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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路   西川

我五十年代出生在一個中共軍人的家庭，是七個子女中最小的一個（wow）。有四個哥哥，兩個姐姐的影響和管束，加上嚴格的家教（我媽媽一直在幼兒園工作，調教我們不顯特殊化），使我從小長成一個乖乖孩子（後來才知道，在我的內心，一直埋藏着叛逆的種子）。我小學上的是八一學校，條件也算不上有多優越。住在張學良給趙四小姐建的公館裡（據稱），一個大宿舍里住着一個班的二十幾個男生。有生活老師嚴格看管。一年級起，被子都要疊得整整齊齊。早晨起床後集體出操，吃飯前老師會喊，''同學們開飯啦！'' 我們喊道：”謝謝叔叔和阿姨”！然後吃飯。由於有軍隊農場補貼，學校里伙食不錯，幾乎天天有點魚或肉。三年大饑荒沒有對學校產生太大影響，高梁米，窩窩頭還是常吃的。學校的課程與普通學校無異，只是加了音樂課，由文工團退役歌手教唱歌和樂理。從小開始的洗腦加上優越感讓我們成為傻傻的無腦少年，以紅色接班人自居。雖然心中並沒有多少革命激情和理想，但為了''進步''，還是隨大流的加入少先隊並積極參加學雷鋒活動。為了做''好人好事''，竟然跑到街頭強扶着老人過馬路，搞得老人哭笑不得。還有就是把家裡能拔得出的釘子都拔出來（雞窩幾乎塌掉）為完成交廢鐵的任務。

66年2月我家搬到內蒙，3個月後文革開始，十歲的我跟着潮流變成嗷嗷狂叫的''紅小兵''，寫起了不知所云的大字報。好在年紀尚幼，不知道如何''造反''，也沒有參加過激行為。那時只知道大字報揭發誰，誰就是壞人，就參加批鬥活動。不曾想幾個月之後大字報貼到了我們家。我爹也在67年5月在北京被關押。接着造反派（大多是文工團員）湧進我家抄家。翻箱倒櫃之後，宣布，給你們搬家，去招待所。到了才知道，那是在招待所牆外，用鐵絲網圍起來的一排排簡易破舊的平房，被稱為西平房的士兵招待所。幾天后，鐵絲網外就傳來 “打倒xxx（我爹）”的口號聲，是周圍的孩子們。我被莫名的恐懼和迷惑所包圍，究竟什麼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呢？我爹16歲當毛的兵，一輩子打仗，九死一生，文革初期還參予批鬥烏蘭夫在軍內的幾個親信。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呢？我本來還是紅小兵，怎麼一夜之間變成一出門便有人追着喊打的狗崽子呢？即使這樣，我也沒敢懷疑中共政權的權威與合理性。只是盼望父親有被''解放''的一天。

十三，四歲時，開始閱讀哥哥姐姐們借來的，經他們”審讀”過，批准我讀的書籍，從三國水滸西遊記到西方古典文學。幾十本書讀下來，西方文化中人的獨立思維，對真，善，美和正義真理的追求，對純潔愛情的嚮往，豐富和重塑了自己的內心。逐步形成理想主義的愛情觀和行俠仗義的人生觀，雖然在政治上仍是毫無選擇的信奉共產主義。

在這期間我認識了一個對我影響很大的人，他在內蒙曾是大名鼎鼎的。一來他曾是文革初期最大的紅衛兵組織的領袖之一，二來他是個頂級黑幫子女。文革開始時他讀高二，那時他已經熟讀了家中（其父三十年代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所有的歷史和政治書籍。''二月逆流''中，他父親和我爹成了“一條線上的黑幫”。他曾經被造反派抓去批鬥，遭受毒打，幾乎致殘。他們家也被抄了，搬來我家附近。自從他每天身着洗得發白的衣服，背着個舊書包，獨自路過我家門前的鐵絲網外，一直騷擾我們半年多的那二三十個''野孩子”就消失了，儘管他從未正眼看過那幫人。僅他的名字就足以嚇退那班小造反派。之後他來找我們這邊的同學說話，我們就認識了。他大我足足八歲，不久之後卻成天把我帶在身邊，坐在他的自行車橫梁上。因為他愛上了我的大姐。而我就成了他們的信使。他當時雖然身處逆境，但我跟他走到哪裡，都感到人們對他的同情和尊敬。他廣博的知識，堅毅的性格和鮮明的愛憎對我產生很大的影響。他曾對我說，現在的領導人中，沒有幾個真懂馬列，而文革中的一切，都是不符合馬列原則的。我雖不是很懂，但我立志做一個像他那樣的人。可惜他沒有成為我的姐夫。

高中畢業，我自願報名下鄉插隊落戶，當然也是因為無望參軍和找工作。除了體力勞動鍛練身體和意志之外，最大的收穫不是學會了農活兒，而是交結了一班富有思想的知青朋友。那年頭上邊鼓吹學習馬列著作，我也開始系統地閱讀馬列著作，還進了一個知青''理論骨幹''訓練班。在那裡認識了幾個有思想的知青。如同大多數類似的學習班，只要通過認真的討論和分析，得出的結論往往和組織者的洗腦預期相佐。我們的不成文的結論是，中國的政權並不是馬克思預見到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果。它更是一個類似於農民造反成功的新王朝，而且不知道自己的信仰改如何付諸實踐。當然最後的學習班總結里寫出來的是完全不同的結論。

