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易學研究述評 

寫中國現代易學史，假如不提胡適，這實在是令人遺憾的事。且不說他本人的易學研究功過如何，單就他的治易方法對同時代及後人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就足以使他在現代易學史中占據一席之地。比如著名的易學家顧頡剛、李鏡池、鍾啟祿以及Richard Wilhelm 和Hellmut Wilhelm 等先生均曾直接間接受其影響。 
胡適對易學的研究明顯地分為前後兩期，這可以以一九一七年為界限。一九一七年以前，他研究《周易》注重的是對《周易》卦象相互之間及其與象辭的邏輯關係的探討。我們可以稱之為：對《周易》象學得邏輯研究時期。這些都具體地體現在《先秦名學史》一書中。一九一七年以後，他轉入了對《周易》自身結構與其性質的探討。我們可以稱之為：對《周易》哲學的象學研究時期。代表這一時期研究成果的是《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胡適於一九一〇年赴美留學於康奈爾大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先後師從John Dewey , L·Levy-Bruhl 等著名學者。在此期間，從一九一五年九月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他完成了研究中國古代邏輯史的博士論文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此書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出版漢譯本時譯為《先秦名學史》。一九一二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此書英文原文。此後又再版三次，很受歡迎。 

此書共分四編，而全部筆墨卻在第二編《孔子的邏輯》和第三遍《墨翟及其學派的邏輯》。第二編共分五章，卻有三章談《周易》問題。他在闡述此書寫作宗旨就明確地說：“關於我解釋這些哲學時與傳統學問的不同之點，只能說一些：首先，我相信我把《易經》作為一部邏輯著作的論述所提出的新觀點，似乎比以前任何其他的論述都更能解決其中的困難問題。”，他的這一見解不失為前無古人的論斷。將《周易》看作是古代邏輯學著作，這首先就標誌着他擺脫了中國封建社會舊易學中把《周易》視為儒家修身治國斷吉凶經典的桎梏。在對待《周易》發生學這一問題上，胡適也沿襲了一部分古老的觀點：首先，他認為《易傳》中大部分是孔子所作。因此，他把《周易》看成是“包含着孔子邏輯的基本學說的書”。其次，他承襲古代三爻重成六爻的觀點，認為“六十四個畫形則是由複合三畫形派生的。” 
但是，胡適在此書中研究《周易》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以西方哲學的方法和概念去分析、理解《周易》卦爻辭中的象辭。儘管他在舉例時更多地是《象》中的句子，但這種治易方法標誌着現代《周易》象學的誕生！ 
在此書中，他認為《周易》中“最重要的邏輯學說是象的學說”。他將“象”分成兩類：第一，“象只是人們注意到或感知到的自然界的一種現象，如我們談到的‘天象’。”第二，“象是能用某種符號表示的，或者在某些活動、器物中所能認知的意象或者觀念。”也就是說，天象和意象就構成了《周易》中全部的“象”。如果從根源上看，這種觀點顯然是對清代章學誠關於《周易》象學理論的繼承和發展。（章學誠的史學思想對胡適治哲學史和中國古代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容以後另有文章詳述。”章學誠《文史通義》中講：“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為天為圜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但是，這裡的“天地自然之象”與“人心營構之象”，如果我們用現代詞彙來表示，也就是物象與意象。如《周易》中的茅茹、大車、介於石、碩果不食、枯腸生姊......不都是物象嗎？！而胡適卻將“天地自然之象”理解為“天象”，捨棄了“地自然”之象，請問：上述各辭又怎麼能為天象呢？胡適的這一觀點暗示着我們：在理解卦爻辭本義及發生這一問題上，他是贊成那種認為三百八十四爻皆為觀星象而作的觀點的。所不同的是：他認為三百八十四爻不僅僅是觀星象，而是觀星象與意象共同作成。並且，他強調說：“象字最廣泛地用於《易經》裡的正是第二個意思”——即意象。 
儘管他在講《周易》的象的構成時有了上述縮小概念的錯誤；但是，他對意象作用的闡述是極有見地的觀點。他說：“‘意象’是古代聖人設想並且試圖用各種活動、器物和制度來表現的理想的形式。這樣看來，可以說意象產生了人類所有的事業、發明和制度。……文明的歷史，按照孔子的看法，就是把‘意象’或完美的上天理想變為人類器物，習俗和制度的一系列連續不斷的嘗試。”接着，他就將《繫辭》中那段著名的論述十三卦源起的觀點講解一遍。上述觀點的核心在於：胡適認為《周易》的象要說明的是古代社會的邏輯發展是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演進過程。用《繫辭》中的話說也即“以制器者尚其象”。這一發現也足以使它在易學史上留下一席之地了！但由於統治在他頭腦中的唯心史觀的作用，使他不可能從這裡走得更遠。因而使他沒有分清易之體與易之用得區別。就易之體而言，《繫辭》在講到易象的起源時認為“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有了這種“見”的過程才產生“象”的概念。這是觀器制象的過程，是具體上升為抽象的積澱過程，是由物占及偶然性關聯所形成的圖騰或禁忌升華成一種抽象的、體現了事物發展“規律”的象。這是由形而下向形而上的發展過程。就易之用而言，當易象產生以後，它本身就被用在四個方面：言、動、制器、卜筮。其易象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大功用是“以制器者尚其象”，也即觀象制器。這是由形而上向形而下具體化應用的過程。胡適正是發現這一過程。因此，他總結說：“我相信，儒家是以象或‘意象’的學說為中心的。”但是，易象應用在制器上並不是萬物的法典；否則，我們的歷史觀也就退化到了文王時代——它需要不斷地有由器成象的過程，然後才可能為觀象制器製造更多的機會。否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成了凌駕於人類社會之上的某種先驗性的東西。在周易發生學這一問題上弄不清“見天下之嘖”與“以制器者尚其象”二者之間的體用關係，不僅僅是胡適，在其前代及同時代都沒有人能躍出這藩籬。 
