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按】如前所按，勞改幹部也是人，雖然一般較缺人性，但也有例外，但這種例外都只能在最基層，升不了官。

                     首任分隊長

   1965年秋,我從一座勞改煤礦調進了這個大型勞改農場,首先被送到集訓隊,集訓隊是專門集訓各中隊送來的反改造份子的嚴管中隊,也兼有入監隊的功能。讓這些新來的犯人熟悉一下生存環境,習慣一下勞改隊的奇風異俗,幹部們也可以通過集訓觀察一下這些新犯的基本情況,特別是有無逃跑意圖之類的可疑動向。

    集訓隊和一般中隊的最大不同,主要是出工時有荷槍實彈的看守兵在周邊站崗監督,即便是到附近大小便,也必須向看守兵報告,得到批准後方可前往。另外出工收工都必須列隊報數,詳細清點人數,這些規矩在一般生產中隊都不存在。

    我在集訓隊第一天參加的勞動是收割小麥,出工時給每個犯人發給了一把鋸齒型的鐮刀,帶隊的是我所在分隊的分隊長,姓蔡,是從部隊轉業到農場來的,他穿在身上的那套褪色軍裝足以證明這一判斷。我從來沒有從事過這種勞動,他看見我笨腳笨手的樣子,便走過來叫我把鐮刀交給他,他拿着鐮刀俯身下去,親自割給我看,並給我講解割麥子的要領。他的確割得很快,顯然參軍前他已經是個農業勞動的行家裡手。

    幾分鐘後,他把鐮刀交還給我,叫我按他教給的方式繼續割下去,我就開始獨立操作。一個多小時以後,突然從麥叢中飛出一個什麼不知名的蟲子,在我的左胳膊上猛螫了一口,這意外地刺激使我忘掉了我手上握有初次打交道的鐮刀,迅速地用右手去打死了這個蟲子,沒留神鐮刀砍在我的胳膊上,血流如注。我立即走向蔡隊長,向他展示了傷口並陳述了來龍去脈,他卻讓我領教了一次紅色幽默,反問了我一句：“你為什麼不向頸項上砍？”並令我坐在地邊反省。

    別看這僅僅是一句用十個漢字和一個問號構成的簡單疑問句,它具體地讓我品嘗了一種滋味,即一旦在美麗的人道主義四個字的前面,冠上了革命的三個字以後的其味無窮。

    這件偶然發生的事使我對這位蔡隊長產生了很壞的印象,而身邊的犯人特別是已經在集訓隊關押了一兩年的“老犯”,則對他多有好感,他們說蔡隊長從不打罵犯人,也不捆綁犯人。慢慢地我也發現,當其他分隊的犯人被捆得鬼哭神號呼媽喊娘的時候,我們這個分隊的犯人則談笑自如若無其事。別以為這是小事一樁,在號稱監獄裡的監獄的集訓隊,這個視腳鐐手銬捆綁吊打為家常便飯的地方,這份可憐的輕鬆,已經是犯人們夢寐以求的了。

    當年這個農場供給犯人的被服裝備的情況大體是這樣的,一年一套單衣和一條內褲,三年一套棉衣,棉被則視破損情況發給(不論衣被,其棉布質地極差,似手工作坊的劣質產品),但無床單墊絮之類的奢侈品供應。每月還發零花錢二元五角(這是最高數字,以後曾降為二元、一元五角和八角,四人幫倒台後又恢復為二元五角)。另外每年發軍用布膠鞋一雙,犯人則用於大雪紛飛的冬季,平常犯人都穿草鞋,這種用稻草編成的鞋現在已很難見到,我僅僅在成都市萬年場那座紀念抗日陣亡將士的銅像上看見了一雙,不過那是一雙銅質的。據說當年的四川兵就稱為草鞋兵,他們在輕巧的草鞋幫助下,一個個健步如飛,英勇無比地追打着穿着笨重皮靴的日本兵。發給犯人的草鞋當然不會是銅質的,所以穿不了幾天就分崩離析。所幸此物造價低廉,壞了可以再領,領不到時打打赤腳也毫無問題,因為在“勞改大辭典”里(假如有這本書的話),你絕對找不到衣冠不整這類用於上流社會的詞彙(不必為“上流社會”這個在巴爾扎克作品中常出現的詞彙而尷尬,中國作家很少用這個詞,如果我懂法語而且從事翻譯,將它譯成“領導層”三個字就更合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了)。我當時的裝備可以說比乞丐都不如,到農場時間很短,沒領過任何東西,眼看冬季來臨,我仍舊穿着草鞋,被雨夾雪凍得通紅的一雙赤腳還得挑着糞水在稀泥中掙扎,這副狼狽相肯定為終日帶領犯人勞動的蔡隊長所目睹。

