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自 茅民的《復興記》。預覽《復興記》全本 及其各種版本 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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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俘

 兩萬多名中國籍戰俘，被關押在巨濟島，分成八個戰俘營，稱為“聯隊”，每個聯隊的外圍，都有四層鐵絲網，十幾米遠就有一座哨樓。中國志願軍戰俘，大部分被關在第72、第86兩個聯隊，少數被關在第70、71聯隊，其餘四個聯隊關着的 全是北朝鮮人民軍的戰俘。   在每個聯隊的四層鐵絲網之內，又建了幾個分離的較小的鐵絲網，稱為“大隊”。   戰俘們住在帳篷里，每人發一條軍毯，每天口糧 為四分之三磅大麥粒、豌豆粒飯，菜經常是 兩片蘿蔔 加醬油水。   志願軍俘虜中官階最高的，是第60軍第180師 政治部主任、代政委 吳成德，但他沒有被關在巨濟島的戰俘營內，而是單獨監禁在釜山。   關在巨濟島的志願軍戰俘中，有團職幹部四人（第60軍第180師的第538團團政委趙佐端、副參謀長杜崗，第539團副參謀長魏林 等人）、營職幹部五十七人（第20軍的 營教導員孫振冠、顧則聖 等人）。  

第72聯隊 關押着八千多名戰俘，大部分是中國籍戰俘。聯隊長王順清，原是國民黨軍隊的中尉副連長，在國共內戰中被俘後 任解放軍的排長，在朝鮮戰場被俘後 曾被送去東京受訓。他上任後，將戰俘中的幹部、黨員、團員、堅決要求回國的人員造冊，上送給戰俘營管理當局。該聯隊的警備隊長是李大安，他在加入志願軍之前是東北的一個司機。他們及其周圍的一大批戰俘，要求去台灣，並成立了國民黨支部，支部書記是魏世喜，他原是國民黨軍的中尉。  

第72聯隊的第4大隊，是軍官大隊，大隊長是魏世喜。   1951年6月初，孫振冠（原志願軍營教導員）等人 在戰俘營 挖溝、平地、立帳篷時，魏世喜陪着 來了幾個美國軍官，其中一個校官問：“這裡軍官中，誰的軍銜最高？”魏世喜便指着孫振冠、張福慶、王宏達說：“他們是營長、教導員、副營長，都是少校。”那美軍校官表示驚訝，說：“你們是校官，為什麼還勞動幹活？你們是不是這裡的隊長？”孫振冠 曾就讀上海的一所高中，會一點英語，就用英語回答說：“我不是。”那美軍校官說：“應該是校官領導尉官。”孫振冠立即說：“是的。應該是我當隊長。”美軍校官說：“是的，應該你當隊長。那從現在起，你就當隊長。”孫振冠立即轉身 對魏世喜說：“美國校官說了，從現在起，我當軍官大隊的大隊長，你已不是大隊長了。你們可以問翻譯，是不是這樣。”魏世喜瞪着眼。孫振冠當即召集全大隊戰俘，宣布：“從現在起，我是大隊長，張福慶是大隊副，王宏達是書記長。”接着，孫振冠把原來的中、小隊長 全換上可以信得過的幹部，一下奪到了軍官大隊的領導權。   孫振冠當上了大隊領導之後，秘密建立了共產黨 黨支部，自任書記，委員有劉光、王雲山、劉思亮、張福慶，成員有二十餘人。   魏世喜找到孫振冠 說：“你年輕有為，出了戰俘營也可幹事業，何必在這裡當出頭鳥？將來一切責任，都堆在你頭上，你吃不消。”“你搞組織，美國人知道了可了不得。”“你想在太歲頭上動土，萬萬辦不到，還是老老實實應付環境算了，別當傻瓜。”但均遭孫振冠駁斥。   6月中旬，第五次戰役的戰俘 大批來到。第72聯隊的人數 翻了幾番。軍官隊擴大到五百多人，趙佐端（團政委）也來了，改名王芳。孫振冠找到趙佐端，告訴他軍官隊的情況，希望他做隱蔽的領導。趙佐端接受了。  

