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42)

譚合成

卷五

第四十二章  千斤重擔我擔承

關於這些民兵在下面是怎樣督促殺人的，我們想用一名殺人事件責任人的口述實錄作一個回答。因着偶然的機會，我們採訪到了他。我們不想把他稱為殺人兇手，他太不像了！神情委瑣，身材瘦小，一身髒兮兮皺巴巴的衣裳，毫無生氣的臉上透着病態的焦黃，小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們。你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樣的人會殺人，甚至能殺人，更不用說還曾威風凜凜地掌管生殺大權！他那絕非偽裝的樸實憨厚，你會以為是那種只會被人殺的人。他叫周光佑，文革殺人時是祥霖鋪區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的貧協主席。當時，剛剛被牛斗傷了腿，傷在大腿那裡，在家休養。走路一顛一顛，痛得跐牙咧嘴，可還是忙上忙下的給我們端茶遞煙。臉上的表情很緊張。在我們再三“不要緊張”的勸慰下，他才心有餘悸地說了起來，話一說開，倒有點收不住的架式：(赤壩塘大隊殺人情況在祥霖鋪區不是最典型的，只能算中下游水平。根據處遺工作組的同志提供的資料，典型案例應當出現在下面這些大隊：祥霖鋪公社朗龍大隊（殺30人）、達頭山大隊（殺45人，其中自殺1人）、岑江渡公社先鋒大隊（殺21人）、田廣洞大隊（殺22人，其中自殺5人）、審章塘公社紅日（送洲）大隊（殺33人）、紅岩（葫蘆岩）大隊（殺30人，其中自殺7人）、新車公社祥樂福大隊（殺20人，其中自殺3人）。遺憾的是，這些大隊有些筆者無緣採訪，有些採訪了但當事人對殺人的細節又記不清或者不願意多說，只講個大致過程，雖然血淋淋，但卻乾癟癟。只有周光召不但記性好，更難得的是講得特別生動。比如處遺工作組的相關材料上，關於赤壩塘文革殺人事件的內容只有簡簡單單的幾句話：“1967年8月28日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殺13人。該大隊殺人行動受8月25日公社會議（公社副書記莫坤鎮主持）影響，同時與上渡民兵指揮部有關。原大隊副書記唐紹光、民兵營長唐紹功、貧協主席周光佑負有重大責任，但周光佑應負主要責任。建議：周光佑開除黨籍，唐紹光、唐紹功免登。”如果不是周光佑的講述，又怎能了解到其中還有那麼豐富的內情。)

文革殺人那陣，我在祥霖鋪區岑江渡公社赤壩塘大隊當貧協主席……那時候，亂得很，各地起了輿論，四處颳風，一天好幾個消息傳到村子裡來。有人說，清塘公社有個生產隊，三十來戶人家有二十戶地富，二十戶地富先動起手來，把十戶貧下中農都殺光了。有人說，全縣好多村子都殺了地富，地富跑到二中，奪了槍，要血洗道縣。風聲越刮越緊。陽曆8月26日，我們公社開始殺人，15個大隊有13個殺了人。我們沒殺。天天有來鼓潮的，某大隊殺了幾個，某大隊又殺了幾個，我們怎麼還不動手？那個時候講究的是依靠貧下中農，我是貧協主席，就喊攏幾個大隊幹部議了議。我問他們：“別個大隊都殺了，我們還沒動，你們說怎麼辦？”大家心裡都沒底，誰也不做聲。支書周永斌看到支委沒來齊，就提出晚上把人喊齊了，到唐家村去商量。

晚上在唐家開會時，我出了個主意：“是不是先把地富抓起來，關在一起，派人到公社請示，上面喊殺就殺，上面不開口就放。”

大家都說這個主意好。

第二天早上，周支書和周家的周發亭、唐家的唐紹功，他們兩個，一個是大隊長，一個是民兵營長，一同去公社請示。走到半路上，碰到公社幹部黃仁義，三個人問他：“黃同志，殺人的事公社有什麼指示。”黃仁義說：“外面打爛了十面戰鼓，你們還以為是雞啄簟盤！趕快不要到公社去了，快回去，動手殺。區里派了突擊隊下來督戰，你們落到後面去了！”

這天中午，我正睏午覺，唐紹功闖進來，把我從床上喊起：“光佑光佑，區里民兵司令部來人了，罵我們是怕死鬼，你看怎麼搞法？”我說：“既然來人了，還不是只有抓了。”“抓哪些人？”“先都抓起來再說。”我一邊穿好衣服，一邊要他通知貧下中農開會，我又通知民兵抓人。不到一個時辰，唐家倉庫後坪上，貧下中農來齊了，民兵也集合好了，12個地富也都用索子捆起了，關到倉庫里。我看到富農子女唐壽娥手上抱了個兩、三個月的毛乃崽（嬰兒），就叫民兵莫捆她算了。

人到齊後，由支部副書記唐紹光組織骨幹討論，看殺誰不殺誰。他提一個名，大家討論一個，舉手通過。本想只殺幾個應付應付上頭。可是那個場合下，氣氛一下子緊張得不得了。我們這個大隊有三個村子：上周家、下周家、唐家。他們唐家的人就維護唐家的人，我們周家的人也向着周家的人。唐紹志第一個提了周家的富農周玉良，唐家的人一致喊同意，全部舉了手。周家的人沒有一個人作聲。等到提唐家的地富，周家的人也一致喊同意。唐家的都沒有一個人做聲。你要殺我隊裡的人，我就要殺你隊裡的人，比着干，唐家出一個，周家也要出一個。我一看那個場合，就曉得了，要麼一個殺不成，要麼就全部殺光。最後決定12個全部殺。

