更加激進，不管他們屬於布朗基主義、蒲魯東主義、第一國際的社會主義以及更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在這種政治趨向的多樣性、高度的員工自製和不同革命派別之間的緊密合作中，我們到處可見安那祺主義的主動自發的、直接的社會民主實踐。為什麼馬克思等人就看不見呢？

在恩格斯“無產階級專政”基礎上的列寧，發揮得更偏離巴黎公社的實踐。在《國家與革命》[181]中，列寧抨擊到：“ 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布為所謂‘自己的’，說它證實了他們的學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對這些教訓的分析。對於是否需要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具體政治問題，無政府主義者連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過。”但巴黎公社的意義不在於“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以及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兩個”俄羅斯政治家列寧最關心的“具體政治問題”，安那祺主義當然沒有興趣為此杜撰出“一個比較接近真理的答案”。雖然列寧也談到“儘管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分成許多宗派，公社還是一個光輝的典範，它說明無產階級能夠怎樣同心協力地實現資產階級只能宣布的民主任務。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沒有經過任何特別複雜的立法手續，就切切實實地實行了社會制度的民主化，廢除了官僚制度，實行了官吏由人民選舉的制度。”他卻設定與巴黎公社無關的答案：“把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互相矛盾的任務結合起來，是法國社會主義者的致命錯誤。”“兩個錯誤葬送了光輝的勝利果實。無產階級在中途停了下來，沒有‘剝奪剝奪者’，而一味幻想在國內樹立一種最高的公理，使全國團結起來完成全民族的任務；沒有奪取像銀行這樣的機構；蒲魯東主義者關於‘公平交換’等等的理論還在社會主義者中占統治地位。第二個錯誤是無產階級過於寬大。本來應當消滅自己的敵人，但是它竭力從精神上去感化他們。它貶低了國內戰爭中純軍事行動的意義，沒有向凡爾賽堅決進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徹底的勝利。”而俄國“社會民主黨能夠打破年輕的無產階級所抱的‘全民族的’和‘愛國主義的’幻想，在社會民主黨直接參加下迫使沙皇發表了十月十七日的詔書之後，無產階級就鼓足幹勁着手準備革命的下一個不可避免的階段——武裝起義。無產階級拋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自己的階級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群眾性組織工兵代表蘇維埃等等的手中。儘管俄國革命面臨的目的和任務與1871年法國革命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俄國無產階級還是採取了巴黎公社首先運用的鬥爭方式——國內戰爭。” 這是對千方百計避免內戰的巴黎公社的肆意曲解。

4月2日，法國地方城鎮的起義被平定後，梯也爾命令得到整頓的凡爾賽政府常規軍開始進攻，受到國民衛隊的抵抗。這場小規模的衝突成為一場大規模內戰的預演。抵抗與求生變成了公社領導層首要的考慮，他們要把國民自衛隊變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國外，包括德國在內的工會和社會主義組織也舉行了集會和並傳遞了支持信息，但所有從其它法國城市獲得真正幫助的希望很快破滅了。梯也爾阻止任何信息從巴黎泄露出去，里昂和馬賽等城鎮的公社運動很快就被粉碎了[182]，而法國外省及鄉下對於大都市的運動一直以來就持一種懷疑性的保守態度，不予支持。4月4日，公社以報道軍事秘密的理由禁止了幾份保守派的報紙，7份別的報紙因為害怕主動停刊了。4月6日公社也首次禁止了試圖調和凡爾賽和巴黎對立的反對派的公共機會[183]。從3月20日到4月21日，包括區長克列孟梭、國民議會的社會主義共和派議員Jean-Baptiste Milliere米里哀爾[184]、政府16個部門的代表以及共濟會等團體的停戰調節都被梯也爾拒絕。共濟會4月29日組織了一萬人遊行，加入公社的保衛戰[185]。

從4月到5月，政府軍的兵力在數量上持續增長（普魯士釋放了法軍戰俘以幫助梯也爾政府），達到13萬人[186]，完成了對巴黎外圍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圍，並將國民自衛隊趕回城裡。5月6日的公社公報列出4月份的統計，有169,558名國民衛隊，但其中有許多隻領薪水不戰鬥的人員，估計保衛巴黎的戰鬥人員只有2萬5千到3萬人之間，五月份更少[187]。5月10日，雅各賓老將德勒克呂茲被公社任命為戰爭部門代表。在就職演說中，他知道自己不能勝任，但為了所有人的解放，即使我們收穫不了自己撒下的種子，也為美好的未來充滿希望。實際上，已經沒有人比他更勝任了[188]。

5月21日，巴黎城牆西部的一道城門被人從內部打開，凡爾賽軍開始攻入巴黎。他們首先占領了繁榮的西部地區，受到了那些沒有逃離巴黎的中上層市民們的歡迎。那裡的國民衛隊自由聯合戰士[189]人少，而在東部占優勢的自由聯合戰士們卻不肯離開自己的街區來西部聲援。凡爾賽軍擁有集中指揮和數量上的優勢，他們已經學會了巷戰的技巧，只需簡單地把房屋的牆壁鑿穿就可以完成對公社街壘的側翼包抄。而公社或國民衛隊不可能一個統一的有計劃的防禦，每個街區的自由主義戰士沒有集中到Ville旅館來保衛公社的總部，而只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為戰，最後被一個接一個地攻破[190]。5月23日，政府軍通過普魯士軍隊的防線攻陷蒙馬特爾高地。當天晚上面臨失敗的公社的部門負責人下令燒毀巴黎的一些重要建築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國的王宮和與其相連的盧浮宮（部分）、法國參議院、內政部、財務部、司法部、巴黎市政廳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毀壞。但是，“並非所有的毀壞都是由公社造成的。財務部以及許多巴黎的房屋和郊區的火災是由凡爾賽軍隊的彈藥引起的凡爾賽炸平了Neuilly。也有凡爾賽士兵趁火打劫。特別要指出：沒有賣春婦放火的證據”[191]。6名人質（包括達爾博伊總主教）也於5月24日在監獄被槍決。不過，這些匆忙的報復性措施與其說是計劃好的正式政策，更像是伴隨革命過程中的混亂失誤[192]。執行槍決的布朗基派警察局長Raoul Rigault是最年輕的公社委員(24歲)，還沒有擺脫具有波西米亞樣式的、住在拉丁街[193]的數學學生的政治上的不成熟[194]。

在進攻中，曾經拿過槍的公社戰俘，或者被懷疑為曾經戰鬥過的人士，都被政府軍立即槍決，集體屠殺成了家常便飯[195]。在最後的流血周及隨後的凡爾賽軍的大處決中，最頑強的抵抗發生在東部的工人階級區，戰鬥一直持續，直到最後的巷戰。到5月27日，只有極少數的抵抗仍在持續，數千名政府軍圍攻並屠殺了退守在巴黎東北的拉雪茲神甫公墓的最後2百名公社戰士。與其說是戰鬥，更像是一場屠殺，直到5月28日全部停止，政府方面所有死亡、失蹤、作為人質被槍決的人數不超過1,200人[196]。

“所有指揮軍隊的將軍們都受命於皇帝、都是波拿巴分子”，正如國防政府任命的總司令Trochu將軍所說：“沒有一個將軍對共和政體感興趣，也沒有人同情代議制選出的政治家。有些將軍甚至狠他們”[197]。指揮屠殺的麥克馬洪、Galliffet、Vinoy和Ernest-Louis-Octave Courtot de Cissey都是在阿爾及利亞和墨西哥殖民戰爭中殘暴的將軍[198]，他們像對付殖民地人種一樣嚴厲報復公社成員。以任何方式支持過公社的行為都被視為政治犯罪，成千上萬人被臨時拼湊的26個簡易軍事法庭判決並槍殺。另外還有將近幾萬人被押往凡爾賽接受審判。男人、女人和兒童排成長隊在軍隊的監視下經過幾天幾夜的長途跋涉去往凡爾賽的臨時監獄（附圖公社囚犯被送往凡爾賽，來自一本當時的雜誌）。在流血周期間有15,083人正式被捕[199]，但死亡人數一直無法得到準確的數字。不同的清單顯示：“2萬5千人被殺，至少3千人死在獄中、浮舟、碉堡、或被俘後的惡劣環境，13,700人被判刑—多數是無期徒刑，7萬婦女、老人和孩童失去生活來源或被迫離開法國。至少11萬1千受害者。”[200]“20,000（可能更多）男女孩童衝突的最後一周，即血腥周被法國正規軍殺害，43,500被捕，審判、處刑和放逐持續到1875-76年。估計巴黎失去了100,000名工人—男子成人勞動者的七分之一人口。衝突後的選舉登記記錄了90,000男性的減少—婦女還沒有投票權”[201]。Benedict Anderson說：“7,500人被監禁或者流放”，“大約20,000人被處決”（附圖）。記者Edmond de Goncourt三天之後寫道：“血腥鎮壓非常徹底，象這樣殺死所有敢於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將推遲下一次革命爆發的時間。……舊社會至少為自己又爭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時間。”[202]1872年制定了嚴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革命組織產生的可能，巴黎直到1879年才解除戒嚴法[203]。對於被監禁、流放的公社社員，法國政府直到1880年才實行了大赦[204]。

