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50)

譚合成

卷五

第五十章 正崗頭現象

行文至此，我已經把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的來龍去脈向讀者作了一個雖然粗略還算全面的交代，我不敢肯定它百分之百符合歷史原貌，但可以保證是百分之百客觀公正。還有一個情況一直沒有講述，那就是那些沒有殺人的大隊的情況，本來打算在寫仙子腳區文革殺人事件時，重點講述的，結果講來講去還是講成了殺人的情況。在道縣，殺人案例很多，俯仰皆是，沒有（或抵制）殺人的情況卻寥若晨星。我們在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付出了極大的精力，依然收穫甚微。物以稀為貴，雖然採訪的東西不多，但仍然覺得有必要記錄在案。

一、壽雁區牛路口公社黨委書記唐仁漢文革一開始就“靠邊站”（文革術語，意指停止行使職權）了，不過公社幹部開會還是喊他參加。在一次公社幹部會議上，他聽到公社武裝部長提議：“現在別的地方已經行動起來了，我們這裡是不是也搞兩個（四類分子），大家研究。”他立即站出來明確表態：“剛才劉部長的講法是錯誤的，要作廢。”由於他極力反對，其他公社幹部也不好意思再講殺人的事，使得這一次部署殺人未能實現。該公社23個大隊中有兩個大隊的大隊幹部與唐仁漢有相同的看法，因此這兩個大隊沒有殺人。

二、原道縣農業局局長秦庭良當時作為“走資派”下放到久佳公社建設大隊搞“雙搶”。開始殺人後，與他一同下放的十五名幹部都跑光了，留下他一個人堅持在這裡改造思想。當時這個大隊的支部書記和民兵營長兩次召開會議，討論殺人問題，已經確定了名單，準備第二天動手。秦庭良得消息以後，冒着“站在階級敵人一邊”的危險，跑去找這兩名基層幹部進言：“殺人的事無論如何干不得，自古道，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毛主席教導我們，人頭不是韭菜，隨便割不得。現在這些情況，遲早有一天要追究的。他們要殺，叫他們自己來殺，我們萬萬亂來不得！”支書和民兵營長一聽，覺得講得有理，就改變主意，把人放了。結果這個大隊在文革殺人事件中沒有殺人。

三、油湘公社黃金大隊的大隊幹部（1967年）8月28日上午，參加公社召開的全縣殺人情況通報會後，當晚召開全大隊生產隊以上幹部會貫徹公社會議精神。經過討論，提出要殺26個人，名單也定了。因為大隊支書蔣仁俊一直坐在一邊抽煙，不發言，貧協主席說，還是要黨的一元化領導，請蔣支書表個態。蔣仁俊說：“你們一定要殺，我可以不管，我只能表這個態。殺人要我開口，我是絕對不開的。”看到蔣仁俊這個態度，支委里也有幾個人出來說話了，蔣支書不表態那就算了。蔣仁俊說，既然算了就散會。殺人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然而，消息還是傳了出去，上了名單的26個人中，有3個膽子小的嚇得自殺了，還有幾個膽大包天的逃跑了。

8月31日，公社公安特派員打電話到大隊，民兵營長陳玉賢接的電話，說該大隊逃跑的一個地富子弟鄧見生被抓住了，要大隊來領人。大隊的幾個“巨頭”，支部書記、治保主任、民兵營長、貧協主席、文革主任等，開了一個碰頭會，商量怎麼搞。有人提出這號人不殺不行。不然，別的四類分子都跟他學樣，那還了得！但蔣仁俊還是不表態。陳玉賢提出是不是請示一下公社。蔣仁俊說，那就請示吧。電話打到公社，公社文革主任鄭來喜接的電話，鄭來喜猶豫了半天，說：“上頭已經來了指示，不准殺人了。”既然上頭是這個態度，於是大隊決定先把人接回來再說。

治保主任鄧江清和民兵營長陳玉賢帶着兩個民兵到公社領人，正好碰上公社公安特派員李本躍。李本躍問：“怎麼搞的，你們大隊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鄧江清說：“主要是蔣仁俊這個人思想太保守，他是支書，他不開口，我們有什麼辦法。”李本躍說：“他的意見，只能代表他個人呢……黨的領導還要聽取群眾的意見。像鄧見生這樣的人，我看就可以殺。”

返回的路上，鄧江清說：“上頭講了鄧見生要殺，牽回去只怕又殺不成。”陳玉賢講：“上頭講了要殺，還管他那麼多，殺了就是。”就在路上把鄧見生殺了。

四、在“紅聯”前線指揮部所在地營江公社，有一個叫正崗頭的村莊，當時叫和平大隊，全大隊有9戶地富，加上其它分子及子女共二十餘人，文革殺人事件中沒有一個被殺，成了名符其實的和平大隊。這又是為何呢？

