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26)

谭合成

卷四

第二十六章 采访蚣坝公社杀人事件责任人

在道县看守所预审室里，我们采访了蚣坝公社杀人问题主要责任人之一——曾庆松。

蚣坝公社由于杀人问题特别严重，处遗工作中，有好几名公社干部被送进了监狱，但采访到他们并不容易，道县方面，没有人为我们提供这种方便，我们自己也不敢轻易提这方面的要求，为的是不给别人找麻烦也不给自己找麻烦，因此能不能采访到他们真的要看缘分到不到。曾庆松跟我们有缘，我们去道县看守所本来不是采访他的，而是为了与他不相干的另外的一个人。

在蚣坝采访时，有一个青年妇女风风火火找到我们：“记者同志……我们这里杀人的事，我有冤情要向记者同志反映。”听到这句话开场白，我们不由心头一震，以为是被害者遗属主动来找我们反映情况，这可是破天荒啊！仔细打量，但见她整整齐齐、端端正正、白白净净，双眼睛直视着我们，丝毫没有遗属们眼里惯有的那种畏畏缩缩的神情，望之不似遗属。我们连忙招呼她坐下来，有话慢慢说。一听下文，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名杀人凶手的家属，不过，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她是笔者在道县采访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向笔者反映情况的杀人凶手的家属，确切地说，她是为了弟弟被判刑的事来找我们的：“记者同志，我们这里文革那刻杀地富杀得蛮凶，都是大队干部主使的，我老弟就是一个基干民兵，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喊杀张三就杀张三，喊杀李四就杀李四……现在他们把责任都推到我老弟头上。这一次工作组进场就住在他们家，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就包庇他们，一个大队就追究了我老弟一个人，冤里冤枉判了三年刑。那些比他恶得多的，一点事都没有……请记者同志为我们作主，帮我们把情况反映上去。”她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在采访中也有所闻，但我们的采访原则（约法三章）是不允许介入任何具体案件的，被害者如此，杀人者就更是如此了。只好向她解释：“我们下来是了解处遗工作情况的，具体案子我们不能解决，也没有能力解决，你的情况可以向处遗工作组的同志反映，也可以向乡里、区里、县里的有关部门反映，请他们解决。”这名妇女显然见过一点世面，她接着我们的话头说：“已经反映过好多次了，没有用，还是要请记者同志帮帮忙，向上头反映一下。我们这些蠢子农民讲话有什么用，只有你们记者讲话飞灵的，好多事情区里、县里，还有地区都告不通，你们记者一出面就告通了。我求你们一定要帮这个忙。”听她这么说，我们只好把话说得更白一点：“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次处遗工作对杀人凶手一般都不大追究刑事责任，你老弟被判刑冤枉的可能性很小。至于别人比他杀得恶，比他责任大，又没有被追究，那是别人的本事，并不说明你老弟是被冤枉的。我估计他手上少说也有五、六条人命。”听到我们这么说，该妇女急了，瞪圆了眼睛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问问大队上，哪个晓不得，我老弟是出了名的老实人，平时在家里连只鸡都不敢杀，还敢杀人？都是他们看他老实好欺负，冤枉他的！”她说得这么肯定，我们也有点没把握了，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时，心里也隐隐约约闪出了这么一个企望，说不定真是一件冤案呢，那可又是一个有价值的好素材啊，于是说：“既然你这么肯定，我们可以帮你去了解一下，然后给你一个答复。我们不和别人比，只就他自己的情况，看看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好不好？”“好，好，谢谢记者同志，谢谢记者同志。”就这样，我们专门来到该妇女弟弟被关押的道县看守所，同时也想搂草打兔子，捎带了解一些典型的杀人案例。

正好明红的一个朋友在看守所负点小责，人熟好办事，稍事寒暄便言归正传。该负责人听了我们的讲述，哈哈大笑：“笑话！我们这里关的（文革杀人事件）杀人凶手只有宽大无边的，没有可能被冤枉的！来，来，我帮你们查一下……你看，这个人一个人亲手杀害的就有十一条人命，还不包括他其他参与杀人的情况，这都是铁案，不光是本人供认不讳，旁证材料也一应俱全。”我们听了不由在心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又天南地北地扯了一些当年道县大屠杀的事情，特别是蚣坝公社杀人的事，得知曾庆松也关在这里，我们就提出：能不能采访一下他呢？

