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33)

譚合成

卷四

第三十三章  塗石匠的被革命家史

多年以後，在對道縣大屠殺進行補充採訪時，筆者再次見到三姐妹之一的塗梅珠。這時的她已是半百老嫗，歲月如刀，把所有的苦難和艱辛都刻在了她的臉上。使人聊以自慰的是，隨着生存環境逐漸改變，她已走出了家破人亡的濃重陰影，逐漸地恢復着做人的尊嚴。她仍然在起早貪黑的忙碌着，為的是活得好一點，稍微再好一點點。

我和她談了一上午的白（不是採訪，因為她不在我這次採訪計劃中。誠如某些人所預料那樣，隨着時間流逝，人的壽命有限，個人的苦難無可奈何地退居到了二線，但，讓人始料不及的是民族苦難和全社會對道縣殺人事件的反思卻更加凸現出來了，一些從前對殺人事件三緘其口的人物也感覺到不能把知道的東西帶到骨灰盒裡去，應當說出來給全社會聽，給子孫後代聽。都是些離天遠離地近的人，心懷一片悲憫，就是不為自己作想，也當為子孫後代作想。我這次是來採訪他們的。）回賓館整理談話記錄時，我卻再一次陷入沉思。對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採訪，特別是1986年的那次採訪，由於採訪渠道的限制，還有時間的限制，但最重要的是自己思想觀念的局限，使得採訪中只注重殺人事件和殺人過程，而忽略了對人（被殺者和殺人者）的生存狀態和生存環境的觀照和探討，從某種意義上說，後者比前者更本質。我覺得還是有必要將塗梅珠家的“被革命家史”記錄在案，供當政者和相關者研究。

塗家原本不是蚣壩大隊人，老家在蚣壩鄉（公社）上雲壩村（大隊）。

塗梅珠說：“我們家家破人亡的根子要怪我公公（爺爺），要是他好吃懶做，遊手好閒，我們家土改時，肯定是貧農。文革中不講殺別人，肯定不會被別人殺……”

那麼，塗梅珠的爺爺是一個什麼人呢？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手藝不錯的石匠師傅。塗石匠出生在上雲壩村一戶普通的農民家庭，父母留給他的東西主要只有兩樣：一個比較機靈的腦殼，一副比較健壯的身體。當然還讓他學了一門手藝，不過這不是主要的，塗石匠不學石匠，可以學木匠、砌匠，就是作田也是個田秀才。那一年，道江鎮修碼頭，塗石匠走狗屎運，包下了碼頭的石匠活，賺了一筆錢。正好第二年，道縣遭旱災，地價濺，塗石匠乘人之危，買了一些地，奠定了他小地主的基礎。

這個塗石匠平生有幾個可恨之處：第一、見了有錢的、有權的人，點頭哈腰，腦袋恨不得撳到褲檔里。第二、見了窮人，特別是那些打牌賭錢、好吃懶做的人，就眼睛翻白。第三，吝嗇，從來一分錢都捨不得花，有了九角錢還要想辦法跟人家再借一角，湊成一元整錢存起來，留着買地。第四、心狠，一天三餐只准崽女吃稀飯，兒子出去幫人家做事，他還要追到門口喊：不准死脹，脹大了肚皮，回家沒得吃。塗梅珠的父親外號叫“疤子”，就是小時候抬煮稀飯的鼎鍋，人小鼎鍋大，不小心弄倒了鼎鍋，讓稀飯燙傷了，留下一腿傷疤。

一個床上不睡兩號人，塗石匠的老婆也跟塗石匠一個德行，一天到晚除了苦巴苦做之外，就是盤算着怎樣發家致富。各種毛病比塗石匠只多沒少。村里要是有人在他家園子裡偷了一個瓜，在他家的茶山上砍了一棵樹，她要罵得半個村子的人都曉得。

因為羨慕人家家裡有斷文識字的人，塗石匠經過長期考察，決定送二兒子塗宏昇去讀書（回頭去看，這也許是塗石匠一生中所做的唯一正確的決定，儘管因為讀了幾句書給塗宏昇帶來了無窮的磨難，但也因之躲過了文革被殺一劫）。

