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 茅民的《复兴记》。预览《复兴记》全本 及其各种版本 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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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

 两万多名中国籍战俘，被关押在巨济岛，分成八个战俘营，称为“联队”，每个联队的外围，都有四层铁丝网，十几米远就有一座哨楼。中国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被关在第72、第86两个联队，少数被关在第70、71联队，其余四个联队关着的 全是北朝鲜人民军的战俘。   在每个联队的四层铁丝网之内，又建了几个分离的较小的铁丝网，称为“大队”。   战俘们住在帐篷里，每人发一条军毯，每天口粮 为四分之三磅大麦粒、豌豆粒饭，菜经常是 两片萝卜 加酱油水。   志愿军俘虏中官阶最高的，是第60军第180师 政治部主任、代政委 吴成德，但他没有被关在巨济岛的战俘营内，而是单独监禁在釜山。   关在巨济岛的志愿军战俘中，有团职干部四人（第60军第180师的第538团团政委赵佐端、副参谋长杜岗，第539团副参谋长魏林 等人）、营职干部五十七人（第20军的 营教导员孙振冠、顾则圣 等人）。  

第72联队 关押着八千多名战俘，大部分是中国籍战俘。联队长王顺清，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尉副连长，在国共内战中被俘后 任解放军的排长，在朝鲜战场被俘后 曾被送去东京受训。他上任后，将战俘中的干部、党员、团员、坚决要求回国的人员造册，上送给战俘营管理当局。该联队的警备队长是李大安，他在加入志愿军之前是东北的一个司机。他们及其周围的一大批战俘，要求去台湾，并成立了国民党支部，支部书记是魏世喜，他原是国民党军的中尉。  

第72联队的第4大队，是军官大队，大队长是魏世喜。   1951年6月初，孙振冠（原志愿军营教导员）等人 在战俘营 挖沟、平地、立帐篷时，魏世喜陪着 来了几个美国军官，其中一个校官问：“这里军官中，谁的军衔最高？”魏世喜便指着孙振冠、张福庆、王宏达说：“他们是营长、教导员、副营长，都是少校。”那美军校官表示惊讶，说：“你们是校官，为什么还劳动干活？你们是不是这里的队长？”孙振冠 曾就读上海的一所高中，会一点英语，就用英语回答说：“我不是。”那美军校官说：“应该是校官领导尉官。”孙振冠立即说：“是的。应该是我当队长。”美军校官说：“是的，应该你当队长。那从现在起，你就当队长。”孙振冠立即转身 对魏世喜说：“美国校官说了，从现在起，我当军官大队的大队长，你已不是大队长了。你们可以问翻译，是不是这样。”魏世喜瞪着眼。孙振冠当即召集全大队战俘，宣布：“从现在起，我是大队长，张福庆是大队副，王宏达是书记长。”接着，孙振冠把原来的中、小队长 全换上可以信得过的干部，一下夺到了军官大队的领导权。   孙振冠当上了大队领导之后，秘密建立了共产党 党支部，自任书记，委员有刘光、王云山、刘思亮、张福庆，成员有二十余人。   魏世喜找到孙振冠 说：“你年轻有为，出了战俘营也可干事业，何必在这里当出头鸟？将来一切责任，都堆在你头上，你吃不消。”“你搞组织，美国人知道了可了不得。”“你想在太岁头上动土，万万办不到，还是老老实实应付环境算了，别当傻瓜。”但均遭孙振冠驳斥。   6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的战俘 大批来到。第72联队的人数 翻了几番。军官队扩大到五百多人，赵佐端（团政委）也来了，改名王芳。孙振冠找到赵佐端，告诉他军官队的情况，希望他做隐蔽的领导。赵佐端接受了。  

