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湖南人 “消滅”了國民黨 - 專訪張安樂（上）

【採訪/觀察者網馬雪、馮雪】

“狼”來啦！

他一身純藍套裝，一副無框眼鏡，溫文爾雅；開口一講話，完全是一個慈眉善目的老爺爺。他說，跟年輕人喜歡喝咖啡不同，自己更偏愛傳統的茶葉。11月25日，在上海，我們見到了這位綽號“白狼”的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

竹聯幫、“江南案”、“一國兩制”、紅色法寶……幾個看似毫不相干的詞彙就那樣奇妙地貫穿了張安樂的一生。

或許，早年竹聯幫經歷在他身上留下最深的烙印便是“中華民族主義”。而他由台北走向北京的路途，則兜了個大圈子：先往美國繞了一遭。在他看來，當時祖國需要一次“改革開放”，從最先進的地方習得最先進的經驗，因此他抽身江湖紛擾，決定赴美留學。

然而，始終不變的是一顆“中國心”。在他眼中，島內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新黨，不過是借“中華民國”之殼搞“華獨”上市，都缺乏真正的“中國統一”觀念。他創立的“統一黨”則“大大方方”，戴着“紅帽子”在島內宣揚“一國兩制、和平統一”。

本篇系張安樂訪談系列上篇。

張安樂接受觀察者網專訪

台灣到北京最近一條路

觀察者網：張先生您好，您當時為何會選擇到美國留學，淡出竹聯幫？對幫派鬥爭感到失望？

張安樂：當時研究所沒讀完，因為這個（舉起大拇指），當時手被砍了，筋都斷了，沒辦法寫論文，所以就想去美國留學。

列寧講過一句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一條路，是哪條？是莫斯科—北京—加爾各答—巴黎，像毛澤東講的那樣，世界鄉村包圍世界都市。先在這些比較落後的地方實行共產革命，再回頭包圍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法國。

同樣的，我要從台北到北京，最近一條路就是台北—美國—北京，而且不是一般的美國，要在哈佛、斯坦福大學這樣的學校拿到學位，再進北京，可我那個成績沒辦法，就先到“沙漠”（觀察者網註：內華達大學）苦讀兩年，然後進了斯坦福大學。

影響中國歷史的兩次革命，辛亥革命主力是日本留學生，共產革命是蘇聯留學生，第三次我們不要革命了。我是一個“反（對）革命”的人，我希望在穩定中求發展，不要革命，不要“以暴易暴”。第三次，我們要經濟、政治的改革開放，需要一些留歐、留美的學生，把新東西帶進來，這是我到美國的最大一個目的。

當時大陸留學生都是訪問學者，去的是美國的名校。中美關係很好，美國要聯中抗蘇，我去那些學校，希望能結識他們，這些年輕人將來會改變中國命運，當然我也希望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學位，以後在祖國建設方面做點貢獻。有個叫林毅夫的，我蠻佩服他的，我們做不到，他是游泳過來（到大陸），要冒很大風險。但後來因為“江南案”，這條路最終沒走成。

觀察者網：有報道說竹聯幫的成立跟島內省籍對立有關，外省小孩當時會被本省小孩打，您那時有這種情況嗎？

張安樂：每個人經歷不一樣。我“國小”（指小學）、初中的朋友基本都有本省人，我跟他們每天放學都一起走，關係很好，直到加入竹聯幫，才和外省人往來多起來。

省籍矛盾在當時是存在的，據說竹聯幫的成立跟這個有關。竹聯幫的創幫元老叫周榕。據他講，他當年讀的台北市立工業職業學校，他們班上就三個外省人，天天被欺負。有天他氣不過，拿刀把人家給捅了，被退學了；退學後再回去，就沒有人欺負另外兩個同學了，這是他的經歷。

台灣導演楊德昌的影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勾勒出60年代台灣黑幫與省籍問題間的關係。為了尋求身份認同，外省孩子會拉幫結夥。