我們採訪了該大隊文革時任黨支書的蔣良忠老人。我們來到正崗頭時，他正在蓋新房，跑上跑下，忙不贏，聽說“省里來的領導同志”（當時我們被介紹為省里來的幹部）要找他了解文革殺人的事，放下手裡的活計，接待了我們。這是一個典型的道縣老農的形象，身材不高，背已經明顯的佝僂了，打着一雙赤腳，一看就知道是個做慣了事的人，當幹部的經歷雖然看得出來，但已經不十分明顯了。質樸的臉不善表情，見了我們，平淡的笑了笑，算是表示了歡迎。我們有些奇怪，在當時那種黑雲壓城的形勢下，他何以能頂住那股殺人風？他用與他的臉一樣質樸的語言作了回答：“那是一口風咧！喊起要殺的，上頭一喊，下頭就充積極，放肆殺。那些年刮‘五風’也是這樣刮起來的，餓死多少人！我到營江開了會回來以後，他們問我，我們大隊怎麼搞？我想，殺一頭豬還要批張條子，殺一個人哪有那麼簡單。土改時殺人簡單也沒有簡單成這個樣子，還有個土改法，上頭還要發個文。自古以來，殺人總得要見官，要批准，還要有人監斬，犯到哪一條辦到哪一條，怎麼能在我們這裡亂了規矩呢？那些謠起要殺人的，都是充積極，想升官，我不想升官，也沒得官運，我懶殺得。既然上頭都癱瘓了，我們也跟着癱瘓算了。貧農代表蔣忠尚也支持我的意見，他跟我講，別的大隊要殺，讓他們殺，我們不充這個積極，我們不殺！

“後來，殺人風越刮越凶，別的大隊越殺越厲害，我們大隊也有人坐不住了，把地主蔣福保父子捆了起來，召集幹部在禾坪里開會研究怎麼搞，逼着我表態。蔣福保父子兩個划算自己肯定死得成，已經把幾件好一點的衣裳都換上了，準備去死。別的大隊地富表現怎樣，我不知道，可蔣家父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表現怎麼樣，大家未必看不見？除了蔣福保解放前吃過剝削飯以外，其它惡事從來都沒做過，土改處理一回了，未必這回還要處理？我橫直不表態。後來他們逼急了，我就說天氣涼了，要去添件衣裳，跑回去，躲起來。他們幾個見找我的人不到，不敢作主，研究了半天，還是把人給放了。”

我們由衷敬佩地說：“蔣支書，你老真正是覺悟高、水平高！”

蔣良忠老人把個頭搖得象個撥浪鼓：“你講我覺悟高、水平高，縣裡盤副縣長，就是現在在縣裡當人大主任的，到這裡來把我罵得該死，說我是膽小鬼，怕死不革命。”

我們一時竟愣住了，盤副縣長內心傾向我們很明白，也不難理解，但如此明目張胆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稍頓了一下，只好說：“歷史自有公論！”

離開正崗頭村，我們在山迴路轉處，停車回望。這是一個由兩個自然村組成的村落，一條很清的小溪，把它們串聯在一起。在我們眼皮下面，有一座廟，廟裡養了一匹很可愛的小馬，棕色的。而我們背後的這片山林，長滿了低低的馬尾松。這種松林，徐霞客當年遊歷道州時，在《楚中日記》中便有記述：“大道旁邊分植喬松，如南嶽道中，而此更綿密，有松自出柯五六枝，此種特見之，他所無也。”惜乎弘祖先生筆下松圖，如今道縣已難尋覓，不知何年才得再見。說風景幽美、人文厚積，它遠不如樓田村；論自然條件優越，物產豐富，它遠不如水楠村（水楠是道縣著名的柑桔之鄉，該地有一株柑桔樹高約兩丈，粗有一尺，每年都要掛果千斤以上）；倒是與楊家鄉的鄭家村有幾分相似的地方，只不過那裡殺得血湖血海而這裡沒有殺人。

我們把正崗頭村在文革殺人事件的表現稱為正崗頭現象。和魯草坪現象一樣，它們給我們所提供的啟迪一點也不比那些殺人冠軍大隊少！或許正是它們從另一個方向，給我們指明了道縣文革殺人事件真象之所在。在對這類沒有殺人或殺人較少的大隊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普遍現象，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都符合以下五個條件：一、該大隊黨的基層組織比較渙散；二、該大隊的各項工作一貫比較落後；三、該大隊的地理位置比較遠離行政中心；四、該大隊沒有公社幹部下來指導工作；五、該大隊主要幹部之後的日子都不太好過。例如蔣仁俊就被撤了大隊大隊支書的職。發現這一點，或曰認識到這一點，對我們不僅是一個心理上的，而且是一個生理上的沉重打擊，我像大病一場，整個人都小了一圈。我可以把手捫在尚未完全爛透的良心上，對蒼天起誓：我來道縣採訪的初衷，確確實實是想寫一篇既揭露問題又歌功頌德的紀實文學，但是我做不到，實在沒有辦法做到，請原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