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血的神話》有感

少小隻為顛撲苦，老來無事再讀書。

最近我有幸讀到一本名曰《血的神話：公元１９６７年湖南道大屠殺紀實》的書（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作者譚合成），感到非常震撼，道縣大屠殺的真相原來是這樣的！四十年來，我們被瞞得好苦，欺得好苦啊！

道縣文革大屠殺我很早就聽說過但不知細節，即使在四十多年以後的今天，當權者和當事人都仍然諱莫如深。我們聽說過納粹屠殺猶太人，聽說過紅色高棉暴行、前南斯拉夫的種族滅絕、前蘇聯屠殺波蘭軍官的卡廷事件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但對於就發生在我們湖南並時隔不久遠的道縣大屠殺卻知之甚少。甚至那些從門縫裡得到的一點可憐的信息都混雜着一些別有用心的誤導。讀了《血的神話》才了解事件的整個過程和一個個血淋淋的故事。作者對被害者遺屬、倖存者、殺人者、組織者、見證人等各方面進行了詳實的調查採訪，那些字字血聲聲淚的口述史，令人信服、無可辯駁地還原了歷史真相。

生命無貴賤，每一個生命個體都是有平等生存的權利，在和平時期，一個不足４０萬人口的縣有組織地屠殺無辜平民（主要是“政治賤民”即地富及其子女）四千五百多，占總人口的１.１７％，相當於８５人殺１人，並波及到周邊十個鄰縣，殺人總數達到９０００餘人，如果不是及時制止，有可能釀成地區、全省甚至全國性的大慘案。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事件，從這個以“革命”的名義犯下的暴行，聯繫到此前４０年（１９２７年）的農民運動、此前２０年（１９５０年－１９５１年）的土改鎮反，從“一切權利歸農會”到“一切權利歸貧協”、“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是一脈相承的。都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高度評價的“好得很”的“革命的暴烈行動”，展示了從暴力奪取政權到暴力維持專制的歷史脈絡。為此我重讀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其中農民鬥爭“土豪劣紳”的主要方式就是：“吃大戶、殺豬出谷分浮財、戴高帽子遊街、驅逐、殺頭”。毛說：“好得很”！“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毛以詩人的情懷和詩化的語言把這一血淋淋的現象描述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這種暴烈行動一直延續到土改到文革。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當地基層幹部把對地富及其子女的屠殺稱作“第二次土改”。《血的神話》中記錄的“槍殺、下窖扔天坑、砍頭、活埋、活剮、煙熏、坐土飛機、石灰燒死、剖孕婦、沉河”種種殺人方式，以及分搶財產、殺人奪妻、屠殺老幼婦孺、強姦輪姦種種暴行，包括文革中全國流行道縣也未能免俗的掛牌子、戴黑袖章、噴氣式、打砸搶、抄家、文攻武衛、繼續革命，這些“新生事物”叫法西斯、日本鬼子都要自嘆不如。

“暴政加暴徒”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暴力革命理論煽動和控制民眾的思想，利用暴徒和痞子惡棍，成就了一代暴君。《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選第一卷的開篇之作，是早期馬克思學說與中國農民造反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氏階級鬥爭學說、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礎，不徹底否定和批判，就不可能走出以暴易暴、治亂循環周期律的的怪圈，不可能走上一條符合普世價值的民主法治的社會發展之路。斯大林死後僅僅三年，就受到了徹底揭露和批判，而毛死了快四十年，卻仍然“為尊者諱”，被頂禮膜拜、奉若神明，有智者亦不敢與之切割。這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不幸。不敢面對歷史，如何面向未來？。

