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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路   西川

我五十年代出生在一个中共军人的家庭，是七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wow）。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的影响和管束，加上严格的家教（我妈妈一直在幼儿园工作，调教我们不显特殊化），使我从小长成一个乖乖孩子（后来才知道，在我的内心，一直埋藏着叛逆的种子）。我小学上的是八一学校，条件也算不上有多优越。住在张学良给赵四小姐建的公馆里（据称），一个大宿舍里住着一个班的二十几个男生。有生活老师严格看管。一年级起，被子都要叠得整整齐齐。早晨起床后集体出操，吃饭前老师会喊，''同学们开饭啦！'' 我们喊道：”谢谢叔叔和阿姨”！然后吃饭。由于有军队农场补贴，学校里伙食不错，几乎天天有点鱼或肉。三年大饥荒没有对学校产生太大影响，高梁米，窝窝头还是常吃的。学校的课程与普通学校无异，只是加了音乐课，由文工团退役歌手教唱歌和乐理。从小开始的洗脑加上优越感让我们成为傻傻的无脑少年，以红色接班人自居。虽然心中并没有多少革命激情和理想，但为了''进步''，还是随大流的加入少先队并积极参加学雷锋活动。为了做''好人好事''，竟然跑到街头强扶着老人过马路，搞得老人哭笑不得。还有就是把家里能拔得出的钉子都拔出来（鸡窝几乎塌掉）为完成交废铁的任务。

66年2月我家搬到内蒙，3个月后文革开始，十岁的我跟着潮流变成嗷嗷狂叫的''红小兵''，写起了不知所云的大字报。好在年纪尚幼，不知道如何''造反''，也没有参加过激行为。那时只知道大字报揭发谁，谁就是坏人，就参加批斗活动。不曾想几个月之后大字报贴到了我们家。我爹也在67年5月在北京被关押。接着造反派（大多是文工团员）涌进我家抄家。翻箱倒柜之后，宣布，给你们搬家，去招待所。到了才知道，那是在招待所墙外，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排排简易破旧的平房，被称为西平房的士兵招待所。几天后，铁丝网外就传来 “打倒xxx（我爹）”的口号声，是周围的孩子们。我被莫名的恐惧和迷惑所包围，究竟什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我爹16岁当毛的兵，一辈子打仗，九死一生，文革初期还参予批斗乌兰夫在军内的几个亲信。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呢？我本来还是红小兵，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一出门便有人追着喊打的狗崽子呢？即使这样，我也没敢怀疑中共政权的权威与合理性。只是盼望父亲有被''解放''的一天。

十三，四岁时，开始阅读哥哥姐姐们借来的，经他们”审读”过，批准我读的书籍，从三国水浒西游记到西方古典文学。几十本书读下来，西方文化中人的独立思维，对真，善，美和正义真理的追求，对纯洁爱情的向往，丰富和重塑了自己的内心。逐步形成理想主义的爱情观和行侠仗义的人生观，虽然在政治上仍是毫无选择的信奉共产主义。

在这期间我认识了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他在内蒙曾是大名鼎鼎的。一来他曾是文革初期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的领袖之一，二来他是个顶级黑帮子女。文革开始时他读高二，那时他已经熟读了家中（其父三十年代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所有的历史和政治书籍。''二月逆流''中，他父亲和我爹成了“一条线上的黑帮”。他曾经被造反派抓去批斗，遭受毒打，几乎致残。他们家也被抄了，搬来我家附近。自从他每天身着洗得发白的衣服，背着个旧书包，独自路过我家门前的铁丝网外，一直骚扰我们半年多的那二三十个''野孩子”就消失了，尽管他从未正眼看过那帮人。仅他的名字就足以吓退那班小造反派。之后他来找我们这边的同学说话，我们就认识了。他大我足足八岁，不久之后却成天把我带在身边，坐在他的自行车横梁上。因为他爱上了我的大姐。而我就成了他们的信使。他当时虽然身处逆境，但我跟他走到哪里，都感到人们对他的同情和尊敬。他广博的知识，坚毅的性格和鲜明的爱憎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曾对我说，现在的领导人中，没有几个真懂马列，而文革中的一切，都是不符合马列原则的。我虽不是很懂，但我立志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可惜他没有成为我的姐夫。

高中毕业，我自愿报名下乡插队落户，当然也是因为无望参军和找工作。除了体力劳动锻练身体和意志之外，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会了农活儿，而是交结了一班富有思想的知青朋友。那年头上边鼓吹学习马列著作，我也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列著作，还进了一个知青''理论骨干''训练班。在那里认识了几个有思想的知青。如同大多数类似的学习班，只要通过认真的讨论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往往和组织者的洗脑预期相佐。我们的不成文的结论是，中国的政权并不是马克思预见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它更是一个类似于农民造反成功的新王朝，而且不知道自己的信仰改如何付诸实践。当然最后的学习班总结里写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结论。