道縣是1951年開始土改的。土改前夕，塗石匠的家庭情況大致如下：五十畝地，一棟大瓦房，一座柴火山，五個兒子（第四子解放前外出謀生，不知下落）、四個兒媳婦，加上孫子、孫女，一家二十多口人，子女全部參加勞動，同時也請了長工。

塗石匠在土改中作為惡霸地主鎮壓了。

據塗梅珠說：“我公公（爺爺）就是不會做人，他對家裡人惡，對別人並不壞。我爸爸媽媽還活着的時候，聽他們講，從前家裡人長年吃稀飯，但請的長工師傅都吃乾飯。人家屋裡的人，你不讓他吃飽，他不給你下手做事；自己屋裡的人，就是不給飯吃，喝涼水也得發狠做。我公公家當時有50畝地，從數字上看確實夠得劃上地主的標準，可是當時我們家有二十幾口人，平均每個人只有兩畝多地，只相當一個中農的標準。土改以後，我們鄉貧農人家按人頭都分了兩畝地，和我們家土改前的情況差不了許多……你說我公公家的財產是剝削來的，不合理，你沒收就是了，不要殺人嘛；你硬要殺人，舊社會吃了剝削飯的人殺了就算了，不要殃及後人嘛。我自己從生下來到現在都是靠雙手勞動生活，從來只有多做少得的，沒有少做多得的，為什麼還要把我做剝削階級搞？那個時候，一個三歲的小孩子都敢罵你，都講你是壞人。壞人總要做了壞事才是壞人，我，我父母，還有一起殺掉了的伯伯、叔叔、嬸嬸們一輩子都沒做過一件壞事……就是舊社會比別人家多兩個錢，那也是那個社會允許的呀！”

土改以後，塗氏兄弟分了家，各顧各地過起了自己的日子，好在都是從小做慣了的，在地里刨口飯吃還是刨得到，至少不用一天三餐都喝稀飯了。1954年，塗家兄弟將上雲壩的房產賣掉，遷到蚣壩圩靠做小生意為生。當時蚣壩圩非常蕭條，僅有一條200多米長的土石路，100多棟木板房、水磚房和茅草屋。因為塗家兄弟精明能幹，很快就在蚣壩圩上紮下了根。也許他們認為離開了老家，不再務農就永遠甩脫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沒想到這頂帽子就像長在腦殼上一樣，任憑你走到天涯海角，走到哪裡帶到哪裡。1958年農村搞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販，做手工業的木匠、鐵匠，通通收了進來，塗家兄弟成了衛星人民公社蚣壩大隊的社員，後來又改為蚣壩人民公社蚣壩大隊。老大塗宏光、老三塗宏昌在蚣壩圩上有鋪面，留在公社供銷社工作，性質就跟民辦教師差不多。小日子應當說過得不錯，在當地農村可以算得上中等以上的水平。只是苦了塗老太婆，要吃輪供，還要挨崽女媳婦的罵。崽女媳婦在外面受了氣，回到家裡就拿她當出氣筒，罵她吃曉不得吃，穿曉不得穿，買田置地害後人。老太婆也自知理虧，縮成一團不敢做聲。後來三年苦日子的時候，崽女自己都沒得飯吃，哪裡還顧得上她，塗老太婆得了水腫病，吃糠團、石榴葉，腸梗塞憋死了。

塗家老二塗宏昇的命運比起三個兄弟要坎坷得多。1953年，因為在國民黨部隊裡當過下級軍官，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判刑10年，關在衡陽勞改。1962年刑滿釋放回家。僅憑這一點，他的處境比三個兄弟就要慘了蠻多。他雖然心靈手巧，但體質較弱，加之從小讀書，後來又勞改，勞動力不是很好，農業活有些吃不消。幸虧當年塗石匠作主給他娶了個五大三粗的老婆，雖然長相有些不盡人意，干起活來比一個男人還強。那個時候，想跟塗家攀親戚的人不少，塗石匠選兒媳婦的標準只有一條：不看長相好不好，只看幹活行不行。要當塗家的兒媳婦，必須會篩米、會釀酒、會淹酸咸，特別還要提得起幾十斤重的潲鼎鍋。幹這些活塗宏昇的老婆秦繼娥那絕對是一把好手。只有到這個時候，塗宏昇才真正認識到這個老婆的好處，沒有她這個家早就完了，沒有她自己恐怕連稀飯都喝不上。

