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49)

譚合成

卷五

第四十九章 最後一個殉難者

聽了專案組同志關於仙子腳區殺人概括的介紹後，我問：“聽說上壩大隊殺了一個名叫何余祥的，能不能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來之前，我們在縣裡查閱材料時，得知道縣殺人事件最後一個遇害者是橋頭公社上壩大隊的中農何余祥，但究竟為何被殺，怎樣被殺的，材料中沒有詳細記載。我們到橋頭公社重點要採訪的除了萬人殺人現場會之外，就是這件事情。這封刀一殺不弄清楚，我們對道縣殺人事件的採訪就無法畫上一個句號。

專案組的同志聽我這麼一問，笑了：“我就知道你要問這個事。何余祥是‘亂殺風’中最後被殺的一個人。他們叫‘封刀’。殺了這個人以後，‘殺人風’就算徹底停息了，以後再沒有殺人。實際上這是一樁典型的謀財害命、殺人強姦案。何余祥是（1967年）10月17號被殺的，這個時候，道縣的‘亂殺風’已經基本平息。47軍6950部隊是8月29日進的道縣，到9月下旬整個道縣基本上就不怎麼殺人了。殺害何余祥的兩個主謀，一個是大隊長易長進，一個是民兵營長唐貴庭。唐貴庭這個人當過國民黨的兵，惡習很多，他與何余祥過去為一些小事結過仇，想乘這個亂殺人的機會搞報復。正好大隊長易長進想要侵占何家的房子。兩個人一商量：再不動手就沒得機會了。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捏造罪名，說何余祥參加了反動組織‘中國自由黨’，在馬鞍橋的涼亭屋用鳥銃將他打死了。殺了何余祥以後，易長進不但霸占了他房子，還強姦了他的老婆……在這之前，這兩個人還多次參與該大隊的殺人活動。特別是唐貴庭，他在8月29日，參與殺害了地主分子唐廣廈，當晚又夥同另外兩名殺人兇手易長正與劉大鈞把唐15歲的女兒輪姦了。”

聽了專案組同志的介紹，我們提出想去上壩村採訪一下當事人。專案組同志說：“這兩個已經逮捕法辦了，具體關在哪裡，我不太清楚，你們回縣裡一問就知道了。你們要去上壩村採訪，那裡離這邊有蠻遠，路也不好走。你們看這樣好不好，今天在區里歇一夜，明天一早，我們想辦法弄輛車，送你們到上壩水庫，從那裡到上壩村很近。”

專案組同志的這個建議其實很不錯，當時我們要是接受就好了，但是看到時間還早，所以還是堅持馬上動身去上壩村。專案組同志看到我們這個態度，就想辦法幫我們借了兩部自行車，告訴我們騎單車兩個小時可以趕到。他本來也想陪我們一起去的，由於只借到兩部車子，只好十分抱歉了。殊不知正中我們的下懷，這段時間我們的採訪，多數由專案組同志引領陪同，一方面給我們的採訪增添了極大的便利性，同時也限制了它的自由度。從某種意義上說，缺乏自由度的採訪一定有其巨大的局限性。所以，我們像兩隻翅膀開始長硬了的小鳥，躍躍欲試地試圖體驗單飛的滋味。

沿着一條彎彎曲曲的沙石簡易公路，我們騎車去上壩村。騎單車對我不是什麼難事，我家離上班的地方很遠，每天都要騎四、五十分鐘的車上下班，一口氣騎下來，根本不覺得累，速度還蠻快。可是這回才深刻得體會到沙石簡易公路和柏油馬路完全不是一回事，騎出去沒多遠就已大汗淋漓，再看張明紅，比我好不到哪裡去，想起當年當知青時，擔一百多斤的擔子，走20多里山路到公社糧站送公糧的情景，心中不禁感嘆，人變“修”太容易了。騎了大概十里地，累得呲牙咧嘴，兩個大腿根也被車凳磨紅了。山路卻更加蜿蜒曲折，起伏不平。我們只好採取上坡推車步行，下坡騎行的辦法繼續趕路。這一招還真管用，馬上輕鬆了不少，只是速度就慢了很多。就這樣走走騎騎、騎騎走走，花了大概有三個小時總算到了上壩村。進村一打聽，不巧得很，支書不在家，有事出去了。我們頓時傻了眼，接頭的人不在，找別人，又不當家理事，作不了主。一個我們在很多地方採訪遇到的情況，在這裡同樣也遇到了：被害者遺族對我們有戒心，儘量地迴避我們；基層幹部對殺人情況或者記不清楚、或者說不清楚；殺人責任人要麼千方百計為自己辯解，要麼乾脆躲着不跟我們見面。說來說去，對殺人情況了解得最清楚地還是專案組的同志。我們繞了這麼大一個圈子得的就是這麼個結論。張明紅感嘆道：“看來，哪條路子上來的人，就只能走哪條路子。‘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肯定要遇到地雷陣。”