道縣文革大屠殺從發生至今始終籠罩着一個精心編織和小心維護幾十年的說詞，即大屠殺的起因是文革中兩派的武鬥以及所謂地富與子女組織“黑殺團”搞階級報復，引起貧下中農大規模屠殺地富及其子女。我的手頭正好有一本《黎原回憶錄》（２００８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黎軍長當時是湖南“支左”部隊４７軍的最高首長，曾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道縣文革大屠殺就發生在他主政湖南期間。他在回憶錄第九章中關於“道縣問題的妥善處理”一段是這樣說的：“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起因是一個造反派組織將縣武裝部的武器搶劫一空，並在縣城打死工人、農民各一人。引起各地農民群眾紛紛組織‘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展開大規模的殺地主及其子女的殺人活動。後來，地主家庭成員也起而報復，一時間，雙方互相殘殺，越殺越眼紅，並波及到江華、江永等縣。”但是，《血的神話》中卻明確的記錄了：處理殺人遺留問題領導小組的調查表明：“被殺的９０００多人中，無一人在當時有過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動，無一人有過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於辯白，說自己無罪。”“這段時期，道縣破獲的七大‘反革命組織’經查都系假案。”這兩點在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炎黃春秋》雜誌刊登的原永州市人大常委會秘書長、處理道縣殺人遺留問題小組組長謝承年《道縣文革殺人遺留問題處理經過》一文中也得到證實。

我不知道黎原軍長的說法有任何證據，也不知道他的部下是如何向坐鎮省會長沙的他匯報情況的，但以他的身份和當時所處的地位應當不會言之無據。其中有什麼隱情和深心的考慮，須請黎原軍長說個明白。據我省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說：“中國當代史中，湖南省可以進入史冊的只有一個人和一件事，人就是毛澤東，事就是道縣文革大屠殺。”面對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身居要位的知情者，可以三緘其口，但要說的話就要對歷史負責，不能只作結論不講證據。

目前，我所看到的是，譚合成先生在他的《血的神話》中，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道縣文革大屠殺既不是某造反派組織搶奪縣武裝的武器引起的，也不是兩派群眾組織武鬥引起的，（這兩件事在全國的每一個縣都發生過）也沒有農民群眾自發起來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情況發生，至於地主家庭成員起而報復之說更是連影子都找不到。道縣文革大屠殺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策劃和組織的一次大規模的屠殺無辜平民的血腥事件。殺人者在面對處遺工作組成員追問殺人動機時，理直氣壯的回答：“上面要我殺誰我就殺誰。現在，上面要我殺你，我也會殺。”“我殺人沒有私心雜念，就是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煽動、策劃、組織、實施殺人的責任人基本上沒有受到追究，少數情節特別惡劣、後果特別嚴重的殺人事件主謀受到了象徵（性）的處理，判刑最長的１３年。而這位對５６９條人命負有主要責任的幹部只坐了兩年多牢就出了獄，重新入黨，官復原職，提拔重用，最後在縣級領導的高位上光榮退休。這些現象的背後隱藏着何種玄機？

我在閱讀《血的神話》時，發現這樣一個問題，作者在記錄有關殺人事件的幾乎每一個問題上都表現得胸有成竹、實話直說，但是在“第八二章天意從來高難問”中記述進駐道縣制止殺人的４７軍６９５０部隊突然在１９６８年７月某日悄悄連夜撤走，甚至跟他們一手籌建的革委會的其它隊成員連聲招呼都沒打，所有檔案文件全部遺棄，就撤走了，致使道縣文化大革命再次“翻燒餅”，大反覆。作者對部隊突然撤走的原因語焉不詳，用了春秋之筆。其中原因究竟何在，是真相不能披露，還是有其難言之隱？我們希望作者能說個明白。也寄望於黎軍長在他的回憶錄中回憶回憶。

全世界的主流政治理念早已進入了實話直說的階段，普世價值簡單而又和諧，得到了全人類的普遍認同。而在中國，當政者還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一套死不放手，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者手上握着的還是只有暴力和欺騙兩件鎮山之寶，這不是因為他們的智力問題，而是他們如影隨形的宿命。從目前的現狀看來，暴力這一手好像還管用，但欺騙這一手已經越來越不靈了。俗話說，把戲不可久玩。一位魔術大師談魔術表演時說：“門子（機關）沒醒，觀眾把你當神看；門子一旦漏了餡，觀眾就會把你當小丑看。”