孙振冠当大队长 只当了十多天，就被撤职了。 起因是 同在第72联队的 北朝鲜军官队 闹了起来，殴打了内部的反动分子。美军当局就要把他们全部迁出第72联队，他们拒绝，就组织全体人员 沿铁丝网游行示威，大唱《金日成之歌》，并宣布绝食，反对迁出。孙振冠他们几个人 讨论后，组织中国军官大队 宣布绝食支持。6月18日，美军把孙振冠、赵佐端、张福庆、王宏达、刘思亮、刘光、王云山等七人，与朝鲜军官队闹事的 一起扣入一个战俘监狱。这一来，孙振冠他们的领导权一下失落了，魏世喜等反共战俘 重新上台掌权。从8月起，他们公开升挂国民党旗帜，唱国民党党歌，上国民党的政治课，并推行刺字（即在战俘手臂 纹上“杀朱拔毛”等刺青）、签名（签名要求去台湾），对不从者 采取毒打、禁闭、罚跪、罚趴、举石头等惩罚。

7月18日，孙振冠他们 被从监狱里放出来，回到了第72联队的第4大队。赵佐端先被分到小队，后来被单独隔离。孙振冠被调去工作小队。所谓工作小队，就是管打饭、做铁木工的 战俘的小队，都吃满碗饭，被看做是特殊享受。军官大队长王有敏 对他说：“我知道前一段活动，都是你领导的。我向你说明白，我们都是俘虏，只要你不犯我，我也就不犯你。枪打出头鸟，你要出头，我认为你犯不着这么做。你是受过教育的，现在给你留面子，让你到工作小队来，生活可以好一些，自由些，但你不准离开工作小队，不准活动。”   反共战俘魏世喜、谭兴东 写信向美军控告说：孙振冠他们要暴动。为此，美军军官找孙振冠去审问。孙振冠一口否认，美军军官把魏世喜和谭兴东的信给他看，还打了他两个耳光。但终因没有暴动的证据，最追查作罢。   工作小队里有一个人，原是国民党军的连长，名叫彭林，却拥护共产党，主动地为孙振冠做了不少暗地里的工作。   小队里还有一个人，名叫刘秉章，原先当过军官队的队长，后来被魏世喜夺了去，因此有不满情绪。他对孙振冠说：“老孙，你信共产党，我信国民党。现在都住俘虏营，不问这些事好。你看，一有事，人们就都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你有什么办法？”孙振冠说：“我从小受共产党教育，要我放弃共产主义，改变信仰，是不可能的。打死也不能。但我不会在这里搞暴动，想搞也搞不起，我只是想要温饱，起码的人的生活保障和人的尊严。你看，美国人叫我们穿红衣服，这不是故意污辱我们中国人吗？”刘秉章说：“是的，我们也看不惯。还有搞打骂、剥削。”孙振冠说：“你主张不要打骂，要民主，那我就赞成你出来当大队长。但魏世喜能让你干吗？你要自己起来嘛！”后来反共战俘内部，果真吵得厉害。   还有一个人，在与孙振冠闲谈时说：“国共两党，各说各有理，我们也搞不清，但我有良心，共产党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所以我不做反对共产党的坏事。我回国是不可能了，共产党不会相信我的。”  

魏世喜等反共战俘 对赵佐端、孙振冠 实行隔离，不准一般人与他们接近，只要有人对他们打招呼、使眼色，回去就会挨打。金香云、雷某、全成铉等人，都曾因为与孙振冠说过话 而受了罚。   一天，第4大队的大队长魏世喜，在全体集合的会上讲话，说美国人对我们是如何如何的好，可是有人还要捣乱，搞暴动。说着就点了杜岗（原是团副参谋长）的名，讲了他的好多条罪状。几个反共的战俘 就把杜岗抓了出来，吊起猛打。杜岗被打得满口鲜血，但不屈服，又跳又骂。很多战俘对他的硬骨头形象，印象很深。   在这般高压的反共空气的包围中，赵佐端（原是团政委）憋不住了。8月的一天，他挺身而出，孤身一人，一个帐篷挨一个帐篷地喊叫：“同志们，共产党员们，起来干！”结果无人响应，他自己却即刻被反动分子关了起来 毒打。