孫振冠當大隊長 只當了十多天，就被撤職了。 起因是 同在第72聯隊的 北朝鮮軍官隊 鬧了起來，毆打了內部的反動分子。美軍當局就要把他們全部遷出第72聯隊，他們拒絕，就組織全體人員 沿鐵絲網遊行示威，大唱《金日成之歌》，並宣布絕食，反對遷出。孫振冠他們幾個人 討論後，組織中國軍官大隊 宣布絕食支持。6月18日，美軍把孫振冠、趙佐端、張福慶、王宏達、劉思亮、劉光、王雲山等七人，與朝鮮軍官隊鬧事的 一起扣入一個戰俘監獄。這一來，孫振冠他們的領導權一下失落了，魏世喜等反共戰俘 重新上台掌權。從8月起，他們公開升掛國民黨旗幟，唱國民黨黨歌，上國民黨的政治課，並推行刺字（即在戰俘手臂 紋上“殺朱拔毛”等刺青）、簽名（簽名要求去台灣），對不從者 採取毒打、禁閉、罰跪、罰趴、舉石頭等懲罰。

7月18日，孫振冠他們 被從監獄裡放出來，回到了第72聯隊的第4大隊。趙佐端先被分到小隊，後來被單獨隔離。孫振冠被調去工作小隊。所謂工作小隊，就是管打飯、做鐵木工的 戰俘的小隊，都吃滿碗飯，被看做是特殊享受。軍官大隊長王有敏 對他說：“我知道前一段活動，都是你領導的。我向你說明白，我們都是俘虜，只要你不犯我，我也就不犯你。槍打出頭鳥，你要出頭，我認為你犯不着這麼做。你是受過教育的，現在給你留面子，讓你到工作小隊來，生活可以好一些，自由些，但你不准離開工作小隊，不准活動。”   反共戰俘魏世喜、譚興東 寫信向美軍控告說：孫振冠他們要暴動。為此，美軍軍官找孫振冠去審問。孫振冠一口否認，美軍軍官把魏世喜和譚興東的信給他看，還打了他兩個耳光。但終因沒有暴動的證據，最追查作罷。   工作小隊裡有一個人，原是國民黨軍的連長，名叫彭林，卻擁護共產黨，主動地為孫振冠做了不少暗地裡的工作。   小隊裡還有一個人，名叫劉秉章，原先當過軍官隊的隊長，後來被魏世喜奪了去，因此有不滿情緒。他對孫振冠說：“老孫，你信共產黨，我信國民黨。現在都住俘虜營，不問這些事好。你看，一有事，人們就都把責任推到你身上，你有什麼辦法？”孫振冠說：“我從小受共產黨教育，要我放棄共產主義，改變信仰，是不可能的。打死也不能。但我不會在這裡搞暴動，想搞也搞不起，我只是想要溫飽，起碼的人的生活保障和人的尊嚴。你看，美國人叫我們穿紅衣服，這不是故意污辱我們中國人嗎？”劉秉章說：“是的，我們也看不慣。還有搞打罵、剝削。”孫振冠說：“你主張不要打罵，要民主，那我就贊成你出來當大隊長。但魏世喜能讓你幹嗎？你要自己起來嘛！”後來反共戰俘內部，果真吵得厲害。   還有一個人，在與孫振冠閒談時說：“國共兩黨，各說各有理，我們也搞不清，但我有良心，共產黨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所以我不做反對共產黨的壞事。我回國是不可能了，共產黨不會相信我的。”  

魏世喜等反共戰俘 對趙佐端、孫振冠 實行隔離，不准一般人與他們接近，只要有人對他們打招呼、使眼色，回去就會挨打。金香雲、雷某、全成鉉等人，都曾因為與孫振冠說過話 而受了罰。   一天，第4大隊的大隊長魏世喜，在全體集合的會上講話，說美國人對我們是如何如何的好，可是有人還要搗亂，搞暴動。說着就點了杜崗（原是團副參謀長）的名，講了他的好多條罪狀。幾個反共的戰俘 就把杜崗抓了出來，吊起猛打。杜崗被打得滿口鮮血，但不屈服，又跳又罵。很多戰俘對他的硬骨頭形象，印象很深。   在這般高壓的反共空氣的包圍中，趙佐端（原是團政委）憋不住了。8月的一天，他挺身而出，孤身一人，一個帳篷挨一個帳篷地喊叫：“同志們，共產黨員們，起來干！”結果無人響應，他自己卻即刻被反動分子關了起來 毒打。

