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中箭落馬，被處理勞動教養，從高校教師的職務上一跤跌落到階下囚的地位，是我人生中的一個痛苦轉折，其中甘苦，（何甘之有）只有自己心中明白。

當時我根本也不知道勞教究竟是怎麼回事。58年4月11日早晨，當校警來到宿舍要（押）送我走時，我拿了漱洗用具和簡單的換洗衣服就要走，那校警平時和我是很熟的，倒沒有拿我當階級敵人看，說是老師，你還是多帶點衣物，怕回不來了呢。我心裡一驚, 才重新打點。及至送我到了轉運站，（聽聽這個名稱，）進了門之後，只聽見外面哐啷一聲，持槍的警衛把鐵門一關，接着又卡塔上了鎖，那聲音頗驚心動魄，這才意識到事情真正的嚴重性，知道自己現在已經不算個人（民）了。

我們是到得最早的，以後陸續重慶大學的， 西南師範學院的，西南農學院的，俄專的，重慶市委的，各機關的，還有部隊的，林林總總兩百多人都到齊了。市委宣傳部右派集團包括副部長王匡時，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XX，西南工人報總編汪崗等都來了。我們最先到的編為第一組，任我為組長，汪崗付組長。分給我們組的有一個俄專的學生，他是被抬進來的，叫李登滸。這人家庭是富裕中農，他自己是真正的農民出身考上大學的，（不像後來所謂工農兵學員），手大腳大個子大，一付勞動農民的樣子。據介紹他的罪行是攻擊糧食統購統銷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在鬥爭中他根本不認罪，對批判他的大字報見一張撕一張，而且不接受勞動教養。（當時勞動教養條例中明文規定如本人不願意接受勞動教養，可由家庭領回去教養，可是那時候誰也不願意脫離組織呀，）但他不同，所以學校對他強制執行，他被捆住抬上車，到這裡抬進了門後往地上一丟。他閉着眼睛誰也不理，只反覆說一句話：“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完全是農民的那種憨直的頑固勁，為此他挨了好幾槍托子。這個轉運站只有兩個公安幹部，對李登滸的工作交給了我們組上；好在汪崗口才極好，他到各工廠對工人作大報告最拿手，這次送來的有幾個工廠的壞分子，都是聽過他的報告的，所以這事主要讓他做。（當然我們明知道這是共產黨自己的政策自己不遵守，但現在人都已經在矮檐下了，每個人都還寄望於今後的所謂爭取回到人民隊伍的前途，也只有違心而為吧。）

我們這一批是被分配到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築路第二支隊，是要去修鐵路的；所有老弱和女（同志？）都送去沙坪農場，（後來才知道那裡才是最悲慘的地方。）第三天就要出發，而且我們是要沿着解放東路步行到菜園壩火車站。汪崗苦口婆心勸這位農民小老弟，無論如何你也要合作一次，你要我們把你抬到火車站我們也抬不動啊，好說歹說，算是他勉強願意照顧大家。轉瞬到了出發時刻，那兩扇鐵門一打開：好傢夥，外面不僅布滿荷槍實彈的大隊軍警，居然還袈起了機槍，一副殺氣騰騰如臨大敵的陣仗。天可憐見，我們這一隊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值得你老共這樣大動干戈嗎？我想他除了要給我們一個下馬威之外，可能還想教育一下群眾；但是據我看（也不用偷眼）沿途圍觀的群眾，除了冷漠和好奇之外，不少卻是同情和憐憫的眼光。

這一出發，從此就開始了這個據說要從軀體到靈魂脫胎換骨改造的強迫過程，這個痛苦過程需要較多的筆墨，我這裡先把我們勞教的大概過程敘述一下。

我們這個築路支隊是個嚴格的工程單位；依照工程的先後，我們到雲南參加修建內（江）昆（明）路，到涼山彝族自治區參加修建成昆路，到旺蒼修廣旺路，再到灌縣修築眠江攔木壩，我學習的是石工和混凝土工。三年中我們隊220人死掉30多人，還算是比較幸運的。

三年多的艱苦勞動當中，大家最關心的是何時解除勞教何時摘帽的問題，因為當時的勞教根本沒有期限。可是不管大家怎麼拼命爭取，整整三年中只象徵性地給一個壞分子解除了勞教。當時整個社會上形勢那麼壞，我們勞教人員普遍失望，情緒低落已極。緊接着到了60年底61年初，全國的大躍進大饑荒的災難性的嚴重後果開始顯現，各地許多工業單位下馬，連勞改隊也不例外，我們這個勞教築路支隊居然也面臨下馬遣散的局面。在此情況下，大家盼望已久，一直拖着一直不解決的解除勞教問題也只好解決了，來了個統統解除勞教。

