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 解 謎 團

直覺告訴我,在我身上肯定發生了什麼,不祥的預感籠罩着我。

大約是1960年開始,糧食畝產十萬斤的牛皮終於因過份膨脹而被吹破, 供應給我們的糧食標準不斷下降,因為隧道工體力消耗大,糧食供應標準可能是全國之冠,開始時根本不興什麼分飯制,反正不夠就添,共和國那巨大的糧倉是咱們的堅強後盾。幾個月後,這後盾也不“盾”了,便開始分發飯票,發飯票實際上就是限制你一個月只能吃多少斤,我享用的是隧道工的最高標準,每月四十八斤,因為與此同時,肉類蔬菜供應也急劇減少,飢餓便開始困擾我們的肚皮,除了我和知心朋友在私下裡互吐煩惱發發牢騷以外,對其他人等則隻字不提,因為有一頂“攻擊國家糧食政策”的大帽子懸浮在我們的頭上,一句不滿的言論,甚至端着飯碗時做出一個遺憾的眼神,這頂帽子就會恰如其份地扣在你那“頑固不化”的頭上,其綜合結論叫繼續犯罪。

  我有一位被我稱為肖大哥的生死之交,我和他相識相交48年, 幾乎半個世紀。從我認識他開始直到上個月我回南充市去恭祝他84歲的華誕,他自始至終都是骨瘦如柴,他的腿肚子可能還沒有我的胳膊粗。我和他同時被“斗”為右派,同一天被戴上手銬並同樣被判處管制五年送勞動教養,且乘坐同一部汽車被同一支衝鋒鎗押送到勞教隊相濡以沫,我和他不同的是我人高馬大力大無比飯量驚人,而他文弱書生身材矮小飯量不大。從外觀上看他這類人改造100年也不可能成為貨真價實的勞動人民。他當時的工種是雜工,具體工作是對運往隧道起拱的拱石,用一個竹刷把將這些石塊上沾附的泥土刷掉(因泥土拒絕與水泥沙漿合作使拱體不易成為承重整體),這種輕勞動在隧道工的糧食定量標準為38斤,這龐大的數字對他那小小的飯量簡直不堪重負,如果政府規定糧食標準的同時,也規定必須把各自的定量吃完,不得結餘,說不準他還認為這項政策對他來說“太不人道”。

  我們英明的政府當然不會制定這“不人道”的政策,我也就沾了英明的光,每個月肖大哥都會送給我少則5、6斤多則10斤左右的飯票以解救我的腸胃於危難之中,我也會從中抽出一部份贈給朱老弟,因為他和我一樣,都授予的是“大尉(胃)”軍銜。

 不久後的某一天,支隊管教科派來兩位幹事找我談話,其中一位甚至作了筆錄。我們隊上那位火眼金睛的管教幹事也端坐一旁助陣,這架勢己有必要將談話二字改為審訊,他們問我對反右鬥爭的認識如何?我當然只能按“教科書”原文背誦了一遍,又問我最近出過公差沒有,寫過什麼信沒有?我一一據實回答,我覺得越問越懸乎,甚至問我會不會用左手寫字,我仍然據實回答說：“從來沒試過。”

 當我準備離去的時候,負責審訊的幹事似乎不經意的問了一句：“你為什麼對英語那麼感興趣?”這個在今天看來甚至帶有讚美色彩的問題,在我當右派的那個歲月,把它解讀為“你是否準備叛國投敵?”絕非是我的神經過敏危言聳聽。

 最後問到的有關英語這個問題時,我終於明白,我的英語單詞本的去處,再想到會不會用左手寫字的問話,也似乎是“權威人士”想通過筆記本,查證一下我除了在檔案里存有親筆寫就的反省書認罪書之外,還有沒有私下裡用其他字體寫字的本領,或者證明這種本領的證物。

  從此,我懂得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八個字的貨真價實,為了正義的革命事業,哪怕當一次小偷,誰又敢說這個行為不光彩不奪目?

                                                        中 秋 之 夜

 有一件突然的變化迫使當局暫時中止了對我的審查,但是幹部對我全都是怒目而視,這對我是很痛苦的事。因為我和許多同時勞教的右派一樣,那時仍然相信在不遠的將來,我們通過誠實的勞動會成為新人,回到家裡和自己的妻兒團聚。幹部的怒目而視,證明將敵人的“敵”字變為“新”字的距離可能不止十萬八千里。

 這件突然發生的事,便是內昆鐵路的全線下馬,停止施工。築路二支隊奉命遷到四川涼山州喜德縣去修建成(都)昆(明)鐵路,我們便坐上汽車日夜兼程的去到那裡。成昆鐵路上有一座長達五公里多,據說是全國最長的沙馬拉達隧道,它的附近還有許多短隧道,我們中隊負責開挖其中的一條,名叫耳普地的短隧道,全長500米左右。