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的“俄國無產階級”到底有多少百分比不得而知，但巴黎公社的主體是勞工階級無疑。根據Appert報告的統計，34,723名公社成員里分類為：15.7%（5,458）建築、14.9%（5,198）臨時工、11.9%（4,135）金屬工業、9%（3,005）各種各樣、8%（2,791）木材、8%（2,790）雇員（包括領薪工人、商店雇員和底層政府雇員）、6.9%（2,413）高級品、4.9%（1,699）家務、4.3%（1,516）商人、4.3%（1,496）鞋、3.9%（1,348）衣服、3.3%（1,169）自由業（律師、醫生、教師、業主）、2.7%（925）書刊、1.1%（398）農業、1.1%（381）皮業[205]。也有人統計為：熟練工人54.4%、未熟練工人14.9%、白領8.0%、中產階級7.6%、其他（服務等）6.0%[206]。

數千名巴黎公社成員（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領導者）逃亡到了比利時、英國、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國。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公社失敗後才馳名歷史的歐仁•鮑狄埃Eugène Edine Pottier（1816年10月4日－1887年11月6日）。鮑狄埃出身於巴黎的一個工人家庭，曾參加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義，巴黎公社成立後4月16日補選選為公社委員。歐仁·鮑狄埃（，1816年10月4日－1887年11月6日）是法國的革命家，巴黎公社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國際歌》的詞作者。鮑狄埃出身於巴黎的一個工人家庭，很早就作了童工。曾參加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義，4月16日被補選為巴黎公社議員。公社失敗後，他躲藏在工人家的閣樓中寫了《國際歌》的歌詞，表達了公社為之奮鬥的理想和激情。之後一直流亡國外。1880年大赦後才回國，參加法國工人黨，1887年出版了《革命歌集》，其中包括這首歌，是國際歌第一次公開發表。其時他已經患了重病，當年在貧困中逝世，葬於巴黎拉雪茲公墓。我們都很熟悉的蕭三譯文，但只有第一、二、六段，這裡錄出第三段：“壓迫的國家、空洞的法律，苛捐雜稅榨窮苦；富人無義務獨逍遙。窮人的權利只是空話，受夠了護佑下的沉淪。平等需要新的法律，上寫：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同樣地，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第四段：“礦井和鐵路的帝王，在神壇上奇醜無比。他們除了勞動，還搶奪過什麼呢？在他們的保險箱裡，勞動的創造一無所有！從剝削者的手裡，他們只是討回血債。”第五段：“國王用煙霧來迷惑我們，我們要聯合向暴君開戰。讓戰士們在軍隊裡罷工，停止鎮壓，離開暴力機器。如果他們執迷不悟，讓我們英勇犧牲；他們將會知道我們的子彈，會射向我們自己的將軍。”[207]

人道主義作家雨果5月26日在比利時發表的著名聲明也值得提及：“我抗議比利時政府將遣返巴黎來的逃難者。不管他們說過或做過什麼，他們是政治人士。我不是他們的同夥，但我接受公社的原則。…誰是真正的罪犯？國民議會還是公社？只有歷史會告訴我們。…議會與公社的犯罪一樣多、一樣明顯。…不審判就處刑是暗殺。我要對比利時政府說：拒絕避難者錯了。…避難是古來的權利，是受難人的神聖權利。…至於我，我宣布：比利時政府拒絕給逃亡者的避難，我來提供。在比利時，在布魯塞爾，在Place des Barricades, No.4。…為保衛法蘭西，我在保衛比利時。比利時政府將反對我，但比利時人民將站在我這一邊。”[208]。

至少，正如後來的“多數同情者和歷史學者認為的那樣：公社解救了共和，因為公社揭示了法國不可能恢復君主制。例如，內戰期間，梯也爾不得不向法國的大城鎮的代表們堅定保證要保衛共和，說他的戰鬥只是對付統治巴黎的犯罪者們” [209]。這是4月19日公社發布的“告法國人民書”中的第一個要求：“巴黎想要什麼？/承認和確保共和。這是唯一能夠滿足人民的權利和社會正常自由發展的政府形式”[210]。“流血周”後立即舉行的國民議會補選，共和派在全法國範圍內贏得了114席位中的99個[211]，說明全國普遍意識到共和是避免新的可能的內戰的最好體制[212]。巴黎公社的悲劇，對於法國和歐洲的各階級都提供了沉重的歷史教訓。公社大赦以後，法國由此告別了內戰性質的革命，包括力圖“重建公社”的布朗基派也承認、參與以普選為標誌的共和體制內運作[213]；布朗基本人認可公社期間調解巴黎和凡爾賽衝突的區長克列孟梭為自己的繼承者[214]。法國的社會主義以改革派饒勒斯為主流提倡全民社會主義，他本人首先直接進入現存的資產階級內閣以勞工部長的身份推動社會主義的立法等改革。“即使公社勝利了也不能激進地改變社會。在財產權上的社會革命不會靠一次對統治權力的突然襲擊而改善。新的社會秩序的觀念必須首先要深入人心。…公社還沒有準備好完成這樣偉大的任務。…公社不能為必定發生的社會革命提供戰術和行動的藍圖，…歷史不會重複。公社的出現有特殊的、不會再發生的環境”[215]。公社的精神永存，但赤手空拳地奪取由（男性）普選產生的、靠正規軍武力支持的國家政權的法國革命，“在巴黎的烈焰中告別了歷史”[216]。法國告別了持續了八十年的內戰，此後就再也沒有發生（包括二戰後由選票解決的戴高樂勢力和共產黨勢力的衝突）。在國際早期發揮過積極影響並提供成立章程（未被採納）的意大利獨立運動領袖馬志尼（通過其秘書）結論是：我們的首要責任是要公開、明確、永遠迴避法國的國民議會和巴黎公社那樣的組織制度[217]，回到了18世紀以來Abbe de Saint-Pierre、康德、聖西蒙等民主共和思想家提倡的由自治的民族通過相互援助與合作的契約結成的自願聯邦或協會[218]。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和主力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的高足考茨基[219]等理論家的影響下，始終避免與施行了普選的國家權力作正面的戰鬥，特別在關於巴黎公社的教訓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提倡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與列寧針鋒相對。“在一個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卻比蘇維埃共和國優越。巴黎公社是整個無產階級的事業，各個社會主義派別都參加了這個事業，沒有一個派別置身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相反地，今天統治着俄國的社會主義政黨，卻是在反對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鬥爭中取得政權的。這個政黨是在把其他社會主義政黨排除於統治機構之外的情況下行使其權力的”[220]。為此，列寧乾脆以“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題目判決到：“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最鮮明的例子，說明第二國際正象各國一切正直的社會黨人早就指出的那樣，已經遭到最徹底最可恥的破產。…把考茨基那種叛徒的詭辯和完全背棄馬克思主義的行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221]。即使從政治層面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失敗的德國建立的魏瑪共和國體制遠比本來屬於戰勝國的俄國在戰後的內戰和饑荒更人道、民主、自由。1921年3月18日，通過解散制憲會議引發內戰而確立起一黨專政（最壞的“布朗基主義”變種）的布爾什維克，在血腥鎮壓了巴黎公社的繼承者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222]後，集會慶祝巴黎公社50周年。逃亡在彼得堡的安那祺主義戰士柏克曼、古爾德曼不由得質問列寧：你有資格譴責（至少靠普選上台、任期完下台的）梯也爾嗎？

