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羽談飛文章：”國殤，我們誤入的4大啟蒙陷阱”，我覺得很有意思，有被啟蒙的感覺，下面把該文章精簡如下:

一、別把當前的中國問題推給共產主義:馬列共產主義在世界破產，對中國及世界的影響力一直在下降。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是帝制主義國家，除非你離中國夠遠，才能免於被兼併。殖民?中國皇帝沒那個閒功夫，嫌麻煩。目前中國政府只披了一張共產皮，裡面早都是資本主義了，連靈魂都是資本的、錢的。中國貧富差距，世界第一。共產個屁，別推卸責任給共產主義。

二、別賴給中華文化:文革以後，中國還有文化嗎?反倒是獸化、本能化、鬥爭化，其實中國人不是馬克思信徒，馬克思的共產世界藍圖是不切實際的偉大夢想、烏托邦，但是你看中共鬥爭同志，殘害同胞，殺戮異己，中國人反倒是達爾文的信徒，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與法西斯一樣受達爾文毒害很深，不過法西斯是殺別國人，中國專殺、迫害自己中國人。

三、別牽拖制度:同樣民主國家，也有好有壞。同樣的專制國家，也有不一樣的下場。制度是人在執行，想靠制度發展國家，無異緣木求魚。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制度要發展起來，沒幾十年以上，是無法完善，人民也有一段適應期。

四、啟蒙大多數人的繆誤:歷史上各國開國及發展，都是文明菁英來推展，帶領改變整個國家、人民，大多數人民都是蒙昧，事不關己的，能有一批人起來跟隨、支持，再拓展開來，順應時勢，形成風潮，就已成功。想靠啟蒙說服大多數人，太過貪心，且不符實際。

當然，不是說以上這4種共產、文化、制度、啟蒙不足，都跟中國當前問題無關，而是別把中國當前面對的挑戰、困局，簡化為以上4種問題，那中國以後的問題會更大，謝謝觀賞。

以下轉貼羽談飛文章：”國殤，我們誤入的4大啟蒙陷阱”

今天是個好日子，因為天氣不錯，但今天更是個壞日子，因為百家歡樂萬家愁的紀念日。不過，隨着互聯網的普及，我們逐漸在擺脫積塵千年的蒙昧，步履艱難地朝文明出發，愁是愁了點，但思維意識的不斷更新和進步，也算聊以自慰。

在不斷反思國殤的源起時，我們走過了艱難而漫長的探索之路，這是必須付出的認知代價。回溯我們曾經犯過的啟蒙錯誤，是一種豁然開朗的智慧升華，更重要的是，這種回溯能啟智更多的後起之秀迅速清空思維塵垢，以便集中力量劍指阻礙文明進程的要隘關口。時間就是生命，生命瞬息即逝，而閃耀生命火花的全部價值就在於我們能奮鬥多少自由。因此，釐清曾經誤入的啟蒙陷阱猶顯意義非凡。

第一大陷阱：馬教之禍
由於我們從出生到老死，眼睛看的，嘴裡讀的，耳朵聽的，腦子記的，全都是馬教政治學、馬教歷史學、馬教語言學、甚至馬教數學、馬教物理學，真是無處不辯證，無處不馬列。於是，將國殤之罪魁禍首歸咎於馬教就順理成章。再於是，我們很多理論性啟蒙公知，將大把精力用於論證馬教諸多學說的漏洞、錯誤、謬論上去，最終目的是將馬教學說列入邪教去反洗腦尚未醒來的國民，並且，不惜刨根問祖追究馬克思的私人生活，直到想去德國搗毀馬克思的墓碑而後快。這就是啟蒙的第一大陷阱——馬教之禍。

其實，馬教一直都是忽悠國民的遮羞布，將“奉天承運”改為“馬教真理”，僅僅是作為安慰國民的一種心理明示，明示他們建的這個政權是有顛簸不破的理論依據，僅此而已，如果你當真了，那就傻逼了。事實上，這個政權的建立與任何理論都沒有任何關係，從列寧開始，以馬教的名義僅僅是一種說辭，本質上就是他們按照自己的心裡意願建成的匪窩而已。

所有的壞事都與馬教沒有半毛錢的關係，更與馬克思無任何關係。當然，這並不是說馬教就沒問題，而是說馬教的問題與政權的問題是兩回事。譬如餓死三千多萬但茅台酒照樣增產，這與馬教有個鳥的關係，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的問題。有關馬教的渲染全都是理論工作者在搗鼓，而真正執掌政權者最熱衷的是資治通鑑和厚黑學，你不覺得可笑麼？

