嚇跑了的官員

收容所里也常常有些搞偵察工作的幹部光顧,一個個胳膊里夾着大皮包,在遊民叢中辨認他們需要緝拿的對象,或者是通緝犯,或者是勞改逃跑犯,如果發現有遊民低着頭,這些幹部並不叫他們把頭抬起來,而是翹起一支腳,用皮鞋的尖頭去撥這個遊民下巴頦,使這遊民的醜惡嘴臉暴露在他那火眼金睛之下。我對這個侮辱性的動作十分反感,因為遊民同樣是共和國的公民(除我之外),他們的尊嚴不能任意踐踏。除了這個冠冕堂皇的原因之外,也不排除我一直耿耿於懷的個人感情因素。那就是1953年,我隨部隊去解放大涼山,有時對彝族奴隸主做統戰工作,談話時偶然會遞一支香煙給他們。可是,在這些奴隸主的心目中,漢人都是卑賤骯髒的,他們不願伸手去接這支煙,而是用腳趾來接(彝族人全打赤腳),以免玷污了他那高貴的身份。那年頭我還不到20歲,肝火正旺,恨不得一拳打在他那臭腳板上,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軍紀迫使我忍受了這個侮辱。我懷疑這些用腳尖掰下巴的大皮包擁有者,和當年那些奴隸主有近似的心態。

有一天,突然宣布要為遊民們理髮,有傳聞說,有領導要來視察收容所。四、五個想吃糖渣的遊民冒充理髮師,拿着理髮推子將每個遊民腦袋的兩鬢和後頸窩附近胡亂推了一下,留下頭頂那一堆頭髮,修整成俗稱馬桶蓋的那種髮型,醜陋無比,但仍有煥然一新的感覺。

第二天中午,遊民們奉命集合席地而坐。不一會,從樓梯口慢步上來一位深入基層的官員,他大腹便便,年近50,身着銀灰色毛呢風衣,身後還緊跟着兩個年輕隨員。只見他一臉嚴肅地踱到遊民隊列前面,正欲開口說幾句什麼,突然間,遊民中有人高呼：“我們要餓死了!”這一聲嚎叫,真像是一個火種點燃了一桶汽油,眾遊民像瘋了一樣,紛紛從地上站立起來,雜亂無章地喊着同樣一句話：“我們要餓死了!我們要餓死了!”並緩緩向“大腹便便”面前移動,那官員臉色煞白,張開雙手示意遊民後退,隨員又高叫：“不要鬧,不要鬧!”但遊民們不管他是包青天還是劉青山,執意要表達自己的痛苦和憤怒,不斷向前移動着,呼喊着。這官員一定知道饑民和暴民之間只是一字之差,急切中他終於想起了三十六計中的最後一計,左顧右盼地隨同左右倉皇離去。

事後我曾想過,在骨瘦如柴的饑民面前,突然站出一個大腹便便的官員,這個反差是不是刺激性太大了。

尷尬的“天使”

十多天后,我們十幾個外省藉遊民被帶到二府衙遊民收容所,在那裡住了一晚,以便會同二府衙收容所的外省籍遊民一起去遊民改造農場。

凌晨五時左右,我們即被喚醒並奉命在院壩里列隊報數,然後用點名的方式向押送幹部交人。儀式完結,在三名接收幹部帶領下,三十多名外省藉遊民穿過二府衙的小巷來到大街上再次列隊,原來是押送幹部要對我們講話。夜色中只聽隊前有人說：“你們將到纂江縣九鍋箐遊民改造農場,那裡就是你們自食其力的新生之地,前途光明”。他要求我們在途中要聽從安排,不要逃跑,最後他說：“我們不會給你們打麻煩,大家都是中國人嘛”。

“大家都是中國人。”這簡單到不能再簡單,樸素到無法再樸素的七個字,在我的心中卻像一擊炸雷一樣地轟響,久違了,“中國人”。這意味着血肉相連、親情相系的神聖詞彙啊!這些年你躲到哪裡去了?是因為我們經年累月地在猜忌、仇恨的冰窖里掙扎而忘掉了自己民族的高尚傳統,還是什麼惡魔施了什麼魔法冰凍了我們的熱血?此時此刻,似有一股暖流在我的體內奔突。對的,“大家都是中國人”!她呼喚着中國人的良知,中國人的尊嚴,中國同胞間的友愛善意。她使現實生活中,人們在匱乏的物質生活面前,在人人自危的政治陷阱中,顯現出的爾虞我詐、落井下石、自相殘害的醜陋行徑,在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三字個面前,羞愧得無地自容。