9月下旬，一個名叫菲立普的美國人 來到第72聯隊大門口旁的一個小鐵絲網中的小帳篷里。孫振冠、魏林、馬興旺、陳達等人，被叫去那裡談話，而且一連談了二十多天。每天上午談個把小時，下午又談個把小時，中午就在小鐵絲網中吃飯、休息。這個美國人，孫振冠以前就認識：4月在釜山、7月在監獄，他都審訊過孫振冠。菲立普三十多歲，穿着軍服，卻沒有軍銜，自稱是新聞記者，說一口北京普通話，自稱在北京住過一段時間。他對孫振冠說：“我希望你說真話，共產黨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就不信，共產黨不好，怎麼能占領大陸。”他提的問題，都是戰略問題，如：“為什麼要入朝？”“為什麼要土改？”“剿匪反霸是什麼事？”“政治工作是什麼？怎麼做？”談話以閒談的方式進行，有時雙方辯論。他從無一句攻擊共產黨的言辭，直稱志願軍、共產黨、毛主席；而對國民黨卻常常表示鄙視。他罵魏世喜等反動戰俘沒有頭腦，對孫振冠他們則表示尊重。孫振冠乘機向他揭露 那些反共戰俘的種種惡行，菲立普回應說：“我聽了後很氣憤，但我不是戰俘營的管理當局，不能管事，你可以寫信給當局告他們，我可以給你轉交。”孫振冠又說：不能允許國民黨分子搞公開的政治活動。菲立普回應說：“你們不是也這樣搞的嗎？你們不是也不應該嗎？” 

在談話進行的二十餘天裡，孫振冠與魏林、馬興旺、陳達日日相處，也就相互了解了，各人的政治態度都清楚了。孫振冠對他們說：“我被軟禁，你們還較隨便，你們要多聯繫群眾，要發動群眾，把四大隊控制起來。”他又提出一個設想：“能否搞一個合法的簽名活動，以爭取按照日內瓦公約的人道待遇為名。但對象應當是可靠的。能參加鬥爭的同志，哪怕有二百人簽名也好，就有了組織基礎，口號是反飢餓、反迫害、爭自由。”他們三人都說行，就去找人秘密簽名，名單集中到孫振冠處，到10月底 簽名者已達二百人。王有敏 覺察到了孫振冠他們的活動，就找孫振冠談話，說：“我知道你是簽名活動的頭。我們已報告美軍當局，他們非常重視，你若不交出名單，要承擔全部後果。我勸你不要在這鐵絲網內逞英雄。”當時，幾個拿着棍棒、匕首的反共戰俘，包圍着孫振冠，但孫振冠仍回應說：“我是共產黨員，但這個簽名活動，不是為共產黨的，這個活動是為了全體戰俘吃飽飯、不受打罵、要自由的權利。不錯，名單就在我手裡，但至死也不會給你。如果說是我威脅欺騙大家，那麼可以把四大隊全體人員集合到一起，你講話，我也講話。你講多少時間，可以不限制，任你講。我只要講十分鐘，甚至只要五分鐘。看大家站在誰一邊。如果四大隊不夠，那好，把‘72’的人全集合。你講話，我也講，我們可以明白較量一下，看大家贊成誰。你敢不敢？” 孫振冠敢於提出這個挑戰，是因為他心裡有底：起碼簽了名的這兩百個人，是可靠的，要打架的話，也可以打他個落花流水。王有敏猶豫了，說：“你挺硬呀！”孫振冠笑笑說：“隨你怎樣搞，都可以。”   王有敏他們 對全大隊來了個大搜查。讓每人把自己的東西提着，集合，把身上、住處全翻了個底朝天。但孫振冠早有防備，已把名單塞在一塊石縫中，他們沒搜出任何結果。  

11月7日，王有敏派人 讓孫振冠、魏林、馬興旺、陳達、顧則聖、黎子穎 去第72聯隊的聯隊部，說是美軍憲兵中尉要與他們談話。見面後，美軍中尉就氣勢洶洶地問：“你們要暴動？誰是頭？”孫振冠會幾句英語，回答說：“NO！不是暴動，沒有頭。”並接着說：戰俘營中存在着 種種違反日內瓦公約的事，如打人罵人、不許保持政治信仰等。談了有三個小時，最後美軍中尉說：“好了好了，不要再說了。你們把意見寫下來，明天交給我！”孫振冠他們回來時，天色已晚，還下着雨，他們在第4大隊廁所前的一個路燈下，張了兩塊布，在下面一邊商議、一邊起草，由黎子穎執筆。第二天，孫振冠把寫好的意見 遞了上去。

