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26)

譚合成

卷四

第二十六章 採訪蚣壩公社殺人事件責任人

在道縣看守所預審室里，我們採訪了蚣壩公社殺人問題主要責任人之一——曾慶松。

蚣壩公社由於殺人問題特別嚴重，處遺工作中，有好幾名公社幹部被送進了監獄，但採訪到他們並不容易，道縣方面，沒有人為我們提供這種方便，我們自己也不敢輕易提這方面的要求，為的是不給別人找麻煩也不給自己找麻煩，因此能不能採訪到他們真的要看緣分到不到。曾慶松跟我們有緣，我們去道縣看守所本來不是採訪他的，而是為了與他不相干的另外的一個人。

在蚣壩採訪時，有一個青年婦女風風火火找到我們：“記者同志……我們這裡殺人的事，我有冤情要向記者同志反映。”聽到這句話開場白，我們不由心頭一震，以為是被害者遺屬主動來找我們反映情況，這可是破天荒啊！仔細打量，但見她整整齊齊、端端正正、白白淨淨，雙眼睛直視着我們，絲毫沒有遺屬們眼裡慣有的那種畏畏縮縮的神情，望之不似遺屬。我們連忙招呼她坐下來，有話慢慢說。一聽下文，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一名殺人兇手的家屬，不過，這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她是筆者在道縣採訪中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向筆者反映情況的殺人兇手的家屬，確切地說，她是為了弟弟被判刑的事來找我們的：“記者同志，我們這裡文革那刻殺地富殺得蠻凶，都是大隊幹部主使的，我老弟就是一個基幹民兵，跟在他們後面，他們喊殺張三就殺張三，喊殺李四就殺李四……現在他們把責任都推到我老弟頭上。這一次工作組進場就住在他們家，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就包庇他們，一個大隊就追究了我老弟一個人，冤里冤枉判了三年刑。那些比他惡得多的，一點事都沒有……請記者同志為我們作主，幫我們把情況反映上去。”她說的這種情況，我們在採訪中也有所聞，但我們的採訪原則（約法三章）是不允許介入任何具體案件的，被害者如此，殺人者就更是如此了。只好向她解釋：“我們下來是了解處遺工作情況的，具體案子我們不能解決，也沒有能力解決，你的情況可以向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反映，也可以向鄉里、區里、縣裡的有關部門反映，請他們解決。”這名婦女顯然見過一點世面，她接着我們的話頭說：“已經反映過好多次了，沒有用，還是要請記者同志幫幫忙，向上頭反映一下。我們這些蠢子農民講話有什麼用，只有你們記者講話飛靈的，好多事情區里、縣裡，還有地區都告不通，你們記者一出面就告通了。我求你們一定要幫這個忙。”聽她這麼說，我們只好把話說得更白一點：“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這次處遺工作對殺人兇手一般都不大追究刑事責任，你老弟被判刑冤枉的可能性很小。至於別人比他殺得惡，比他責任大，又沒有被追究，那是別人的本事，並不說明你老弟是被冤枉的。我估計他手上少說也有五、六條人命。”聽到我們這麼說，該婦女急了，瞪圓了眼睛說：“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你問問大隊上，哪個曉不得，我老弟是出了名的老實人，平時在家裡連只雞都不敢殺，還敢殺人？都是他們看他老實好欺負，冤枉他的！”她說得這麼肯定，我們也有點沒把握了，這麼多年的記者生涯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同時，心裡也隱隱約約閃出了這麼一個企望，說不定真是一件冤案呢，那可又是一個有價值的好素材啊，於是說：“既然你這麼肯定，我們可以幫你去了解一下，然後給你一個答覆。我們不和別人比，只就他自己的情況，看看到底是個什麼問題，好不好？”“好，好，謝謝記者同志，謝謝記者同志。”就這樣，我們專門來到該婦女弟弟被關押的道縣看守所，同時也想摟草打兔子，捎帶了解一些典型的殺人案例。

正好明紅的一個朋友在看守所負點小責，人熟好辦事，稍事寒暄便言歸正傳。該負責人聽了我們的講述，哈哈大笑：“笑話！我們這裡關的（文革殺人事件）殺人兇手只有寬大無邊的，沒有可能被冤枉的！來，來，我幫你們查一下……你看，這個人一個人親手殺害的就有十一條人命，還不包括他其他參與殺人的情況，這都是鐵案，不光是本人供認不諱，旁證材料也一應俱全。”我們聽了不由在心裡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又天南地北地扯了一些當年道縣大屠殺的事情，特別是蚣壩公社殺人的事，得知曾慶松也關在這裡，我們就提出：能不能採訪一下他呢？