這時天色已然向晚。山區的夜晚來得很快，也很突然，青紫絳紅的霞光降臨到都龐嶺上，觀察它瞬息萬變的色調確實是一個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匆匆落日下，月亮在慢慢爬起，眼前的山巒如此雄渾、淳樸，呆然若愚有仁者之風，純淨得你找不到一絲一毫罪孽的痕跡。從群山中吹來的涼爽的夏季風，鼓進衣服里，渾身的汗馬上收盡，但兩條大腿卻痛得更厲害了。沒有辦法，還得趕回去，至少得趕回公社去。

“走吧，回去。明天再來。”我對明紅說。

“怎麼樣，走不動了吧？你硬是太不行了。”張明紅看着我，嘴角含着一絲詭異的笑紋，“還是看我老張的，這附近有個橋頭林場，我們到那裡去想辦法。”

張明紅不愧是“地頭蛇”，橋頭林場的領導看到記者站張站長來了，熱情得不得了，馬上殺雞置酒款待我們。我們也真的餓了，顧不上講太多的客氣就大吃起來。大塊雞、大塊肉倒是很對我的口味，但是那個酒至今我仍然想不通，為什麼那麼打頭，當時我並沒有多喝，儘管場裡的幾個幹部輪着勸酒，我還是把着量不敢多喝，但是酒勁很快就直竄頭頂。這酒肯定有問題，有可能是那種劣質的假酒，奇怪的是他們喝起來都沒有我這麼強的反映。也許是他們喝慣了。也許是我太嬌貴了。酒足飯飽，月上中天，幾位場長留我們在場裡過夜，我們堅持要回區里去。場裡就派了一部吉普車送我們回仙子腳鎮。

上車的時候，我的頭腦還十分清晰，可是吉普車在盤山公路上三晃兩晃，把我晃迷糊了，眼皮像灌了鉛似的沉甸甸的，有些發脹，還有些發痛，但還是強撐着不讓自己睡着了。這時候，車子突然停下來了，車燈的光柱里照着了一隻野兔子。他們幾個人跳下車去打野兔子。我坐在車上感到膀胱脹，有小便的要求，也跟着下了車。其實夜半三更整個公路上就是我們一輛車，下了車扯脫褲子，大尿特尿就是了，可我偏偏就像怕人看見一樣，想躲到路邊一塊黢黑的陰影里去，就一步一步地向那個陰影里走去……這時候，突然一隻手從背後將我拉住：“小譚，你幹什麼？”是張明紅的聲音。“莫吵，莫吵，我解小手。”我試圖掙脫他的手，他卻把我拉得更緊了，連小便都不讓我解，就把我拉上了車，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我在仙子腳區的旅館裡醒來時，已是第二天中午。張明紅哈哈大笑着走進來：“來，來，我們第二次握手。你小子昨天晚上摸了閻王的鼻子，差一點我們今天就要給你開追悼會了。”看着我茫然驚訝地眼神，張明紅告訴我，昨晚他們幾個人下車去追野兔子，野兔子本來還在前面跑，突然一下子不見了，這時候，他一回頭，看見我正向懸崖邊走，連忙大聲地喊我，可是我根本不聽見，急得他跑着追過來，就在我走到懸崖邊上還在向前走的那一刻，他抓住了我。“你小子命大哩！橋頭林場的司機講，那塊懸崖下面有十幾丈深，一腳踩下去，肯定沒命了。”我聽了驚得倒抽一口冷氣，好久嘴都合不上來了。

因為這個情況，我們把再去上壩採訪的計劃放棄了，匆匆地趕回了縣裡。當時想，來日方長，機會有的是。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很多事情一旦錯過就永遠錯過。

不過，在仙子腳區採訪中我還有一個在其他區社沒有的收穫，那就是在一位專案組同志的記事本上，看到了一首小詩。

七律

處遺工作有感

步主席《長征》韻而作

處遺不怕工作難，

廢寢忘餐只等閒。

樁樁血案無法紀，

滾滾人頭似泥丸。

瀟水當年浮屍滿，

道州至今人心寒。

三中全會指航向，

撥亂反正盡開顏。

我把這首詩抄錄下來，不是因為它寫得多好，多深刻，嚴格地說，作為一首七律，不合格律之處尚多，但它表明了一種態度，一種感情傾向！同時也折射着處遺工作的難度。這樣的詩（或文）出現在殺人最少而問題揭露得相對較深的仙子腳區難道僅僅是因為偶然性的因素嗎？道縣處遺工作組中，喜歡舞文弄墨的筆桿子不少，為什麼他們就沒有這種“處遺有感”呢？也許是我沒有發現。但是，我們發現了，每一個處遺工作組具體工作人員對待道縣殺人事件的認識和態度，決定了他所負責的那個地方或那些專案問題揭露的廣度與深度。我們在道縣採訪中看到，有些地方，處遺工作組的人員與殺人責任拉拉扯扯、吃吃喝喝，甚至乾脆就住在殺人責任人家裡，這些地方殺人問題就根本揭不開，揭不透，有些案子甚至越查越糊塗。