 這時是1960年秋,因飢餓而造成的水腫病正在神州大地上肆虐,我們在轉移工地的汽車上常常見到的行人,一個個拄着棍棒面色菜黃行走緩慢,時不時還會見到些橫臥在人行道上的餓殍,使我們這群封閉在“集裝箱”里的勞教右派去體驗“觸目驚心”這四個字的重量(在我以往寫就的一些狗屁文章里,曾戲稱自己是一個“勞改幸運兒”,這個“幸運兒” 就是相對於這些餓殍而言)。後來在1961年我才從報紙上得知,當時我國正遭遇着“特大的嚴重的百年未有的持續三年的自然災害”。我想除了用這四個“無以復加”的定語修飾而成的自然災害以外,其他任何一種自然災害,面對畝產十多萬斤的大躍進,面對成千上萬座幾乎被豐收糧脹破的糧倉,都是不足掛齒的一樁小事,都不會出現糧食短缺,讓幾千萬中國同胞變成肚皮巴背脊的餓死鬼的非正常死亡,所以說製造“自然災害”的魔鬼簡直罪該萬死。

  我們的糧食標準又進一步下降為35斤,肉類油類等副食品幾乎絕跡,就連顧慮“太不人道”的肖大哥幾乎都打消了顧慮,我和朱老弟這類扛着“大尉（胃）”軍銜的人所遭遇的煩惱則更是不言而喻。(後來我從一些資料上得知, 像甘肅省等貧困地區,勞教右派的糧食標準還不足35斤的二分之一,他們只好用成千上萬批量死亡的方式“解除勞教”。進而想到我這個“勞改幸運兒”的定位絕非自謙之詞)。

  涼山地區地廣人稀,突然湧來這眾多人馬,首先得解決居住問題,開始我們住在軍用帳篷里,但一條隧道的建成,絕非一年半載的功夫,為長遠打算,便決定自力更生築土牆修建工棚,木料山上現存,黃泥遍地皆是,唯有這屋頂無法解決,便宣布眾勞教右派分赴山溝河邊去割茅草,並定下每人每天60斤的定額標準。

   那一天是中秋節,至今為止,我己經歷了七十多個個中秋節,所有的中秋節都被我忘得一乾二淨,唯有這天的這一個中秋之夜，讓我銘記終生,而且回味無窮。

  如前所敘, 這天我們共同的任務是割草,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割草。以往類似這種自由組合的勞動,都是我和朱老弟在一起干,割草對放牛娃出身的他,可以說是易如反掌,而對於我這個在南京上海武漢長大的公子哥兒,簡直比登天還難。而涼山地區似乎並沒有成片的茅草供幾個人打夥割,這裡常見的一種草名叫芭茅花,這種草通常是東一窩西一窩,如兩個人一起跑去割結果必然是兩個人都割不了幾根,等於事倍功半兩敗俱傷。   朱老弟知道割草對我來說是絕對的外行,他主動走近我說：“別擔心,我可以替你多割一些”。我們商定仍然按當年挑煤炭的方式,他在回隊的路邊等我,將兩人的草勻分一下再拿去過秤,兩人都可以順利過關。

  現在回憶起來,我在割草那天犯有兩個錯誤,最主要的我自恃有朱老弟這一強大後盾,也就沒把它當成個有壓力的任務去認真完成,其次才是技術問題。在山坡上我發現有一種灌木上長着一串一串的如碗豆大小的紅色小果子,小時候隨大人到鄉下躲避日本飛機轟炸時曾經采來吃着玩。並據說是某朝某代的某位將軍在某次行軍途中斷了糧,這位將軍便下令士兵們采吃這種果子, 從而克服了困難,此後人們就為這種小果子取了個名字叫“救軍糧”。這玩意在我割草的那遍山野里東一窩西一窩還長了不少。眾所周知,餓鬼遇見食物就像色狼遇見美女,那種被稱為原始衝動的感情是一般凡夫俗子難以克制的。我這個“犯了錯誤”的凡夫俗子就只有在難以克制四個字前面加上一個更字,落實在行動上便是忘掉六十斤割草任務,扔下手中的鐮刀,抓下大把大把的“救軍糧”塞進我飢不擇食的口腔。

  由於“原始衝動”的惡性膨脹,甚至於我那本應搜尋青草的目光也不務正業起來,專門四下張望尋找救軍糧,偏偏這玩意長得鮮紅奪目,大老遠都能看見,我當然不辭勞苦爬山涉水去讓救軍糧救我的肚皮。

   乃至於我迷了路,乃至於將近傍晚8點鐘才找到我們那一群帳篷。

   路邊閃出了朱老弟,他說：“你咋個這麼晚才回來?我在這裡等了你兩個多小時,我是全隊最後一個過秤的”。

  不一會晚點名的哨音吹響,眾份子集合列隊如儀,管教幹事在講評中對朱老弟大加表揚,他割了89斤,為全隊之冠,而我才割了16斤,為全隊之尾。這位鬥志昂揚的管教幹事由於前敘那樁不明究底的“左手寫信事件”對我早己懷恨在心,決不會放棄這個我罪有應得機會,將他那諷刺挖苦的滿腹才華發揮得淋漓盡致。 最後他說：“今天是中秋節,政府關心你們,給每人發兩個餅子,但不發給張謀這個反改造份子。”

  這是兩個用涼山盛產的蕎面製成的餅子,有點甜味,每個一兩左右,在21世紀因為其粗劣早己被市場經濟扔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而在忍飢挨餓的當年,沒有人對它不垂涎三尺。那晚朱老弟卻找了個機會,把他領得的兩個悄悄地塞給了我,我當然不能接受,一番推讓之後,我們倆一人一個,別看這黑不溜秋的小餅子一個,它運載的友情卻無窮無盡。

  當我倒在地鋪上,鑽進被窩準備睡覺的時候,鄰床的肖大哥又從被窩裡塞了一個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