11月8日，王有敏召集第4大隊全體人員開會，有幾百個人，都是排長以上的軍官。他們把沒有刺字的人、他們認為不可靠的人，集合到一起；把刺了字的人，另外集合到一起。周圍是警備隊隊員，手拿武器。在鐵絲網外，美軍也集合了，包圍着。孫振冠在隊前一站，開始講話：“我們要做人，不做奴隸！按照日內瓦公約，戰俘有信仰自由，受到保護，這是合法的權利。我們不能永遠恥辱地活下去。有人說我們暴動，那種話放屁！我們是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我們是正義的。我們要做一個真正的人站起來。”他講完話，有人高呼口號：“要吃飽飯！反對打罵！反對壓迫！”一時群情激昂。   這時，聯隊部 來人說 一位美軍上尉要找代表談話。孫振冠、馬興旺、魏林走了出來，一起來到上尉前面。他們向美軍上尉 陳述反共分子迫害人的罪行，要求按日內瓦公約進行民主管理，廢除打罵壓迫，要求在戰俘營 按公約規定 由被俘人員中軍銜最高的軍官負責領導，至少軍官大隊應該由軍銜高的人做大隊長。美軍上尉說 他無權決定，得向上級請示。他又強調：你們鬧事，違反管理當局的命令。孫振冠強調說：強迫戰俘改變政治信仰 是違反日內瓦公約的，這不是鬧事。美軍問孫振冠：“你們到底想怎樣？”孫振冠答道：“按日內瓦公約精神，讓我們自己選舉負責人，另立回國戰俘集中營，不許國民黨特務迫害戰俘，不許強迫戰俘去台灣！”美軍上尉揮了下手說：“這不是我管的範圍。”但他幾次打電話請示，最後對孫振冠說：“允許政治信仰不同的戰俘分開管理。你可以去喊那些願意跟你走的人出來。”於是，孫振冠他們向軍官大隊走去，但王有敏等人不讓他們進去，說 你要喊 就在鐵絲網外喊。孫振冠看到：雖然許多人都已被趕回帳篷，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帳篷外，就高喊：“不願做奴隸的人快出來吧。跟我一起與反動派分開。到我們這邊來，衝出來呀！”“同志們，戰友們，是時候了，站起來同他們鬥爭，怯懦只是死路一條！在這裡，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聽到他的喊叫，在短暫的沉默之後，一下擁出一百多人，爭先恐後擠出大門。反共戰俘 連叫着“關門，關門！”把軍官大隊的門死死關住。走不及的人，紛紛攀着鐵網，連哭帶叫要出來。孫振冠就向美軍上尉抗議，而上尉不管人們的哭喊，不肯答應開門。   最後，美軍把已衝出大門的一百多人包圍起來，押向第72聯隊對面的第71聯隊。他們共有148人（註：第4大隊共有六百多人），包括幾乎所有營以上幹部，其中一名 還是原國民黨的營級幹部，此人講究品格道德，不過平時言語有點迂腐。   孫振冠覺得只出來了四分之一，成果太小，心情沉重。但大家還是很高興，互相又扯又打，一夜不睡，說心裡話，一直講到天亮。他們在第71聯隊 成立了一個大隊，孫振冠為大隊長；設大隊部，吳孝忠、何平谷為書記；原第180師的幹部為一中隊，馬興旺當中隊長。其他各軍幹部 合為二中隊，顧則聖、黎子穎 分別為正、副中隊長。成立黨支部，魏林為支部書記。   另外，由大隊長孫振冠提名 而擔任副大隊長的，是張繼良（他讀過大學，英語好，能夠口譯）、駱興一（他是耶穌教徒）。大家對此意見很大，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第72聯隊的時候，這兩個人是國民黨的人，他倆開飯時 可以不排隊的，駱興一還幫美國神甫 傳教。孫振冠個別地向大家做工作，說這兩個人是愛國的，關鍵是 這樣做有利於在第71聯隊站住腳。後來的事實證明 孫振冠是對的：這兩位提供了許多反動陣營中的情況，而且一直忠心耿耿，駱興一 曾告訴別人 他在中國的家的地址，說如果我犧牲，希望轉告我的家屬，我是如何犧牲的。態度十分真誠。後來孫振冠 讓張繼良擔任英文翻譯工作、駱興一主持文娛工作，他倆都極其盡職。