9月下旬，一个名叫菲立普的美国人 来到第72联队大门口旁的一个小铁丝网中的小帐篷里。孙振冠、魏林、马兴旺、陈达等人，被叫去那里谈话，而且一连谈了二十多天。每天上午谈个把小时，下午又谈个把小时，中午就在小铁丝网中吃饭、休息。这个美国人，孙振冠以前就认识：4月在釜山、7月在监狱，他都审讯过孙振冠。菲立普三十多岁，穿着军服，却没有军衔，自称是新闻记者，说一口北京普通话，自称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他对孙振冠说：“我希望你说真话，共产党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就不信，共产党不好，怎么能占领大陆。”他提的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如：“为什么要入朝？”“为什么要土改？”“剿匪反霸是什么事？”“政治工作是什么？怎么做？”谈话以闲谈的方式进行，有时双方辩论。他从无一句攻击共产党的言辞，直称志愿军、共产党、毛主席；而对国民党却常常表示鄙视。他骂魏世喜等反动战俘没有头脑，对孙振冠他们则表示尊重。孙振冠乘机向他揭露 那些反共战俘的种种恶行，菲立普回应说：“我听了后很气愤，但我不是战俘营的管理当局，不能管事，你可以写信给当局告他们，我可以给你转交。”孙振冠又说：不能允许国民党分子搞公开的政治活动。菲立普回应说：“你们不是也这样搞的吗？你们不是也不应该吗？” 

在谈话进行的二十余天里，孙振冠与魏林、马兴旺、陈达日日相处，也就相互了解了，各人的政治态度都清楚了。孙振冠对他们说：“我被软禁，你们还较随便，你们要多联系群众，要发动群众，把四大队控制起来。”他又提出一个设想：“能否搞一个合法的签名活动，以争取按照日内瓦公约的人道待遇为名。但对象应当是可靠的。能参加斗争的同志，哪怕有二百人签名也好，就有了组织基础，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争自由。”他们三人都说行，就去找人秘密签名，名单集中到孙振冠处，到10月底 签名者已达二百人。王有敏 觉察到了孙振冠他们的活动，就找孙振冠谈话，说：“我知道你是签名活动的头。我们已报告美军当局，他们非常重视，你若不交出名单，要承担全部后果。我劝你不要在这铁丝网内逞英雄。”当时，几个拿着棍棒、匕首的反共战俘，包围着孙振冠，但孙振冠仍回应说：“我是共产党员，但这个签名活动，不是为共产党的，这个活动是为了全体战俘吃饱饭、不受打骂、要自由的权利。不错，名单就在我手里，但至死也不会给你。如果说是我威胁欺骗大家，那么可以把四大队全体人员集合到一起，你讲话，我也讲话。你讲多少时间，可以不限制，任你讲。我只要讲十分钟，甚至只要五分钟。看大家站在谁一边。如果四大队不够，那好，把‘72’的人全集合。你讲话，我也讲，我们可以明白较量一下，看大家赞成谁。你敢不敢？” 孙振冠敢于提出这个挑战，是因为他心里有底：起码签了名的这两百个人，是可靠的，要打架的话，也可以打他个落花流水。王有敏犹豫了，说：“你挺硬呀！”孙振冠笑笑说：“随你怎样搞，都可以。”   王有敏他们 对全大队来了个大搜查。让每人把自己的东西提着，集合，把身上、住处全翻了个底朝天。但孙振冠早有防备，已把名单塞在一块石缝中，他们没搜出任何结果。  