公社的確有太多的過失和教訓。除了能力和經驗不足[223]，明顯的混亂是公社（戰爭委員會、戰爭代表）與本來應該退出政治事務的而只能執行軍事任務的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的關係。選舉之後第二天，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代表團就對公社議會表示要服從公社，並公告到：“我們的使命已經完成。我們將把我們在Ville旅館的地位讓給你們新選出的正規代表們。…共和的安全已經得到保障”[224]。但直到最後，中央委員會還在發布公告[225]。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最堅決的革命分子集中在中央委員會。因此，瓦爾蘭堅持要中央委員會繼續和公社並存”[226]。當然，作為社會解放雛形的巴黎公社，經歷過1848年布拉格和1849年德萊斯頓市街戰的巴枯寧對結局看得很清晰。在普法戰爭爆發時，巴枯寧就判斷普魯士的勝利會把歐洲的社會革命拉向倒退半個世紀。[227]1870年9月28日，以巴枯寧為首的社會革命家們占領里昂的市政廳，宣告成立法國安全委員會並發布條令，希望別的城市的呼應，共同廢除國家，進一步引發德意志境內的革命，但沒有得到任何反響，很快被鎮壓[228]。巴黎3月18日起義的消息傳開後，里昂的國民衛隊3月22日占領了市中心旅館並宣布成立公社，類似的起義也發生在馬賽、布萊斯特、Toulouse、Saint-Etienne、Narbonne、Le Creusol、Limoges等城鎮。所以當茹爾德提到國民議會不承認巴黎選舉的可能時，但多數人認為不可能，因為許多外省城鎮會響應首都[229]。但別地的起義都很快被資產階級的地方或政府軍警鎮壓下去了，因為它們都缺乏巴黎那樣的蒸汽鍋式的條件：勞工階級指向的國民衛隊、瓦解了的正規軍、需要革命性解決的經濟社會問題[230]，而且法國廣大的農村和穿軍裝的農民士兵們很容易被政府利用[231]。4月2日以後巴黎以外就不存在具有地方分權化、聯邦共和性質的獨立公社了。對於外敵占領下剛經歷全民（男子）普選的巴黎以外的法國，能夠不直接被捲入凡爾賽和巴黎之間的內戰，已經謝天謝地了。這也是里昂、馬賽等地方大城市的起義的貢獻[232]。

巴枯寧在意大利接到巴黎3月18日革命的消息，4月3日後，他一直在瑞士密切關注巴黎的事態[233]。在4月5日致友人的信中，巴枯寧寫道：“不管任何可能，巴黎都會失陷，但他們不會白白消滅。”但是，“與權威共產主義的說教相反，……巴黎的社會主義者們相信只有通過人們自然發生的、持續不斷的大眾、組織和協會的運動，才能達成或帶來革命的完全實現。”[234]“我支持公社，特別是因為它勇敢堅定地否定了國家” [235]。巴枯寧指出蒲魯東已經從理論上提出的、經過公社實踐了的“未來的社會秩序必須由下至上，由勞工們自由地聯合起來，先結成協會、再結成社區、市區和民族，最後結成國際的普世自由聯邦。” 雖然瓦爾蘭等自覺的社會主義者是少數，但公社中的多數“雅各賓主義者們遵從自己的良知信念、按照革命運動的邏輯，結果在行動中擔當了社會主義的角色”[236]。“公社的多數議員不是社會主義者。如果他們通過了社會主義的條例，那是因為他們被不可變更的事態進程、他們所處環境的性質和他們的位置的要求，無法避免地拖着走下去，雖然社會主義不是他們的個人信念。社會主義者在公社議會只占極少數，不到14名，其中我們的朋友瓦爾蘭是最重要的。…因為人民是革命的主體，今天人民天然地傾向社會主義、只能走經濟和社會革命道路，那些真正的雅各賓派發現自己按照革命運動的邏輯只能前行，無論本身的意願如何，最終成為社會主義者。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公社議會裡的德勒克呂茲和許多雅各賓派簽署了總體上具有絕對社會主義要旨和內涵的綱領和條例。即便如此，雖然出自真誠和善意，他們的社會主義不是來自內心信念而是來自外部必需。因為他們沒有時間，甚至也沒有能力，去克服和壓制大量的與他們最近獲得的社會主義觀點矛盾的市民/資產階級的偏見。…我希望指出那些挑剔的無產階級解放的理論家們對我們的巴黎兄弟多麼不公平，因為就這麼幾天無法彌補這其間的巨大鴻溝。…所有這些個人能做的就是精煉、明確和宣傳對應於人民感情的觀念，同時通過不停的活動對大眾的自發力量的革命組織作出貢獻。但不能越葆代珇，所有別的方面都應該也能夠由大眾自己完成。否則的話就會以政治獨裁/專制告終，意味着國家、特權、不平等以及所有伴隨國家而來的壓制制度的重建，按照邏輯，意味着回到對勞工大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奴役的重建…。權威共產主義者們以為靠政治革命而來的專制或議會可以宣告和組織社會革命，這完全錯了。相反，我們在巴黎的社會主義朋友們卻認為革命只能靠大眾的集體和協會的自發的、持續的手段才能完成和全面發展。/我們的巴黎朋友們絕對正確。…幾百個超級聰明的人組成的集團專制…正是至今為止總是發生的事態、正是社會革命要廢止的暴力傳統組織制度”[237]。這是多麼深刻的社會主義運動實踐總結、何等精闢的辯證法！怪不得把巴枯寧辱罵為“蠢驢”的馬克思、恩格斯很聰明地、不為人知地學到了完全同樣的判斷[238]。

吉約姆4月12日就指出：“巴黎革命是federalist自由聯合主義的。巴黎公社和幾年前偉大的社會主義者蒲魯東揭示出的自由聯合…首先是對民族和國家的否定”[239]。克魯包特金進一步確認到：“它自發地從民眾中產生，…它的驅動精神是社會革命的理想，雖然模糊甚至無意識地，但是至少要力圖獲得—在很多世紀的鬥爭以後—所有人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社區的獨立只是巴黎民眾的一個手段，社會革命才是他們的目的”[240]。吉約姆也說：“公社是對federalist自由聯合思想的驗證，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旗號上刻印的國家社會主義或Volkstaat完全沒有共同之處”[241]。著名的安那祺主義歷史學家Nettlau總結道：“公社起義的影響之廣無所不在，使得抱有與革命格格不入的觀念的馬克思主義者們也不得不脫帽致敬”[242]。公社就是安那祺/自由社會主義(克魯包特金稱之為安那祺共產主義)。

1870年代，公社的逃難者在汝拉與國際的同志們痛定思痛，歸納出安那祺共產主義的原則：如何形成分權的社區並繁榮起來、這樣的社區如何自由聯合起來[243]。公社的普通一員Elisee Reclus[244]、當選為公社議員的執行委員會成員、在公社期間“作出可能是最深遠、一貫的協會綱領” [245]的Gustave Lefrancais[246]與克魯包特金等經歷長久深刻的論辯，最終從公社的教訓得出關於國家問題的兩點結論：土地的公共所有和自給自足的區域自治[247]。正如安那祺主義者反對馬克思、恩格斯用權威的手段控制第一國際一樣，任何從事社會公共事業的個人和組織都不應該為了目的不擇手段。與因為內部糾紛被馬克思解體的第一國際（即《國際歌》中的“英特納雄耐爾”）[248]不同，被國家權力鎮壓的巴黎公社，正是被馬克思主義流派嘲笑的“仁慈”、“良心”、“誠實”、“樹立一種最高的公理”、“過於寬大”等政治“錯誤”，才體現了殘酷的政治鬥爭中的永垂不朽的人性。[249]政治上的失敗是暫時的，我們正是通過追求崇高的社會理想的自我犧牲的過程，向人類顯示不同於既往的社會秩序，提升人類的道德水準和文明規範。

公社失敗後，正如外交大臣法夫爾6月6日發布的那樣：“僅僅不喜歡[公社]，…和懲處他們還不夠。有必要查出種子、斬草除根。罪惡越大，越必須追究”[250]。梯也爾8月7日提交法案，使國際成員的身份就構成犯罪[251]。按照5月26日Haentjens的提案，三個周后國民議會就成立了30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調查公社的原因，半年後提交了報告，極大地影響了政府對公社的政策[252]。報告直指社會主義的危險：“巴黎公社證明了這些瘋狂的理論和欺騙的綱領—如果實現的話—將把人類拉倒退很多世紀。”和國際的威脅：“面對一個如國際這樣的可怕軍事武器的存在，讓社會毫無防備，將是瘋了”。報告的第一個建議就是取締國際，也代表了國民議會多數議員的立場[253]，1872年3月14日，國際就被取締了[254]。在微弱的反對取締國際的國民議會中，路易勃朗1872年3月6日的講演最有代表性，從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貧困的不可避免）論述取締法本身的無效和危險性。考慮到法國1848年就已經取消了政治犯的死刑，取得絕對勝利的內戰一方施行諒解和大赦[255]成為法國政治文明的一個標誌[256]。

可悲的是，在大敵當前，馬克思-恩格斯加緊了奪取並摧毀國際的步伐：同年9月在海牙召開的國際大會上，他們發動預謀已久的突然進攻，把安那祺主義者巴枯寧、吉約姆開除出他們控制的國際（馬隆也差一點被開除）。馬克思厭惡地稱公社的流亡者為“乞丐”[257]，倫敦的國際總委員會不管逃到英國的公社難民，迫使他們自己組織“普遍自由聯合Universal Federalist國際勞工協會” 以維護真正的國際精神[258]。相反，逃到瑞士的公社成員，如Elisee Reclus，得到安那祺主義汝拉聯盟的積極援助並共同支援法國和被流放到南太平洋島嶼New Caleonia的同志們，在11月、12月的通報還大量登載法國的公社成員的消息。但在那之後就完全停止了，因為12月中旬法國實施了大逮捕[259]。在英國的工聯已經看透拋棄馬克思、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為主客觀條件沒有加入國際的局勢下，如果不是因為法國的國際成員們在巴黎公社中做出的巨大犧牲被鎮壓取締，國際不可能被一個資產階級編輯和跨國資本家劫持解散，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會有多麼光明的前景啊！公社的失敗，只成就了馬克思。里昂的國際主要領導人A. Richard證明在公社以前馬克思幾乎完全不被人知，馬隆指出：“但是，公社出現了。一家凡爾賽報紙把馬克思描寫成巴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謀和國際的主要創始人。一夜之間，這位…不為人知的近代科學社會主義的主人登上普世慶祝的頂峰”[260]。吉約姆辛辣地指出馬克思“像一隻布穀鳥在(主要由法國社會主義建成的國際）鳥巢里生蛋[261]。

