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七）

林思雲

第二部分《打倒獨裁者蔣介石》

第二部分之五：護黨救國運動

1927年12月中共發起廣州暴動之後，汪精衛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1928年2月，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1928年4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軍進軍非常順利，除了在濟南和日軍發生小規模衝突以外，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擋，僅僅兩個月後的6月8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蔣介石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順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諸國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時，蘇聯支持國民黨，而西方諸國支持北洋軍閥。蔣介石於1927年4月暴力反共以後，西方諸國開始放棄對其他腐敗軍閥的支持，轉而支持蔣介石。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美國帶頭承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諸國不久也承認了南京政府，使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成為被國際上公認的合法政府。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戰敗後從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張作霖死後不久，繼承父位的張學良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新疆的楊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國民黨政府，使中國在軍閥混戰了十幾年後，首次出現全國統一的局面。

按照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設想，在武力統一中國以後，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作為孫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把建立民主政治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目標之一。但孫中山並沒有準備在革命成功後立即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而是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化。

“軍政”階段是指在軍事革命時期，由革命軍的軍政府實行獨裁的“軍法之治”，這時既沒有憲法也沒有議會。在軍政府的軍事統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權，建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奪取政權，統一中國後，進入“訓政”階段。“訓政”階段是指在地方上進行局部的民主化試驗，對人民大眾進行民主政治的指導和訓練，但這時全國仍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等待人民大眾的政治覺悟成熟以後，最後進入“憲政”階段。在“憲政”階段由成熟的國民進行選舉，制訂憲法，然後解散獨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選政權，最終實現真正民主化的“憲法之治”。

根據孫中山的“三段論”民主化設想，蔣介石在統一中國後，於1928年6月15日代表國民政府宣布“軍政階段”正式結束，10月3日發表了進入“訓政階段”的宣言，宣布組建一個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的國民政府，這就是孫中山設想的“五權分立”政治體系。但這種五權分立政體居然在政府中設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權和司法權均處於被國家政府所領導的地位，這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獨立於國家政府之外的“三權分立”體系是背道而馳的。所謂“五權分立”，只是把五種權力集中於國民黨之下的獨裁體制，所有五院的院長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皆由國民黨員擔任。

當然這種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是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當時國民黨中並沒有人對“五權分立”的國民政府提出異議。蔣介石自己出任國家元首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胡漢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長等高級職務。可是在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上，蔣介石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內極大的反對。

1928年2月21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名義宣布“三大”代表的產生方法：在全部大會代表名額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選舉一半，而尚未成立黨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這個方法，全部409名大會代表中，211人為指定代表，122人為圈定代表，真正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只有76人。這樣一來，“三大”的代表幾乎全是蔣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為蔣介石個人包辦的大會。

這簡直是製造蔣家天下！大量的國民黨人開始憤怒了，他們紛紛指責蔣介石借大會之名竊黨造派，把持中央，以發展其個人之地位。而反對蔣介石軍政獨裁最堅決的，是以陳公博為首的“改組同志會”。1927年底汪精衛辭職前往法國後，陳公博和顧孟餘、王樂平等人組織起“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改組派主張恢復國民黨1924年的改組精神，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陳公博辦《革命評論》，顧盂餘辦《前進》等刊物，與南京的蔣介石政權進行“筆戰”。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中指出：“今日國民黨已被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踞盜劫把持，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已被他們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綱領已被他們拋棄，南京的中央已成為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

陳公博生於廣州，其父是原廣西提督陳志源。陳志源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起義失敗後入獄。此後陳公博開始以打工為生，後來又去當兵，做過班長、司務長。1914年陳公博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1917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老師陳獨秀的教導下，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北大畢業後，陳公博回廣東法政學校任教。1920年陳獨秀到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和陳公博等人一起組織起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經陳獨秀提議，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去上海參加中共的“一大”。陳公博在中共建黨初期擔任中共廣東區委組織委員，但1923年陳公博去美國留學後，宣布脫離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後獲碩士學位。1925年陳公博回到廣州，在廣東大學當教授。陳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愷的賞識，後來又被汪精衛看中，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時，陳公博擔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在廖仲愷遇刺後，接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陳公博一直是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黨內鬥爭中，均站在汪精衛的一邊。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與蔣介石的政治信條“專權”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汪精衛公開發表談話時說：他只是同情改組同志會，並不是改組會成員。但汪精衛對改組派有極大的影響，是改組派的“精神領袖”。改組派以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主，他們要求在國民黨內實行民主，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其組織發展很快，在全國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國、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會，全盛時期成員曾多達萬餘人。改組派在蔣派的南京國民黨區內也有相當的力量，凡南京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幾乎都有改組派的組織。