干農活塗宏昇是半路出家，不象他的兄弟是奶叉子，所以做起事來總是手腳不那麼利索。1963年的某一天，塗宏昇在田裡犁田，吆喝牛的時候，鞭子向後一甩，打在一個貧農社員的額頭上。塗宏明連忙停下犁賠禮道歉。由於打得不重，且是無心之過，對方也沒有怎麼責怪他。本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誰知晚上記工分時，治保主任將塗宏明叫上了台，剛上去，七、八個人圍上來掄起扁擔就打，塗宏昇被打得口吐鮮血當場昏死過去。塗家幾兄弟在下面看着，嚇得要死，都低着頭，不敢做聲。等到散會以後，才敢去看，一看人快不行了，連忙找了一塊門板抬回家。第二天又偷偷地抬到蚣壩圩上看醫生。醫生一看就問：“什麼事情打成這樣？”查過傷情以後，醫生說：“傷得太重了，農村醫院治不好，要到城裡去治才行。我這裡給你先開點藥，回家先吃着，要想法子馬上到城裡醫院去治，不然的話，不死也是個廢人。”就這樣又抬回家裡。養了一段時間後，塗宏昇對秦繼娥說：“我這樣不死不活的，終究熬不過去，我還是想到城裡去治病……如果治好了病，我就回來，如果治不好，死在外頭，你也不要管我了。”秦繼娥一聽就哭起來，可是也沒有其它辦法可想，只好同意了。就打發兒子跟他爸爸一起去，路上也好有個照應。塗老二收拾了一個小工具箱（他有修理鐘錶、收音機、鋼筆的手藝），帶着9歲的兒子悄悄地離開了家……

幾年以後，文化大革命暴發了，道縣颳起了殺人風……

塗梅珠說：“殺人的時候，正在搞雙槍，我們每天在隊上出工，連個信都曉不得。那一天，大隊上來人叫我爸爸媽媽去開會，我們都曉不得是什麼事。當時我父親不在家，我母親已經懷孕7、8個月，挺着個很大的肚子跟着去了。我帶着兩個妹妹在家裡等他們回來。一直等到很晚還不見人，我不放心，就跑到二嬸家裡去問情況。一進門，看見我二嬸一個大字樣躺在床上，渾身是汗，胳膊腫得多粗（塗梅珠用兩隻手比劃了個菜碗大小的手勢），儘是血印子，我驚問出了什麼事了。他們連忙搖手，叫我莫做聲，一做聲一屋人都會殺光去。我這才知道，我母親被下到窖眼裡活埋了。本來還沒有埋我母親，我母親娘家是貧農，因為我母親跟他們鬧，所以被埋了。這一次，一共埋了3個，除了我母親外，還有一個地主分子，一個富農子弟，這個人和我一樣大，當時也是17歲，讀小學的時候我們同過學。他們說他調皮搗亂，不服從改造。當時捆我二嬸，新籮索捆斷了兩根，手都捆斷了，他們還說她學了剪刀法。我叔叔塗德被一鋤頭打斷了腿。他們兩個本來也下到窖眼裡去了，後來問他們認不認罪，他們講認罪；問他們老不老實，他們講老實；就用索子又吊出來，作為寬大處理。我這時候也曉不得傷心，只曉得害怕，趕快回到家裡，叫我小妹妹給舅舅家報個信，因為我舅舅家是貧農，請他們過來一趟。第二天一大早，舅舅過來了，也不敢進我們的家門，約在後麵茶山上見面。舅舅也沒有辦法，只是交代我好好守住屋，小心一點，自己不要出了問題。當時，我還不知道我們父親的消息，後來才知道他是聽了消息，連夜逃跑了。聽到隊上的人講，我父親逃跑以後，在洪塘營那邊的瑤山上，被巡邏的民兵發現了，活活地亂刀砍死，拋屍荒野。至今我們都不知道具體死在哪個地方。