11月7日，王有敏派人 让孙振冠、魏林、马兴旺、陈达、顾则圣、黎子颖 去第72联队的联队部，说是美军宪兵中尉要与他们谈话。见面后，美军中尉就气势汹汹地问：“你们要暴动？谁是头？”孙振冠会几句英语，回答说：“NO！不是暴动，没有头。”并接着说：战俘营中存在着 种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如打人骂人、不许保持政治信仰等。谈了有三个小时，最后美军中尉说：“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你们把意见写下来，明天交给我！”孙振冠他们回来时，天色已晚，还下着雨，他们在第4大队厕所前的一个路灯下，张了两块布，在下面一边商议、一边起草，由黎子颖执笔。第二天，孙振冠把写好的意见 递了上去。

11月8日，王有敏召集第4大队全体人员开会，有几百个人，都是排长以上的军官。他们把没有刺字的人、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集合到一起；把刺了字的人，另外集合到一起。周围是警备队队员，手拿武器。在铁丝网外，美军也集合了，包围着。孙振冠在队前一站，开始讲话：“我们要做人，不做奴隶！按照日内瓦公约，战俘有信仰自由，受到保护，这是合法的权利。我们不能永远耻辱地活下去。有人说我们暴动，那种话放屁！我们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我们是正义的。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人站起来。”他讲完话，有人高呼口号：“要吃饱饭！反对打骂！反对压迫！”一时群情激昂。   这时，联队部 来人说 一位美军上尉要找代表谈话。孙振冠、马兴旺、魏林走了出来，一起来到上尉前面。他们向美军上尉 陈述反共分子迫害人的罪行，要求按日内瓦公约进行民主管理，废除打骂压迫，要求在战俘营 按公约规定 由被俘人员中军衔最高的军官负责领导，至少军官大队应该由军衔高的人做大队长。美军上尉说 他无权决定，得向上级请示。他又强调：你们闹事，违反管理当局的命令。孙振冠强调说：强迫战俘改变政治信仰 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这不是闹事。美军问孙振冠：“你们到底想怎样？”孙振冠答道：“按日内瓦公约精神，让我们自己选举负责人，另立回国战俘集中营，不许国民党特务迫害战俘，不许强迫战俘去台湾！”美军上尉挥了下手说：“这不是我管的范围。”但他几次打电话请示，最后对孙振冠说：“允许政治信仰不同的战俘分开管理。你可以去喊那些愿意跟你走的人出来。”于是，孙振冠他们向军官大队走去，但王有敏等人不让他们进去，说 你要喊 就在铁丝网外喊。孙振冠看到：虽然许多人都已被赶回帐篷，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帐篷外，就高喊：“不愿做奴隶的人快出来吧。跟我一起与反动派分开。到我们这边来，冲出来呀！”“同志们，战友们，是时候了，站起来同他们斗争，怯懦只是死路一条！在这里，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听到他的喊叫，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一下拥出一百多人，争先恐后挤出大门。反共战俘 连叫着“关门，关门！”把军官大队的门死死关住。走不及的人，纷纷攀着铁网，连哭带叫要出来。孙振冠就向美军上尉抗议，而上尉不管人们的哭喊，不肯答应开门。   最后，美军把已冲出大门的一百多人包围起来，押向第72联队对面的第71联队。他们共有148人（注：第4大队共有六百多人），包括几乎所有营以上干部，其中一名 还是原国民党的营级干部，此人讲究品格道德，不过平时言语有点迂腐。   孙振冠觉得只出来了四分之一，成果太小，心情沉重。但大家还是很高兴，互相又扯又打，一夜不睡，说心里话，一直讲到天亮。他们在第71联队 成立了一个大队，孙振冠为大队长；设大队部，吴孝忠、何平谷为书记；原第180师的干部为一中队，马兴旺当中队长。其他各军干部 合为二中队，顾则圣、黎子颖 分别为正、副中队长。成立党支部，魏林为支部书记。   另外，由大队长孙振冠提名 而担任副大队长的，是张继良（他读过大学，英语好，能够口译）、骆兴一（他是耶稣教徒）。大家对此意见很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在第72联队的时候，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人，他俩开饭时 可以不排队的，骆兴一还帮美国神甫 传教。孙振冠个别地向大家做工作，说这两个人是爱国的，关键是 这样做有利于在第71联队站住脚。后来的事实证明 孙振冠是对的：这两位提供了许多反动阵营中的情况，而且一直忠心耿耿，骆兴一 曾告诉别人 他在中国的家的地址，说如果我牺牲，希望转告我的家属，我是如何牺牲的。态度十分真诚。后来孙振冠 让张继良担任英文翻译工作、骆兴一主持文娱工作，他俩都极其尽职。

