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兆鰲

    這兩年，杜甫著作的出版迎來了一個不小的高潮，各種形式的杜集著作集中面世，有全集有選集，有排印有影印，可謂洋洋大觀。在距今300多年前的清初，也是一個纂輯杜集蔚然成風的年代。兩次出版風行，這是杜詩之幸，也是讀者之幸。

　　仇兆鰲的《杜詩詳註》最早刊成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它無疑是古代杜詩注釋的殿軍，論杜集注釋之詳贍，300年間無人能敵。仇兆鰲之後的清代注杜學者，只能責難《杜詩詳註》過於煩冗，訂正一些仇氏的錯誤，出一個精要的注本，面向另一種需求的讀者，其中較好的也就是楊倫的《杜詩鏡詮》了。今人再做杜甫全集的集注，也只能在《杜詩詳註》的基礎上進行補充。儘管在“求全責備”這個路子上仇注已被蕭滌非領銜的《杜甫全集校注》超越，但其里程碑意義仍然會永載史冊。

　　仇兆鰲去世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距今已近300年。三個世紀以來，人人盡知《杜詩詳註》。談到其作者仇兆鰲，卻多語焉不詳。民國編《清史稿》也沒有為仇氏立傳，僅在《藝文志》中提到了《杜詩詳註》而已。對於喜好杜甫詩歌的讀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仇兆鰲，原名從魚，字滄柱，號知几子、四明先生、章溪老叟。明崇禎十一年生於浙江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仇氏為人秉性質直，無論出仕入仕，始終不改剛正不阿的性情。在家鄉做諸生時，就因為抗忤當地官員而被羅織罪名，很長時間才得以平反。他47歲中進士，廷試策問回答的是關於海禁的問題，他竟然在殿上直言海運方面徇私舞弊猖獗，要求海運從百姓利益出發進行改革。當時的讀卷官楊雍建非常賞識他，皇帝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兩年後散館授編修。江南總督噶禮陷害陳鵬年一案，滿朝文武皆知陳鵬年冤屈，卻無人敢出面求情。只有仇兆鰲仗義執言，才救下陳鵬年。康熙五十一年，皇帝召見年邁的仇兆鰲閒談民間見聞，仇兆鰲竟直言：“去年江督噶禮免官，張伯行留任，江南士庶歡騰，臣不勝大慶。”（事見《乾隆鄞縣誌》）我們知道杜甫一生秉持“致君堯舜”的理想，始終以一個憂國憂民的形象出現在政治史和文學史上。後世有仇兆鰲這樣一個與其理想一致、為人剛正的人為其詩作注，也可謂杜甫之幸。

　　仇兆鰲52歲時着手輯注杜詩。53歲參與《大清一統志》的編纂工作，其間與顧祖禹、查慎行、閻若璩等學者交往密切。57歲時，因父親遷葬之事辭官歸鄉，他居家這幾年對《杜詩詳註》的纂成至關重要。到康熙四十一年仇兆鰲65歲時，《杜詩詳註》初稿歷時13年終於完成，仇兆鰲帶着稿本從鄞縣趕往杭州進行刊刻，並在次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二年刊刻完成。《杜詩詳註》的刊成也是仇兆鰲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因為這一年恰好趕上康熙南巡，仇兆鰲到吳江恭迎聖駕，將初刻的《杜詩詳註》進呈御覽。這無疑是一種極好的自薦方式，這個初刻本《杜詩詳註》對於仇兆鰲的人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義。康熙見此書龍顏大悅，賜“餐霞引年”匾額。第二年仇兆鰲即重新步入仕途，入太子宮，兼翰林院檢討。隨後幾年，他先後擔任侍講學士、充太子宮、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及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這段時間仇兆鰲廣交學界名流，得以與同在內閣的李光地、陳廷敬、張玉書等相互切磋學問，互有補益。（事見仇兆鰲自訂《尚友堂年譜》）

　　康熙四十二年至五十二年間，仇兆鰲又對《杜詩詳註》進行了修訂，這也表明《杜詩詳註》的初刻本很有可能是仇兆鰲特地為康熙南巡趕製的。康熙五十二年，《杜詩詳註》的增訂本最終刻成，這也就是中華書局1979年點校本的底本。新刊本比原書增加兩卷，原有內容也進行了挖改，比如錢謙益的名字在新刊本中幾乎全部被挖掉，許多轉引材料的出處也在新刊本中消失了，輯佚和校勘功能就打了折扣。所以新刊本雖然是仇兆鰲親勘的定本，但是初刻本也具有定本不具備的文獻價值和現實意義。

　　仇氏晚年開始對術數頗感興趣，《杜詩》之外還完成了《周易參同契集注》和《悟真篇集注》，其方法大致同於《杜詩詳註》。儘管仇兆鰲生平的許多細節如今已不能詳考，但是一部《杜詩詳註》已經足以令其名垂青史。以前常聽老先生們說，在他們年輕時，物資匱乏，想找一部書讀太難。我們這個時代，不僅能輕易地得到想要的讀本，還能在不少的版本之間進行選擇，不僅能看到當前通行印刷品的樣貌，還能通過影印本一窺300年前《杜詩》注本的原貌，放眼漫長的歷史時空，如今的讀者幸甚至哉。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