胡適自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國後，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這時他開始了對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研究。民國八年，即一九一七年，《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以後又再版多次。這部書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上是開創性的著作。在這部書中，他對《周易》哲學的研究明顯的不同於前一時期。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他在易學研究中處於對《周易》象學得邏輯研究時期。但自從他回國以後，二年之中，他對《周易》的看法有了很大改變。 
首先，在對“象”這一概念的認識上，他糾正了上一時期所持的天象與意象構成象的觀點。他修改為：“……《易經》的象字是法象之意。……這些法象，大約可分成兩種：一種是天然界的種種‘現象’。一種是物象所引起的‘意象’。又名‘觀念’。”他將“天象”擴大為“天然界的種種‘現象’”，也即物象。並且也改正了他過去認為以意象為主的觀點。 
其次，他在上一時期主張“《易經》裡最重要的邏輯學說是象的學說”基礎上，更進一步強調“一部《易經》只是一個‘象’字。”而且，又用着重號標出以示核心所在。 
第三，他從哲學角度來研究《周易》象學，認為“一部《易經》只有三個基本觀念：（一）易、（二）象、（三）辭。” 
胡適的上述觀點對研究《周易》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這既是對漢宋易學之爭的了結，又使人們注意到古老的《周易》經學的內在價值是：在封建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中占統治地位的象學體系。由此並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化哲學的主幹。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認為：“對於理解人類文化生活形式的豐富性和多樣性來說，理性是個很不充分地名稱。但是，所有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號形式。因此，我們應當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來取代把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這裡的符號，用英語表述即Symbol。它與易學中的象的概念極為接近。象的產生在《周易》中有着重要作用，以致於《繫辭》中說“是故易者，象也。”胡適以西方哲學的功底來審查古老的《周易》，由前期對象學的邏輯研究深入到對哲學的象學研究，這使他發現了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最底層沉澱物，發現了構成封建社會文化——心理結構的那根棟梁及其為我們所不可理解的牽動其文化發展的槓桿作用與一整套美學規範。封建社會所謂的詩教、禮教，所謂由民風以觀政，所謂曲肱而枕等等為封建倫理所褒揚或貶抑的種種表象，都是在這個象學的文化網內所體現的一道又一道印證的軌跡。 
在胡適之前的易學家們還在以事比附或以象數釋理的泥沼中苦苦掙扎，經胡適這前後兩期的易學探討，由古代象數易學中卓然生成一株以象學為中心，用西方哲學的概念和方法去研究《周易》古經的大樹！西方先進的方法論使他能夠對這漆室之門作一番宏觀而精闢的總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書中對“太極”的考證。他認為：“《易·繫辭傳》說：‘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代表萬物由極簡易的變為極繁雜的公式。此處所說‘太極’並不是宋儒說的‘太極圖’。《說文》說‘極，棟也。便是屋頂上的橫梁，在《易經》上便是一畫的‘一’。”這種將太極釋棟的解釋撕破了宋儒以來圖書學派易學家們種種河圖、洛書的神話。如果從周易發生學的角度來印證也無不相合：早在夏代之前的結繩而治時期，正是繩八卦在棟上以示卦象的蒙昧時代。 
他的這一觀點行世之後立刻被很多人採納。如王緇塵的《國學講話》中就沿用次說。德國易學家Richard Wilhelm 也全盤接受併到處演講。見《胡適的日記》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七時，到公園，赴文友會。是夜的演講為德國漢學者尉禮賢（Richard Wilhelm), 講《易經》的哲學，大旨用我的解釋，沒有什麼發明。他承認我講‘太極’的‘極’字只是‘棟’字，只是一畫。” 
但它在這部書中也有不可避免的謬論。比如他《序言》中認為：“……至於《易經》，更不能作上古哲學史料……全無哲學史料可說。”顯然這是受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影響至深才有對這一章的反動。他發現了構成《周易》的象學體系的卻又由於有了一種西方哲人的偏見眼光，反過來又否定他自己！此處可謂大膽假設有餘而細心考證不足了。相反，他的學生顧頡剛先生則反其道而行之，專題作了《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一書來考證《周易》史料的可信性。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李鏡池先生的《<易學>探源》。 
綜上所述，胡適先生的治易方法可以歸納為：對《周易》象學的邏輯研究與對《周易》哲學的象學研究的統一，為現代易學的發展開拓了道路。特別是歐美的易學研究，經他指點迷津之後，西方的易學家們正在一步一步地走上來。他完全做到了他在《先秦名學史》中所說的：在研究易學時，他要“空前地幾乎完全打破關於《易經》的傳統占卜與道學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