除了第72联队，第86联队里也关着很多志愿军战俘，也有八千余名。该联队 分成六个大队，其中的第1、4、5大队的大队长分别为王刚、戴玉书、岳天洪，他们都坚决要求回国。另外三个大队的领导权，则在要去台湾的战俘手里。两派斗得很厉害。   阳文华（被俘前是第180师司令部的报务员，曾是黄埔军校第22期通讯科的学生），在地下共产党组织暗中支持下，当上了副联队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安排一些党团员骨干 担任文书、翻译、中小队长等职务。同时，他与美管理人员抗争，要求他们按照《日内瓦公约》保障战俘的权益。一次，第72联队的反共战俘李大安 来营，被阳文华暗中组织人 痛打了一顿。在阳文华等人的掩护下，张光普（第538团的文化教员）、王荣生（战士）放火烧毁了战俘营中的美军物资仓库。阳文华又设法让 张文荣（被俘前 也是第180师司令部的报务员，且也曾是黄埔军校通讯科的学生）进入美军办的特工培训班。【附注：1952年2月, 张文荣随一架美军飞机 深入北朝鲜时，在飞机上炸毁了这架飞机，而自己竟然跳伞成功，找到了志愿军部队！】时间一长，美军方面 不再信任阳文华，让一名反共战俘取代他 担任了副联队长。   3月29日上午，要求回国的战俘 在空地上静坐示威，坚决要求 与要求去台湾的战俘 分开来住。开始时只有刘家平等七、八个人，逐渐增加到几十人，到晚上增至四百人。他们不进帐篷，把碗筷挂在铁丝网上,表示绝食抗议。当晚下大雨,他们巍然不动。这样坚持了四天四夜之后，美军当局最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这样，战俘中的国、共两派 就分开来住了。  

