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中国的穷人带来了什么？/李悔之
   
     作者：李悔之
    
     毛泽东在位的27年中，只是少数在物质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毛泽东一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没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帅彭德怀，以及无数“建国”元勋和各阶层党政要员，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间成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惨命运。更甭谈普通的劳苦大众了！
    
     这些天与一些贫困阶层的人士聊天，发现他们都将改变贫困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一股难于言喻的悲哀之感涌上心头……
    
     有人责怪毛迷“变态”，或“愚不可及”。然而仅责怪这些同胞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认真查找根源：今天的中国，与食不裹腹，物质和精神生活双重贫困的毛泽东时代相比较，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在惊人的贫富悬殊面前，在权力=金钱的非公平竞争环境面前，在社会一切可支配资源——大到社会财富的支配，小到子女就业，都落入权贵和富人阶层手中的严峻现实下，处于社会最底层、长期受“脑白精”灌输的弱势群体，岂能不绝望，岂能不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所以，中国毛迷们之所以崇毛，归根到底，无非是希望毛泽东政治路线能改变现实和命运。这里我不禁想问的是：亲爱的毛迷们，毛泽东在位二十七年，究竟为中国的穷人带来了什么？——“新中国”诞生了，用胡风的话就叫：“时间开始了”。然而，“时间开始了”，却不是幸福的开始，而是苦难和灾难“开始”了：——“土改”开始了；“抗美援朝”开始了；“三反、五反”开始了；“反右”开始了；分给农民的田地收回去了；“公私‘合营’”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开始了；“三年大饥荒”开始了；“四清”开始了；折腾中国十年的“文革”开始了——只有初高中文化的“知识青年”被“上山下乡”了；“批林批孔”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四五”天安门运动暴发了……
    
     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位的二十七年，是胡折腾、瞎折腾中国人民的二十七年！在这二十七年无穷尽的政治斗争和残酷阶级斗争年岁月中，在这二十七年极为荒诞的乌托邦试验期间，中国人民根本没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根本没有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与“建国”前的“旧社会”相比，只是少数人在物质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了毛泽东一个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没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党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帅彭德怀，以及无数元老、各阶层党政领导，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间成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惨命运。
    
    更甭谈普通的劳苦大众了！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等级森严社会。对此，著名网络思想者芦笛先生就作过精辟分析：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可以粗分为三大等级，党政干部，“人民”和“阶级敌人”。而每个等级内部又有无比严格繁杂的划分。例如：党政干部等级制，从一级到十三级则是所谓“高干”，各级在衣食住行上享受不同待遇，哪一级配住哪种宾馆，坐什么交通工具，吃小灶还是中灶大灶，看的是《大参考》还是《小参考》……连信息都成了一种按权力严格分配的特权，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还闻所未闻！
    
     就连同级干部也有尊卑之别：是“三八式”还是老红军，是野战军还是地下党，是嫡系还是杂牌，家庭出身如何，是“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等等，等等，其中名堂之复杂，远远超过了欧洲中世纪贵族的“纹章学”。
    
     “人民”，则按职业和财产从理论上划分贵贱（亦即所谓“本人成分”）。城市“人民”分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资产阶级、小摊贩、小商、房产主、资本家等。其中工人又分为产业工人、店员等，而资本家分为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农村人民则分为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阶级敌人”也这样，划分为地富反坏右。
    
     这些大级别决定了大尊卑，小级别决定了大尊卑之内的小尊卑。而这细微差别可以是生死攸关的。例如资本家在“文革”前一直算是人民的边缘等级，但在“文革”中一度堕为阶级敌人，备受迫害。这其间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遭遇仍有一定差别。商业资本家遭的罪则要超过工业资本家。
    
     家庭出身也同样是划分贵贱的标准，分为红五类与黑六类两极，其间则是灰崽子。红五类的家庭出身为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黑六类的出身则为地富反坏右资。这里的排行顺序就是细微的尊卑秩序，红五类的尊卑以革干最高，而黑六类的以地主为最贱。红卫兵理论上由红五类组成，但实际完全由高干子弟控制。
    
     所以，毛泽东时代，一方面是奢谈“消除三大差别”，一方面首次把人民的居住地域划分出严格的三六九等来。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首次全体失去迁徙自由，统统变成种在原地生根开花的“植物人”！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和农村完全是两个世界，分别代表“天堂”和地狱。哪怕是城市的“阶级敌人”，日子也要比贫苦农村的贫下中农好过。——因为城市的“阶级敌人”，每月也有规定数量的粮食保障。所以，在毛泽东时代，如果说城市居民是“一等国民”的话，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则绝对是“二等国民”。所以，在“三年大饥荒”中，城市中极少听有饿死人的，三千多万饿死者，绝大多数都是农村人口。
    
     综上所述，极少数毛左人士关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政治清明，人民当家作主的公平正义理想社会”的论调，是极为可笑和荒唐的。
    
     综上所述，更可以看出：毛泽东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间，中国穷人的命运比任何时代都更加悲惨！
    
     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一直是人类永恒的理想。这种冲动直接导致人们进行建立乌托邦理想国的实验，——从欧文的“新和谐”公社到中国的“太平天国”，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到“苏东坡”集权政治体制的瞬间轰然倒塌，教训可谓历历在目。对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1957年到1976年的乌托邦实验，无疑是最后一次，也是最荒诞、最悲惨的一次。也从根本上宣告了人类乌托邦实验的彻底破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中国，除建立一个人民有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宪政民主体制之外，别无它路。如果再次将希望寄托于建立一个绝对理想化的毛式乌托邦社会，中国人民将重新陷入沉重的灾难之中不可自拨。而中国穷人的命运则更加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