我們（竹聯幫）大哥叫陳啟禮，綽號“旱鴨子”，他跟馬英九家有點像，家裡一個獨生子兩個妹妹，馬英九是四個姐姐，但兩人個性迥然不同。他讀了（台北市）東門“國小”，從一年級開始，全班三個外省人，天天被打。他是從小學打出來的，他們就成立了這個竹聯幫。

竹聯幫前身叫“中和幫”，因為在中和鄉。中和幫老大叫孫德培，他叔公是辛亥革命“三武”之一的孫武（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孫德培他們殺了一個人，被關了，中和幫就瓦解了。瓦解以後，周榕要重整中和幫，招兵買馬，在竹林裡面聚會，據“旱鴨子”跟我講，他們本來是要延續中和幫，但會議上有人建議說改成“竹林聯盟”，就變成“竹聯幫”。

那時學生幫派都設有老大、掌法、老幺，但竹聯幫沒老大，遙奉孫德培做竹聯幫老大。孫德培關了七年出來後，並沒回到竹聯幫，他自己做企業做得很成功。

竹聯幫那時候還蠻注重倫理的，出去應酬，吃飯的時候，一定留一個空位給他，“這是我們老大”。對我來講，加入幫會倒不是為了省籍問題。因為圈子不一樣，我那時的圈子、打架的對象還是外省人多一點。

觀察者網：那您覺得省籍對立在台灣還存在嗎？從您小時候到現在有什麼變化？

張安樂：本來是沒什麼省籍矛盾了，結果現在反而好像很突出的樣子。拿我自己舉例：第一，經過通婚，我孩子媽媽是本省人，你說我兒子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第二，竹聯幫也有大量本省人加入。從我開始，那時候南部的小朋友（註：幫內小兄弟）到台北來，沒地方住，都住到我家。

1981年發生了一件事叫“法庭血案”，你都知道吧。那時有個香港的明星，叫王羽，跟四海幫老大因為賭債恩怨被捅了幾刀。他怕四海幫的人在法院威脅，就請了竹聯幫幾個兄弟保護他，沒想到竹聯幫兄弟把對方砍傷。這事情鬧得很大，第二天報紙標題就是“竹聯幫在法院行兇，向法律挑戰”。

因為“陳仁事件”（觀察者網註：竹聯幫成員陳仁因萌生退意而叛幫，盜領組織公款逃逸，並申請警方保護，而後竹聯幫成員在警方面前殺傷陳仁），“旱鴨子”1970年被送綠島管訓，關了五年出來，也跟兄弟不往來，他做他的企業，叫“承安消防器材”，6年以後變龍頭企業。

當時，台灣三大報——《中央日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裡的很多記者和編輯是我同學或朋友，我就打電話約他們出來，把這事講清楚。

我也打電話給“旱鴨子”，他雖然已經跟兄弟不往來了。但像我一樣，感情還在。他還帶着當時的太太（台灣影星陳楚河母親，菲律賓的觀光小姐）。我們就跟記者講清楚：第一，王羽不是竹聯幫的；第二，他跟四海幫的私人恩怨跟竹聯幫無關，有竹聯兄弟介入是他們私人關係，跟竹聯幫沒有關係。第二天媒體都這樣登。這個案子就沒繼續炒作。

竹聯幫前幫主陳啟禮年輕時照片

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那天談話後，“旱鴨子”還講了一句話，在1981年啊，他說“如果蔣經國走了以後，台灣政權落在‘台獨’手裡，我要起來重新出山重整竹聯幫。”但他又講了一句話，把大家嚇得不敢講話——“我寧願共產黨統治台灣，也不能讓台灣被‘台獨’拿走。”那個時候一般的外省子弟，右手反“台獨”左手反共。他認為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共或“獨”。而在共和“獨”中做選擇，他選擇了共。

第二天，“旱鴨子”找我談，他希望我留下來，他說，“你不要在外邊賺錢，我一月給你五萬塊”。當年，1981年，五萬塊台幣，折合現在至少十萬人民幣。

但我的想法不一樣。那時我認為，兩岸勢力的鑰匙在大陸，大陸政治經濟開放了，就沒有什麼台灣香港澳門問題了，自然都回歸了。所以，我還是堅持回美國念書，以後到大陸再做出自己的貢獻。