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第86联队中 要去台湾的战俘 升起了中华民国的国旗。要回大陆的战俘就要烧那个旗，两派大打出手。最后，美军抓走了81名要回大陆的战俘，关进一个拘留所。   关了一个月后，美军打算把他们送到第72联队去。这些战俘知道后，誓死不去第72联队，因为那里现在已完全由反共战俘控制着。这81个难友中，只有 时占魁、曹明、张泽石三个共产党员，他们成立了党支部，时占魁任支部书记。另有共青团员十余人。党支部决定，由时任战俘翻译官的张泽石 起草一封英文信 给管理当局，信中说：“如果一定要强迫我们去第72联队，那就只能将我们的尸体抬进去。”信写好后，大家在信上签字、按了血指印。党支部还决定：一旦美军押送我们离开拘留所，大家要手挽手 紧紧扣在一起，到了第72联队门口，大家就抱成团，围坐一起，美军真要上来强拉硬拽，那就奋起夺枪，和敌人拼了。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曹明 组织大家进行了演习。   11月10日一大早，大约二十名美军，押送这81名战俘 离开拘留所。大家按预先商定的，排成四列纵队，身强力壮的排在外侧。曹明、张泽石带队伍。大家沉默着 走了一个钟头后，来到了第72联队门口。那个负责押送的美军少尉喊了声“Stop（停下）！”曹明立即打了个手势，战俘们迅速靠拢，围成一团，全部手挽手，紧靠一起，坐在马路中间。张泽石在最里层，这样他就被保护在中心。张泽石立即用英语向少尉高喊：“如果你们胆敢强拉我们进去，我们只有以死相拼，这是你已经知道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负责！”那个少尉向他的士兵示意，全部美军立即围上来，以刺刀相逼。张泽石又喊：“少尉先生！你如果真下令动武，我就下令我们81个人来抓你一个人。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一口气，咬也要咬死你！”少尉犹豫了一下，示意士兵把刺刀放下，走进第72联队。他是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让第72联队把大门关上，又走到马路对过的第71联队门口，对那里的美军主管说了几句话。第71联队的大门打开了。他对张泽石说：“我算是认识你们这些不要命的中国人了。你们胜利了！到第71联队去吧！你们将成立一个独立的大队。”张泽石立即站起来，把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大家欢呼，站起来，手挽手 排成四列纵队，进入了第71联队的一个小营地。忽然，他们听到整齐的歌声：“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歌声是从帐篷后面传来的。大家一下子拥过去，看见在铁丝网后面 有一百多个中国战俘在唱，他们是孙振冠那批人。大家扑向铁丝网，呆呆地看着，有人开始哽咽，有些人唱了起来：“从不畏惧，决不屈服，勇敢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当晚，时占魁、曹明、张泽石、周铁行、钟俊华 偷偷地在铁丝网下面开了一个洞，钻了过去，向以魏林（第71联队的军官队的党支部书记）、孙振冠（副书记）、顾则圣（副书记）汇报了第86联队的斗争情况。会议决定：时占魁参加党支委会；张泽石为第71联队中国战俘对敌翻译，配合孙振冠 做对敌工作。担任对敌工作的还有：英文翻译张济良、日文翻译吴孝宗等。行政上，孙振冠仍是大队长、战俘代表，张泽石是翻译，黎子颖是秘书，成立了纠察队，都是体强力壮的人。   1952年元旦，第71联队的战俘开联欢会，大家又唱又跳，张泽石唱了《刘胡兰》，黎子颖唱了《红军走到了遥远的北方》、《西南人民盼解放军》。   

不久之后，美国人菲立普 来第71联队观察。孙振冠通过他 向美军当局提出一个名单，要求让仍在第72联队军官大队的 赵佐端、杜岗、张福庆等人来第71联队，说如果不放他们来第71联队，一旦他们出事，你们美军就要负全部责任，就是蓄意谋杀。最后，美军方面同意了，赵佐端他们终于来到第71联队。   第71联队的地下共产党支部决定：写一份给美军管理当局的抗议书，揭发第72联队、第86联队的叛徒、特务 对要求回中国大陆的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要求美军管理当局 允许所有要求回大陆的战俘 离开该两个联队。   但他们没有纸、笔，于是通过在铁丝网外值岗的一名南韩士兵，用一条毛毯换来纸、笔、墨水；另外 用三条军毯 换来一本旧的汉英字典。为此，有四名难友就得与别人合盖一条军毯了。抗议书议定之后，由张泽石翻译成英文、用极小的字体抄写好后，装入一个小筒，再塞进 难友南阳珍的肛门内。然后，南阳珍 用辣椒面 腌烂自己的眼睛，说得了红眼病；他又用酱油呛进喉咙里，造成剧烈咳嗽，被当成得了肺结核。这样，他被送去美军第64野战医院。他到医院后，设法把抗议书转送了出去。

