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40)

谭合成

卷五

第四十章  营江政法工作会议

道县愈演越烈的杀人事件，在道县以及全省，以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是“一分为二”的，除了我们以后将要讲到的，它在附近十个县市引起的大屠杀外，也有强烈的反对之声。杀人的情况（真假混杂）通过民间、军方、政府三条渠道传到省会长沙，乃至首都北京，引起湖南省革委筹备小组、47军支左部队和一些群众组织的关注……人们在慎重地考虑制止杀人事件发展的措施。在这先后，湖南省革筹、47军支左曾多次打电话给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询问杀人事件真相。

然而，道县杀人风还在那片青山绿水中强劲地刮着，而且越刮越烈。它们就象瘟疫一样，刮到哪里那里就杀人。杀人的成分已经越来越扩大，不止是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各种有“历史问题”的人都有被杀的可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与他人有嫌隙的人也难保安全，甚至观点不同也成为杀人和被杀的充分理由……人们对开会的消息已经恐惧万分，因为，只要某地开会，要不了几天潇水河里就会有几具尸体浮起。道县杀人风正在向周围县市迅猛扩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可能从农村杀向城市，从道县杀遍湖南，杀向全国。就连湖南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都挂出了“斩尽杀绝黑七类”的大标语。

道县“红联”营江前线指挥部，摄于各方压力，于（1967年）8月26-28日，在营江召开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滥杀问题。

然而这个名为制止滥杀的会议却出人意料地开成了一个动员杀人的会议。会后，道县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峰。从1967年8月26日到8月30日，短短五天时间，全县共杀2454人，占全部杀人总数的54.5％。原先有些行动迟缓没有杀人的公社也行动起来了，全县37个公社（包括理家坪公社）全部杀了人。

