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銀河－－天真的異類

管依萌

2002年，“50後”李銀河50歲時，便有人勸她寫自傳，而她卻一直推脫。她認為自己的生活不值得寫，“我既沒參加過革命，也沒參加過鬥爭，六十年間所有的歷史事件都與我無關，最多只是一個看客，有什麼可寫的？” 直到李銀河看了19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地利作家艾利亞斯•卡內蒂的《獲救之舌》後，她才意識到“原來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可以寫的”。最近，63歲的李銀河將自己的自傳出版了，名為《人間采蜜記》。

“我最看中的是‘愛’和‘美’，這兩個東西我覺得在生活中就是我所謂的‘蜜’，是我最精華的東西，也可以說是‘快樂最大化，痛苦最小化’。”李銀河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我覺得‘采蜜哲學’有兩個意思：一個就是要追求生活中最美好的那一點點東西，享用這個美和愛；另外就是在生活中有所取、有所不取。”而王小波、“大俠”、虐戀、同性戀，無疑是李銀河秉持“采蜜哲學”的人生故事中不曾缺席的元素。

左圖：王小波夫妻。

右圖：在橘子洲頭，世界最大毛主席頭像前留影（此照是兩張照片拼接的）

性格中有種極度的羞澀

“我性格中有種極度的羞澀，可能是遺傳。這種羞澀使我把別人看來輕而易舉的一些事情視為畏途，終身不敢沾邊。”李銀河在自傳中的第一句話如此寫道。

7歲之前，李銀河一直叫“李三反”。這個名字有兩個特別之處：其一，她是隨母姓而非父姓；其二，“三反”典出1952年在全國開展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

李銀河的父母是1930年代末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的一代新青年，性格激越，擁有純潔的理想主義色彩。二人自由戀愛，關係平等，完全沒有舊式家庭的男尊女卑。所以，李銀河家裡的兄弟姐妹四人中，大姐和二姐隨父姓，哥哥和李銀河隨母姓。

這對於她成長為一個主張男女平等的女權主義者至關重要，對她選擇的研究方向亦有一定影響。

李銀河上小學後，就改了名字，“三反”成為她的小名。她在自傳中介紹道：我小時候學會的第一首兒歌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官僚主義我反對”。

上小學時，李銀河被任命為班長，每次在老師進教室的時候班長都要喊“起立”，就這麼簡單的事情差點“要了她的命”，“每當要喊起立的時候，我心跳劇烈，臉紅脖子粗，憋半天才能喊得出來”。這大概就是李銀河所說的，“這種羞澀使我把別人看來輕而易舉的一些事情視為畏途，終身不敢沾邊”。

李銀河的自傳出版方果麥文化傳媒公司董事長路金波曾發出感嘆：“李銀河老師，是‘那一代人’中的一個異類，我從未見過一個像她這個年紀還這麼天真、羞澀、質樸的人。”

從王小波到跨性別愛人

在自傳中，李銀河講述了她與王小波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同時也如實地描寫了她與王小波的諸多私密細節：接吻、虐戀、捆綁、鞭打。

在李銀河眼中，已逝的愛人王小波是她的情感生活中的浪漫騎士，是文學創作上的行吟詩人，他倆的愛情很“羅曼蒂克”。

二十多歲時，李銀河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前程似錦，而那時的王小波只是一名街道工人，對此李銀河卻毫不在意，“他就是一個男版灰姑娘的故事嘛”。

李銀河在自傳中回憶：“他向我表白時，我們只是第二次見面，也是第一次單獨見面。我們開始聊天，天南地北，當然更多是文學。正談着，他猛不丁問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嗎？’我那時候剛跟初戀情人分手不久，就如實相告。他接下去一句話幾乎嚇我一跳，他說：‘你看我怎麼樣？’這才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面啊。”

此後，他們開始了書信往來。“你好哇，李銀河”王小波每每給李銀河寫信總是這樣開頭，“字裡行間透出類似孩子般的對愛的渴望與無助”。

王小波曾對李銀河說：“我不要孤獨，孤獨是丑的，令人作嘔的，灰色的。”這個身高1.84米的黑臉大漢說，在見不到她的日子裡，自己難過得就像旗杆上吊死的貓。他也曾說，恨不得一天49個小時和她在一起。

李銀河也在戀愛中致信王小波：“我希望你愛我的全部肉體，我願意它因為你變得美。”

李銀河說：“現在再讀他寫給我的那些情書，我就覺得更像一件藝術品。他的表達除了對我個人的情感以外，還有一種審美意義。”