感謝你,為我散布福音的中國人,你是我心目中的天使。

晨曦中,我仔細端詳了這位散布福音的天使幹部,他約摸三十多歲,中等個頭,論年齡他可算是我的兄長,個頭雖然比我矮一點,但他的形象應該是高大巍峨的,他給了我們溫暖。

我們在菜園壩火車站登上了從重慶開往趕水的那趟車,當年這種在支線上運行的列車,使用的是一種老式車廂,與現今的客車車廂最顯著的區別是旅客的座椅是靠着車窗橫向排列的長座椅,乘客並不多,毫不擁擠,出於一種尋找知音的心理,我特意坐在這位傳播福音的天使幹部的身旁。

他溫文爾雅,一看就是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讀書人。他告訴我,他在重慶市民政局工作,祖籍廣安,他剛剛回老家掩埋了餓死的父親回局裡上班。他說：“家鄉里很難找到一個完整的家庭,有的甚至全家死絕,真是慘不忍睹。”他也認為所謂的“自然災害”只不過是政策失誤的遮羞布,我倆的觀點相當一致。我甚至告訴他我原來也是搞民政工作的,在南充民政局,後來劃成右派,送了勞教,是從勞教隊逃跑出來的。這對於我來說是頭等機密了,既然大家都是中國人,怎麼能不以誠相待?

有人來把這位天使幹部叫走,我便獨自一人回味我和他的談話。

過了一會兒,列車上開始供應吃食,每個乘客兩個雜糧餅子,一兩一個,製作粗劣。我們看見周圍的旅客或狼吞虎咽給腸胃以迅速地填補,或細嚼慢咽給味覺器官以充分享受,我們只有一口一口地吞咽着貪饞的唾液。

突然,我們這夥人中的一個十三、四歲的小遊民竄到一個工人裝束的旅客身前,猛伸手竟搶走了他正準備享受的第二個餅子,那不幸的旅客用拳頭連連擊打這小小的土匪, “小土匪”則彎着腰埋着頭不顧外來干擾一股勁地把餅子往嘴裡塞,車廂里頓時混亂,其他乘客見形勢嚴峻,都以最快的速度吞下這珍貴的餅子,免遭不測。

包括我在內的多數遊民都認為,我們這伙被押送的二等公民可能被剝奪了享受這兩個餅子的權利,但遊民中也有久跑江湖的老手,三、五個竟向列車員提出質疑,沒想到列車員的回答竟是這樣令人吃驚：“早就交給你們的負責人了。”

遊民們喧鬧起來,從另一節車廂里過來了我們的負責人,也就是我崇敬的天使幹部,在嘲諷的目光和一片譴責聲中,他顫巍巍地從他的提包里取出了本該屬於我們的幾十個餅子,只是他已狼吞虎咽了四個。為避免事態擴大,遊民們每人兩個照發,只是苦了他同行的兩位幹部,兩個一言不發的中國人,一個人只能得到一個。如果我沒有勞教逃跑的殺手鐧在他手上,我一定會狠狠地譴責這個用神聖的中國人的名義來騙取了我的信任的“天使”幹部,我和他心照不宣地相互不再對視一眼。

細想起來,他也十分不幸,也十分可憐,是誰讓我們去接受這麼殘酷的現實?

可愛的羊毛背心

解放前夕和解放後的1951年到1953年我在部隊期間,都曾滯留在重慶,在新社會和舊社會的對比中,我對這座城市迅速改變的社會面貌有着良好的印象,其中十分突出的一點,便是解放前到處都能看到蜷縮在街頭巷尾、跪伏在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乞丐們,他們衣衫襤褸,蓬頭垢面向路人乞求施捨。解放後,似乎一夜之間這些乞丐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從來沒想過這些有礙市容的乞丐到哪裡去了,只認為這足以證明新社會的優越性。當然,更不會想到,在九鍋箐遊民改造農場,我會成為這群乞丐中的一員。

在纂江縣興隆場下了火車,步行六、七華里就到了我們這批人被分配到的第三連,宿舍在一幢兩層樓房的樓上,上樓前要經過一個過道,在過道旁邊我忽然看見用一床破草蓆裹着的一具屍體,草蓆用草繩綑紮着,但頂端卻露出了死者的頭頂,其醒目的特徵是那上面有許多長過癩子留下的疤痕。這種俗稱瘌痢頭的瘡疤是舊社會乞丐的共同標誌。

