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40)

譚合成

卷五

第四十章  營江政法工作會議

道縣愈演越烈的殺人事件，在道縣以及全省，以至全國產生了強烈反響。這種反響是“一分為二”的，除了我們以後將要講到的，它在附近十個縣市引起的大屠殺外，也有強烈的反對之聲。殺人的情況（真假混雜）通過民間、軍方、政府三條渠道傳到省會長沙，乃至首都北京，引起湖南省革委籌備小組、47軍支左部隊和一些群眾組織的關注……人們在慎重地考慮制止殺人事件發展的措施。在這先後，湖南省革籌、47軍支左曾多次打電話給零陵軍分區和道縣武裝部，詢問殺人事件真相。

然而，道縣殺人風還在那片青山綠水中強勁地刮着，而且越刮越烈。它們就象瘟疫一樣，刮到哪裡那裡就殺人。殺人的成分已經越來越擴大，不止是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各種有“歷史問題”的人都有被殺的可能，沒有任何問題而與他人有嫌隙的人也難保安全，甚至觀點不同也成為殺人和被殺的充分理由……人們對開會的消息已經恐懼萬分，因為，只要某地開會，要不了幾天瀟水河裡就會有幾具屍體浮起。道縣殺人風正在向周圍縣市迅猛擴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很可能從農村殺向城市，從道縣殺遍湖南，殺向全國。就連湖南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都掛出了“斬盡殺絕黑七類”的大標語。

道縣“紅聯”營江前線指揮部，攝於各方壓力，於（1967年）8月26-28日，在營江召開了一個為期三天的政法幹部會議，討論制止濫殺問題。

然而這個名為制止濫殺的會議卻出人意料地開成了一個動員殺人的會議。會後，道縣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峰。從1967年8月26日到8月30日，短短五天時間，全縣共殺2454人，占全部殺人總數的54.5％。原先有些行動遲緩沒有殺人的公社也行動起來了，全縣37個公社（包括理家坪公社）全部殺了人。