然而在宣布解除勞教的同時，還有個右派帽子的大問題；可是當時只有部分人被宣布摘掉了帽子，相當一部分人沒有摘帽，我屬於不摘帽之一。我雖然非常失望，但已經背後從他們勞教幹部口中的透露得知，公安內部有規定，不管你表現如何，凡直系親屬被鎮壓，或有直系親屬在海外的一律不摘帽。我在此範疇，回天無力，只有認命。

當局給我們的出路是：家在農村的一律回家，（他們好幸運），家在小城市的如果自己能夠聯繫到落腳地也可以回去，我們大城市出來的就不好辦。我算是保留公職，領導批准我自己回學校去聯繫。我回去還見到了黨委書記，可是他反而向我叫苦，說我這裡一大堆人送都送不出去，工資都發不出，真是束手無策，哪裡還能收人。最後我們所有大城市出來的人員被統統送到了永川勞改總隊，這是個上萬犯人的勞改茶場，我們到那裡叫做留場就業。

在公安部門屬下，專政對象包括勞改，勞教，和就業人員，統稱三類人員，其區別是，勞改犯剝奪一切權利，每10天休息一次，每月發兩三塊零用錢，等於是最苦的供給制，（包括雨天的膠鞋要從這零用錢中省出來，否則赤腳），通信要經過檢查；勞教的不同是還保持有選舉權，（天曉得的權利），可7天或10天休息一天，領取工資，一切生活開支自負，通信不公開檢查；就業人員待遇和勞教同，唯一的優待是休息天可以請假外出幾小時，書信不檢查。總而言之，大家都是關在鐵籠子裡面，待遇稍有差別而已。(附帶說一句，這三類人員，不管10天或是7天休息一天，必有半天是強迫義務勞動，而且是重體力勞動，勞動量一般是相當於從30里外挑100斤煤炭回來，差不多要到下午一至兩點才能夠完成，而幹部美其名曰這是替你們自己勞動。)

我在永川勞改總隊又繼續接受專政13年，到1974年落實政策，我才被送回原來學院，還虧了我在南開中學的老同學是重慶的一個著名牙醫，而我們學院的付院長正好是他的病人，那天公安幹部送我回校，我是找了這位名牙醫一同到校，他去找付院長到人事處打了兩次招呼，這才勉強把我收下。算算暌隔了差不多17年之後，看看我還是沒有摘掉帽子的右派，何等反動！於是把我發配到總務處的一個石匠的手下繼續監督勞動，（我不是學了石匠手藝嗎）。

我的處境，就內心而言，實在比在勞改隊更加遭罪。在那裡邊大家地位都一樣在底層，不過一同接受行使專政的幹部頤指氣使而已。而回到學校，都是老熟人，我在路邊打石頭，接受來來往往的老同事的眼光，那位石匠上司還要故意到我面前來耍派頭，那滋味豈是一般形容詞說得出？還好學校基建處的一個工程師是我同屆的，她看着也替我難受，回處里商量把我要了去。現成學校工地上有一批臨時工挖土方打雜，她就派我去工地管理臨時工，讓我自己也可以邊參加勞動，就不在馬路上丟人現眼了。不過那個石匠仍然是我的頂頭上司，那是上面指派他監督我的。我因為自己首先勞動上過得硬，比他們都能幹，那些臨時工，根本很多都是自己學校的家屬子弟，（最愛偷奸耍滑的）沒有人不佩服我的，都叫我老師。我的石匠上司知道了，馬上去工地發話：“什麼老師，是個啥就叫啥！”不過他們背地還是叫我老師，這且不表。光陰荏苒，我逐漸習慣了我的處境，所謂忍辱負重，也就過來了，畢竟文革之後，形勢完全不同，也沒有那種故意要找階級敵人發難的人了。到1978年，中央關於改正右派的決定出來，我才“被改正”了，算算整整21年。如果沒有這個政策，按照他公安內部的規定，我這頂帽子是只有戴到火葬場裡去了。

改正後的第三天，基建處就任命我為技術科長，那位石匠上司變成了我的下屬，我倒對他客客氣氣。再過半年，我就回到系裡去了。

這裡是先敘述了整個過程，下面再詳談。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