同時，面對國際的抗議和國內的抵抗，特別為了反對大赦，反動政治力量把巴黎公社與實際上沒有直接關係的馬克思聯繫起來，幫助了馬克思主義在法國的推廣。原為巴枯寧信徒、後改信馬克思主義的茹爾·蓋得[262]在1877-78年讀到《資本論》後才接受馬克思1871年5月在“法蘭西內戰”中對巴黎公社的性格定義[263]。但是，十年以後，“法蘭西內戰”的作者本人1881年2月22日在回答荷蘭社會主義者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關於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勞工政府的問題時，脫離了自己的理論，更象一個現實政治家：“你可能會指出巴黎公社的例子。但除了這只是一個城市在特殊情況下的反叛的事實，公社的大多數人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者。但是，如果能夠有少量的堅實常識，他們可以與凡爾賽達成有利於整體人民的妥協—這是他們當時唯一能夠做到的事”[264]。既然馬克思已經這樣說了，恩格斯和列寧還要發明什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幹什麼呢[265]？原因在於“馬克思從公社得出的教訓，以及恩格斯和列寧的跟從發揮，是政治性而不是社會性的”[266]。更不用提完全脫離公社史實把自治說成公社“最大失誤”的托洛茨基[267]。可惜的是，雖然在1871年5月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認為社會革命意味着解散國家機構，看起來接近安那祺主義者。詹姆士∙吉約姆…1872年2月認為他們與在馬克思影響下的倫敦總委員會之間的分歧可以彌補了，因為包括法國流亡者的瑞士國際成員和倫敦的法國成員都想‘解散集權的國家政權，代以一個自治的公社組成的聯邦’。…吉約姆以為馬克思‘自從巴黎公社以來，開始修改’其國家觀念”[268]。吉約姆太善良了。馬克思-恩格斯在解散國際之前正策劃把他、巴枯寧和公社老將馬隆趕出國際！

公社報3月19日解釋頭一天發生的“一場歷史上沒有先例的革命。…它的根本偉大之處是它由人民的集體社區革命行動無名地、一致地完成，而且第一次沒有領導者。…工人的強大權威達成的大眾成果！這是自然、自發發生的權力”[269]。公社4月20日在公報上公布的公社綱領直接明確地宣示了公社的精神：一、組織公社：“各地自願地聯合起來進行創造性活動、一切個人自由地和自然地結合起來發揮自己的力量”；二、承認和鞏固共和：“巴黎公社絕對自治，把這種自治普及於法國的一切地區，並能保證每個地區都享有完全的公社權力，每個法國人都可無阻礙地發揮自己作為一個人、一個公民和工作者的才能和天賦”；三、自由聯合的國家政體：“巴黎公社的自治權只受一種限制，就是它必須與所有其他公社享有同等的權力。這些公社和它聯合在一起，並訂有條約。各公社的聯合定能保證法國的統一”；四、領導國家的是“由結成公社聯邦的代表組成的中央行政機構”[270]。正如“公社報”4月21日第32號所稱讚的那樣：“這個綱領明確、清楚、簡練、莊嚴穩重。…既不統治人，也不受人統治，其實這就是宣言的全部思想內容”[271]。國際在納沙泰爾設立的拉丁語機關報“團結報”4月12日第2號特別指出公社的自由聯合不是美國或瑞士那樣的聯邦國體：“無論是民族，或是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對於自由聯合來講都是無關重要的。自由聯合是參加聯合的各個公社的集合體，它所遵循的只有一個主導原則，即為了參加協商的各方的利益，因此與民族問題或領土問題毫不相干。同樣的，既不會再有國家，也不會再有某種最高的中央政權”[272]。

正如公社成員Lissagary描寫的那樣：“啊，革命！你並不等待計劃好的日子和時間。你突然來臨、無法看到、像雪崩一樣粉至沓來。真正的民眾戰士迎接自己將會面臨的無論什麼樣的結局。致命的錯誤、變節、妥協的同夥也不會阻礙他。明知失敗的命運，他仍然戰鬥到底。他的勝利在未來隱約可見。”[273]。巴黎公社的基於包括草根階層在內的人人參與的直接民主和基於自由聯合的公正、平等社會交換與博愛的方式，是人類永恆的價值，是建立新社會生活的基石。我們在人類歷史的每一次有意義的民眾的自發的社會改進運動（喀琅施塔得水兵起義、烏克蘭馬克諾運動、西班牙內戰、芝加哥乾草市場就義、美國民權運動、天安門悲劇、墨西哥原住民起義、世界社會論壇、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到香港的占領中環運動[274]等），一直到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等運動中，都看到巴黎公社精神的光芒。

Vive la Commune!公社萬歲！

[趙京，2010年10月24日“巴黎公社悲劇的意義” 第一稿，2010年11月8日第二稿，2015年5月4日第三稿，2016年4月10日第四稿並改題目為“巴黎公社的精神”。引用請參照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網址http://cpri.tripod.com]

[1] 公社的“普通一員”、幾乎成為馬克思的第三個公社參加者女婿的Prosper-Olivier Lissagary 1876年寫成的巴黎公社史是由參與者寫出的最好記錄，被馬克思的女兒Eleanor Marx譯為英文。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Verso, 2012)。此書有中譯版：利沙加勒著《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三聯書店1963年出版。我沒有讀到中譯版，只讀到英譯版。耶克著《第一國際史》（張文煥譯，三聯書店1964年出版）第三章第四節“巴黎公社”基本上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引用利沙加勒批判蒲魯東，沒有多少歷史價值。另外，此中譯版160頁注1說商務印書館1961年出版過《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第一卷，我也沒有讀到。被選為公社議員的馬隆、Pierre Vesinier幾個月後寫出書紀念公社，不免粗糙，主觀辯護性強。同為公社議員的Andrieu、Cluseret克呂澤烈、Lefrancais、Valles和國民衛隊自由主義戰士Brocher、Baron、Sutter-Laumann等平靜下來後寫出的回憶讀起來更有興趣。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202-203.

[2] 基本上可以稱為激進共和派，他們覺得1793-94年的大革命目標“自由、平等、博愛”還沒有完成，訴諸國家的暴力力量變革，也不排斥暫時的獨裁，與布朗基派有不少相通之處。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9.而蒲魯東提倡的影響廣泛的經濟mutualism互助主義在政治上被稱為他取名的安那祺主義，要求減少中央政府的權力和功能，由具有自治權力的地方社團以自由聯盟/聯邦federalism的方式協議成立國家。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2

[3] 公社成員、後來成為很出色的公社史學家的Lepelletier說到：“布朗基和蒲魯東的教育和指導支配性地影響着公社的人們”。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8.

[4] 蒲魯東教育了廣大民眾但無視政治組織運動，公社的Da Costa科斯塔說：“所有讀過公社歷史的人，即使是那些反對公社的人，都不得不承認布朗基派是所有的真正的革命和有效的措施的煽動者和執行人”。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65.

