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深知，振興經濟僅靠理財、節約一條腿走路不成，還必須與開源相結合，而在某種程度上，開源比節約更重要，而開源的關鍵就是大力發展生產，沒有生產的發展，沒有收入的提升，理財就成了無源之水，節約也持續不了多久。而當時農業生產基本還是靠天吃飯，因此，營修水利，減少災害是關繫到豐收與否的關鍵。為此，雍正三年（1725年）冬，雍正命允祥總理京畿水利營田事務，把發展生產的重任放在了兄弟的身上。知弟莫若兄，雍正的這一任命，絕對是知人善任。這不僅在於允祥對水利並不陌生，康熙時他就曾多次扈從考察水利工程，而且在於允祥是個不怕吃苦，盡職盡責的人。接到任命後，他不避風寒，跋山涉水，實地勘查，從疏通河道，築堤置閘，開引河渠，開挖入海直河，到區域田土疆界等大事小事，都詳細規劃，有條有理，一絲不亂。

        首先，從設置機構入手。經奏准，設立了營田水利府，將直隸諸河分為四局管轄，各設專員，負責疏浚河渠，築壩置閘，區分疆畝。允祥數次親臨指導，修河造田，辟荒地數千里，募民耕種，經劃溝縢，使千里之內，化作良田萬頃。

        其次，親自考察，掌握第一手資料。允祥是個實幹家，他治水的特點是多到實地考察，然後做出因地制宜的決策。因此，總能收到不錯的效果。比如，據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編的《豐潤縣誌》記載，為治理豐潤西北部的天宮寺、牛鹿山、鐵城坎等地方的水害，允祥實地勘察後指出：對積水處“或疏泉、或引河、可種稻田數百畝。”並指導說，要在河的沿岸修築堤防，多設水閘，根據水旱情況及時對河水加以存蓄排泄，這樣就可以在沿河兩岸拓展出無數水田。再如，豐潤縣南部毗鄰渤海，水源充足，允祥從實際出發，要求開鑿水渠，使水源相互通聯，互相調劑，無雨之際，能引水溉田，農作物無乾旱之患；逢雨多時，則田內水達於溝，溝水達於渠，渠水匯於河，河水歸於泊，可保農田無水澇之災，從而避免水患。

        第三，教京畿農人種植水稻。針對北方有些水源豐沛地區的實際，允祥提倡種植水稻，提升土地產量，不讓水流白白浪費掉。可當時北方人不善耕作水稻，為解決此問題，他特意聘請南方農民教北方人耕種，提升其管理水平。在他的支持指導下，雍正五年（1727年）直隸水稻獲得大豐收。欣喜之餘，沒料到又遇到了新問題，因以吃麵食為主的北方百姓，吃不慣稻米，使得水稻豐收，卻很難賣出，砸在了手裡，如果銷路問題不解決，會損害百姓利益，而且會影響今後的種稻積極性。為此，允祥又奏請政府撥款按價收買，保證了農民的收入和種水稻的積極性。因治理京畿水利有功，雍正特寫下詩句贊曰：“經理度之需贊畫，疇咨水土奏豐穰。”“淤流通外成膏壤，田壠開時養稻粢”等。

        第四，在治理北方水利的同時，允祥還密切關注着江南的情況，當得知“江南水道，自河淮而外，多致淺塞”後，便奏請修復江南水利，並依據資料和實情，指導規劃，督促檢查，使東南數十州縣河流疏暢，灌溉便利。比如，對蘇州太湖和大運河航道的治理，都取得了很大成效。

        這些舉措的實施，不僅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極大地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為國家聚集了大量的物質基礎，而且極大地調動了百姓生產的積極性，利國利民，既有短期效益，又有長遠謀劃，深得雍正之心，難怪允祥去世後，為表彰其福澤於民的功績，雍正特下旨，允許在他治河興水的地方，直隸（河北）、南京及蘇州一帶立祠紀念。這就是後來白家疃、蘇州山塘街普濟橋畔等地建有怡賢王祠的緣故。

        允祥年輕時就隨父皇康熙多次視察水利，查勘河渠，雍正後掌管水利，親力親為，再加上善於動腦筋，使他成為了一位既精通治水理論，又有實踐經驗的水利家。道光年間，吳邦慶將允祥治理畿輔水利時，所上奏章進行了收集整理，編輯成《怡賢親王疏鈔》，並將其編入《畿輔水利叢書》中，可見其在治水方面的地位和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