大學時代改革開放開始，新信息，新思潮不斷湧現，極左的保守的思維在校院裡被衝垮。在''走向未來''和''河殤''一類啟蒙作品的感召下，我開始轉向民主自由的新思維。79年我結識了另一個對我的思想有很大影響的人。初識他時，他剛剛以工廠工人的身份應試社科院公開招募研究人員。他考在于光遠名下。我問他是研究生嗎？他說是幫于光遠帶研究生。他一開口說話，就古今中外諸子百家，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口若懸河，妙趣橫生，伴之以爽朗的大笑。我看着他，驚為天人。他告訴我，他八年插隊，八年苦讀。使得他形成一整套政治，經濟理念。改革開放授與他用武之地。不久之後他送我們一套''走向未來叢書''，他是編委之一。然後又參加了''河殤''解說詞的編寫。又過了兩年，他參加組建體改委的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出任聯絡部長。我曾問他紫陽是怎樣一種人。他說，思想開放，一切以理解能力極強。跟他講事情，你幾句話一出，他馬上能抓住要點。。。到了85年，他說政治體制改革已在籌劃之中。和他的聯絡使我得以了解時局發展動態和前景，我也為之歡欣鼓舞。有時他也會問我大學裡的思想動態，我告訴他激進熱烈。他說他有點擔心學生會衝動。最後一次見他是89年5月底，廣場勢危。他說，一是耀邦走得太早且不合天時。二是學生領袖太不冷靜，沒有戰略眼光。他們曾多次勸學生撤離，以待時機成熟。三是學生受到港台和境外的影響，激進失拒，就要把紫陽逼退了。但事已至此，我們不能拋棄學生，只能支持他們，哪怕斷送自己。陸4後，他的名字上了通輯令，於是他化妝潛逃，幾乎送命，終於逃出大陸。現仍在美國做''戰略研究''。（張剛視頻頻：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6/01/201601070506.shtml#.WDjIZ9zEihB）

在那一時刻，我當然不能旁觀，我在單位里發起了幾次遊行示威。隨着局勢日趨緊張，我們的口號也越來越激烈。在5.27大遊行中，我們唱出：“打倒李朋，打倒李朋，鄧小瓶，鄧小瓶。還有一個流氓，還有一個流氓，楊上昆！” 正面挑戰中貢。六月1號夜，我去了廣場，想驗證一下白天聽到的傳聞，萬里正在大會堂召開罷免李朋的人大會議。可是我看到的是昏暗無光的大會堂，僅二樓個別窗戶露出慘澹的燈光。回頭看看紀念碑下疲憊不堪，士氣低落的學生們眼中迷茫的目光，我的心裡一陣絞痛。我知道學生運動大勢已去。民主運動將糟受挫折。但在陸月叄夜晚，我聽到士兵開槍時，還是衝到木樨地盡綿力抵抗了一把。雖然沒有勇氣犧牲生命，但我做了應該做的事情。從那時起，我精神上和公鏟襠已經徹底決裂了。

在隨後的''清查和黨員重新登記中''，我擔起組織遊行的罪名。在黨員大會上，我說我的動機是''讓共黨痛改前非''。以我在雲南保山，騰衝見到的國軍將士的墓碑以及我爹回憶錄的細節，我揭示了土共篡改抗日戰史的醜行。我又講了黨和政府要尊重憲法，接受人民，媒體的監督。人民政府要按照憲法民主選舉產生。。。我講完，由於老書記沒有發話，百餘名黨員沉默良久。畢竟有70%的黨員都參加了遊行，而當時單位的書記曾是個59年右傾分子，且已過退休年齡，他竟然沒有批判我的言論，只是說，你看到的歷史事實不見得是全面的， 我們黨之所以搞改革開放，就是要改正極左錯誤。作為黨員，你要好好反思。之後在被問及是否願意重新登記黨籍時，我考慮到如果要改變這個黨，最好是從內部做起。當然我也想到退黨會給我和一歲女兒的未來造成很大的影響，我妥協了，說願意登記。當然，我所做的一切都記錄在了檔案里。

第二年，共黨政權在蘇聯和東歐土崩瓦解。雖然我個人處境低落，但我心裡感到歡欣和寬慰：雖然學運在中國失敗了，但她的影響卻轟塌了整個東歐陣營。當人們怯怯地拿陸4運動與伍4相比較時，他們似乎乎略了陸4的劃時代的國際影響。如果說是里根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政策使得共黨國民看到民主社會的優勢，那么正是天。安。門。讓那裡的人民認清了共黨政權的醜惡與殘暴。血並沒有白流。

93年，我從一條縫隙中''溜''出了國門（那時出關可是要查公安局簽發的''出境卡''的啊。而審查的第一條就是''動亂中表現''）。國外豐富客觀的資料揭示了中貢自產生以來就是一個充滿邪惡的勢力。它一直通過篡改歷史，屏蔽外界消息和粉飾自己來對國人進行欺騙和洗腦，同時以殘酷野蠻對待自己對伍中的不同意見者，和無辜的''可疑的''同志。這便是其政權得以沿襲的基本保證。我們認清這一點，就要盡力將真相傳遞到國內民眾，喚醒他們。民眾真正覺醒之日，就是共黨政權滅亡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