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 友 遺 言

黑監的木門上有一個直徑約20公分的圓孔,它實際上是一個窺視窗,窗上有一塊活動木板,室內室外都可以用手指撥開它,如果關在黑監里的犯人想悄悄撥開它去盜竊一絲陽光,則屬於亂說亂動的範疇,發現後必遭懲處。我的鄰居,也是來自勞教隊的右派份子付汝舟為此事戴上了腳釕(他雖然也從黑監活着出去,只是沒活多久,便於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在邛崍縣南寶山勞改農場槍斃了)。因為從大監到小監要從大監的後門出來,這後門正對着1、2號黑監,看守兵過來查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兩間房的動靜,我和付汝舟首當其衝,如果打開了窺視窗,首先被逮着的必是我倆。

看守兵交接班倒是有點規律,但是提審犯人24小時都有可能,也就是說看守兵任何時間都可能進入小監,還是讓黑監黑着吧。改革開放後我在一個刊物上讀到一首詩,依稀記得題目叫《陽光,誰也不能壟斷》,如果當年這位詩人知道世界上有個地方叫作黑監,他那首詩也許就不會用這樣一個題目。

我進入黑監的當晚,在明亮的燈光下,我仔細觀察了我這間陋室。這個兩平米左右的房間,“床”腳頭放着尿桶,尿桶上方的牆壁上,不知是誰用墨筆畫了一行行的橫線,顯然是紀錄他關進黑監的天日,我數了數共計43道橫線,第44天他到哪裡去了?調到另一個監房或者執行了槍決,誰也不知道。

我發現在靠牆壁的門柱上,有用毛筆寫着的文天祥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寫這字的位置十分巧妙,監門一打開,開過來的門必然會掩住門柱,自然便掩住了這兩句詩。也就是除了關在裡面的人, 從外面進來查看的人，就決不可能發現黑監里曾經有一個人用這兩句詩來激勵過自己。我卻一眼就看出,這是密友楊應森的筆跡,難道他也在這間房裡關過?

楊應森是岳池縣農村人,出身貧寒,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反右以前他在瀘州軍幹校當射擊教官,依稀記得是少尉軍銜,劃為右派後送了勞教,我和他同在一個中隊一個大組一個班,平常他寡言少語,我逃跑前,他弟弟曾經從岳池鄉下來看望他。有一天他曾邀我到他弟弟所住的房間裡聽他弟弟擺談農村情況,談到他的某些親人餓死的慘狀時,兄弟倆痛哭失聲,給我留下極深印象。他身高1米6多一點,性格內向,對人誠懇,在班上人緣很好。全中隊沒有一個人比他的歌唱得更好,特別是那首名為“小河淌水”的雲南民歌,甚至多年以後,只要在廣播或電視裡聽見這首催人淚下的歌,我都會想起他的音容笑貌。

1961年9月24日我從勞教隊逃跑,當時楊應森和我在同一個班組,而且我們關係不錯,他當然知道我將採取的這一行動。我外逃時間不到兩個月,想不到這短短幾十天內他竟然會闖那麼大的禍,乃至於不到30歲就被槍斃了。

我深感遺憾的只是,過去他是軍事院校的射擊教官,他決不會想到,他自己會成為他的學生的活靶,這難道不是一種殘酷的諷刺嗎?

此後我只是道聽途說了一些有關他的事,不足為據,而如今我已年邁蒼蒼，且有家室之累，也不可能了解更多情況, 關於他的死，可能只有留待後人去評說了。其實評說不評說又有什麼關係,不論是他是我,甚至一個剛剛誕生的嬰兒,都不過是茫茫宇宙間的匆匆過客。唯一的願望只是在活着的那一瞬間,活得像個人的樣子就足之夠矣。這既是最低標準,在某些特殊背景下還可能是最高境界。在正常情況下,它應該和人的生存權一樣為世人所公認,何須付出代價。

                   空前絕後的“壯舉”

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我和幾群虱子的分分合合》的回憶文章,文中有一個段落對我在黑監里逮儘自已身上---特別是頭上的虱子的“壯舉”進行了自我吹噓。如果這篇專門寫看守所生活的文字不提這件事,那就有點不全面了,我只有冒着道德風險(涉嫌騙取稿費) ，轉抄該文的四個有關段落,請允許我節約一點智商。

“在黑監里,我唯一可以在不違犯監規的前提下幹的事也許就是逮虱子。我的耐心堪稱一流,白天睡足覺,晚上在100W的強光照射下,對僅有的一套發着汗臭的內衣內褲進行拉網式的清剿,對每一個褶縫,每一處邊角,甚至每一個針眼都一而再再而四地搜索,為時四十餘天,親手掐死大小虱子439隻(不包括虱卵),享受到勝利者才能擁有的快感,在漫漫的黑暗中,調劑了寂寞無奈。

“也許是為了“花腦殼”有“用武之地”,六十年代灌縣看守所的犯人都可以蓄留頭髮,以至於我也受到“花腦殼”的株連。因為留着頭髮就等於給虱子提供了生態環境自然保護區,我不可能擁有一面能欣賞自己猙獰面目的鏡子,又怎麼可能捕捉深藏在自己發叢中的虱子,更何況它們的個頭甚至不會大於一粒芝麻。

“凡力所能及之處的虱子都被我逮光了,更顯得百無聊賴。這時,只要看守兵撥開窺視窗視察我是否“健在”,我立即報告要求看報學習。這個“促進思想改造”的要求起碼不算無理取鬧,但從未得到恩准。直到某個吉日良辰,某位看守兵竟然從窺視窗里給我塞進一份八開小報,仔細一看,是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編印的一份《新生報》。顧名思義,這是專門提供給勞教份子以上,死刑犯以下極需獲得新生的人等學習的“內部讀物”。這份幾十分鐘就能看完的報紙,是我唯一能看到的文字,它具備着物以稀為貴的價值,我連續看了十多天。

“某夜,我坐在“床”上,用雙膝托起這張報紙,正企圖從字裡行間找出點錯別字或病句以提高我的文化素質。突然感到頭皮發癢,我下意識地伸手到頭上抓搔,忽聽得報紙上“叭”的一響,在響聲指引下,我眼睛一亮,赫然一個虱界的“相撲運動員”在報紙上蠕動。這一意外發現對我所作的貢獻,決不會亞於牛頓看見蘋果落地而後對人類作出的貢獻。我無比激動地處死了“相撲運動員”,然後立即張開十指,狠狠地在發叢中抓搔,剎時刻出現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盤”的驚心動魄,興奮中將這批“失足者”送下了黃泉。此後的一段時日,我每天都多次如此這般地搔頭消遣,到後來《新生報》上落下的虱子越來越少,個頭也越來越小,估計發叢中最後一枚虱卵孵出的幼虱已被我擒殺,我才基本結束了這場掃蕩,其間共殲敵虱一百四十四隻。多年來,我一直為自己能滅儘自己頭上的虱子而感到十分自豪,它也許是我這個碌碌無為的凡夫俗子一生中,唯一幹過的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壯舉”(並非我故意褻瀆這崇高的詞彙,確實一時找不到更恰當的詞來表達我當年的豪情壯志)。”

那時我也附庸風雅東施效顰學寫打油詩一首,以慶祝這一勝利：

                           虱   子

                  你在我頭上作威作福,像傲慢的“上級”。

                  你在我腋下蠕動奔忙,似保鏢“貼起”。(注)

                     “上級”製造冤屈,“保鏢”保持距離,

                  我掐死你,指甲上有血。

                          是我的血,

                          還是你的血?

                                      (注)貼起為四川方言,意為緊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