我到美國沒多久，他就成立八個堂口：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叫做“八德”。這是1981年的事，1981年我到美國，1982年進斯坦福，1984年的3月，他到美國來，我發現他的論調有了改變。

觀察者網：怎麼改變的？

張安樂：以前他說寧願共產黨統治台灣，也不能讓“台獨”拿走。這叫中華民族主義。1984年來的時候，他開口“中華民國”，閉口“中華民國”。分別在哪裡？“中華民國主義”就是認為“中華民國”代表中華民族，“中華民國”利益就是中華民族的利益。就像大陸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代表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就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

“旱鴨子”在1981年就已經跳脫“中華民國主義”這個思維了，只認中華民族，誰對中華民族有利，誰能夠真正復興中華民族。但1984年來找我的時候，卻退回去了。

所以後來發生的“江南事件”，如果不是“中華民國主義”，而是“中華民族主義”，不見得會發生。對愛國的定義不一樣，都是愛國，愛哪個國。

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遭到當時台灣情報局雇的黑道分子刺殺。

觀察者網：陳啟禮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被國民黨收買了？

張安樂：不是收買。很簡單，當年上海灘有個叫杜月笙，知道吧？“旱鴨子”當年在台灣已經有點杜月笙的味道了。國民黨高層都來結交他，因為他們都有危機意識，“台獨”已經蠢蠢欲動了。蔣經國的弟弟蔣緯國跟他結交，每個禮拜六他們都在一起吃水餃，話家常。

當時“旱鴨子”成立了一個“名商”俱樂部，宋楚瑜還填表加入，那時宋楚瑜已經是蔣經國身邊的紅人。“旱鴨子”來往都是所謂的黨國大佬，張口閉口“中華民國”的人，慢慢地，思想會受到影響，他不是被收買。

那時候，我在他眼裡都變成“匪”了，你懂嗎？（笑）我在斯坦福的時候，我朋友打電話給我，說你千萬不要回台灣，我說什麼事，是“獨”嗎？因為在我第一次從美國回去的時候被關過，那時候有人打報告說是“台獨”（笑）。他說比那還嚴重，是“匪”。我說怎麼又變“匪”了？原來是我在斯坦福的時候跟大陸留學生走得近，結果變“匪”了，還請情報局來調查我。

三個湖南人“消滅”了國民黨

觀察者網：您怎麼看宋楚瑜？

張安樂：宋楚瑜？值得提嗎？對他來講，就是永恆不變的政治利益。

但是我們講哦，三個外省人在台灣創造奇蹟，商場上是郭台銘，江湖上就是陳啟禮，政治上本來應該是宋楚瑜。在2000年選舉中，一個外省人，左踩百年老店國民黨，右踢本土政黨民進黨，要不是“興票案”，他就當選了。一個湖南子弟能當選，他就創造奇蹟。

但當時他不會應付“興票案”。“興票案”出手的最佳時期，是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當時他如果把八千萬台幣捐出來，說“這筆錢是李登輝交給我，有需要的時候（拿出來），我認為這個時候需要。”他本來就會當選，這一弄肯定會躺着選。那時連戰還是李登輝的“馬仔”，連戰太太連方瑀說連戰是本省人，從美國回來只能到薩爾瓦多當“大使”，不像有人一進來就到“總統府”當秘書。連方瑀還是外省的，可還是要打“省籍牌”——你宋楚瑜是外省人，我們連戰是本省人。

那時連戰認為主要敵人是宋楚瑜，沒想到把宋楚瑜的票打下去，倒敗給了陳水扁，這讓連戰真的很難看，有國民黨支持才兩百多萬票。宋楚瑜就算這樣，還有三百六十萬票（當時陳水扁三百九十萬票），他差點創造奇蹟。後來被馬英九撿到了，可是馬英九這個奇蹟已經褪色了，馬英九辜負了大家，大家都很失望。