“第二天，頭天沒殺的人又被捉了去，殺了。其中就有我叔叔、嬸嬸，還有大伯。當時把我們大隊的，還有其他幾個大隊的地富分子和子女，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捉了去，捆得死去活來，關到公社供銷社的倉庫里，老老小小几十個人……最後決定全部都要下到窖眼裡去。那時候我整個人都是木的，也曉不得傷心，也曉不得害怕，腦子裡一片空白，只曉得他們喊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也是命大，拖出去殺的時候，正好碰到區里一個幹部路過，看見了說了一句：‘大老虎殺了罪有應得，殺小孩子不符合黨的政策吧。’結果臨時又把我們三十多個小孩子和女崽留了下來，稍大一點的男人們還是下到窖里去了，和殺我母親他們一樣的方法。一共有二三十個人。現在我母親的屍骨和他們的屍骨都還在那些廢窖裡面。我母親的屍骨正在蚣壩農業銀行的櫃檯下面，他們的屍骨就在蚣壩鄉政府圍牆外面不遠的地方……

“我們家父親母親，叔叔伯伯家的男人們都殺光了。只剩下二伯伯和一個堂弟因63年那件事，跑出去治病，才留下命來，現在在新疆工作。82年，我二伯拿着平反通知書回了一趟道縣，大隊上還要抓他，嚇得他跑回了新疆，再也不敢回來。

“父、母被殺之後，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又來搞‘第二次土改’，把我家的房屋、牲畜、農具、糧食、衣被抄沒一空。只給我們幾家人留下房子一棟，把堂姐、堂妹和我們姐妹趕到一起住。當時我17歲，大妹妹11歲，二妹妹8歲，小妹妹4歲。可憐我們四姐妹過的日子，真是饑寒交迫，豬狗不如。那一年9月份，治保主任朱賢儒、李德兵幾個人為首的所謂‘法院領導’來給我‘指婚’，指名道姓要我嫁給同組一個蠢子（傻子）當老婆。我堅決不同意，結果被當場一頓毒打，後來又大會斗，小會批，經常遊街示眾，受盡侮辱，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在家裡獨自流淚時都無法安寧，經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堵在門口對我進行調戲、侮辱。我真是活不下去了，幾次想到尋短見，可是一看到年幼的妹妹，尤其是剛剛4歲的小妹妹美珠，我又不能死。我死了，她們怎麼活呢？後來，聽說縣城裡有部隊叫47軍能救我們，我想反正大不了都是一死，留在屋裡遲早也會餓死，不如拼着一死到縣裡去找條活路。我就在一天夜裡帶着三個妹妹逃了出去，向縣城方向逃跑。妹妹們年紀小，我一個人拖大帶小，實在走不動了，就在路邊一家人家的屋檐底下睡着了。天亮的時候，一個老婆婆把我們叫醒，她就是這家屋裡的主人。她問我們從哪裡來的，到哪裡去。我看着老人家慈眉善目的就像我媽媽一樣，就哭着把我們家的悲慘遭遇對她講了。老人家說：‘你這事情，47軍也解決不了。縣城裡好多逃出來的地富（子女）都在那裡要飯，你一個女崽，還帶着3個小女崽，怎麼活得了。我給你指條路，看你走不走。’她就給我介紹了他們村一個叫何維順的青年，要我嫁給他。又把我帶到何維順家去看人，我一看，何家雖然很窮，還有一個70多歲癱瘓在床上的老父親，但人蠻老實，也抻抻吐吐（長相還可以的意思）。不是這種情況，他也不會娶我為妻，而且何維順，就是我現在的丈夫，答應幫我養大三個妹妹。當時我已是走投無路，為了年幼的妹妹，也為自己求一個安定，就答應了。我的丈夫原來是水南大隊的團支部書記，因為跟我結婚，說是喪失了階級立場，把個團支書也給撤掉了。

“1968年的5月，我在丈夫陪同下，麻起膽子回了一次蚣壩娘家，只有短短大半年功夫，我家的房屋竟然變成了豬圈，四壁全無，豬屎滿地，我們生產隊的隊長唐化通把我家房子的板壁拆走了，又把房子做了他家的豬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