[5] Prosper-Olivier Lissagary,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Verso, 2012)。此書得到馬克思本人的批准(“approved by Karl Marx.” Publisher’s Note)，馬克思在公社失敗十年後才從中得到不少信息和啟發，包括“真正的人質”銀行、稅務記錄等，甚至外交檔案。全書中沒有一處提到馬克思。

[6] 除了泛濫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直接說教，翻譯成中文的蘇聯的凱爾任策夫1940年出版的《巴黎公社史》（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三聯書店1961年）“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1871年巴黎公社的科學巨著”（原文出版者的話）。這本742頁的大作以馬克思、恩格斯的頭像開首，說明它是用客觀歷史素材為主觀政治目的（特別是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服務的宣傳。除了反對“巴黎公社的敵人一貫企圖污衊、歪曲和捏造第一次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形形色色的歷史偽造者特別注意巴黎公社，目的是為了誹謗它和歪曲它的實質。/例如，他們創造了這樣一些‘理論’，說什麼：巴黎公社根本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甚至痛斥“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從伯恩斯坦到考茨基開始，也是這樣，並且有過之而不及”。此書為了討好斯大林，順手把托洛茨基也痛罵一遍：“某些‘歷史學家’編造了一些類似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對農民的專政”（序言）。但是，作者懂法文，“這部著作以研究原始資料為基礎”，包括國防政府文件、議會對3月18日暴動的調查、公社會議記錄、法蘭西共和國政府公報等（序言），其附錄“有關巴黎公社史的著作”的介紹也值得一讀。本文第四稿參考其引用的原始資料和文獻以及中文的詞彙翻譯以適應對巴黎公社略為熟悉的中文讀者。

[7] http://baike.baidu.com/view/58359.htm

[8] Revolution & Reaction: The Paris Commune 1871, ed. John Hicks & Robert Tucker.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1.作為紀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文集，此書對巴黎公社的歷史本身沒有研究。例如，Maurice Meisner的文章Image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Thought寫到：“不可思議的是，不是在1949年革命勝利以前，而是在十幾年後，巴黎公社模型才變為中國共產黨政治里的真正動力因素”(p.116)。這位中國問題權威不知道中國的“巴黎公社模型”與法國歷史上的巴黎公社沒有精神上的相通之處。

[9] Eugene Schlkind, 1978. 引自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4.

[10]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14.

[11]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81.

[12]我不懂法文，也沒有去西北大學McCormick Library of Special Collection查閱那裡的豐富的巴黎公社原始資料，但從本文引用的二十來本英文書籍的內容來看，英文出版的研究足以提供學習巴黎公社的歷史和意義了。當然，僅僅用4萬多字遠遠不夠，還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加入、特別是翻譯一些最近出版的公社歷史的著作以供比較。希望本文提供進一步研究討論巴黎公社的基礎。

[13] http://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14]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系統性地抵消普魯東的影響，把公社的目的和原則據為己有，巴枯寧稱為違反“基本邏輯”、“一場真正的戲裝的滑稽變種”。見Iain McKay, “I am an Anarchist,”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1, #55, p.46.

[15] 除了上述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本文的引用也參考了中文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E5%B7%B4%E9%BB%8E%E5%85%AC%E7%A4%BE的譯文表述（但其觀點非常“馬克思主義化”，不少地方與英文版、日文版相差很多）和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16]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44.

[17] 正如後來的公社主席Lefrancais評論的那樣：“又是同樣的鬧劇。這些先生們以為他們有權利以人民的名義奪取權力”。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29.

[18] Léon Gambetta（1838年－1882年），共和派政治家。巴黎被圍後他乘氣球飛越普軍封鎖線離開巴黎，準備組織新軍抗擊，但Bazaine將軍在Metz的出賣性投降葬送了法軍繼續戰鬥的可能。他領導的共和派在國民議會和公社都有當選代表，但甘必大派的6名當選的公社委員（）最終站在梯也爾派（13人當選公社委員）一邊，拒絕到公社就任。數字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0頁。

[19]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51.

[20]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77.

[21]Vigilance committee, 有25-30個活躍人士組成，並不是每區都有，它們是否得到區長的認可也各不相同。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94.

[22] 也叫“中央委員會”，在帝國崩潰後就成立時聲稱輔助國防政府，更像一個壓力團體。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5.

[23]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67.

[24]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07頁。這種情形在1989年北京的民主運動時期又重現，以特定的社會條件證明：自由才是秩序之母。

[25]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0.

[26] 他是一個冒險家軍人（美國內戰中北方的將軍、加里波的統一意大利的義勇軍上校等），除了與巴枯寧在里昂領導起義（9月28日），他還出現在馬賽的起義里（據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71頁）。公社4月16日補選時當選為議員。

[27] 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8-70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17/006.htm

[29]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34.

[30] 承諾選舉、不追究抗議者責任。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5.

[31]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5-30.

[32]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5-46.

[33]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75-76.

[34]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72-73.

[35]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19.

[36] 或675人。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6.

[37]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42.

[38] 數字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5-206頁。

[39]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7.

[40]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99.

[41] Louis Jean Joseph Charles Blanc (1811 – 1882)，編輯，社會主義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主要著作是《勞動組織》。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時，擔任過臨時政府勞工委員會主席，試驗他的社會改革理想，以辭退告終。當年六月暴動後，他流亡英國，直到1870年9月第二帝國垮台後才回國。遠離祖國二十幾年、已經60歲的他剛回國幾個月就得以高票當選國民議會成員，說明他的社會改革思想得到共和精神深入人心的巴黎市民的廣泛認同。巴黎公社期間，他力爭公社同政府的妥協，徒勞無功，左右不討好。可貴的是：公社失敗後，他利用自己的影響，持續向政府提交大赦巴黎公社參與者的法案，1879年首次得到通過（雖然還不完全），以“人道社會主義”總結了對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的貢獻。遺憾的是，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史觀蒙蔽的所有的中國網站都對他判處同一官方論調：“《勞動組織》是勃朗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作。 …他…鼓吹階級合作。他作為一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他的主張不但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動的。他在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後主持臨時政府盧森堡委員會的實踐，就是他的理論破產的證明。”

[42] 這位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家1876與Francois Raspail開始向法國政府提議大赦公社成員，直到1880年徹底大赦法案通過。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83.

[43] 除了圍城期間乘氣球從巴黎飛出外省去搬兵的壯舉，甘必大1880年6月21日作為政府首腦和共和黨的實際領袖，發表了歷史性的完全大赦所有公社成員的演說。Cilette Wilson, Paris and the Commune 1871-78: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從一開始，甘必大就被承認是解決大赦糾紛的關鍵人物”。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492.如果甘必大留在巴黎，有人認為他可能成為阻止內戰的一股強大勢力。

[44] Giuseppe Garibaldi，與馬志尼被共同視為意大利的建國之父。“國民議會的另一個示威性的行動是侮辱加里波的。…議會故意不讓加里波的發言，並報以野蠻的叫囂。就在這一天，他離開了法蘭西。對於國民議會來說，加里波的就是革命、共和國和反教皇鬥爭的化身，就是反普魯士的軍事鬥爭的化身。” 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7頁。帝國被推翻後，他在國民衛隊召開的中央委員會上被一致任命他為總司令.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23.可惜已經64歲的這位傳奇英雄謝絕、錯過了他大顯身手的最後人生機會。他倒是從軍事經歷出發，建議國民衛隊儘早選出一個“華盛頓”。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112.如果他和甘必大都留在巴黎，可能可以避免或減輕凡爾賽對巴黎的蔑視、仇恨和屠殺。

[45] 他是巴黎選出的43名議員的第34名。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6.他3月26日逃到凡爾賽後，在國民議會上請求上帝和人們原諒他沒有解除國民衛隊武裝的錯誤。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33.

[46] Louis Charles Delescluze (1809年－1871年5月25日)，編輯、作家。參加過1830年七月革命，後加入人民之友社。1841年主編《北方無黨派報》。1848年任第二共和國委員，後辭職，創立《民主與社會革命報》。1849年流亡倫敦，4年後潛回巴黎，被捕。1860年獲赦。1868年創辦《覺醒報》。3月25日當選巴黎公社委員後果斷辭去國民議會的職位。5月25日在巷戰中英勇犧牲。他主辦的Le Reveil是反對投降和約的兩個報紙之一，1月23日被國防政府禁止發行。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

[47] 有名的政論家，玩世不恭，當選為公社委員卻在公社的最後階段溜之大吉。他提倡派人刺殺普魯士國王、先下手為強進攻凡爾賽（與馬克思“英雄所見略同”）。他主辦的Le Combat是反對投降和約的兩個報紙之一，1月23日被國防政府禁止發行。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52.

[48] Benoît Malon (1841 – 1893)，自學成才的工人，1862年作為200人的法國工人代表團領導人之一出席倫敦博覽會，積極推動與英國工聯的合作，促成了兩年後國際勞工協會的成立。也被選為公社議員，公社失敗後逃亡瑞士，寫有公社史《法國無產階級的第三次失敗》（1871）等和五卷本的社會經濟理論。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3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29-230.

[49] 他後來站在國民議會一邊，被國際開除。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8頁。

[50]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77. 他後來3月18日在不明事態的情況下，向去奪取炮台的Leomte將軍保證市民沒有反叛，解除了將軍的警惕(p.102)；3月25日在與中央委員會的最後談判關頭，以“公社比君主制強”的理由說服別的區長們也配合中央委員會舉行選舉（p.136-137）。

[51] 他也被選為公社議員，但以“市民們選自己只限於市政”為由辭去公社的職位而站到凡爾賽一邊。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65.

[52] 國民會議選在凡爾賽（而不是巴黎）3月20日重新召開，也給人暗示恢復帝制的可能。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9.

[53]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63.

[54] 甘必大和他手下、巴黎的6名左派，包括Rochefort和皮阿抗議辭職。雨果因為被一個鄉下佬侮辱也辭職了。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91.