在“三大”開幕前夕的3月11日，陳公博、顧盂餘、何95凝、王樂平等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十三人，聯名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勝利以後，黨中腐化分子及投機分子卻違反民眾要求，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所獲。而萬民所望之黨的‘三大＇，其代表選舉法及代表產生法，將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為中央所圈定與指派，將本黨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躪殆盡。本黨曾反對段棋瑞之善後會議，以其為少數軍閥政客所操縱。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之產生，亦與類似。按照此種辦法，則所謂代表者，己完全喪失其意義。同人等對此違法之代表產生法，雖屢次提出異議，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聞。為此，對此種之會誓不承認。”

改組派的這篇檄文，在國民黨中掀起了大瀾，不少反對或不滿蔣介石的大會代表也提出辭呈表示抗議。3月14日，中央大學學生、國民黨員吳健帶動一批黨員到南京市黨部請願，要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討論出席“三大”代表的問題，人們高呼：“反對蔣委員長陰謀篡黨奪權！”，“堅決反對蔣委員長包辦操縱大會代表！”。南京市黨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廟大禮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大會由吳健主持，全市十個區黨部的代表都參加了會議，在會議通過《反對非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案》後，忽然一群暴徒沖向主席台毆打吳健和其他主持人，緊接着大批軍警趕來衝進會場，大打出手，打傷多人，並當場逮捕代表七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後，改組派的南京分會被暴徒搗毀，改組派在南京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轉移到上海，以法租界為基地，建立起“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繼續進行反對蔣介石獨裁專制的鬥爭。

國民黨內反對蔣介石的除了改組派等文人團體外，還有很多軍人將領。北伐勝利時，國民革命軍共有84個軍，220多萬人，這還不包括張學良的數十萬東北軍。如此龐大的軍隊，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對中國近代化構成嚴重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年度財政收入約4億5千萬元，除去1億元用於償還各種外債以外，實際可以動用的財政約3億5千萬元，其中3億元為軍事費用，占政府支出的80%以上。所以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後提出裁軍，本來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蔣介石的裁軍計劃，卻引起了很多國民軍將領的強烈抵制，因為蔣介石要搞的裁軍只裁旁系部隊，卻不裁他的直系部隊。北伐時國民革命軍有四個集團軍，除了第一集團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以外，第二集團軍是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三集團軍是閻錫山的晉軍，第四集團軍是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部隊。此外張學良的東北軍，張發奎的粵軍，唐生智的川軍，以及一些地方上的雜牌軍，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隊。這些旁系部隊並非絕對服從於蔣介石，對於蔣介石的軍事獨裁顯然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於是蔣介石想通過裁軍來除掉不聽從他命令的旁系軍隊。

蔣介石這個帶有私心的裁軍方案，當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隊將領的強烈反對，蔣介石首先拿對他威脅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隊開刀，結果李宗仁害怕蔣介石暗算，於1929年2月私自潛出南京，脫離南京政府重返廣西。在蔣介石召開“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辭職抵制蔣介石包辦“三大”，拉開了桂系和蔣介石直接對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對和抗議聲中，1929年3月15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蔣介石包辦的大會上，通過了很多處分反對蔣介石之人的決議案。蔣介石在主席團報告中說：“今日討伐叛徒，以國家論，是為討伐叛將；以黨論，即為討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黨分子，應由大會開除其黨籍。”結果大會通過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黨亂國罪”，永遠開除黨籍，改組派領袖陳公博永遠開除黨籍，顧孟餘開除黨籍三年。對汪精衛則予以書面警告的處分，處分汪精衛的理由是“跡近縱袒弄兵，釀成廣州共變”。

在“三大”結束後，蔣介石於1929年４月開始討伐桂軍，分兵三路進攻廣西，與桂軍經過幾次激戰，結果桂系軍大敗，6月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蔣桂戰爭結束。雖然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在政治上卻進一步陷入眾矢之的。1929年5月，以改組派為核心、聯合其他國民黨的反蔣派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張發奎、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代表參加，閻錫山、馮玉祥也與之建立聯繫。