道縣縣委在“文革”非法殺人事件處理遺留問題工作情況的總結材料上說：“通過處遺工作，做好了三件事情，第一查清了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第二做好了被害者遺屬的善後安置工作；第三，對犯罪和犯錯誤的責任人進行了認真的處理。通過以上工作，分清了是非，吸取了嚴重的歷史教訓，增強了法紀觀念，絕大多數遺屬感到滿意，絕大多數被處理者認罪認錯。”筆者認為這個結論缺乏事實依據，我們在道縣採訪中看到的情況是，整個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基本查清，但嚴重的歷史教訓並未被真正吸取。大多數被害遺屬感到有冤難申，大多數殺人事件責任人不認錯，更無從談到認罪。我這樣寫，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對不起廣大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們，特別是那些給予我們採訪工作以大力支持的同志，我知道他們一定對我失望極了，認為我就是一條養不親的“白眼狼”！

我們深知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們非常不容易，兩年多來，付出了極大地辛苦，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工作之艱難，之細緻前所未有。如果沒有他們的努力，道縣文革殺人事件很可能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之謎被掩蓋在重重迷霧之中。

處遺工作組的一位同志曾經告訴我們：“我們剛剛下到道縣時，道江鎮到處都是乞丐。根本莫想在飯館裡面安安生生吃上一餐飯。一端起飯碗，就有好多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的乞丐圍在一邊，眼睛巴巴地盯着你手中的飯碗，有的甚至乾脆就跪在一邊，等着，也不說話。那個樣子叫人哪裡還吃得飯下。只好放下碗走人。這些乞丐一窩蜂湧上去，連盤子都舔得好像洗過一樣。這些人大多數都是道縣殺人事件遺留下來的孤老孤殘，和有家難歸的遺屬。他們想做工，沒得人要；要干點別的，早已下破了膽子，就只有一條路可走：自古討來不犯法。”

當時在道縣“殺人無罪論”（殺四類分子沒有錯），“殺人有理論”，“殺人有功論”、“殺人保權論”（殺四類分子就是保衛紅色政權）大有市場。傳統的常識遭到顛覆，一些非驢非馬的東西進入了人們的常識範疇，特別是它侵入的不僅是一些文盲半文盲的大腦，還有大量的讀書識理的大腦。意識一旦成為常識，就會變得有理講不清了。工作組一進場，立即包圍在一片反對聲中。有人說：“幾個四類分子，殺了十幾年了，還翻起來搞什麼名堂，真的是吃了飽飯沒事幹！”有的說：“好多工作都沒做好，還來做這號沒屁眼的事。”有的說：“毛主席死了，還鄉團來了！”有的說：“你們到底是來幹什麼的，為什麼盡幫着地富說話？”有的不吃飯不睡覺，拼命地哭：“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來救救我啊……”有的甚至喝農藥、上吊以示抗議……

一個公社書記則說得更具體：“你們下來幫我們抓生產，搞計劃生育，我們殺雞殺鴨打酒給你們吃。搞這個事，不得人心，飯都請你們沒得吃！”

為了幫助群眾搞清是非，提高認識，加強法制觀念，工作組的隊員口都講干、腿都跑細。特別是為了查清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更是逐村逐人，一個一個地落實，真正做到了“來要到頭，去要到尾”。（中共零陵地委書記鄧有志曾指示過：“這一次處遺工作，一定要一把火燒透，來要到頭，去要到尾，決不能煮夾生飯。”）為此，僅道縣一縣就成立了401個專案組，進行重點清查。工作量之大亦為前所未有。

而我竟然膽大包天，竟敢輕輕巧巧進行否定。但是親愛的朋友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所做的一切，所能做的一切，包括想做的一切，有多少可以由自己做主？時代有它內在的苦難，身處其中的人誰也無能逃脫，但是希望可以認識，可以理解，可以超越，面對民族歷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唯有“對愛的渴望，對真理的追求，對人類苦難的難以忍受的憐憫”，才能拯救我們自己，除了勇敢地大聲地說出事件的真像，我們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