除了第72聯隊，第86聯隊裡也關着很多志願軍戰俘，也有八千餘名。該聯隊 分成六個大隊，其中的第1、4、5大隊的大隊長分別為王剛、戴玉書、岳天洪，他們都堅決要求回國。另外三個大隊的領導權，則在要去台灣的戰俘手裡。兩派斗得很厲害。   陽文華（被俘前是第180師司令部的報務員，曾是黃埔軍校第22期通訊科的學生），在地下共產黨組織暗中支持下，當上了副聯隊長。他利用職務之便，安排一些黨團員骨幹 擔任文書、翻譯、中小隊長等職務。同時，他與美管理人員抗爭，要求他們按照《日內瓦公約》保障戰俘的權益。一次，第72聯隊的反共戰俘李大安 來營，被陽文華暗中組織人 痛打了一頓。在陽文華等人的掩護下，張光普（第538團的文化教員）、王榮生（戰士）放火燒毀了戰俘營中的美軍物資倉庫。陽文華又設法讓 張文榮（被俘前 也是第180師司令部的報務員，且也曾是黃埔軍校通訊科的學生）進入美軍辦的特工培訓班。【附註：1952年2月, 張文榮隨一架美軍飛機 深入北朝鮮時，在飛機上炸毀了這架飛機，而自己竟然跳傘成功，找到了志願軍部隊！】時間一長，美軍方面 不再信任陽文華，讓一名反共戰俘取代他 擔任了副聯隊長。   3月29日上午，要求回國的戰俘 在空地上靜坐示威，堅決要求 與要求去台灣的戰俘 分開來住。開始時只有劉家平等七、八個人，逐漸增加到幾十人，到晚上增至四百人。他們不進帳篷，把碗筷掛在鐵絲網上,表示絕食抗議。當晚下大雨,他們巍然不動。這樣堅持了四天四夜之後，美軍當局最後答應了他們的要求。這樣，戰俘中的國、共兩派 就分開來住了。  

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第86聯隊中 要去台灣的戰俘 升起了中華民國的國旗。要回大陸的戰俘就要燒那個旗，兩派大打出手。最後，美軍抓走了81名要回大陸的戰俘，關進一個拘留所。   關了一個月後，美軍打算把他們送到第72聯隊去。這些戰俘知道後，誓死不去第72聯隊，因為那裡現在已完全由反共戰俘控制着。這81個難友中，只有 時占魁、曹明、張澤石三個共產黨員，他們成立了黨支部，時占魁任支部書記。另有共青團員十餘人。黨支部決定，由時任戰俘翻譯官的張澤石 起草一封英文信 給管理當局，信中說：“如果一定要強迫我們去第72聯隊，那就只能將我們的屍體抬進去。”信寫好後，大家在信上簽字、按了血指印。黨支部還決定：一旦美軍押送我們離開拘留所，大家要手挽手 緊緊扣在一起，到了第72聯隊門口，大家就抱成團，圍坐一起，美軍真要上來強拉硬拽，那就奮起奪槍，和敵人拼了。大家一致表示擁護。曹明 組織大家進行了演習。   11月10日一大早，大約二十名美軍，押送這81名戰俘 離開拘留所。大家按預先商定的，排成四列縱隊，身強力壯的排在外側。曹明、張澤石帶隊伍。大家沉默着 走了一個鐘頭後，來到了第72聯隊門口。那個負責押送的美軍少尉喊了聲“Stop（停下）！”曹明立即打了個手勢，戰俘們迅速靠攏，圍成一團，全部手挽手，緊靠一起，坐在馬路中間。張澤石在最裡層，這樣他就被保護在中心。張澤石立即用英語向少尉高喊：“如果你們膽敢強拉我們進去，我們只有以死相拼，這是你已經知道的，一切後果將由你負責！”那個少尉向他的士兵示意，全部美軍立即圍上來，以刺刀相逼。張澤石又喊：“少尉先生！你如果真下令動武，我就下令我們81個人來抓你一個人。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一口氣，咬也要咬死你！”少尉猶豫了一下，示意士兵把刺刀放下，走進第72聯隊。他是去打電話。過了一會兒，他走出來，讓第72聯隊把大門關上，又走到馬路對過的第71聯隊門口，對那裡的美軍主管說了幾句話。第71聯隊的大門打開了。他對張澤石說：“我算是認識你們這些不要命的中國人了。你們勝利了！到第71聯隊去吧！你們將成立一個獨立的大隊。”張澤石立即站起來，把少尉的話翻譯給大家聽。大家歡呼，站起來，手挽手 排成四列縱隊，進入了第71聯隊的一個小營地。忽然，他們聽到整齊的歌聲：“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歌聲是從帳篷後面傳來的。大家一下子擁過去，看見在鐵絲網後面 有一百多個中國戰俘在唱，他們是孫振冠那批人。大家撲向鐵絲網，呆呆地看着，有人開始哽咽，有些人唱了起來：“從不畏懼，決不屈服，勇敢戰鬥，直到把反動派消滅乾淨……”   當晚，時占魁、曹明、張澤石、周鐵行、鍾俊華 偷偷地在鐵絲網下面開了一個洞，鑽了過去，向以魏林（第71聯隊的軍官隊的黨支部書記）、孫振冠（副書記）、顧則聖（副書記）匯報了第86聯隊的鬥爭情況。會議決定：時占魁參加黨支委會；張澤石為第71聯隊中國戰俘對敵翻譯，配合孫振冠 做對敵工作。擔任對敵工作的還有：英文翻譯張濟良、日文翻譯吳孝宗等。行政上，孫振冠仍是大隊長、戰俘代表，張澤石是翻譯，黎子穎是秘書，成立了糾察隊，都是體強力壯的人。   1952年元旦，第71聯隊的戰俘開聯歡會，大家又唱又跳，張澤石唱了《劉胡蘭》，黎子穎唱了《紅軍走到了遙遠的北方》、《西南人民盼解放軍》。   