“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發表宣言，呼籲恢復黨權，“剷除叛徒蔣中正的一切勢力”，“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宣言中還特別聲明不承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聲稱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與外交等皆無效力。“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尊遠在法國的汪精衛為領袖，號召“迎吾黨領袖汪主席歸國護黨”，組織護黨政府和護黨革命軍，直搗南京政府，肅清反動勢力。

1929年9月17日，張發奎在湖北打出“護黨救國軍”的大旗，發表《擁汪討蔣宣言》，電請汪精衛回國：“主席回國方可對國內軍事發揮號召力，對官兵之影響尤為重大。即使返國不能深入軍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導軍事，策勵士氣。”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決定回國抗蔣。臨行前他與陳公博等人聯名發表一篇《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最近對時局宣言》，歷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習於專制，私利是圖，首內啟本黨之糾紛，復外援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以自固；嘯聚群小，把持政權，摧殘民眾，排除異己”。汪精衛在這篇《宣言》提出五項主張：改組國民政府，籌備召開真正的“三大”，否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以及會上通過的一切決議案，否認蔣介石出賣國家經濟權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衛說反蔣運動是“一場民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大決戰，廣大黨員應奉獻自身於民主勢力，將血作水，以溉民主勢力之根，將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勢力之果。”

當時中國除了政界、軍界掀起強大的反蔣運動外，在學術界也引發了民主與獨裁之爭。胡適在1929年蔣介石發表訓政的“約法之治”後，發表了着名的“人權與約法”的文章，指出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民眾的代言人，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違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權。胡適主張首先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法，開放“黨禁”，實施多黨政治，建立一個“以法治國”的人民參政國家，而不是“以黨治國”的一黨獨裁體制。

胡適這樣的批評並不局限於蔣介石，還牽扯到了孫中山，在學術界與錢端升等專制擁護派學者進行了激烈的筆戰。但胡適提倡的人權思想並沒有在國民黨政界引起共鳴，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汪精衛等人雖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但並不主張立即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黨體制。胡適的民主思想實在走得太遠了。

1929年10上旬，汪精衛來到香港，使改組派和“護黨救國軍”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衛曾經在1927年帶頭反對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會”，所以雙方有很大的隔閡，但這次為了反蔣的共同目的，雙方重新言歸於好。汪精衛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其中第一、二路的番號留給閻錫山和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鋒、何鍵、李宗仁，分別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軍總司令。他一人統領六路反蔣大軍，一時聲勢極盛。

但這隻七拼八湊的隊伍內部矛盾錯綜複雜，指揮不靈，步調不一。不到半年，汪精衛的六路反蔣大軍很快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或收買瓦解。雖然汪精衛的南方反蔣軍隊失敗，但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軍隊，並非汪精衛的六路反蔣軍那樣的烏合之眾，而具有相當的戰鬥力。1930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和李宗仁組成反蔣聯軍，1930年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林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三個司令部下轄七十餘萬軍隊，組成八個方面軍向南京圍攻，浩大的“中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爆發後，閻錫山電請汪精衛北上主持黨務。在閻、馮等人的發起下，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等反蔣各派，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汪精衛被奉為“擴大會議”的領袖。本來左傾的改組派和右傾的西山會議派是勢不兩立的對頭，然而雙方在遭到蔣介石的排斥打擊後，深感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對抗蔣介石的軍人獨裁。於是雙方暫時摒棄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謝持、鄒魯等人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的軍事實力派參加了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頒布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宣布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當選政府主席。在領導分工上，汪精衛主黨，閻錫山主政，閻錫山和馮玉祥共同主軍。

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軍隊和閻馮聯軍都損失慘重，雙方共有30餘萬人傷亡，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首次惡戰。此時決定戰局的勝敗就在於張學良的東北軍，東北軍加入哪個陣營，就會使哪個陣營取得勝利的主動權。所以蔣介石和閻馮等人都在拉攏張學良，閻錫山給他送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蔣介石也送來了同樣的委任狀，還同時將數百萬元巨款匯至瀋陽，但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初期一時間持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