该负责人答应得非常爽快：“这有什么不能的，我去把他叫来就是了。”

很快我们就在预审室里见到了曾庆松。

这是一个黑胖大汉，看上去约五十上下年纪。身材在他那一辈人中要算是高大的，虽然已经充分发福，一件深色的背心紧绷绷的裹在身上，还不显得臃肿。眼睛很大，平头，可能是入狱以后剃的。不过我认为平头是他最适合的发型，显得既朴实又精神。他自从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后，一直在道县看守所服刑，除了大墙通向外面的那张大铁门不能随便出去之外，在大墙之内基本上是自由的，所做的事情不外乎在厨房里帮厨、协助看守人员管理其他犯人之类，但即便如此，对他来说也足够委屈了。

何审判员将他带进预审室时，明红立即感到此人在哪里见过，却一时又想不起来。

我们给他看过证件，再三声明，只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别无他意，他可以拒绝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他则表示非常愿意回答我们的任何问题。他的目光直视着我们，一副问心无愧的模样。

“曾庆松，你知道你是为什么事情被捕的吗？”

“知道，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乱杀人的问题。”

“当时你在蚣坝公社担任什么职务？”

“公社武装部长。”

“那你被捕前是干什么的？”

他苦笑了一下：“祥霖铺区区长。”

哦——这一下，张明红想起来了，去年春天，流经祥霖铺的永明河上游山洪暴发，冲断桥梁，冲垮房屋，造成严重的水灾，明红随地委领导同志深入抗灾第一线，曾见过曾庆松一面。当时他一身泥一身水地指挥抗灾，表现相当感人。

又问了一些具体问题，曾庆松也没说出什么新鲜内容，因为对当年杀人的事他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他反复说明，他在杀人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是向上级请示了的。

“什么时候，向谁请示？”

“1967年8月21日，向县武装部刘政委请示的。那天下午，我和公社煮饭的大师傅张季生一起进城，找到刘政委，在他屋里向他汇报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武器很难保住；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出现了抢枪的情况应当怎么办？第三个问题是农村已经出现了杀人的情况，我们应当怎么办？刘世斌说，县里的武器已经被抢了，现在道县主要靠民兵的枪来保卫贫下中农了，你们要坚守岗位，要把武器管好。农村出现了杀人问题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你不要管。你主要是搞好社会治安，保管好武器。第二天清早，在武装部葡萄架下，我碰见了赵副部长，我又把向刘政委汇报的问题向他汇报了。赵副部长说：要纯洁队伍，民兵队伍中千万不能再出现李成万那样的叛徒……杀四类分子的事，你不要管，要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

当我们问他对自己所受的处理有什么看法时，他说：“我有两点看法。第一，我没有具体指示和布置下面去杀哪个人；第二，有些人比我喊得更凶，为什么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接着他有些伤感地说，“每次都是我们区社干部最吃亏，工作要我们去做，出了问题又要我们担责任。‘五风’是抓我们，这次又是抓我们。”

“你说，你没有布署和指示杀人，为什么你主持工作的蚣坝公社杀人那么多，时间那么集中，手段那么残忍，层层冒烟，遍地开花？”

他沉默了很久，呐呐地说：

“这个问题我也是想过好久，一直没想通。”

但是，处遗工作组想把一名干部送进监狱，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手上没有十几条扎扎实实的命案，就是想送也送不进去。笔者在清溪区青口公社采访时，听得该社一名蒋姓杀人事件责任人对被害者遗属说的一段话：“别人只有一个头，老子有三个头（党员、干部、还有爹娘给的吃饭的家伙），杀个把两个四类分子最多搞脱一个头，还有两个，保了自己，还保得了儿子半辈子，你咬得我卵脱。”据说，道县对文革杀人事件责任人的处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党籍可顶三条人命，一个干籍也可顶三条人命。由此不难想见曾庆松能够蹲进看守所，该有多么不容易。至于他的“记不清楚”和“想不通”，也没有什么关系。笔者在采访中接触过不少少人事件责任人，“记得清楚”和“想通了”的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