[55] 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92.

[56]法弗勒：“國防政府”第3卷第187頁，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48頁。

[57]法弗勒：“國防政府”第3卷第202頁，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49頁。

[58]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66.

[59] 引自趙京：“什麼是所有權”，1995年元旦。發表於《安那祺主義者：理論與實踐》2008年。

[60] 直到1977年巴黎才選出自己的市長（希拉克）。其實，公社失敗以後，巴黎雖然還是法國的首都，但已經失去了“代表”法國影響國政的物質和象徵地位。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7.

[61] 公社4月19日“告法國人民書”第二條以下對巴黎自治要求和市民的權利解釋得很詳細。Declaration to the French People. 引自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217-218.

[62] “在圍城期間，…區公所除了從前那些細小的職能（諸如辦理婚姻登記和慈善事業等）而外，現在還負責供給國民自衛軍以武器和裝備，安排自衛軍的住區，供應居民的糧食和燃料等等。他們還負責處理有關社會保證的各種問題”。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79頁。

[63] 包括“國際巴黎支部的大多數領導人都受蒲魯東的影響”。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頁。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說在法國幾乎沒有人知道，而社會主義思想一般都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蒲魯東主義”，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2頁。

[64] 蒲魯東：“論各勞工階級的政治能力”。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6頁。

[65] 《蒲魯東全集》，1924年巴黎版第3卷285頁。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7-18頁。

[66] 《蒲魯東全集》，1924年巴黎版第3卷198頁。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17頁。

[67] 引自趙京：“什麼是所有權”，1995年元旦。發表於《安那祺主義者：理論與實踐》2008年。

[68] 成為經濟學的經典英文概念的laissez faire也來自蒲魯東，但已經完全變調。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61.

[69]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1.

[70] Auguste-Jean-Marie Vermorel (1841 - June 20, 1871) 多才多藝的堅定的社會主義者記者/編輯，幾次入獄，在公社保衛戰中負重傷被捕，死於凡爾賽的監獄。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1911_Encyclop%C3%A6dia_Britannica/Vermorel,_Auguste_Jean_Marie

[71] 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4-25頁。

[72] 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3頁。馬克思1870年10月19日致愛德華·斯賓塞·比斯利：“蠢驢巴枯寧和克呂澤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頒布了愚蠢透頂的關於廢除國家的法令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說八道。...至於克呂澤烈，那末，他的行為既象傻瓜又象膽小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3/083.htm

[73]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67.

[74] Parisian Federation of Workers' Associations, 是法國工聯主義運功主體勞工同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CGT)的核心工會。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g%C3%A8ne_Varlin

[75] 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86-87頁。

[76] 1870年6月11日“國際巴黎支部章程”。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67.倫敦大會時受委託起草綱領的馬克思也接受了這個蒲魯東的基本原則。見趙京：“國際工人協會的精神和基本原則”，2016年2月22日。

[77] 一個營有1,500隊員，但勞工區踴躍（部分原因也是為了得到每天1.5法郎的收入），有2,000-2,500人。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00-101.

[78] 巴黎分為20個市區，區長由中央政府任命。隨着梯也爾逃出巴黎，他們組成的中央委員會成為法理上的巴黎當局。梯也爾為了拖延時間，命令他們與起義的國民衛隊談判。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105-106. 公社選出後，區長們在不同的區的權職發揮不同，但區長中央委員會已經沒有政治作用了。

[79] 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106.

[80] member of Commune Council, 譯為“議員”基本上是隨英文表述。“委員”指公社的幾個委員會的成員。Communard“公社人”專指支持、參加巴黎公社活動的任何市民，特別是那些在公社失敗後仍然支持公社事業的人，如流亡者。Federalist指國民衛隊中占大多數的支持公社的自由共和派。

[81]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342.此書引用了很多接近政府立場的Du Camp的書。

[82] 為此，馬克思1870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嫉妒地說：“小猶太人弗蘭克爾為自己爭得了桂冠。” 恩格斯也諷刺弗蘭克爾“在巴黎學了la formule[一套公式]，便販賣起貨真價實的商品來了”。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90頁。

[83] 14名巴黎市政官員在凡爾賽的國民議會以“共和萬歲！”致敬時被“法蘭西萬歲！”的喊聲回拒，40-60名政府派高叫：“保持秩序！保持秩序！國民議會遭到侮辱！把他們送上審判！他們沒有權利講話！”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20.

[84] 引自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p.87.

[85] K. Steven Vincent,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Benoit Malon and French Reformist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29-38.

[86] 馬克思致列奧·弗蘭克爾，1876年10月13日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4/114.htm

[87] 《馬恩全集》第35卷第385頁。

[88] 《馬恩全集》第35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35/190.htm

[89] 1870年1月8日“馬賽曲報”第21號。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7頁。

[90]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28.

[91] 布朗基：“社會批判”，1885年巴黎版第1卷第205-206，208頁。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0-21頁。

[92] 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5頁。

[93]“為了防止國民衛隊的指揮官們辭職，Clement Thomas要求離開首都必須得到他本人的批准但政府把這個權力轉給警察局長。…指揮官的辭職蜂擁而至，每天60-70人”。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99.

[94] 這個詞被譯為“聯邦”只表示了組成中央政府的一種形式，原意為“自由聯合”，適用於各種團體。這一段期間的federalism主要指受蒲魯東影響的安那祺主義。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90. 說3月1日後，因為國民衛隊的軍官們開始組織另外一個委員會，人們也稱本文中所指的不分軍階的中央委員會和屬於他們的國民衛隊成員們為federates（自由聯合主義者）。

[95]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57.

[96] 簡稱國際。因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受限於德國法律從來沒有成為（外國的）國際成員組織，法國的組織是國際的主要力量。1968年在巴黎有4萬到5萬成員，在全法國有20萬到50萬成員。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5.

[97]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64.

[98]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76.

[99]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

[100]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131.

[101]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3.

[102]法弗勒：“國防政府”第3卷第230頁，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75頁。

[103]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2.

[104]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154.這本紀念公社一百周年的歷史書接近馬克思主義，大量引用了馬克思的論述說明公社的失誤，但還尊重事實。

[105]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

[106]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4.

[107]未果，第二天5月29日向政府軍投降。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344.此書引用了很多接近政府立場的Du Camp的書，主要從行動細節、個人行為等側面描寫了許多這樣的公社的失敗、失策和錯誤，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當時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沒有全面掌握巴黎的軍事局勢。

[108]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277頁。

[109]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31.

[110]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8.

[111]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171.

[112] 梯也爾自己估計有10萬人在3月18-25日逃出巴黎。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8-69.

[113]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69.

[114]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9.

[115] 另一本書的引用為：481,970選民名冊中有224,197人投票，93名當選，其中7人重複在不同的區當選，但確認有64人就任議員，其中國際成員24人、中央委員會成員19人、記者17人、俱樂部活動人士17人（有些人屬於複數分類）。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43-145.

[116] 以上數據引自Julia Meszaro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is Commune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2006. p.18.

[117]“根據不同的說法（拉普羅夫、馬隆的說法），公社內部約有18人是國際會員。按我們的算法，這個數字要大得多—達30人，即占公社委員的一半。…國際會員主要屬於蒲魯東派”。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0頁。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國際的組織方式非常自由、鬆散，才帶來了國際的發展強大。

[118]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21-122.

[119]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8.

[120]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36.

[121]布朗基：《祖國在危急中》，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122] “起義要獲得勝利，就不應當依靠密謀，也不是靠一個黨，而是靠先進的階級。此其一。起義應當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義應當依靠革命發展進程中的轉折點，即人民先進隊伍中的積極性表現得最高，敵人隊伍中以及軟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堅定的革命朋友隊伍中的動搖表現得最厲害的時機。此其三。在這三個條件下提出起義問題，正是馬克思主義和布朗基主義不同的地方。”列寧：“馬克思主義和起義--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的信”（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列寧全集》第32卷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cworks/32/030.htm

[123]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7, p.83.

[124]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99. 其中引用馬克思1881年2月21日致Ferdinand Domela-Nieuwenhuis的信。

[125]他後來流亡倫敦時與馬克思聯繫密切，但海牙大會（1872年）後與其他布朗基派退出了國際。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324頁。另一名布朗基派的公社議員艾仁∙普羅托後來“猛烈反對馬克思”。同書第327頁。

[126] 載於1890－1891年《新時代》雜誌第二卷第28期和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一書。

[127]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47.

[128] 1871新年，在第5區開會的代表們決定解散二十區共和派中央委員會而成立二十區代表團。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103. 二十區代表團的支持才使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能夠對力圖調和、反對選舉的區長們立場堅定。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164.

[129]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93-94.作為英文出版，此書的歷史考證價值很高，值得所有相關研究的引用。

[130]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95-96.

[131]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97-98.

