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37)

譚合成

卷四

第三十七章  縣委組織部長指示殺人

道縣文革殺人期間任中共道縣縣委組織部長的王安生，文革初期因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受到衝擊，1967年“一月奪權”以後，作為“犯過錯誤的當權派”掛了起來。“革聯”8·8搶槍之後，“紅聯”總部從縣委大院退守營江，一批受“紅聯”控制（或曰保護）的領導幹部隨之疏散到道縣各地農村。王安生就是這些幹部中的一員，他到了清溪區青口公社團結大隊。團結大隊是王安生搞“社教”時蹲點的地方，他跟這裡的幹部群眾很熟，這裡的幹部群眾跟他也很熟。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特殊時期，能到這樣的地方暫避風浪，確實是一件讓人心情愉快的事情。雖然王安生這一次來青口，遠遠不如前一次那麼風光，但團結大隊的幹部群眾還是認他這個父母官。有一首文革中頗為流行的民謠說得好：雞是雞來鳳是鳳，鳳凰落毛不如雞；有朝一日毛長起，雞還是雞來鳳還是鳳！王部長就是這樣一隻脫毛的鳳凰。

（1967年）8月中旬，王安生來到團結大隊，先在大隊貧協主席蔣先富家住了三天，後被青口公社副書記周書接到廟頭三隊老貧農何文擾家住，和周書兩人同住一間房子。王安生來大隊時，大隊尚未出現殺人問題。以後大隊先後兩次殺人，王安生都住在何文擾家。

8月21日，青口公社武裝部長李敬學在公社召開各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貧協主席會議，貫徹上級領導的精神，說是又要殺地富了。團結大隊派去參加會議的民兵營長何昌錕、貧協主席蔣先富、治保主任鄭三喜回來後，向支書何家生做了匯報，當晚即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決定殺地富分子何靖東、魏永成二人。(據處遺工作組查證，殺何靖東、魏永成時在8月21日公社武裝部長李敬學主持召開的殺人動員會上決定的。)

8月23日上午，殺何、魏時，王安生和周書都在這個大隊 。梅花公社社長何昌金是青口廟頭人，正好回家休息，當時，瀟水漲水，何昌金到河邊看洪水，看見王部長和周副書記也在這裡，連忙接到家裡。泡上茶，點上煙，擺上紅瓜子，剛坐下來不久，就見民兵營長何昌錕等人趕來報告：“王部長，今天我們大隊要殺兩個壞分子。”王安生點頭笑笑，說了一句他平時最愛說的口頭禪：“那好！那好！”何昌錕等人風風火火地要走。何昌金招呼他們喝杯茶再走，何昌錕搖搖手說：“等一下來喝。”茶水還沒涼，何昌錕等人又來報告：“兩個壞東西已經幹掉了。”王安生又是點頭一笑，又說了一句：“那好！那好！”

9月4日，團結大隊在大隊小學校的大廳屋召開生產隊長以上幹部和黨團員參加的幹部會。周書和王部長列席會議。周書首先領讀了毛主席關於對敵鬥爭方面的幾條語錄。據與會者回憶大概是這麼幾條，一條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一條是“敵人磨刀我們也要磨刀。”一條是“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接着要民兵自衛團成員、大隊貧協主席蔣先富介紹外邊階級鬥爭的經驗。聽了蔣先富的介紹，與會的幹部和黨、團員一致認為：我們大隊太保守了，必須迎頭趕上。特別是幾個團員小青年更是嗷嗷地叫着要殺（階級敵人）。治保主任鄭三喜、大隊長魏在華就殺地富反壞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提出要殺就全部殺光的意見。王安生坐在門邊，笑眯眯地抽着香煙，看到貧下中農被充分地發動起來，他的心裡非常歡喜。具體定殺人名單的時候，怕泄密，又把會議縮小範圍轉移到四隊後面的廣山里去開。廣山里會議上定下了殺19個人的大盤子。

9月5日，19個對象無一漏網，被乾淨徹底消滅。

第二天，王安生到王家灘去，路上碰見了鄭三喜。鄭三喜看到王安生高興得很，問：“王部長，你看我們幹得怎麼樣？”王安生說：“你們的會開得很好！幹得不錯！這問題是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

王安生從王家灘回到廟頭以後，房東何文擾在王的住房邊碰見王安生。何文擾問王安生：“（地富）子女能不能殺？”因為昨天殺人的時候，把一些地富子女也一起殺掉了，老貧農人老心慈，覺得殺地富天經地義，殺子女是不是有些過火了，想請教一下王部長。王安生回答說：“子女能不殺當然最好不殺，問題是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敵人，我們不殺他，他就會殺我們的。”

另外據青口公社宜山坪大隊（該大隊文革“殺人風”中共殺7人）的基層幹部揭發，文革殺人期間，他們曾就殺人問題請示過王（安生）部長。當時正是大屠殺開始的時候，該大隊和附近幾個大隊均未開始殺人，宜山坪大隊支書唐芳明問王安生：“王部長，有的地方在開始殺地富了，我們大隊也想殺幾個可不可以？”王安生說：“哈，你看不到呀？群眾要求殺就殺吧。不過你們的動作要快，再遲可能就不行了……”該村第二天就殺了4個。此事1968年47軍6950部隊和道縣革命委員會舉辦的“揭蓋子學習班”上，經檢舉揭發並當面對質，王安生本人當場低頭認罪。

但是這次處遺工作開始以後，王安生對以上問題全部否認。道縣處遺工作組根據上級指示，組成“王安生同志問題專案調查組”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認定了一些問題，也有一些問題因當事人死亡而難以認定。如此看來，筆者的這段記錄似乎有悖於本文寫作的基本原則：所寫內容，必須是旁證者眾口一詞，當事者供認不諱的。王安生死不認賬，怎麼能寫上呢？但筆者手上有一份1968年“揭蓋子學習班”留下的檢舉材料，白紙黑字記錄着，在這個學習班上，王安生與其他當事人當面對質並低頭認罪的情況，這——能不能認為是王安生已經供認不諱了呢？至於以後的翻案說詞有多大的真實性，盡可見仁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