三個湖南人，“消滅”了國民黨。第一個是毛澤東，把國民黨趕來台灣；第二個宋楚瑜，推出一個李登輝，讓國民黨打翻天；第三個馬英九，“終結”了國民黨。組建國民黨的宋教仁也是是湖南人，宋教仁不簡單，同盟會等幾個小黨合起來成立國民黨。國民黨成也湖南人，敗也湖南人。

觀察者網：您覺得國民黨還有未來嗎？

張安樂：國民黨已經失去黨魂了，我常常問，三民主義在哪裡，就是“中華民國”在哪裡。台灣有一個觀點，說“中華民國”到台灣，再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現在“中華民國”是台灣。我問這樣講對不對，包括我們的同志都說：“對！”我說“不對，‘中華民國’在大陸。”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你中國國民黨人都不敢稱自己中國人，你把民族主義丟掉了。大陸，改革開放，是堅持民生主義；維護東海南海主權，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走得稍微慢一點，可跟三十多前比還是有巨大進步，三十年前你可能穿這衣服，戴這手錶嗎？不要說我們可以坐在一起，你要給它時間嘛，這就是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在台灣是既不能說，也不能做，所以國民黨失去黨魂了，民族主義丟掉了。

“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是“台獨”護身符

觀察者網：您覺得國民黨黨內還有堅持黨魂的嗎？

張安樂：洪秀柱是堅持國民黨黨魂的，講“一中同表”，但問題是她有包袱。她首先講“一中同表”，不講“中華民國”，這是對的。但國民黨排山倒海攻擊她，第二天就改講“一中”是“中華民國”，因為她有選舉的包袱。包括這一次（與習總書記會見），國民黨也逼她講“一中各表”。

馬英九敲打洪秀柱在大陸講“一中各表”

要堅持“九二共識”，但我們說的“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台灣說的“九二共識”卻是“一中各表”，“各表”就是“兩個中國”，“兩個中國”就是“一中一台”。“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是“台獨”的護身符，統一的絆腳石。

台灣現在，綠是“台獨”，藍是“華獨”。綠營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應該叫“台灣共和國”。藍營也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應該叫“中華民國”，或者說“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關係，這就叫“華獨”。

“台獨”這邊，有感性的支持者，派系再多、權力鬥爭再多，它們有共同的理念。“藍營”這邊，一個“中華民國派”從國民黨、親民黨再到新黨，觀念都不一樣，王金平認為應該叫“台灣國民黨”，郝龍斌吳敦義這些想法就是“華獨”，唯一不是“華獨”的就是洪秀柱，可她為了選舉必須迎合“華獨”，那親民黨就別提了，新黨嘛……

觀察者網：您怎麼看新黨？

張安樂：新黨在台灣天天講捍衛“中華民國”，你在大陸（不清楚情況）。那天我參加他們那個選舉，他們剛從大陸回來，在習近平總書記面前講“一國兩制”，我就納悶怎麼回來又講捍衛“中華民國”呢。我問他們，你們不是也同意“一國兩制”，為什麼還捍衛“中華民國”？他們說“我們的一國就是‘中華民國’啊”，我說“你要這樣講（的話）……”（笑）然後我就走了。

台灣現在最大的危機是，有藍，有綠，沒有紅。藍這一塊呢，“中華民國”四個字變成統一的絆腳石。有些人還有中國情懷，盼望統一，但是這些藍色政客天天講捍衛“中華民國主權”，怎麼捍衛？我們十三億同胞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個字有感情，所以，我現在跟我們的同志講，脫掉“中華民國”的外殼，現在要講中國台灣。如果只講台灣，是“台獨”；講“中華民國”，是“華獨”；紅色的要講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或者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台當局“國防部長”在“立法院”被質詢，民進黨“立委”問他“你是不是中國人啊？”“我……我是‘中華民國’人”，“你是不是中國人？”“我是‘中華民國’人”，這些都是黃埔子弟啊，窩囊到極點。

觀察者網：怕被扣紅帽子……

張安樂：是啊，紅帽子紅帽子，紅帽子怎麼不對？

觀察者網：當然沒什麼不對，台灣是那個氛圍……

張安樂：可是我大大方方啊。

（錄音整理：廖志鴻、張珩、黎娜、張晨靜、莊怡、武守哲、朱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