[132] 中央委員會印發的選舉公告說“國民衛隊中央委員會在政府官員們、區長們和職員們的聯合下，確認唯一能避免內戰和巴黎流血、同時堅持共和的措施，就是立即實施選舉”。區長們並沒有與中央委員會聯合起來，但他們默認了公告而協助選舉。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53.

[133]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69.

[134]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80.

[135]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54.

[136]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54.

[137] 實際上，3月21日就有來自富裕的第一、第二區的五百名“秩序之友”人群到中央委員會總部遊行。第二天遊行的人數更多，中央委員會被迫動用武力驅散，造成12名遊行者和一名衛隊民兵死亡。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67.

[138]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76.

[139] 1792年8月巴黎在法國大革命高潮成立了“革命公社”，確立了“公社”這個概念的歷史意義，所以1870年9月的叛亂後巴黎民眾開始議論成立獨立自治的公社。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73. Commune Council, 簡稱Commune公社, 公社議會成員member of Commune (Council)簡稱公社議員。公社不只具有立法議會的功能，還兼顧行政和司法的執行權力，這由公社所處的環境所致，不能簡單複製到普通社會的國家政治體制。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80.

[140] Julia Meszaros, Revolutionar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aris Commune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2006. p.18.

[141]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221.

[142] 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93.

[143]在公社初期，財務代表瓦爾蘭和茹爾德已經從猶太富豪羅斯柴爾德那裡借來5千萬法郎為國民衛隊發晌，後者為了保護在巴黎的利益不得不同意。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34.

[144]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151.

[145]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47頁。

[146] 法國沒有國家銀行，但法蘭西銀行代理政府的業務，包括巴黎市的9百萬法郎。這筆錢很快就付給了公社。

[147]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322.當然，他的報道性有偏見，記錄也不一定準確，但強奪銀行確實存在着在市區內爆發戰鬥的不可預測的風險。Thomas March, The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New York: Swan Sonnenscheis & Co., 1896, p.126.也提到500名武裝的雇員和原士兵在保衛銀行。

[148] 來自銀行的會議記錄。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91.

[149] 出生於政治家，他本人以前也當選過。受蒲魯東的影響，他開辦過調和銀行信用和勞工儲蓄的工廠，但破產了。他也加入過國際，基本上持蒲魯東的互助立場。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24.

[150]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35.

[151]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99.

[152] 我在這裡不得不大量引用原文，避免不必要的誤解。正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要求的：“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並且絲毫無助於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儘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了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

[153]恩格斯（1872-1873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1—344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72-1873.htm 我第一次是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從廣播裡聽到此文，是華國鋒為了“反擊四人幫”樹立自己的權威。那正是巴黎公社反對的專制權威典型。

[154]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201.

[155] 他在兩個區當選，除了在外交、勞工與交換委員會，也是公社報的主編之一。Arthur Arnould, Popular and Political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1878.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42.

[156] 引自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23.

[157] 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14.

[158]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19.

[159]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80.

[160] 公社承認和約以爭取普魯士軍隊保持中立（到4月底），為此還願意支付5百萬法郎。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82.

[161]“工人革命的基本任務是組織強大的政權機構—無產階級專政，但很大一部分公社委員所最為擔心的恰恰是加強權力機關、恰恰是集中制。”“公社下面的各個委員會事實上是按照蒲魯東主義的原則設立的”。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24-425頁。作者在陳述歷史事實時不得不否認恩格斯、列寧的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

[162]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1-72.

[163] 從1792年算起，1871年是共和79年。

[164] 紅旗1830年以來成為革命的象徵，區別於市民/資產階級的三色旗。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77-78.

[165]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36.

[166]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35-136.

[167]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43.

[168]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44.

[169]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38.

[170]張德彝的《隨使法國記（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記述了他作為清朝使節團的英文翻譯，目睹了在巴黎發生的事件。雖然作為一個23歲的中國青年，他不可能理解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但對一些社會動盪，特別是婦女的表現的觀察，非常難得，值得參考。例如，早在1870年“十月初九日，有戴紅帽之鄉勇十萬，…齊赴外都，偽以擊退德兵為名，欲籍改民政而作亂”（93頁）。10月31日，“有‘紅頭’數萬，圍守提督公署。聲言要改‘紅頭民政’”（95頁）。“德法雖經議定免戰，尚未畫諾。而此日‘紅頭’又亂，滿街喧鬧。經看街兵攔阻，而‘紅頭’縛其人於木板，投諸河中，擲石如雨，繼用長杆插入水底而死”（103頁）。在凡爾塞，見到“因官兵不與叛勇戰，故調水師來此，藍衣草帽，不堪整齊”（138頁）。“火藥局失火，轟火藥五萬餘斤，傷死女工五百餘名。…男皆當兵，女則有造火藥者，有縫布袋裝砂石以築土城與炮台者，有能文工書草露布者，竟有荷戈而驍勇倍於男者，奇甚”（166頁）。“被獲叛勇二萬餘人，女皆載以大車，男皆攜手而行，有俯而泣者，有仰而笑者，蓬頭垢面，情殊可憐”（168頁）。“見馬隊二百餘人由巴黎回，被獲老幼女子三十餘名、男子二百餘名，皆攜手步行，前後縛以麻線，由馬兵解送”（169頁）。“晚，見馬步兵解送被脅之‘紅頭’萬餘人上火輪車，皆流於阿斐利加（非洲）。其餘黨惡作亂者，皆黑布蒙頭，以槍斃之。”“見步兵二行，手執刀搶，防護叛勇六百，由樓下經過。…叛勇經過之處，土人皆高聲賀采，不解所賀何人”。“又由樓下解叛勇一千二百餘人，中有女子二行，雖衣履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於眉宇”（171頁）。“現擒女兵數百，訊明供認，一切放火拒捕，多出若輩之謀。昨由會堂審斷，其女中之主謀者以槍斃之，餘皆發往牛嘎列丹尼島充軍贖罪”（172頁）。“由樓下解去叛勇一千八百人，婦女有百餘名，雖被陋衣，而氣象軒昂，無一毫裊娜態。”（174頁）。

[171]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1.

[172]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9.作為對比，前幾天（2016年3月）加州的工會好不容易遊說民主黨議員們成功，州議會立法四年後（！）才把最低工資提高到一小時15美元。

[173]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38-139.

[174]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96-197.

[175]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87.

[176]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83-85.

[177]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59.

[178]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69.

[179]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31.

[180]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1. 別列《回憶錄》第402頁：“他是個不倦的勞動者。他在管理財務的短短的時期內的情況也證明了他是個聰明而有毅力的人…在公社存在期間他每天只花32蘇的伙食費”。引自耶克著《第一國際史》，張文煥譯，三聯書店1964年出版，155頁注1。

[181] 《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7月第1版。

[182] 著名的“怪人”George Francis Train在他的傳記My Life in Mnay States and in Foreign Land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nay, 1902) Chapter XXV The Share I had in the French Commune記述他在馬賽與公社的奇遇，對他而言，“紅色共和”像一場鬧劇。

[183]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21.

[184] 他4月辭退國民議會職位，但並沒有參加公社的活動，5月26日被逮捕後受辱槍殺，臨刑時高呼“共和萬歲！人民萬歲！人類萬歲！”。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7. 他被政府軍殺害，是因為他在國民議會選舉前公開了法爾夫的私生子醜聞，被報復。

[185]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80-82.

[186]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62.

[187]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9.

[188] Frank Jellinek,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Groosset & Dunlap, The Univeral Library Edition, 1965, p.264-265.

[189] Federes，指支持公社的國民衛隊成員，主要在東部的平民區。

[190] “他們的本能不是為了保衛整個城市、或政治建築或中央區，也沒有暫時共同撤退到較安全的東部區做最後的集體抵抗”，暴露了作為本地街區民兵成立的國民衛隊的弱點。Robert Tomb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don: Longman, 1999, p.172.

[191]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325.

[192]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34.

[193] 具有改革和烏托邦志向的社會主義的年輕記者、作家、學生們在這裡與蒙特馬爾區的勞工階層會合的各種俱樂部，產生出革命的雅各賓運動。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4.

[194]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122.

[195] 與凡爾賽政府的殘忍相比，雖然公社公告威脅要“處決三名政府人質報復公社犧牲的每一個人”，卻沒有實施，只是在最後一周已經失控的局勢下，從5月23日開始，總共處決了63至107名人質。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3-95.

[196]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8.

[197]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56.

[198]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95.

[199]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71.

[200]Lissagary,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ran. Eleanor Marx. London: Verso, 2012, p.362.

[201] 引自Cilette Wilson, Paris and the Commune 1871-78: The Politics of Forgett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7, p.1.