道县处遗工作组的一位负责同志谈到这个现象时，说了这样一段话：“营江前线指挥部在营江公社召开的各区公安特派员和区武装部长会议（营江政法干部会）的指导思想是‘不准滥杀’和‘罪大恶极的可以杀一、两个’，重点还是落在一个‘杀’字上。会上大讲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大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把那些用老虎凳、辣椒水和烙铁‘逼供信’搞出来的所谓反革命组织大肆渲染。指挥长郑有志、‘红联’司令张明耻、政委贺霞都讲了话。讲了所谓的当前形势，‘革联’的问题，以及对农村杀人问题的看法。有些同志把这种滥杀无辜的罪行说成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大加赞扬。还上升到理论高度，说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高思想认识。郑有志在会上说：‘这一下我们道县出大名了，连中央都晓得我们了。中央文革都下了批示（指中央文革小组对零陵军分区上报47军的《社情电报》的批复）。中央虽然没有表扬我们，也没有批评我们，这说明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中央还是支持的。’当然也讲了杀人要整材料报批，要将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女区别对待等等，但都是官样文章。在当时的农村里，四类分子是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子女也是四类分子，连四类分子的孙子都是四类分子，杀起来哪有个青红皂白。8月28号，郑有志在会议小结中说：‘前段杀得有些乱，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又没有杀。要劝说群众不要再随便杀人了，杀多了就会杀乱了，杀出宗派来，误杀了好人。但是有些罪大恶极的，群众有要求的，还是要杀他一、两个。’8月29日中午，郑有志又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虽然也讲了‘不准滥杀’的问题，但在讲话中，仍然是大讲全县所谓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情况，说‘四类分子’要搞暴动，要杀党杀干杀贫下中农；说贫下中农起来先下手为强，结果把四类分子杀了；说‘乱杀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又说了前段杀人杀乱了，有的地方把四类分子子女也杀了，把小偷小摸的也杀了，把脱产干部也杀了；还有的地方提出要杀‘四清’下台干部，要杀搞副业不给集体交款的人等等。郑有志说，不能乱杀，对罪大恶极的，要整材料上报，批了之后才能杀。应当说郑有志等人的讲话对于杀人风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当然讲这个话的人不止他一个，他是个代表人物。还有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更本质的原因，就是左倾思潮把人的思想搞乱了。讲个笑话给你听，那个时候，天不下雨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山洪暴发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水库漏水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脑膜炎流行怎么办？(1967年2月，道县农村脑脊髓炎流行，年内发病1730人，死亡212人。)批斗阶级敌人。粮食减产怎么办？批斗阶级敌人。……总之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也灵，不灵也灵……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都是个笑话，但在当时神圣得可以掉脑袋。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使人们得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既然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那么杀四类分子就是天经地义的，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要杀我们。杀不杀是立场问题，怎么杀是感情问题。‘立场’不能错，‘感情’一定要宁左勿右，‘左’一点有好处，‘右’一点自己吃亏。再有一点就是派性作怪，当时‘红联’和‘革联’斗得你死我活，‘红联’把对‘革联’的仇恨发泄到四类分子身上，至于四类分子与‘革联’究竟有什么关系那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比如当时就有人造谣说：‘革联说农村杀四类分子就是杀了他们的阶级兄弟。’营江政法工作会议还没结束，各区社就出现了第二次杀人高潮。祥霖铺区26、27、28突击大杀三天，杀了500多人。四马桥区四马桥、杨家、洪塘营、大平岭等公社给大队打电话指示杀人，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紧时间搞他几个，免得将来要整材料。’清塘区有的大队原来杀得少，有的没有杀，区里就派人下去督促，说：‘别的地方都杀了，你们这里的四类分子就那么好？’仙子脚区，那个时候叫红岩区，该区沙田公社原来只有个别大队杀了人，营江会议后，公社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上说：‘要杀就赶快，不然就没有机会了。’结果几乎每个大队都杀了人。寿雁区在会前只杀了40多人，会后几天就杀了400多人。营江公社原来只杀了9人，会后几天就杀了40多人。清溪区柑子园公社在贯彻营江会议精神的当天晚上就杀了39人。特别是该区油湘公社跃进大队原来只杀2人，28号在公社听了营江政法会议精神传达后，29号一天就杀了61人，成了全县的杀人冠军。”

笔者在处遗工作组写给县委和地委的汇报材料中看到下面这段文字，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营江政法工作会议的组织者和与会者，本身就是道县文革“杀人风”的点火者、煽动者和部署者，他们去制止杀人无异抱薪救火。

“红联”少数头头（包括支持他们的一些干部），一方面与“革联”打派仗、搞武斗，一方面插手农村的“乱杀风”，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一是造了大量杀人舆论。

二是对杀人作了动员、部署和督促。各区社开会动员、部署和督促杀人，都是“红联”头头和站在“红联”一边的干部搞的，“红联”总部和“前指”负责人也都参加了这些活动。

郑有志多次在一些全县范围的会议上动员部署杀人，又两次在清塘区召开全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鼓动杀人，还在营江公社召开营江公社基干民兵会议，布置杀人，到桥头、红岩、寿雁等地督促杀人，煽动说：“罪大恶极的就是要杀他一两个。”“只要群众起来了，先下手为强。”批准清塘、久佳、营江等公社的几个大队杀了5人。

贺霞多次在一些全县范围的会议上鼓动杀人，说：“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这是民主革命的补课。”要求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的问题。8月26日给祥霖铺区的苑礼甫打电话说：“把该杀的四类分子都杀掉。”

张明耻在一些全县性的会议上，对乱杀人问题给予了肯定，要求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确认识和对待杀人问题，为各区社提供炸药，支持杀人，并电话布置祥霖铺等区抓捕站在“革联”一边的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义大，说：“在哪里抓到就在哪里枪毙。”批准寿雁区的何寿植杀1人，指挥营江良种场民兵杀了技术干部周德俊。