這農場估計有一千多人,編制像軍隊那樣班、排、連、營,班長排長都由改造好了的遊民擔任,連長以上就得由國家幹部充當,據說個別表現好的“新生遊民”可以當到副連長。我不禁想起1951年,我就讀在一所軍事院校,有一天校長作報告時宣布了一項新政策,他說：“以後青年團員最高可以當到副連長。”這兩個政策簡直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天早上就出工,任務是挖花生,不管新遊民老遊民偷吃花生全面進行,排長間或吼一聲：“快點挖,不要光顧吃!”其含意似乎是可以吃,但也得挖,眾遊民嘴唇上沾滿泥巴仍然喜笑顏開。這時,從山上走下來一個幹部模祥的人,遊民們嘴上的泥巴就是偷吃了生產成品的鐵證,但他卻不呵斥不追究,只是佯裝不見。有人告訴我：“這是新生遊民副連長。”我看他白白淨淨,服裝整潔,儼然一尊改造好了的標本。他走過我身邊的時候竟然停下,我發覺他的目光正撫摸着我的羊毛背心,他問道：“昨天來的嗎?”我答：“是的。”“叫什麼名字？”“黎維民。”對答就此終結,只是他向山下走了四、五步,又調頭回來看了我一下,目光對着羊毛背心戀戀不捨。

第二天早上列隊開飯時,值勤排長宣布：“黎維民不要出工,飯後到連部去。”因為我才來一天,估計不會有什麼不測風雲,只暗暗為今天吃不成花生而遺憾。

原來蘇聯十月革命節來臨在即,當時中蘇關係早己破裂,甚至有一種說法稱：中國人餓肚皮除了“特大的、嚴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由這四組定語修飾而成的自然災害,是當年全國報紙的統一口徑)之外,就是蘇聯逼還貸款的結果,可見該蘇聯之可惡。但這個農場的建場紀念日,早己定在了十月革命節,似乎很難找到更改日子的藉口,只好照例慶祝一番。我被告知：“今天不出工,在家寫標語、黑板報”。好在十二條標語由上面發下,黑板報也是照抄油印的宣傳品,不需我作文章,這是一種貌似腦力勞動的體力勞動,在國內十分普及。

正在我一筆一划寫字的時候,“新生遊民”副連長踱到我身邊微笑着說：“寫得不錯。”我說：“瞎湊合。”說話間我發現他的目光無時無刻不在撫摸我的羊毛背心,他小聲地說：“中午到我家裡來一下。”

近年來流行一個新詞彙：“包裝”,這詞如果撇開其服裝、髮型之類的外表意義,核心內容用我這類老古董的話說,就叫作培養典型。領導對原遊民今副連長精心“包裝”,也就是培養典型,讓廣大遊民產生副連長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感覺。副連長回家鄉結了婚,而且把老婆孩子接來了,甚至老母親也接來了,一家人團團圓圓地住在連隊後面一幢“獨立茅屋”里。只可惜全農場這種海市蜃樓似的副連長只有一個,一個展覽品而己。

他家裡的設備比較簡陋,介乎農戶和幹部之間的檔次,叫我來是為了招待我吃一頓飯,這頓飯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吃了一種包了心子的米粑粑,心子是用炒南瓜籽磨成面加糖精水調和而成,(估計不會用白糖,“災荒”年代憑他那二等公民的身份是不可能弄到那奢侈品的),我吃了不少,甚至在臨行時還讓我帶幾個回宿舍,只是叮囑：“吃的時候要注意。”

三、四個家常萊可算一頓豐盛的宴席了,席間閒談中他問了我的出身和經歷,我照“原稿”背誦了一遍。我知道遊民們都有一段不光彩的歷史,對他這類游離在人鬼之間的兩棲類更不能揭瘡疤,只問了問他的籍貫,想不到他竟是南充人。我說我做生意到過南充, 隨即談了一些當地的風土人情,氣氛和諧融洽。這時他輕聲告訴我,遊民中有文化的人很少,你還是個“人才”,今後像寫寫畫畫之類的輕活還可以照顧我,說這話的同時他不斷用目光撫摸我的羊毛背心。

吃完飯, 已是我應該離去的時間,我向他表示,目前我的處境很狼狽,患難中能得到他的關心萬分感激,我準備將這件羊毛背心贈送給他,只不過穿過幾天,請不要嫌棄。說完就脫去罩在外面的茄克衫。他問我,你穿什麼?我推託說,我有衣服。說着就讓他用手撫摸羊毛背心了。為了進一步表示感激,他又說∶“隊上還缺一個搞文化工作的幹事,你的條件還不錯。”,最後竟現身說法：“我也是遊民出身嘛。”

沒兩天,農場開始登記需要棉衣的人,我當然首當其衝,買棉衣的錢日後從工資中扣還,遊民工資和勞教份子差不多,都是22元,可能分兩個月扣完。

很快地棉衣發下來了,但全隊只有10件,聲稱是解決最困難的人的,我雖然脫掉了羊毛背心,但比起那些乞丐型的遊民還不算最困難的,但副連長的心畢竟是肉長的,他在黎維民的名字上畫了個圈,我就成為眾遊民羨慕的對象之一,穿上了新棉衣。使我特別滿意的是這棉衣上沒有任何記號標明它是遊民服,其樣式更接近學生服,布料則是一般的平布。

我難道可以埋名隱姓的當一輩子遊民嗎?這個不需答案的問題一直提醒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