披露歷史真相不是目的，我們應該從中總結什麼教訓，如何避免類似事件重演？如何批判和清除遺傳至今的暴力基因，改造我們國民性中的卑劣成分？敢於負責任的政府和政黨應該如何擔當歷史責任？《血的神話》的作者對此有深刻的思考，這也是每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應該肩負的歷史道義。

中國人歷來喜歡把改變權力腐敗現狀的希望寄託於革命，把追求公平正義的希望寄託於革命，把改變個人命運的希望寄託於革命，這是中華民族一個頑固的文化情結。其實只要對高度極權的大一統威權政治的迷信不破除，只要民主憲政的意識不確立，只要普世價值的核心理念沒有全面到位，意味着社會大變革、大進步的歷史進程就不可能發生，一切所謂順天應人的革命無不會墮落為詐仁假義的改朝換代和以暴易暴治亂循環的周期律中。《血的神話》為我們展現了這樣一群被戴上“四類分子”符號的人的被革命史，而在我們的前面，將還有一些什麼人，被戴上什麼符號，被進行革命，真的不可而知。人們那，你們要警惕！

我是一口氣讀完《血的神話》的，以我這個年紀能夠一口氣讀完這本一寸余厚的書，真的很不容易。非常佩服作者深入細緻的調查作風、組織和運用紛繁複雜材料的能力、富於特色的景物描寫、情真意切催人淚下的短詩、平靜客觀敘述中包含着對人類共同苦難的悲憫，尤其是洞察歷史、燭照人性的深沉思考。我讀過《墓碑》、《血酬》、《夾邊溝記事》、《廬山會議實錄》，《血的神話》完全可以與之比肩，從可讀性而言可能還要略勝一籌。總之都是我們這個時代難得一出的佳作，都是中國知識分子獻給祖的忠誠譜、正氣歌。因為它們的存在，使得我們這一代人面對後人的叩問不至於汗顏失語。

楊繼繩先生在《血的神話》序中說：“這本喚醒人們記憶的書，可以作為試金石。它在中國的命運將告訴人們：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現在到底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況？”目前坊間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話：“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以改革的名義分髒，以和諧的名義封口。”雖然有以偏概蓋全之嫌，但也刻畫出了一部分鑽進共產黨內謀求私利的人物的嘴臉。我希望《血的神話》能夠儘快在大陸出版，讓更多的讀者早日讀到它。

【附錄】

湖南道縣的大屠殺，並非中央直接指使，而是群眾專政的結果。兩派群眾組織武鬥不止，而所謂的“四類分子”也成為被專政、殺戮的對象。大規模殺人事件發生於1967年8月到10月間，死亡4519人，被殺者4193人，自殺者326人。湖南駐軍47軍派軍隊進駐道縣，制止殺人。文革後的1978年，中共才開始認真調查。1984年5月，零陵地委組成“文革殺人遺留問題工作組”，歷時兩年，做了大量的調查、安置、撫恤、處理工作。1967年10月24日，林彪在北京接見了47軍負責人黎原，當黎原匯報到道縣殘殺造反派問題時，謝富治說，道縣殺人很嚴重。林彪說，這也是壞人搞的，有壞人在背後操縱。要立即制止。當匯報到10月21日打死紅造會兩個人時，林彪說，從這件事接受教訓，軍隊加強愛民教育，對群眾加強擁軍教育。【來源：中共湖南省委機關《永向東》宣傳組根據傳達記錄整理，（未經首長審閱）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四十七軍6950部隊進駐後，部分區社仍頂風抓緊殺人。9月1日清晨，解放軍派出軍用飛機在道縣上空撒下制止殺人的傳單。9月2日，飛機再次撒傳單。傳單上寫：“禁止殺人！”、“殺人犯法！”、“要文斗，不要武鬥！”、“不要群眾斗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