馬教僅僅是一個哲學家在油燈下的思考而已，至於正確與否都值得尊重，正如尊重言論自由一樣，即便那是一種像本拉登一樣可怕的邪教，尼它瑪真的照干就是你自己的問題，正如看了《金瓶梅》和《肉蒲團》，尼它瑪違背婦女意志幹了壞事就是強姦，懂嗎？這與淫穢書籍和作者有個什麼鳥的關係？因此，每天將時間用於批馬教就是上了大當，即便最頂層也沒幾個能背得出一整段馬教思想，你說他們心目中哪還有什麼建政學說？全都是他們掩蓋自己為所欲為的一塊裹腳布。這個陷阱耽誤的時間和精力沒有必要，即便將來一人一票，有誰喜歡馬教都是他自個兒自由，高興就自個兒在家當祖宗供着，不高興愛幹嘛幹嘛。

第二大陷阱：文化毒瘤
文化陷阱與馬教陷阱如出一轍，批完馬教覺得還不夠，再把幾千年洋洋大觀的先人思想拖出來踩進垃圾堆，滿以為找到了國殤的第二大罪魁禍首，其實，這純粹自欺欺人。

即便一個人把《論語》背的滾瓜爛熟，但也與他造地溝油和實施強拆沒有任何邏輯聯繫，懂嗎？決定一個人的行為只依賴他本人的人性常識，而政治政權也僅僅是人性常識的公共表達而已，沒那麼複雜。你以為先帝爺不讀《資治通鑑》就不搞鎮反運動、不搞大躍進或不搞文革了麼？不會的，他們自己自編自導的資治通鑑遠比古人更精彩。西方人搞民主解釋成因為用刀叉，中國人之所以這樣解釋成因為用筷子，你不覺得荒唐搞笑麼？台灣人用繁體字照樣選得興高采烈，請問國殤與文化有個毛關係啊？

文化的功用在於豐富人的思維內容，但並不決定人的基本思維取向，文化越多越是能增強一個人思維表達的精彩，但思維的是非曲直與文化本身並沒有關係。正如很多從沒有讀過書的人一輩子都能遵紀守法與人為善，但這你不能說他是因為沒有受到文化教壞的原因吧？相反，很多很有學識的人又能犯下彌天大罪，但這你也不能說就是文化誤導了他吧？與人為善還是與人為惡，政治就是在這兩者之間的一種選擇而已，如何選擇只與控制政治的政客的人性道德有關，就這麼簡單，與什麼馬教、儒教、黑洞理論都不沾邊。

第三大陷阱：制度問題
制度問題是公知寫手最普遍也最頑疾的終極陷阱，我先講講我自己的一個故事。大概是三年前，我在公司食堂與眾員工一道午餐，鄰座就是財務總監。中途就爭執了這個國家種種可惡，我當然祭起“制度問題”的大刀猛劈猛砍，但他就說是人的問題，我再提高音量說是制度問題，他再說是人的問題，他的理由就一個：制度是人制定的。當時氣得我差點一飯盤砸過去，但我確實也沒找到好的理由去反駁他，這應該就是“憤怒皆因自己無能的表達”最好詮釋吧。儘管我知道他在偷換概念，但自那以後，我也開始審視“制度問題”的問題。

多數人對“制度”二字根本沒有概念，筆者作為制度經濟學科班出身來說，也經常犯這種學術與運用脫節的錯誤。什麼叫制度？就是人與人簽署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契約關係，無論是多數人簽署還是少數人簽署，也無論是絕對還是相對，制度的典型特徵就是穩定。無論是好制度還是壞制度，只要有制度，人們心裡就有既定的安全預期。譬如唐宋元明清，就是相對於民主制度的壞制度，但那不是最壞的，儘管皇帝制定的法典雖然很壞，但王公貴族都得丁是丁卯是卯的遵守，草民擊鼓喊冤也不會被送去黑監獄。

就連皇帝也得有敬畏：（1）敬天，不然不敢叫自己天子；（2）敬地，遇到自然災害還得裝模作樣弄罪己詔或大赦什麼的；（3）敬祖，皇帝一般是不敢違背祖制，逢年過節也得跪下作揖叩頭。壞制度雖然壞，但人們只要不觸及雷區，就有自己穩定的生活方式，從而也就有了人與人之間最起碼的誠信關係，這就是為什麼王朝治下依然有數不勝數的百年老字號的原因。

好制度比壞制度好，但壞制度遠遠比無制度好百倍千倍，最壞的就是根本沒有制度，出門動步就得找關係維護自己的立身行事，這是最恐怖的。什麼叫沒制度呢？左右國民行為不是靠既定的法典，而是僅憑領袖的指示、文件、決議、口令、條子、招呼、眼神就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更別說決定你的人生前途和家庭命運了，這就叫無制度，這也叫人治極權制度。本質上就是誰有槍誰就是制度，誰官大誰就是制度，在民間誰的拳頭硬誰就是制度。無制度社會最典型特徵就是每個人心裡都沒底。請問你心裡有底嗎？