道縣處遺工作組的一位負責同志談到這個現象時，說了這樣一段話：“營江前線指揮部在營江公社召開的各區公安特派員和區武裝部長會議（營江政法幹部會）的指導思想是‘不准濫殺’和‘罪大惡極的可以殺一、兩個’，重點還是落在一個‘殺’字上。會上大講階級鬥爭的嚴重性，大講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把那些用老虎凳、辣椒水和烙鐵‘逼供信’搞出來的所謂反革命組織大肆渲染。指揮長鄭有志、‘紅聯’司令張明恥、政委賀霞都講了話。講了所謂的當前形勢，‘革聯’的問題，以及對農村殺人問題的看法。有些同志把這種濫殺無辜的罪行說成是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大加讚揚。還上升到理論高度，說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要求大家認真學習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高思想認識。鄭有志在會上說：‘這一下我們道縣出大名了，連中央都曉得我們了。中央文革都下了批示（指中央文革小組對零陵軍分區上報47軍的《社情電報》的批覆）。中央雖然沒有表揚我們，也沒有批評我們，這說明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中央還是支持的。’當然也講了殺人要整材料報批，要將四類分子和四類分子子女區別對待等等，但都是官樣文章。在當時的農村里，四類分子是四類分子，四類分子子女也是四類分子，連四類分子的孫子都是四類分子，殺起來哪有個青紅皂白。8月28號，鄭有志在會議小結中說：‘前段殺得有些亂，不該殺的殺了，該殺的又沒有殺。要勸說群眾不要再隨便殺人了，殺多了就會殺亂了，殺出宗派來，誤殺了好人。但是有些罪大惡極的，群眾有要求的，還是要殺他一、兩個。’8月29日中午，鄭有志又召開全縣電話會議，雖然也講了‘不准濫殺’的問題，但在講話中，仍然是大講全縣所謂的階級鬥爭的嚴重情況，說‘四類分子’要搞暴動，要殺黨殺干殺貧下中農；說貧下中農起來先下手為強，結果把四類分子殺了；說‘亂殺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又說了前段殺人殺亂了，有的地方把四類分子子女也殺了，把小偷小摸的也殺了，把脫產幹部也殺了；還有的地方提出要殺‘四清’下台幹部，要殺搞副業不給集體交款的人等等。鄭有志說，不能亂殺，對罪大惡極的，要整材料上報，批了之後才能殺。應當說鄭有志等人的講話對於殺人風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當然講這個話的人不止他一個，他是個代表人物。還有一個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更本質的原因，就是左傾思潮把人的思想搞亂了。講個笑話給你聽，那個時候，天不下雨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山洪暴發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水庫漏水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腦膜炎流行怎麼辦？(1967年2月，道縣農村腦脊髓炎流行，年內發病1730人，死亡212人。)批鬥階級敵人。糧食減產怎麼辦？批鬥階級敵人。……總之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靈也靈，不靈也靈……這些事情現在看起來都是個笑話，但在當時神聖得可以掉腦袋。階級鬥爭月月講，天天講，時時講，使人們得出這麼一個簡單的結論：既然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那麼殺四類分子就是天經地義的，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殺不殺是立場問題，怎麼殺是感情問題。‘立場’不能錯，‘感情’一定要寧左勿右，‘左’一點有好處，‘右’一點自己吃虧。再有一點就是派性作怪，當時‘紅聯’和‘革聯’斗得你死我活，‘紅聯’把對‘革聯’的仇恨發泄到四類分子身上，至於四類分子與‘革聯’究竟有什麼關係那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比如當時就有人造謠說：‘革聯說農村殺四類分子就是殺了他們的階級兄弟。’營江政法工作會議還沒結束，各區社就出現了第二次殺人高潮。祥霖鋪區26、27、28突擊大殺三天，殺了500多人。四馬橋區四馬橋、楊家、洪塘營、大平嶺等公社給大隊打電話指示殺人，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抓緊時間搞他幾個，免得將來要整材料。’清塘區有的大隊原來殺得少，有的沒有殺，區里就派人下去督促，說：‘別的地方都殺了，你們這裡的四類分子就那麼好？’仙子腳區，那個時候叫紅岩區，該區沙田公社原來只有個別大隊殺了人，營江會議後，公社召開生產隊以上幹部會，會上說：‘要殺就趕快，不然就沒有機會了。’結果幾乎每個大隊都殺了人。壽雁區在會前只殺了40多人，會後幾天就殺了400多人。營江公社原來只殺了9人，會後幾天就殺了40多人。清溪區柑子園公社在貫徹營江會議精神的當天晚上就殺了39人。特別是該區油湘公社躍進大隊原來只殺2人，28號在公社聽了營江政法會議精神傳達後，29號一天就殺了61人，成了全縣的殺人冠軍。”

筆者在處遺工作組寫給縣委和地委的匯報材料中看到下面這段文字，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營江政法工作會議的組織者和與會者，本身就是道縣文革“殺人風”的點火者、煽動者和部署者，他們去制止殺人無異抱薪救火。

“紅聯”少數頭頭（包括支持他們的一些幹部），一方面與“革聯”打派仗、搞武鬥，一方面插手農村的“亂殺風”，進行了一系列活動。

一是造了大量殺人輿論。

二是對殺人作了動員、部署和督促。各區社開會動員、部署和督促殺人，都是“紅聯”頭頭和站在“紅聯”一邊的幹部搞的，“紅聯”總部和“前指”負責人也都參加了這些活動。

鄭有志多次在一些全縣範圍的會議上動員部署殺人，又兩次在清塘區召開全區生產隊長以上幹部會議，鼓動殺人，還在營江公社召開營江公社基幹民兵會議，布置殺人，到橋頭、紅岩、壽雁等地督促殺人，煽動說：“罪大惡極的就是要殺他一兩個。”“只要群眾起來了，先下手為強。”批准清塘、久佳、營江等公社的幾個大隊殺了5人。

賀霞多次在一些全縣範圍的會議上鼓動殺人，說：“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好得很。這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要求大家學習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確認識和對待殺人的問題。8月26日給祥霖鋪區的苑禮甫打電話說：“把該殺的四類分子都殺掉。”

張明恥在一些全縣性的會議上，對亂殺人問題給予了肯定，要求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正確認識和對待殺人問題，為各區社提供炸藥，支持殺人，並電話布置祥霖鋪等區抓捕站在“革聯”一邊的縣委副書記、縣長黃義大，說：“在哪裡抓到就在哪裡槍斃。”批准壽雁區的何壽植殺1人，指揮營江良種場民兵殺了技術幹部周德俊。