[202]與1989年天安門悲劇時鄧小平的“殺20萬學生換20年太平”（《華爾街日報》引用李光耀與鄧小平的會見。《海峽時報》也報導李光耀提到，鄧小平曾說過“如果我不得不殺掉20萬學生，以換來中國100年的穩定，那就只能這麼做。”）多麼相似！正是鄧小平完成了中國從國家社會主義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

[203] 這一年在馬賽召開了勞工團體大會，標誌着法國社會主義的再生。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85.

[204]Lissagary, 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ran. Eleanor Marx. London: Verso, 2012. 書中介紹了很多詆毀公社、抵抗大赦的政府官員言論和反駁他們的言論的市民的證言。

[205]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81-182.

[206]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12, table 4.1.

[207] http://zh.wikipedia.org/zh/%E5%9B%BD%E9%99%85%E6%AD%8C。略微修改。

[208] Pembroke Fetrid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1871.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81. p.429-432.

[209]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83.

[210] Declaration to the French People. 引自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217.

[211]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6.

[212] 施本格勒從文化的角度，指出占一個民族的大多數人口的農民在文化黎明前作為“無歷史性”而存在，在少數人的奮鬥中才覺醒成為“有歷史性”的人民。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I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Tran.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Alfred A. Knopf, Inc. 1928, p.184. 可以認為：以工人為主體的巴黎的沉淪提升了以農民為主體的整個法國的政治文明程度。這與中國1989年的民主運動類似。有人從此文化的角度研究巴黎公社。

[213]布朗基派在倫敦的流亡者中形成三十多人的共產主義性質的“革命的公社組織”，其綱領受到恩格斯的專文批判。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35. 1879年4月布朗基在獄中被選為法國議會議員，主要是非布朗基派的推動。

[214]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9.

[215] Jean Jaures, “Yesterday and Tomorrow”, 1907.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59-260.

[216] Francois Furet, 1992. 引自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3.

[217] Neither Pacifism nor Terror: Considerations on the Paris Commune and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1871), A Cosmopolitanism of Nations: Giuseppe Mazzini’s Writings on Democracy, Nation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 Stefano Recchia.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 2009, p.154-155.

[218] Introduction, A Cosmopolitanism of Nations: Giuseppe Mazzini’s Writings on Democracy, Nation Build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 Stefano Recchia.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 2009, p.16.

[219] 考茨基讚揚公社的民主和選舉形式、迴避恐怖主義、慷慨和人道的動機，總之，是一場“高尚的實驗”。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58.

[220] 考茨基:“無產階級專政“，1918年。《考茨基文選》，王學東編，人民出版社，2008年，323頁。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82.

[221] 列寧，1918年10—11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18-10.htm

[222] 見筆者《鮮為人知的俄國革命》。克朗斯塔特水兵們的“權力歸蘇維埃”要求本來正是列寧上台的口號，不過布爾什維克專政後，感到蘇維埃妨礙他們的權力。

[223]例如，國際的一個支部5月12日向公社抱怨到：“你們難道沒有責任譴責戰爭委員會，讓他們立即停止目前的軍事力量的行政和軍事疏忽？因為你們的消極和縱容，我們的代表們的存在和權威明顯被忽視了”。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83.

[224]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55.

[225]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35-36.

[226]耶克著《第一國際史》（張文煥譯，三聯書店1964年出版）第三章第四節“巴黎公社”第171頁，可能引自利沙加勒。

[227] 以下的引用來自G. M. Stekloff,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28, reissued in 1968. p.191-194. 這是關於第一國際最全面的的歷史（譯自俄文第三版），雖然貫穿馬克思主義的偏見史觀，卻用約一半的篇幅相當客觀地敘述安那祺主義的活動事實，提供了很多難得的歷史資料。

[228] 具有罷工運動傳統的工人確實起來抗議，但巴枯寧期待的國民衛隊卻沒有保持獨立的中立。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40.

[229]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148.

[230]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115.

[231] Henryk Katz, The Emancipation of Labor – A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pp.79-80.

[232] David Shafer, The Paris Commu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72-75.

[233] 寫於1871年6-7月，1878年由Reclus整理出版。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15.

[234] Mikhail Bakunin, “The Paris Commune and the Idea of the State,” 1871. Ed. Sam Dolgoff, 1971. http://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71/paris-commune.htm “Contrary to the belief of authoritarian communists – which I deem completely wrong – that a social revolution must be decreed and organized either by a dictatorship or by a constituent assembly emerging from a political revolution, our friends, the Paris socialists, believed that revolution could neither he made nor brought to its full development except by the spontaneous and continued action of the masses, the groups and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people.”

[235] 寫於1871年6月，1878年由Reclus整理出版。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2.

[236]寫於1871年6月，1878年由Reclus整理出版。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2-303.

[237]寫於1871年6-7月，1878年由Reclus整理出版。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17-221.

[238] 不用提，從《共產黨宣言》、《哲學的貧困》到《資本論》，馬克思的許多抄襲“發明”早就被蒲魯東等法國社會主義者所不恥。

[239]在日內瓦國際刊物上的文章，引自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191.

[240] The Commune of Paris, London, 1896.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3.

[241] 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4.

[242] 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304.

[243] 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 p.3-4.

[244] 後來成為著名地理學家的Reclus從公社的經歷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有時我責備它走得太遠了，有時責備它做得太少了，有時又責備它做某一件事的方式或時間—但我知道，如果公社覆滅了，我們就會同它一起毀滅”。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96頁。雖然他1879年得到大赦，他直到1890年才從瑞士短期回到法國。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 p.36. 他也是為數稀少的譴責法國軍隊等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歐洲知識分子的良心。

[245]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136.

[246] Alistair Horne, The Terrible Year: The Paris Commune 1871. The Viking Press,1971, p.117. 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 p.104-105.

[247] Kristin Ross, Communal Luxury: The Political Imagin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Verso, 2015, p.140-141.

[248] 他們眼看不能控制國際，就把總部遷往沒有社會主義基礎的美國，遠離歐洲大陸。但他們缺乏基本的誠實，當他們的忠實門徒要求把國際的資料轉往紐約時，也遭到馬克思的拒絕。

[249] 每當我反省被北京、東京等國家權力出賣的1989中國民主運動，從來沒有後悔“仁慈”、“良心”、“誠實”為自己帶來的命運。如果再來一次革命，我們還會選擇自我犧牲的方式來改造社會。

[250]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67.

[251]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79.

[252]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78.

[253]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79.

[254] 可惜沒有財力展開活動，只能勉強維持團結。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85.

[255]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73.

[256] 筆者寫到這裡，總是不由地期待中國的政治文明儘早進化到1880年法國的程度，從公開較近的1989年的史料開始，才能進一步和解、文明開化。

[257]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181.

[258] 原文來自吉約姆的《公社文件與回顧》，巴黎，1905。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82.

[259] 原文來自吉約姆的《公社文件與回顧》，巴黎，1905。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82.

[260]馬隆“卡爾∙馬克思與蒲魯東”，La Revue Socialiste 5:16, 1887.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48.

[261]“作為泛日耳曼主義者的卡爾∙馬克思”，巴黎，1915。引自Edward Mason, The Paris Commun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ist Movemnet.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first pub. 1930)， p.44.

[262] Jules Guesde。可笑的是，他之所以有名是因為馬克思1883年臨死前向恩格斯嘲笑他和拉法格（馬克思的女婿）：“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恩格斯對他們的“學生”的蔑視令人髮指，如恩格斯1870年8月15日於曼徹斯特致馬克思:“象李卜克內西那樣，由於他不喜歡1866年以來的全部歷史，就想使這段歷史退回去，那是愚蠢的。但是我們了解我們的典型的南德意志人。同這些蠢才是什麼事也辦不成的。”

[263] Jean Joughin, The Paris Commune in French Politics, 1871-1880.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p.499.

[264]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ix & p.142.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356.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d. Eugene Schulkind. New York: Grove Press,1974, p.245.三本書引用的內容相同。

[265] 羅莎∙盧森堡1904年在“列寧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就敏銳地批判列寧誤用巴黎公社的教訓反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議會政策而採用中央集權制。Rosa Luxemburg， Organizational Questions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Leninism or Marxism?],1904.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uxemburg/1904/questions-rsd/ch01.htm

[266]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356.

[267]Leon Tro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Dictatorship versus Democracy], A Reply to Karl Kautsky,1920.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1920/terrcomm/ch05.htm 在司令部列車上指揮作戰的“紅軍創始人”哪裡顧得上新聞自由等基本的共和原則呢？

[268]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971.Quadrangle Books, 1971, p.358-359.

[269] Donny Gluckstein,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Haymarket Books, 2006, p.5.

[270]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58-459頁。因為意義相同，我沒有改變某些用詞的譯法。

[271]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461頁。

[272]引自凱爾任策夫《巴黎公社史》，623頁。

[273]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ran. Eleanor Marx. London: Verso, 2012, p.154.

[274] 如果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的追求自治的民眾都能夠從巴黎公社汲取經驗教訓，可以避免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更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