大学时代改革开放开始，新信息，新思潮不断涌现，极左的保守的思维在校院里被冲垮。在''走向未来''和''河殇''一类启蒙作品的感召下，我开始转向民主自由的新思维。79年我结识了另一个对我的思想有很大影响的人。初识他时，他刚刚以工厂工人的身份应试社科院公开招募研究人员。他考在于光远名下。我问他是研究生吗？他说是帮于光远带研究生。他一开口说话，就古今中外诸子百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口若悬河，妙趣横生，伴之以爽朗的大笑。我看着他，惊为天人。他告诉我，他八年插队，八年苦读。使得他形成一整套政治，经济理念。改革开放授与他用武之地。不久之后他送我们一套''走向未来丛书''，他是编委之一。然后又参加了''河殇''解说词的编写。又过了两年，他参加组建体改委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出任联络部长。我曾问他紫阳是怎样一种人。他说，思想开放，一切以理解能力极强。跟他讲事情，你几句话一出，他马上能抓住要点。。。到了85年，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已在筹划之中。和他的联络使我得以了解时局发展动态和前景，我也为之欢欣鼓舞。有时他也会问我大学里的思想动态，我告诉他激进热烈。他说他有点担心学生会冲动。最后一次见他是89年5月底，广场势危。他说，一是耀邦走得太早且不合天时。二是学生领袖太不冷静，没有战略眼光。他们曾多次劝学生撤离，以待时机成熟。三是学生受到港台和境外的影响，激进失拒，就要把紫阳逼退了。但事已至此，我们不能抛弃学生，只能支持他们，哪怕断送自己。陆4后，他的名字上了通辑令，于是他化妆潜逃，几乎送命，终于逃出大陆。现仍在美国做''战略研究''。（张刚视频频：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6/01/201601070506.shtml#.WDjIZ9zEihB）

在那一时刻，我当然不能旁观，我在单位里发起了几次游行示威。随着局势日趋紧张，我们的口号也越来越激烈。在5.27大游行中，我们唱出：“打倒李朋，打倒李朋，邓小瓶，邓小瓶。还有一个流氓，还有一个流氓，杨上昆！” 正面挑战中贡。六月1号夜，我去了广场，想验证一下白天听到的传闻，万里正在大会堂召开罢免李朋的人大会议。可是我看到的是昏暗无光的大会堂，仅二楼个别窗户露出惨淡的灯光。回头看看纪念碑下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学生们眼中迷茫的目光，我的心里一阵绞痛。我知道学生运动大势已去。民主运动将糟受挫折。但在陆月叁夜晚，我听到士兵开枪时，还是冲到木樨地尽绵力抵抗了一把。虽然没有勇气牺牲生命，但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从那时起，我精神上和公铲裆已经彻底决裂了。

在随后的''清查和党员重新登记中''，我担起组织游行的罪名。在党员大会上，我说我的动机是''让共党痛改前非''。以我在云南保山，腾冲见到的国军将士的墓碑以及我爹回忆录的细节，我揭示了土共篡改抗日战史的丑行。我又讲了党和政府要尊重宪法，接受人民，媒体的监督。人民政府要按照宪法民主选举产生。。。我讲完，由于老书记没有发话，百余名党员沉默良久。毕竟有70%的党员都参加了游行，而当时单位的书记曾是个59年右倾分子，且已过退休年龄，他竟然没有批判我的言论，只是说，你看到的历史事实不见得是全面的， 我们党之所以搞改革开放，就是要改正极左错误。作为党员，你要好好反思。之后在被问及是否愿意重新登记党籍时，我考虑到如果要改变这个党，最好是从内部做起。当然我也想到退党会给我和一岁女儿的未来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妥协了，说愿意登记。当然，我所做的一切都记录在了档案里。

第二年，共党政权在苏联和东欧土崩瓦解。虽然我个人处境低落，但我心里感到欢欣和宽慰：虽然学运在中国失败了，但她的影响却轰塌了整个东欧阵营。当人们怯怯地拿陆4运动与伍4相比较时，他们似乎乎略了陆4的划时代的国际影响。如果说是里根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政策使得共党国民看到民主社会的优势，那么正是天。安。门。让那里的人民认清了共党政权的丑恶与残暴。血并没有白流。

93年，我从一条缝隙中''溜''出了国门（那时出关可是要查公安局签发的''出境卡''的啊。而审查的第一条就是''动乱中表现''）。国外丰富客观的资料揭示了中贡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充满邪恶的势力。它一直通过篡改历史，屏蔽外界消息和粉饰自己来对国人进行欺骗和洗脑，同时以残酷野蛮对待自己对伍中的不同意见者，和无辜的''可疑的''同志。这便是其政权得以沿袭的基本保证。我们认清这一点，就要尽力将真相传递到国内民众，唤醒他们。民众真正觉醒之日，就是共党政权灭亡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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