無論是在學歷還是收入上，他倆始終是“陰盛陽衰”。但李銀河坦言自己崇拜王小波，“因為真正的東西我是比不過他的”。1980年1月21日，王小波和李銀河登記結婚，但是二人沒有生孩子，他們結婚前就商量好，兩人的世界就已經很豐富、很有趣了，不需要孩子作為紐帶。“如果他要活回來的話，我們商量的結果肯定還是不要（孩子）。他的小說就是他的孩子吧。我和小波在一起不是為了某一個目的（結婚），而是就喜歡在一起。選擇和自由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則。”李銀河說。

1996年10月，李銀河赴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王小波送李銀河赴英國，在機場臨別時，他用力摟了一下她的肩膀作為道別。可她萬萬沒想到，這一別竟成永別。1997年4月11日，45歲的王小波因心臟病突發辭世。

李銀河在自傳中寫道：“我這一生僅僅得到了他的愛就足夠了……我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了。”

如果說李銀河與王小波是高度契合的愛情，那她與現在的愛人“大俠”就是相濡以沫的親情。

2014年，李銀河被爆出與同性愛人“大俠”同居17年，她被質疑為“拉拉”（女同性戀者）。而後，她在博客發布文章《對所謂拉拉身份曝光的回應》，一時引起軒然大波。

她在文章中強調自己是個異性戀，不是同性戀。據她介紹，她的伴侶是一位女變男的變性者，是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人。無論從外貌還是內心看，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男性。

在王小波去世後，李銀河遇到了現在的伴侶。“大俠”是一名出租車司機，比李銀河年輕12歲。他在追李銀河的那段時間裡，成天都抱着王小波的書。

李銀河在自傳中首次披露了和戀人“大俠”的交往經歷和種種細節。

“大俠陷入對我的狂熱愛戀，對我來說完全是猝不及防，而且有點匪夷所思。雖然憑專業知識，我很快明白他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跨性別者，而行外人大多是分不清跨性別和女同性戀這兩種人的，他自己也是一直在女同性戀的圈子裡進進出出。而我對女人的身體是沒有欲望的。我們怎麼可能在一起呢？”對於他們相戀的過程，李銀河是這麼描述的，“然而，大俠對我的愛排山倒海，雷霆萬鈞，不由我不受吸引，不受感動。當時感覺他就是上帝派來的一位天使，專程來解救我脫離失去小波的苦海。”

對於二人的愛情，李銀河從不避諱：這樣的事情是不可反駁的，它有一種強橫的力量，使人不得不臣服於它。由於“大俠”對於家庭的觀念比較傳統，認為二人的生活需要有一個孩子，於是他們便收養了一個孩子，起名為壯壯。

在自傳中，李銀河也談到對兒子壯壯的希望，希望他以後快樂、有知識、懂禮貌。

邊緣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

虐戀，不只是李銀河研究的社會學課題，她還大膽承認自己有虐戀愛好：“我對虐戀的愛好在很小的時候就露出端倪，它和我對性的感覺從一開始就密不可分。”

李銀河對虐戀的愛好很早就露出端倪。

1967年，作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先聲，李銀河跟着大她5歲的哥哥和一幫朋友徒步“長征”去白洋淀，目的是了解農村和農民，了解中國社會。

有一天，突然從河北省安新縣公安局來了一幫警察，通知所有在村子裡的北京知青集合，要將他們押送回北京。在押送過程中，有個名叫江山的男生向警察抗議，後來他被五花大綁起來，那是李銀河生平第一次見到真人被捆綁。

隨後，全體二十多人被押上一輛解放牌敞篷卡車，向北京飛馳。一路上，李銀河的注意力全在江山身上，“他長得很英俊，不知道是由於被綁的疼痛還是精神的屈辱，他緊緊抿着嘴唇，一滴淚水掛在臉頰上。除了在電影裡以外，我從沒見過如此慘烈的情景，而且我正處於情竇初開的年齡，現在想來，我從江山的身上感覺到的是性感，他那被凌辱的痛苦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記憶之中，成為我後來常常出現的性幻想形象之一”。

李銀河在自傳中透露了她對於虐戀的喜愛：“我的性傾向中有很深的虐戀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覺是不會錯的。我畢生研究和寫作的衝動全部應當追溯到我對虐戀的喜愛。”由於對虐戀的喜愛，她還出了一本關於虐戀的性學研究著作《虐戀亞文化》。

李銀河在傳播女性主義和性科學方面，無疑是開創者。因此這註定了她將是個爭議性人物，不僅因為她特殊的身份，更因為她對於“同性戀”“多邊戀”“一夜情”“亂倫”等敏感問題所持的前衛觀點一次次地考驗着中國人的道德觀念。