劉厚善8月21日從營江給本區打電話說：“六區、十一區、八區都殺人了，我們那裡有四類分子暴動，要幹掉他，免得貧下中農吃虧。”在萬家莊公社八一大隊、上關公社齊心大隊等地召開大隊幹部會督促動員殺人，說：“最高法院就是貧下中農，要殺就殺。”“四類分子要管好，跳皮搗蛋的，經貧下中農討論，就可以幹掉他。”8月30日指使人將富農分子林彩和殺死在松樹林裡，點名將齊心大隊的李如標殺掉。在齊心大隊的龍江橋借槍給一個大隊殺了6人。

鍾昌友8月19日從營江給本區（車頭區）公安員何田打電話，布置殺人，說：“每個大隊把最壞的殺他兩個。”8月20日，聽車頭公社婦女主任電話匯報殺了一個四類分子，說：“這是群眾運動，好得很。”8月29日，又給本區打電話布置：“各大隊把四類分子集中關起來，情況不對，就全部幹掉。”

8月26日至28日，“紅聯”召開的全縣武裝政法幹部會，名義上制止殺人，實際上起到了進一步動員殺人的作用。8月20日左右和9月中下旬，“紅聯”派出人員到一些地方了解所謂敵情和貧下中農反暴動的情況，並布置祥霖鋪等區搜集並整理這方面的材料，為統一向上匯報作準備。

三是組織民兵控制全縣農村。“八·八”搶槍以後，“紅聯”即布置區社組織民兵統一活動，阻止“革聯”下鄉，控制四類分子的活動。全縣所有區社都集中了民兵，成立了“指揮部”、“民兵營”、“自衛隊”一類組織，脫離生產，站崗放哨，攔關設卡，堵截搜查來往行人車輛，全縣民兵上下左右之間都有聯繫，整個農村被“紅聯”嚴密地控制着。

四是“紅聯”統一解決了民兵的用錢用糧問題，為區社提供了炸藥。“紅聯”總部統一向下布置，民兵費用可以用公款、吃公糧。有的區社對這種作法提出疑問，“紅聯”頭頭說：“現在考慮的不是幾個錢、兩斤糧的問題，‘革聯’要搞反革命政變了，吃了再說。”有的地方則是由區社統一部署，向生產隊攤派糧錢。“紅聯”總部從縣物資局搞了兩千多斤炸藥，發到了各區社，絕大部分用來殺人。9月初，“紅聯”為集中在“前指”的500民兵每人做了一套軍裝，買了一雙解放鞋、一個軍用水壺和一個搪瓷碗。

五是抓了全縣貧代會組織的建立和健全。8月11-17日和30日，“紅聯”召開了兩次全縣貧代常委會和一次全委會，通過他們抓了全縣貧代會組織的建立健全工作，組織貧下中農參與“亂殺風”活動。不少區、社、隊都建立了貧代會組織，開展了活動，很多地方的殺人宣判活動，都是由貧代會組織的頭頭主持的。縣貧代會的不少常委，都是“亂殺風”的積極分子，如祥霖鋪區蔣良珍，在區社參加了不少組織、指揮殺人活動，在本大隊批准殺了5人。

六是組織專人對所謂反革命組織成員進行了審訊。8月下旬“前指”布置各區社將所謂反革命組織的成員送到營江，由黃濤組織何榮昇（公安局股長）等人統一進行審訊，並專門成立了“紅色前線政治指揮部”，前後被審訊的有二十多人，從九月一號一直搞到十月二十六日，經過審訊的人，放回後絕大多數都被殺掉了。在此期間，“前指”曾作出決定，遇到緊急情況，則將被審訊的人統統殺掉（未成事實）。

七是有人上下聯絡。8月中旬“紅聯”撤到農村後，仍有3人留在縣城與上下左右進行聯絡。他們是唐銘植、劉昌林、王恩昌。唐以“紅總”（道縣紅衛兵總部）出面，劉、王以貧代會出面，經常與各區社通電話，了解動態，要殺人數字，通報全縣各地發生的重要情況，傳達“紅總”和“前指”的意見，答覆區、社提出的問題。祥霖鋪區提出要出殺人布告和組織力量突擊殺人，王恩昌都在電話里做了肯定的答覆。唐銘植還經常與熊炳恩聯繫向他匯報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