自然連一個有問題的壞制度都沒有，又何來制度問題呢？別說沒制度，即便有制度，“制度問題”也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偽命題。我在很多文章都講過，無論什麼樣的制度，都是好壞力量較量的結果，如果文明總是能戰勝野蠻，再壞的制度也能變好，如果野蠻總是能戰勝文明，再好的制度都會變壞。這說明了什麼？這說明任何制度都是靠某種力量去維護去支撐。翻開薩達姆、卡扎菲和金正恩的制度，撇開政治口號之外，你幾乎找不到他們制度的半點壞處。同樣，你翻開這國的紙上制度和文件，你也幾乎找不到只言詞組說是要坑民害民，但為什麼看起來好好的制度一搗鼓就比地獄還壞呢？問題就在這裡，因為無論制定製度還是執行制度都是一幫壞透了的野蠻人，而文明的力量卻在睡大覺。很多公知也看清了這個問題，所以就有了號召“推牆”力量啟蒙，但這又誤入第四大陷阱。

第四大陷阱：啟蒙大多數
文明如何才能戰勝野蠻？這當然必須靠文明力量足夠大，但這個力量是什麼？又來自哪裡呢？這裡很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人多力量大”。
按照必須“人多”這個邏輯，當然需要啟蒙大多數。為什麼大多數需要啟蒙？因為他們還處於蒙昧狀態。蒙昧狀態不就是素質低嗎？因此，所謂啟蒙大多數，就是堅定配合“素質論”的最好詮釋。等你啟蒙了大多數都化繭成蝶為文明力量，那這個國家早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了，哪還有美國的份？還需要什麼轉型？一方面咆哮如雷反對素質論，一方面又要聲嘶力竭啟蒙大多數，這不自相矛盾嗎？這就是“啟蒙多數”的陷阱。

這世界也不知道有哪個國家的民主轉型經歷了啟蒙階段？這個我真的不知道，即便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那燦若繁星的名家大咖，也沒有一個思想巨匠說自己是在啟蒙他人，後來研究者給他們硬生生裝上“啟蒙”二字純屬馬後炮。就算文藝復興的思想家們是“啟蒙”，埃瑪呀，為啥第一個民主制國家沒在歐洲出現呢？沒有出現也罷，但僅就文藝復興也經歷了整整六個世紀啊。這說明，促成一個國家轉型的文明力量並非來自啟蒙。那文明力量究竟來自哪裡呢？

只須靜靜觀望今天的中國，你會發現一個特別有趣現象：所有站在抗爭第一線的公義人士，沒有一個是啟蒙公知；與之相反，所有啟蒙公知都幾乎沒有站在抗爭第一線。還有一個蹊蹺現象：所有敢於抗爭在第一線的公義人士，沒有一個是因為被啟蒙喚醒的，全都是自個兒願意赴湯蹈火；與之相反，凡是那些圍繞在啟蒙公知周圍鬧得歡的，從來不會也永遠不會走上抗爭第一線，他們的共同口號都是“啟蒙多數”和“一切都是制度問題”。一句話，啟蒙根本就沒有構成促動國家轉型的文明力量。

縱觀世界上所有民主轉型，都沒有聽說誰在啟蒙。從五月花號的清教徒到獨立戰爭的神級先驅，從英國紳士帶領流犯建立澳洲到麥克阿瑟強制改造日本，從前蘇聯頂層風雲突變到台灣蔣經國的臨門一腳，從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緬甸的昂山素季再到韓國的辯護人，你會發現一個共同特徵：全都是最具影響力的文明群體構建起的文明力量最後促成國家的文明轉型。這說明文明力量並不在於“人多力量大”，而是源自：（1）文明群體，（2）有影響力。有影響力的文明群體絕不是靠啟蒙大多數形成的，而是稱之為先知先覺的文明先驅。所謂先知先覺的文明先驅，就是天賦政治尊嚴感比常人都更強烈的知識分子，這類知識分子不分高低，也不分專業，但各自都在其專業領域有相當影響力，當然，其中更多的是偏向法政專業的人士。這些才叫能促成文明轉型的文明力量。

也許很多讀友會問，自然不是為了啟蒙，你羽某每天寫文章幹嗎？我的回答很簡單：我願意我高興我閒得蛋疼。羽某從來就沒想啟蒙誰，而是主要想鞭策自己，與讀友一道分享思想共鳴的快樂。為自由而奮鬥的文明先驅也是一樣，這都是由他們天生的個性促成了他們的最佳選擇，否則，你怎麼也解釋不了許志永博士等煉獄志士的無所畏懼。講到這裡，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大家很不願意接受的結論：一個國家是否能走向文明，或者說文明是否能戰勝野蠻，關鍵看這個國家是否存在足夠具有強烈天賦政治尊嚴感的文明力量。但不幸的是，這個國家迄今為止都是具有強烈天賦政治無恥感的野蠻力量撥得頭籌，這也是為什麼中華民族拉了人類文明後腿的根源，這就是中國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