李銀河在美國的匹茲堡大學拿到社會學博士，那時她的研究領域主要為：婚姻家庭、性別和性三個方面。但是她被大眾所熟知的，還是她對於性學的研究。

“因為我這個人生性害怕沉悶無趣的東西，如果要我坐冷板凳做學問，我是受不了的，邊緣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最初起意做性學的研究是在美國留學的時候，那時候就看了金賽博士等人的著作，喜歡他們做的事。金賽回憶他們搞研究的時候，有時候在飯館開碰頭會，他們說話全都用代號，比如，提到肛交用A，提到口交用O等，怕旁邊的顧客聽到會大驚小怪，我就覺得有趣極了，決心回國也做這個研究。”李銀河說。

1987年，全國文科第一個博士後流動站在北京大學設立，因此機遇李銀河成為了費孝通教授的學生。“當年，費孝通老師在北大成立了第一個社會學博士後流動站，緊急要找拿了博士學位又願意回來的海歸，那時候我在美國，所以費老就找到了我。可以說，我是第一個進站的博士後研究人員。”李銀河說。

回國後，李銀河依舊做性學研究，這在當時是非常前沿的。費孝通雖然是她的導師，但是見到他的機會並不多。李銀河唯一一次當面聆聽他的教誨，就記住了一句影響她研究的話：“社會學要出故事”。

受他的影響，李銀河寫過一本書《一爺之孫—中國家庭關係的個案研究》。“費孝通講的是‘社會學要出故事’，實際上我覺得他是在講應該有定性調查。”李銀河告訴法治周末記者，“所以後來我做定性調查就特別多，同性戀的亞文化、對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調查、農村婦女的調查、關於農村的生育文化，都是定性調查。那些人就會給你講故事，因為他們都是活生生的人，然後深入訪談。比如說，同性戀調查的時候，後來我和好多人都成了朋友，這種調查的次數太多了，談的時間太長了，最後都成朋友了。”

右圖中為徐靜蕾

寧願再被誤解50年

作為“50後”，李銀河有着獨立的觀念、新潮的思想，她始終如一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有所不同的是，她可能不像現代年輕人那樣開放，她討論性話題需要莫大的勇氣，所以唯有特立獨行者才能承受。

作為社會學家的李銀河，有時候會說一些令人瞠目結舌的“過頭話”，比如“艾滋病主要靠異性戀傳播”“美好的性都是免費的”“同性婚姻對中國有百利而無一害”……

她的心態是以一個“啟蒙者”的身份，“因為在我看來所有的那些思想的禁忌、不解和尷尬都來自黑暗時代（相當於歐洲的中世紀），我的言論和研究是開發民智，將人們從蒙昧中喚醒，用現代的科學之光照亮前現代的蒙昧心靈”。

毋庸置疑，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李銀河的研究內容在國內是較少有人涉及的領域。據她介紹，當時有關同性戀的研究以及“虐戀亞文化”的研究都算是“填補空白”。她認為自己貢獻最大的研究是同性戀、虐戀和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三方面，因為這三方面都是國內首例研究。也因此，1999年，李銀河入選《亞洲周刊》“中國最具影響的50人”。

開創先河肯定會面臨多重困難，李銀河表示在針對同性戀研究的時候線索並不好找。“我就在《北京晚報》上登廣告徵集，大概徵集了四十多個人來參加我的單身研究，其中有一位男士當時是30歲，我訪問到他的時候，問他單身的原因，他就跟我說：‘我看你留學回來也不像個壞人，我告訴你吧，我單身的原因是因為我是個同性戀。’這就是我的第一個同性戀調查對象。後來，他介紹他的朋友來，還有朋友的朋友，這樣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後調查對象竟到了一百二十多人。”

李銀河雖然為少數人發聲，但同時也面臨着種種非議，在研究過程中，她會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有的是來自持有不同意見的研究者，有些則是傳統觀念。李銀河說，她能夠堅持下去是因為她有兩方面的自信：其一是事實方面的自信，她做過專門研究，而公眾一般不了解這個領域的事實；其二是理論方面的自信，她熟悉各種理論的論爭、來龍去脈、是非曲直，而公眾一般不熟悉這個領域的理論。

2009年，一位母親向她發怒，原因是她年僅15歲的女兒說：“我想和誰上床就和誰上床，這是我的權利，你管不着。”這位母親認為，李銀河是她女兒的支持者，並發帖稱：“你為什麼不考慮自己的研究成果會對社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你為什麼不考慮你的觀點到底適合在學術界發表還是像那些無聊的明星一樣用來製造一個個新聞……李銀河，請你離我的孩子遠一些！”

“誤解太深了。”李銀河說，現在很多人認為她在教唆，持這種看法的人絕大多數為未成年人家長，更多的成年人則能夠以一種雖略帶情緒但局限在理論層面上的態度與她交流。“有人曾經說我的觀點超前中國國情50年，如果真是這樣的，我寧願再被誤解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