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髮動文革的第一項重大成果就是宣告了劉少奇政治上的死刑，劉被全黨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人們一般認為”叛徒“一詞對於劉來說主要指的是叛黨背叛革命，好像還不是叛國。而實際上，毛決定打倒劉少奇很可能還有這樣一個考慮，那就是毛認為劉與蘇俄有非同尋常的關係。

   毛朱二人在1949年前都沒有去過俄國，周恩來做過短暫停留。劉在莫斯科呆了好幾年，回來後可能多多少少隱隱約約有點中共與俄共之間聯絡員身份的味道。劉後來回延安沒過幾年就火箭般地升為中共頂層的二號人物，原因當然是幾方面的，但大概與劉具有莫斯科紐帶這種特殊身份有莫大的關係。中共要生存發展還必須依靠俄國。

1964年十一月，周恩來賀龍率領中共代表國去蘇聯參加他們的國慶，在宴會席間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外交事件。那位曾率領蘇軍殲滅日本關東軍的蘇軍元帥過來對周和賀說，我們把赫魯曉夫搞下台了，你們也應該把毛澤東弄下去。周立即嚴正抗議回國後當然也做了匯報。毛這種人當然會想到，如果他被趕下台，誰又是蘇共眼中合適的人選取而代之呢？劉是很明顯的繼任者，所以兩年後給劉戴的另外一頂大帽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不過那時人們還沒有看到這頂帽子裡漢奸的含義。

話又說回來，“漢奸”這頂帽子在文革的時代比“反革命分子”的分量好像輕一些，因為黨和革命群眾都認為叛國還是沒有叛黨或背叛革命的性質嚴重。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湖南人，他們的故居相隔大概只有一百里地左右。湖南人在中國近代史或晚清時期的政治軍事舞台上占有近似無可比擬的特殊的地位，這當然是由於曾國藩和左宗棠兩位巨人的緣故，沒有他們就沒有晚清渡過一次又一次危難迴光返照，就沒有洋務運動的開頭。

所以一百多年前，湖南人楊度很牛逼地在《湖南少年歌》中吶喊：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朝的覆滅也跟湖南人有密切關係：國民黨同盟會中堅份子中對顛覆清朝起過重大作用的有湖南人黃興蔡鍔和宋教仁。

曾國藩是清朝一等學士打敗太平軍的頭號功臣，但也懼怕左宗棠三分。在軍事上，兩人不分伯仲。曾公著作等身但左公才思敏捷，曾性情言談穩健，左言辭犀利性情剛烈。有一次，曾公戰敗後投河自盡被士兵救起。左宗棠，一個還沒有朝廷正規官銜的師爺，跑過去劈頭蓋臉一頓大罵：“你這豬腦殼，勝敗乃兵家常事，你這豬腦殼真是給湖南人丟盡了臉。”

如果曾國藩的功績是挽天朝大廈於傾倒，左公的功績就是讓帝國免於四分五裂。先是任甘陝總督徹底平定了無人應付得了的長期大規模的回民叛亂，後又率領湘軍屯田西域收服新疆，使大清近六分之一的疆土免得落入他人之手。

左公以七十多歲的高齡死在福建，當時正籌劃應付法國海軍的威脅。誰可以想象得到，在事業之初建功立業之前左公就已是聲名在外，成了不少漢族達官貴人眼中今後肯定會一鳴驚人治國的奇才。翰林院侍讀學士潘祖蔭向咸豐帝的一道奏疏中就這樣評價左宗棠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死後，梁啓超評論左公是“五百年以來的第一偉人”。

否認左公為奇才，沒有說得過去的道理。一品大員兩江總督陶澍在左公還是一窮教書匠時確認他為奇才，主動提出聯姻。林則徐聽從別人推薦，路過長沙請還是年輕窮教書匠的左公一述，就馬上認定這位布衣書生就是今後平定治理新疆唯一勝任的人選。

當然，金無赤足人無完人。如果仔細扒扒左公的前後一生，漢奸這頂帽子戴到這位歷史巨人的頭上好像也比較合適。不要忘了，美國紐約人華爾組織的“洋槍隊”在剿滅太平軍過程中起過的不小作用，而左公與“洋槍隊”就曾有過密切的合作。

還有什麼比與外軍勾結，聯手鎮壓本國民眾更是典型的漢奸行為？

          左公另一個“污點”是，當掃平新疆成為定局時，他的副手提議把俄毛子趕出伊犁。俄軍當時在伊犁的兵力大概千人左右，左公手中握有幾萬重兵，還是下不了決心，害怕俄軍增援因小失大。最後還是清朝花了幾百萬兩銀子才贖回自己的領土。

      設想朝廷黑暗皇上昏庸有小人得志出了佞臣，向皇上進讒言說左公與俄毛子勾結棄朝廷國家利益於腦後，一項通敵漢奸的罪名就可能“坐實。”確實，左公真是在出師報捷之前曾被人構陷，虧得多位大人物力保才免除一難，保住了這位朝廷和國家的絕對棟梁之才。

      那些真正為侵略者賣命的人當然是漢奸，但是眼下中國的情況是竟有許多人把相信普世和民主思想並為之吶喊的人都指為漢奸。這些任意給自己同胞戴黑帽的人沒有想想，如果按照他們的思路所有與中國文化官方教條衝突的外來思想都是異端邪說，那麼受西方民主思潮影響推翻清朝的革命者都是漢奸，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人也是漢奸，當然中共高層那些還想推動民主的是大漢奸。

       中共十八大政治文件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如果說這個理念暗指與西方保持密切聯繫的重要性，是不是這個理念也有些漢奸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