   有一個工休天(當年這個農場規定,犯人每十天休息一天,如果十天中的某日遭遇了暴雨,沒法出工,正式的休息天將賠償給那場暴雨),蔡隊長突然來到監舍里,把我叫到寢室門外的窗邊問我：“你為什麼不穿鞋？”我答：“沒有。”他又問：“為什麼不買一雙?”我實話實說：“沒有錢。”他說：“你可以找其他犯人借借嘛。”別看這簡單的借字,犯人必須遵守的監規紀律共7章42條,其中第4章總題為生活,下列的第23條規定“……必須正確使用零花錢和技術津貼,不准互相私自借用……”,這等於是蔡隊長特批我違犯監規,在勞改隊特別是集訓隊這的確是難得的例外,他還告訴我說,現在百貨公司正在賣的一種球鞋7元多一雙,他可以幫我去買一雙,但是我又能找誰借錢呢?

    這裡我必須簡要地提到一個我十分感激的朋友,他名叫劉渾揚,此公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四川威遠縣人,他個子不高,但一身不卑不亢的凜然正氣,在污七八糟的勞改隊裡到真像陷在爛泥里的珍珠一樣的不可多得。他是我的鄰床,我們的關係十分友善,他是黃埔軍校16或17期畢業的已記不太清。因為剛才蔡隊長找我談話的窗邊,緊靠着我和劉渾揚的床頭,正躺在床上的劉渾揚將我和蔡隊長的談話聽得一清二楚。我一回到寢室,他就向我招手示意,我走近他時,便悄悄地塞了一沓錢給我並說：“快去,蔡隊長在外頭等你。”原來我離開蔡隊長返回寢室的途中,他將頭伸出窗外,對蔡隊長說請他等一等,他可以借錢給我。我將劉渾揚借給我的8元錢交給了蔡隊長,當天下午,我就得到一雙對犯人來說簡直算是奢侈品檔次的球鞋,它也是我那破破爛爛的身外之物中最值錢的一件。

   後來我分三個月還了劉渾揚5元錢,在我還欠他3元錢的時候,我卻調離了集訓隊,臨行時我為難之極,因為對犯人來說這3元錢決不是一個小數字。平時生活簡樸的劉渾揚省下這點錢也極不容易,看見我左右為難一臉尷尬,劉渾揚卻走過來安慰我說：“不要為那3元錢的小事着急,我給你錢的時候,就是想買雙鞋送給你,後來你執意要還,我怕傷了你的自尊心才接受的。”為此事我曾經發誓終生不再借貸,此誓恪守了30餘年,直到近年來因孩子入學面對高昂的學費才時有違犯,這是後話。

   若干年後,在中央公布特赦令,宣布釋放在押的國民黨縣團級以上人員時,劉渾揚得以釋放,我平反後經多方打聽,得知他釋放後被安排在家鄉的威遠縣文化館工作。但因地理等原因始終未得機會與他一敘舊情,深以為憾。他應該早已邁過古稀之年,但當年的音容笑貌還不時在腦中浮現,而最深刻的印象卻只有一句話,那便是一次我們在私下談到蔡隊長時他下的結論：“人好,可惜制度不好。”

   離開集訓隊,我便調到了一個生產中隊,一年多以後,蔡隊長也調來這個中隊,但他不帶我所在的分隊,沒過多久,突然聽說他患了胃癌,而且是晚期,便住進了農場醫院,眾所周知,這癌症晚期意味着的是什麼,此後我只在公路邊見過一次已消瘦異常的他。

   突然有消息傳來說,蔡隊長出院了,原來我們中隊有一個馮姓犯人,自稱有祖傳秘方可治人類一切不治之症,缺乏自然科學知識的蔡隊長竟然信以為真,就給中隊長打了招呼,讓這個年近五十的江湖術士不再參加班上的勞動,安排他每天到山裡去採集他需要的靈丹妙藥,在近一個月的時間裡,他似乎成了蔡隊長的專職醫生,每晚回來,這位江湖術士都會吹噓他在某個山崖里心中想着一味什麼藥時，突然發現那味藥就在他腳邊；或者說他的靈丹妙藥在蔡隊長身上所奏的奇效, 不出十天蔡隊長又會出現在我們面前，順便還得表述蔡隊長的妻子為他提供的大塊肥肉,令在場犯眾垂涎三尺。

   沒過幾天,蔡隊長在醫院病逝,這對江湖術士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弄不好他將會為大塊肥肉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因而垂頭喪氣忐忑不安,有些人也為他的冒失行為捏着一把汗。後來有消息傳來說,蔡隊長臨終前曾找領導談話,安排他的後事,順便向組織表示,要求他死後不要為難那個為他醫病的犯人時說了一句：“他沒有惡意。”

  蔡隊長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勞動人民,在外力還未能從根本上將他徹底異化以前,他肯定是淳樸善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