不久之後，美國人菲立普 來第71聯隊觀察。孫振冠通過他 向美軍當局提出一個名單，要求讓仍在第72聯隊軍官大隊的 趙佐端、杜崗、張福慶等人來第71聯隊，說如果不放他們來第71聯隊，一旦他們出事，你們美軍就要負全部責任，就是蓄意謀殺。最後，美軍方面同意了，趙佐端他們終於來到第71聯隊。   第71聯隊的地下共產黨支部決定：寫一份給美軍管理當局的抗議書，揭發第72聯隊、第86聯隊的叛徒、特務 對要求回中國大陸的戰俘犯下的種種罪行，要求美軍管理當局 允許所有要求回大陸的戰俘 離開該兩個聯隊。   但他們沒有紙、筆，於是通過在鐵絲網外值崗的一名南韓士兵，用一條毛毯換來紙、筆、墨水；另外 用三條軍毯 換來一本舊的漢英字典。為此，有四名難友就得與別人合蓋一條軍毯了。抗議書議定之後，由張澤石翻譯成英文、用極小的字體抄寫好後，裝入一個小筒，再塞進 難友南陽珍的肛門內。然後，南陽珍 用辣椒麵 醃爛自己的眼睛，說得了紅眼病；他又用醬油嗆進喉嚨里，造成劇烈咳嗽，被當成得了肺結核。這樣，他被送去美軍第64野戰醫院。他到醫院後，設法把抗議書轉送了出去。

