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七）

林思云

第二部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第二部分之五：护党救国运动

1927年12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後，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1928年2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统一全党後，于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挡，仅仅两个月後的6月8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诸国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介石于1927年4月暴力反共以後，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他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统一中国之後，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诸国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府，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後从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後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战了十几年後，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後，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国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後立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

“军政”阶段是指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後，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後，最後进入“宪政”阶段。在“宪政”阶段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後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现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後，于1928年6月15日代表国民政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10月3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布组建一个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均处于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所谓“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力集中于国民党之下的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院长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员担任。

当然这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当时国民党中并没有人对“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提出异议。蒋介石自己出任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由胡汉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长等高级职务。可是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上，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

1928年2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在全部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409名大会代表中，211人为指定代表，122人为圈定代表，真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76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全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借大会之名窃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介石军政独裁最坚决的，是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同志会”。1927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後，陈公博和顾孟馀、王乐平等人组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1924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馀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进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日国民党已被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

陈公博生于广州，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源。陈志源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起义失败後入狱。此後陈公博开始以打工为生，後来又去当兵，做过班长、司务长。1914年陈公博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老师陈独秀的教导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北大毕业後，陈公博回广东法政学校任教。1920年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後，和陈公博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的“一大”。陈公博在中共建党初期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但1923年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後，宣布脱离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後获硕士学位。1925年陈公博回到广州，在广东大学当教授。陈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後来又被汪精卫看中，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时，陈公博担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在廖仲恺遇刺後，接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陈公博一直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党内斗争中，均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于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介石的政治信条“专权”与“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组同志会，并不是改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以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馀人。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当的力量，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3月11日，陈公博、顾盂馀、何95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十三人，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後，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民所望之党的‘三大＇，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後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操纵。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全丧失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闻。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大会代表也提出辞呈表示抗议。3月14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反对蒋委员长阴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市十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後，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殴打吴健和其他主持人，紧接着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捕代表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後，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于是他们转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北伐胜利时，国民革命军共有84个军，22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如此庞大的军队，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中国近代化构成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4亿5千万元，除去1亿元用于偿还各种外债以外，实际可以动用的财政约3亿5千万元，其中3亿元为军事费用，占政府支出的80%以上。所以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後提出裁军，本来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军将领的强烈抵制，因为蒋介石要搞的裁军只裁旁系部队，却不裁他的直系部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的晋军，第四集团军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此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队。这些旁系部队并非绝对服从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于是蒋介石想通过裁军来除掉不听从他命令的旁系军队。

蒋介石这个带有私心的裁军方案，当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首先拿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于1929年2月私自潜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蒋介石召开“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辞职抵制蒋介石包办“三大”，拉开了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馀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

在“三大”结束後，蒋介石于1929年４月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与桂军经过几次激战，结果桂系军大败，6月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虽然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进一步陷入众矢之的。1929年5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他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也与之建立联系。

“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宣言中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声称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肃清反动势力。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汪精卫在这篇《宣言》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场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争。胡适在1929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後，发表了着名的“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指出国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胡适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于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拥护派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1929年10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卫曾经在1927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大的隔阂，但这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于好。汪精卫回国後，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斗力。1930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馀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後，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然而双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後，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于是双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实力派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30馀万人伤亡，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于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给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数百万元巨款汇至渖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1930年9月，战局向有利于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9月17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馀天时间内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阎、冯联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後，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反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大潮。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1925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後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叁与国民党的政事。1927年4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撑起了“另立中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抗。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後，胡汉民由于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後，再次与蒋介石合作。1928年10月，胡汉民帮助蒋介石组成了五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後胡汉民在新国民政府的建设上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间胡汉民和蒋介石的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後，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位“老前辈”，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後，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用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生蒋胡的“约法之争”。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拨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1931年4月30日，国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1931年5月27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後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後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9月18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1927年到1931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有所曲解。由于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1927年到1931年的反蒋斗争，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把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当时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後来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该属于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袁世凯那样搞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