接着開宣判大會。區里民兵司令部派來督戰的民兵隊長是我表哥，我請他講話。他呢，因為走了一上午路趕到我們大隊，我們又沒有招呼得好，沒安排他吃飯，心裡有氣，藉口肚子不舒服，不肯講，要我講。我只好往台上一站，叫大家拿起紅寶書來，那時候沒得紅寶書辦事不成的，先讀了幾段語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下面的我現在記不全了，我不識字，但那時候，那厚的語錄本還是背得幾百條。我接着講：“今天的會主要是殺地富，不殺他們我們就要吃二道苦、受二茬罪，我的意見是同意殺！”我不會講話，講了幾句，沒得詞了，說了聲“完了”，就站到一邊去了。

接着就是宣布死刑名單……開完會，我找到文革主任唐紹功研究，人殺到哪裡去呢？我們兩個扯了一氣，開始打算殺在岑江河對門山上，一想那裡是趕鬧子必經的路，怕人；殺到河裡，又怕把水搞髒了；上面大隊殺人，把人丟下河裡，屍體流下來，爛在我們這邊的壩子上，臭氣熏天，我們還跟他們提過意見。扯來扯去，定在周家對面山上。大家也都同意。就決定唐紹功安排船過渡，我就安排民兵押地富，兩個押一個，不能讓跑脫了。

周家對面山上那塊地方原是個老墳場……茅荒草深，學大寨開了幾塊梯田，種了些油茶樹，稀稀拉拉，長得還沒有茅草高。駕船過了河以後，我們選了一塊靠山頂的草坪，把地富牽到坡上一排跪了。我把一百多民兵分五排站好，都與地富面對面站了，兩個對一個。有鳥銃的站在前三排，我們大隊過去和別個大隊搞過械鬥，家家戶戶都有鳥銃，後來民兵又制了一點。拿梭標、木棒的站在後面兩排。還有些看熱鬧的也自動站在了後面。安排好後，我哥哥周光保手發軟，不敢打，我就叫他站到一邊去喊口令。我也是基幹民兵，就和唐紹功站在第一排，槍口對準周玉良。

光保正要喊口令，何壽娥突然哭起求情：“你們不要殺我，不要殺我，我還有個三個月的嫩毛毛。”她喊了好幾遍，對這個喊，又對那個喊，可是，那個時候，誰還敢理她。

“一、二、三——放！”光保一聲口令。

我的手也發起抖了，鳥銃上的鵝公嘴費了好大的勁才扳開。一排開完槍，從兩旁退下，二排接着上；二排開完槍，三排上；四排、五排的人用梭標、棍棒一陣戳、一陣打，接着一窩蜂的人又用石頭砸了一陣……

回到家，我好像打了一場擺了，渾身稀軟的，累得要命，一頭倒在床上，心口嘭嘭亂跳。那個心情，就像做了強人（土匪）一樣。剛躺了一會，聽得門外有人喊，山上有人沒有死，已經站起來互相解索子了。我一翻身爬起來，跑到門外，看見周永斌（支書）、周發亭（大隊長）和治保主任唐紹木幾個人正在動員民兵去補火。好話講了一籮筐，就是沒人肯去。他們幾個見了我，又喊我去。我說這一下子不舒服得很，也沒去。他們幾個只好親自過河去補火。唐紹木在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搞過，山歌子打得好，他一個人走在最前面，邊走邊唱：

叫你殺，你不殺，

叫你奪（戳），你不奪（戳），

千斤重擔我擔承……

他們補火回來講，過了河，看見毛家屋場的毛田拐在土裡鋤紅薯草。周永斌就對他說：“田拐老頭，那邊坡上有幾個沒搞死的地富，你去給我敲死了，大隊給你五塊錢工錢。”那個時候，五塊錢作得蠻大的用。毛田拐是個老單身公，去過朝鮮，是復原軍人，膽子大，家裡又窮，聽得這個話，二話不說，扛起鋤頭就去了。上到山上，確實還有幾個沒斷氣的，在那裡哼。他就一鋤頭一個，把沒死的都敲死了。他還從死人身上解下兩條汗帕，拿回家去。我們這裡有個講法，死人的汗帕可以避邪，扎在身上可以長壽。尤其是暴死的人的汗帕最好。毛田拐搞完事，下了山，又過河到大隊部，打了張條子領了五塊錢。（這張條子1986年還存放在處遺工作組的檔案材料里。）

哦，你問那個嫩毛毛？那個沒得哪個打，沒得哪個打得下手。毛田拐也沒打。放在山上沒有管，當天晚上，還有人聽得哭聲……

後來，我就出去工作了，在東昇機械廠當炊事員。這一次清查一開始，剛剛學習了文件，我就主動找到廠黨委坦白交待了。

廠黨委派專人送我回大隊，參加了20多天的學習班。因為我不在，大隊上的人把責任全都推到我一個人身上。那不行，要實事求是！我找到他們，當着工作組的面，一項一項講清楚，哪些事情是我的，哪些事情是你們的，一五一十都講清楚。還有什麼不認賬的！誰不認賬都不行。說記不得了，都是假話，這種事情，哪麼會記不得呢？我記得一清二楚，有時間、有地點、有證人，哪個敢不認賬？後來，工作組的同志還對我表示了感謝，協助他們把我們大隊的問題，來龍去脈都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