第71联队 成了要回国的志愿军战俘 想去的地方。1951年底的一天，有几名志愿军战俘 从釜山押来巨济岛战俘营。当他们被押到第72联队门口时，其中一位难友 转身就朝第71联队大门跑过来，又不顾铁丝尖刺伤，迅速爬越过大门，进入第71联队。很快，美军格林中尉 领着几个士兵 到第71联队找人。他们让战俘排好队，一个一个地辨认。但在他们眼中 中国人都长得很相似，最后只得作罢。   1952年的新年过后不几天，有十四名战俘 从釜山伤病医院出院后 被押送来巨济岛战俘营，他们停在第71联队大营门前，双手拉住铁丝网，坚决要进去。美军硬要拽他们进第72联队。这些伤病难友 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都被美军拳打脚踢，一个个倒在公路上，最后被拽进第72联队。第71联队地下党支部决定 举行绝食斗争，坚决要求美方把他们送过来。绝食到第三天，美军格林中尉 叫张泽石劝大家吃饭，张泽石告诉他：大家不会进餐，除非见到那些被拖进第72联队的难友。第四天下午，那十四位难友互相搀扶着，被送了过来。其中有一位，名叫唐乃耀，把衣服脱下来，让大家看：他背上有烙痕、有翻起来的被烧焦的皮肉。   1月中旬的一天，原在第72联队的难友丁先文 被美军主动地送到第71联队来。他脖子上缠着厚厚的渗血的纱布，脸色蜡黄，一走进来就要往下倒，大家赶紧扶住他。原来，在第72联队的时候，他和张达、张光甫、王云生等难友，在团参谋长杜岗领导下，秘密组织了“回国小组”，后被叛徒告密，他和张达 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美军在检查卫生时 发现他们已奄奄一息，被送进医院。他在医院时，要求来第71联队，遭到拒绝后，用刀片割了脖子，经输血抢救后 被送来第71联队。他说：杜参谋长被吊在帐篷顶上毒打，门牙都打落了，至今仍在第72联队受折磨。他说完，就昏了过去。 

1952年3月初，美军的布莱克中尉 来到第71联队，要战俘翻译员张泽石 为他担任翻译，去第86联队 处理一件自杀案，死者被人发现吊死在厕所里。史密斯上尉 要张泽石翻译 那位死者的绝命书。那是写在两张被揉皱了的烟盒上的一封“给蒋总统的信”：“我是一个受共匪奴役、为共匪卖命的受苦人，是联合国军救我出了苦海。我日夜盼望着蒋总统派人来接我去台湾，等到现在不来接我，共匪的板门店代表还要强迫我回大陆，我只有一死报效党国！蒋总统万岁！”接着，他们来到事故现场，这是一个用石头砌成的简易厕所。布莱克指着那根当作檩条的铁管说：“喏，死者被发现吊在它下面。”他走过去 站在下面，试了试，看来以他的中等偏高的个头 如果用绳子上吊 脚还能踩在地上。他们又去看死尸。布莱克揭开一张草帘，看到一张双眼暴突、舌头外伸、嘴角沾满乌黑色血迹的可怕面孔。布莱克弯下身子，拨动死者的头，观察颈下的印痕，又拿出卷尺量了量死者的身长，然后说：“这是他杀，不是自杀！”他们回到联队部，召来联队副王福田、联队警备队长周演达、第3大队的大队长和警备队长。布莱克先看了死者的战俘卡片：姓名是张XX，河北XX县XX村人，第67军的一个班长，24岁，没上过学。布莱克然后问：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的尸体？第3大队的警备队长回答说：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时发现的，当时吓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队长来 卸下尸体，从上衣口袋里 找到那封给蒋总统的信。布莱克勃然作色道：“你们没想过那根铁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个1．74米高的人吗？没想到他是一个文盲不会写信吗？没想过你们在死者颈上留下那么深的指甲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吗？”当张泽石把这几个反问 翻译成中文后，这几个人面面相觑，然后低下了头。   事后，在把张泽石送回第71联队的路上，布莱克一直沉默着。张泽石说：“中尉先生，我没想到您的侦破技巧这么高明！”布莱克说：“不，应该说杀人犯太愚蠢！”张泽石问：“那么，这个案子将怎么处理？杀人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处？”他摇了摇头说：“我的职权限于侦破、审讯、上报！”临下车，他取出两个罐头、一条香烟给张泽石，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按工时付给你美金，但拿它你无法使用，我替你买了这点东西。”张泽石谢了他，收下了。回来后，张泽石把这些全部交给了孙振冠；而后，领导上决定：留下两盒香烟 作为敌攻组开夜车之用，其余分给大家抽；罐头分给病号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