該負責人答應得非常爽快：“這有什麼不能的，我去把他叫來就是了。”

很快我們就在預審室里見到了曾慶松。

這是一個黑胖大漢，看上去約五十上下年紀。身材在他那一輩人中要算是高大的，雖然已經充分發福，一件深色的背心緊繃繃的裹在身上，還不顯得臃腫。眼睛很大，平頭，可能是入獄以後剃的。不過我認為平頭是他最適合的髮型，顯得既樸實又精神。他自從被追究刑事責任以後，一直在道縣看守所服刑，除了大牆通向外面的那張大鐵門不能隨便出去之外，在大牆之內基本上是自由的，所做的事情不外乎在廚房裡幫廚、協助看守人員管理其他犯人之類，但即便如此，對他來說也足夠委屈了。

何審判員將他帶進預審室時，明紅立即感到此人在哪裡見過，卻一時又想不起來。

我們給他看過證件，再三聲明，只是想了解一下當年的情況，別無他意，他可以拒絕回答我們的任何問題。他則表示非常願意回答我們的任何問題。他的目光直視着我們，一副問心無愧的模樣。

“曾慶松，你知道你是為什麼事情被捕的嗎？”

“知道，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中亂殺人的問題。”

“當時你在蚣壩公社擔任什麼職務？”

“公社武裝部長。”

“那你被捕前是幹什麼的？”

他苦笑了一下：“祥霖鋪區區長。”

哦——這一下，張明紅想起來了，去年春天，流經祥霖鋪的永明河上游山洪暴發，沖斷橋梁，衝垮房屋，造成嚴重的水災，明紅隨地委領導同志深入抗災第一線，曾見過曾慶松一面。當時他一身泥一身水地指揮抗災，表現相當感人。

又問了一些具體問題，曾慶松也沒說出什麼新鮮內容，因為對當年殺人的事他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不過，他反覆說明，他在殺人事件中所採取的態度是向上級請示了的。

“什麼時候，向誰請示？”

“1967年8月21日，向縣武裝部劉政委請示的。那天下午，我和公社煮飯的大師傅張季生一起進城，找到劉政委，在他屋裡向他匯報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武器很難保住；第二個問題是如果出現了搶槍的情況應當怎麼辦？第三個問題是農村已經出現了殺人的情況，我們應當怎麼辦？劉世斌說，縣裡的武器已經被搶了，現在道縣主要靠民兵的槍來保衛貧下中農了，你們要堅守崗位，要把武器管好。農村出現了殺人問題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你不要管。你主要是搞好社會治安，保管好武器。第二天清早，在武裝部葡萄架下，我碰見了趙副部長，我又把向劉政委匯報的問題向他匯報了。趙副部長說：要純潔隊伍，民兵隊伍中千萬不能再出現李成萬那樣的叛徒……殺四類分子的事，你不要管，要支持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

當我們問他對自己所受的處理有什麼看法時，他說：“我有兩點看法。第一，我沒有具體指示和布置下面去殺哪個人；第二，有些人比我喊得更凶，為什麼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接着他有些傷感地說，“每次都是我們區社幹部最吃虧，工作要我們去做，出了問題又要我們擔責任。‘五風’是抓我們，這次又是抓我們。”

“你說，你沒有布署和指示殺人，為什麼你主持工作的蚣壩公社殺人那麼多，時間那麼集中，手段那麼殘忍，層層冒煙，遍地開花？”

他沉默了很久，吶吶地說：

“這個問題我也是想過好久，一直沒想通。”

但是，處遺工作組想把一名幹部送進監獄，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手上沒有十幾條扎紮實實的命案，就是想送也送不進去。筆者在清溪區青口公社採訪時，聽得該社一名蔣姓殺人事件責任人對被害者遺屬說的一段話：“別人只有一個頭，老子有三個頭（黨員、幹部、還有爹娘給的吃飯的傢伙），殺個把兩個四類分子最多搞脫一個頭，還有兩個，保了自己，還保得了兒子半輩子，你咬得我卵脫。”據說，道縣對文革殺人事件責任人的處理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一個黨籍可頂三條人命，一個干籍也可頂三條人命。由此不難想見曾慶松能夠蹲進看守所，該有多麼不容易。至於他的“記不清楚”和“想不通”，也沒有什麼關係。筆者在採訪中接觸過不少少人事件責任人，“記得清楚”和“想通了”的幾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