刘厚善8月21日从营江给本区打电话说：“六区、十一区、八区都杀人了，我们那里有四类分子暴动，要干掉他，免得贫下中农吃亏。”在万家庄公社八一大队、上关公社齐心大队等地召开大队干部会督促动员杀人，说：“最高法院就是贫下中农，要杀就杀。”“四类分子要管好，跳皮捣蛋的，经贫下中农讨论，就可以干掉他。”8月30日指使人将富农分子林彩和杀死在松树林里，点名将齐心大队的李如标杀掉。在齐心大队的龙江桥借枪给一个大队杀了6人。

钟昌友8月19日从营江给本区（车头区）公安员何田打电话，布置杀人，说：“每个大队把最坏的杀他两个。”8月20日，听车头公社妇女主任电话汇报杀了一个四类分子，说：“这是群众运动，好得很。”8月29日，又给本区打电话布置：“各大队把四类分子集中关起来，情况不对，就全部干掉。”

8月26日至28日，“红联”召开的全县武装政法干部会，名义上制止杀人，实际上起到了进一步动员杀人的作用。8月20日左右和9月中下旬，“红联”派出人员到一些地方了解所谓敌情和贫下中农反暴动的情况，并布置祥霖铺等区搜集并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为统一向上汇报作准备。

三是组织民兵控制全县农村。“八·八”抢枪以后，“红联”即布置区社组织民兵统一活动，阻止“革联”下乡，控制四类分子的活动。全县所有区社都集中了民兵，成立了“指挥部”、“民兵营”、“自卫队”一类组织，脱离生产，站岗放哨，拦关设卡，堵截搜查来往行人车辆，全县民兵上下左右之间都有联系，整个农村被“红联”严密地控制着。

四是“红联”统一解决了民兵的用钱用粮问题，为区社提供了炸药。“红联”总部统一向下布置，民兵费用可以用公款、吃公粮。有的区社对这种作法提出疑问，“红联”头头说：“现在考虑的不是几个钱、两斤粮的问题，‘革联’要搞反革命政变了，吃了再说。”有的地方则是由区社统一部署，向生产队摊派粮钱。“红联”总部从县物资局搞了两千多斤炸药，发到了各区社，绝大部分用来杀人。9月初，“红联”为集中在“前指”的500民兵每人做了一套军装，买了一双解放鞋、一个军用水壶和一个搪瓷碗。

五是抓了全县贫代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8月11-17日和30日，“红联”召开了两次全县贫代常委会和一次全委会，通过他们抓了全县贫代会组织的建立健全工作，组织贫下中农参与“乱杀风”活动。不少区、社、队都建立了贫代会组织，开展了活动，很多地方的杀人宣判活动，都是由贫代会组织的头头主持的。县贫代会的不少常委，都是“乱杀风”的积极分子，如祥霖铺区蒋良珍，在区社参加了不少组织、指挥杀人活动，在本大队批准杀了5人。

六是组织专人对所谓反革命组织成员进行了审讯。8月下旬“前指”布置各区社将所谓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送到营江，由黄涛组织何荣昇（公安局股长）等人统一进行审讯，并专门成立了“红色前线政治指挥部”，前后被审讯的有二十多人，从九月一号一直搞到十月二十六日，经过审讯的人，放回后绝大多数都被杀掉了。在此期间，“前指”曾作出决定，遇到紧急情况，则将被审讯的人统统杀掉（未成事实）。

七是有人上下联络。8月中旬“红联”撤到农村后，仍有3人留在县城与上下左右进行联络。他们是唐铭植、刘昌林、王恩昌。唐以“红总”（道县红卫兵总部）出面，刘、王以贫代会出面，经常与各区社通电话，了解动态，要杀人数字，通报全县各地发生的重要情况，传达“红总”和“前指”的意见，答复区、社提出的问题。祥霖铺区提出要出杀人布告和组织力量突击杀人，王恩昌都在电话里做了肯定的答复。唐铭植还经常与熊炳恩联系向他汇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