1930年9月，戰局向有利於蔣介石軍隊的方向發展。9月17日，張學良發出了擁護南京中央政府的聲明，派東北軍入關，在十餘天時間內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閻、馮聯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紛紛敗退。11月4日，閻錫山、馮玉祥見大勢已去，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長達七個月的中原大戰遂告結束。

閻、馮聯軍敗陣後，1931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並準備宣布解散改組派，反蔣運動一時進入低潮。此時蔣介石不僅任國民政府主席，又開始兼任行政院長，獨攬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不久蔣介石因為軟禁立法院長胡漢民，又引起了全國範圍的反蔣大潮。

胡漢民本是與汪精衛一起最早參加同盟會的元老，但胡在1925年的廖仲愷被刺案中，因涉嫌而被迫出國。胡漢民回國後寓居上海“閉門讀書”，不直接叄與國民黨的政事。1927年4月蔣介石請胡漢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漢民欣然同意，第一次與蔣介石合作。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關鍵時刻幫了蔣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撐起了“另立中央”的門面，與當時武漢的汪精衛正統國民黨中央相對抗。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後，胡漢民由於不願和汪精衛合作，隨之也辭職出國考察。

1928年9月胡漢民回國後，再次與蔣介石合作。1928年10月，胡漢民幫助蔣介石組成了五院制的國民政府，尊蔣介石為主席，自己當立法院長。此後胡漢民在新國民政府的建設上出力頗多，對蔣介石打敗閻馮的“護黨救國軍”也幫了大忙，在這段時間胡漢民和蔣介石的合作比較密切。然而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後，越來越不尊重胡漢民這位“老前輩”，蔣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胡漢民常對人說：“我在中央不過是一個開會機器罷了。”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又設想招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的“約法”，選舉總統，用法律程序確立自己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和獨裁權力。此時胡漢民也開始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堅決反對蔣介石搞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總統制，也不同意制定“約法”，從而發生蔣胡的“約法之爭”。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名，將胡漢民騙到總司令部，逼胡辭去立法院長職務。次日胡漢民提出辭呈，將黨部、政府職務全部辭去，被憲兵押送南京郊外湯山溫泉別墅軟禁。

胡漢民被扣壓一事，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衛在香港發表了《為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責蔣介石“一面擺酒請客，一面撥槍捉人，以國民政府主席而出於強盜綁票之行徑，較之青霜劍之狗官，有過之而無不及。”1931年4月30日，國民黨中央四位監察委員古應芬、林森等人，發表了《彈劾蔣中正提案》的通電，指責蔣介石排除異己，製造獨裁，要求對蔣進行撤職查辦。5月3日，兩廣將領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名發表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要求釋放胡漢民，蔣介石下野。

1931年5月27日，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孫中山當年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贊成反蔣者（共產黨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來胡漢民和汪精衛在孫中山逝世後就長期不和，寧滬漢合流期間，汪精衛到上海胡漢民府上登門求見，胡漢民竟拒之門外。然而這次在反蔣的共同目標下，兩人又重新合作。汪精衛對人說：“過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蔣介石的當。蔣之所以能專橫跋扈，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這回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萬一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這次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反蔣勢力的大聯合，除了以前參加反蔣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外，又新添了胡漢民派，後來南京的林森和孫科也前來參加反蔣隊伍。但派別越多，派系之間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衛經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1931年9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9月18日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對1927年到1931年這一段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獨裁鬥爭的歷史，國共兩黨的歷史書都有所曲解。由於台灣國府是蔣介石政府的班底，台灣的歷史書把1927年到1931年的反蔣鬥爭，曲繪為蔣介石消滅“新軍閥”的派系鬥爭；大陸共產黨的歷史書，也把這一段反蔣鬥爭描繪為國民黨內部“狗咬狗”的權力鬥爭，這些都人為地歪曲了當時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軍人獨裁的鬥爭。儘管這場反蔣鬥爭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權力鬥爭的因素，但後來國民黨內幾乎所有非蔣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別和軍隊，都站到了反蔣的一邊，說明蔣介石的獨裁在國民黨內是非常不得人心的。這場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應該屬於正義和進步的。

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蔣介石的軍事政權在廣大國民黨人的反對下，也未必能維持很久。如果歷史真是這樣的話，蔣介石不但當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為袁世凱那樣搞復辟倒退的民族敗類。所以不但共產黨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蔣介石也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幫他從專橫的獨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