第71聯隊 成了要回國的志願軍戰俘 想去的地方。1951年底的一天，有幾名志願軍戰俘 從釜山押來巨濟島戰俘營。當他們被押到第72聯隊門口時，其中一位難友 轉身就朝第71聯隊大門跑過來，又不顧鐵絲尖刺傷，迅速爬越過大門，進入第71聯隊。很快，美軍格林中尉 領着幾個士兵 到第71聯隊找人。他們讓戰俘排好隊，一個一個地辨認。但在他們眼中 中國人都長得很相似，最後只得作罷。   1952年的新年過後不幾天，有十四名戰俘 從釜山傷病醫院出院後 被押送來巨濟島戰俘營，他們停在第71聯隊大營門前，雙手拉住鐵絲網，堅決要進去。美軍硬要拽他們進第72聯隊。這些傷病難友 用拐杖拼，用牙咬，誓死反抗，都被美軍拳打腳踢，一個個倒在公路上，最後被拽進第72聯隊。第71聯隊地下黨支部決定 舉行絕食鬥爭，堅決要求美方把他們送過來。絕食到第三天，美軍格林中尉 叫張澤石勸大家吃飯，張澤石告訴他：大家不會進餐，除非見到那些被拖進第72聯隊的難友。第四天下午，那十四位難友互相攙扶着，被送了過來。其中有一位，名叫唐乃耀，把衣服脫下來，讓大家看：他背上有烙痕、有翻起來的被燒焦的皮肉。   1月中旬的一天，原在第72聯隊的難友丁先文 被美軍主動地送到第71聯隊來。他脖子上纏着厚厚的滲血的紗布，臉色蠟黃，一走進來就要往下倒，大家趕緊扶住他。原來，在第72聯隊的時候，他和張達、張光甫、王雲生等難友，在團參謀長杜崗領導下，秘密組織了“回國小組”，後被叛徒告密，他和張達 被整得死去活來，最後美軍在檢查衛生時 發現他們已奄奄一息，被送進醫院。他在醫院時，要求來第71聯隊，遭到拒絕後，用刀片割了脖子，經輸血搶救後 被送來第71聯隊。他說：杜參謀長被吊在帳篷頂上毒打，門牙都打落了，至今仍在第72聯隊受折磨。他說完，就昏了過去。 

1952年3月初，美軍的布萊克中尉 來到第71聯隊，要戰俘翻譯員張澤石 為他擔任翻譯，去第86聯隊 處理一件自殺案，死者被人發現吊死在廁所里。史密斯上尉 要張澤石翻譯 那位死者的絕命書。那是寫在兩張被揉皺了的煙盒上的一封“給蔣總統的信”：“我是一個受共匪奴役、為共匪賣命的受苦人，是聯合國軍救我出了苦海。我日夜盼望着蔣總統派人來接我去台灣，等到現在不來接我，共匪的板門店代表還要強迫我回大陸，我只有一死報效黨國！蔣總統萬歲！”接着，他們來到事故現場，這是一個用石頭砌成的簡易廁所。布萊克指着那根當作檁條的鐵管說：“喏，死者被發現吊在它下面。”他走過去 站在下面，試了試，看來以他的中等偏高的個頭 如果用繩子上吊 腳還能踩在地上。他們又去看死屍。布萊克揭開一張草簾，看到一張雙眼暴突、舌頭外伸、嘴角沾滿烏黑色血跡的可怕面孔。布萊克彎下身子，撥動死者的頭，觀察頸下的印痕，又拿出捲尺量了量死者的身長，然後說：“這是他殺，不是自殺！”他們回到聯隊部，召來聯隊副王福田、聯隊警備隊長周演達、第3大隊的大隊長和警備隊長。布萊克先看了死者的戰俘卡片：姓名是張XX，河北XX縣XX村人，第67軍的一個班長，24歲，沒上過學。布萊克然後問：是誰、在什麼時候、怎樣發現的屍體？第3大隊的警備隊長回答說：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時發現的，當時嚇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隊長來 卸下屍體，從上衣口袋裡 找到那封給蔣總統的信。布萊克勃然作色道：“你們沒想過那根鐵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個1．74米高的人嗎？沒想到他是一個文盲不會寫信嗎？沒想過你們在死者頸上留下那麼深的指甲印是不會自動消失的嗎？”當張澤石把這幾個反問 翻譯成中文後，這幾個人面面相覷，然後低下了頭。   事後，在把張澤石送回第71聯隊的路上，布萊克一直沉默着。張澤石說：“中尉先生，我沒想到您的偵破技巧這麼高明！”布萊克說：“不，應該說殺人犯太愚蠢！”張澤石問：“那麼，這個案子將怎麼處理？殺人犯是否會受到應有的懲處？”他搖了搖頭說：“我的職權限於偵破、審訊、上報！”臨下車，他取出兩個罐頭、一條香煙給張澤石，說：“按道理，我們應該按工時付給你美金，但拿它你無法使用，我替你買了這點東西。”張澤石謝了他，收下了。回來後，張澤石把這些全部交給了孫振冠；而後，領導上決定：留下兩盒香煙 作為敵攻組開夜車之用，其餘分給大家抽；罐頭分給病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