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中國的窮人帶來了什麼？/李悔之
   
     作者：李悔之
    
     毛澤東在位的27年中，只是少數在物質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毛澤東一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沒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黨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帥彭德懷，以及無數“建國”元勛和各階層黨政要員，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間成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慘命運。更甭談普通的勞苦大眾了！
    
     這些天與一些貧困階層的人士聊天，發現他們都將改變貧困命運的希望寄托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一股難於言喻的悲哀之感湧上心頭……
    
     有人責怪毛迷“變態”，或“愚不可及”。然而僅責怪這些同胞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認真查找根源：今天的中國，與食不裹腹，物質和精神生活雙重貧困的毛澤東時代相比較，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平確實得到了較大的改善。然而，在驚人的貧富懸殊面前，在權力=金錢的非公平競爭環境面前，在社會一切可支配資源——大到社會財富的支配，小到子女就業，都落入權貴和富人階層手中的嚴峻現實下，處於社會最底層、長期受“腦白精”灌輸的弱勢群體，豈能不絕望，豈能不懷念“偉大領袖毛主席”？
    
     所以，中國毛迷們之所以崇毛，歸根到底，無非是希望毛澤東政治路線能改變現實和命運。這裡我不禁想問的是：親愛的毛迷們，毛澤東在位二十七年，究竟為中國的窮人帶來了什麼？——“新中國”誕生了，用胡風的話就叫：“時間開始了”。然而，“時間開始了”，卻不是幸福的開始，而是苦難和災難“開始”了：——“土改”開始了；“抗美援朝”開始了；“三反、五反”開始了；“反右”開始了；分給農民的田地收回去了；“公私‘合營’”開始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開始了；“三年大饑荒”開始了；“四清”開始了；折騰中國十年的“文革”開始了——只有初高中文化的“知識青年”被“上山下鄉”了；“批林批孔”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四五”天安門運動暴發了……
    
     完全可以這樣說：毛澤東在位的二十七年，是胡折騰、瞎折騰中國人民的二十七年！在這二十七年無窮盡的政治鬥爭和殘酷階級鬥爭年歲月中，在這二十七年極為荒誕的烏托邦試驗期間，中國人民根本沒能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根本沒有獲得改善生活的機會！與“建國”前的“舊社會”相比，只是少數人在物質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了毛澤東一個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沒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黨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帥彭德懷，以及無數元老、各階層黨政領導，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間成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慘命運。
    
    更甭談普通的勞苦大眾了！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等級森嚴社會。對此，著名網絡思想者蘆笛先生就作過精闢分析：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可以粗分為三大等級，黨政幹部，“人民”和“階級敵人”。而每個等級內部又有無比嚴格繁雜的劃分。例如：黨政幹部等級制，從一級到十三級則是所謂“高幹”，各級在衣食住行上享受不同待遇，哪一級配住哪種賓館，坐什麼交通工具，吃小灶還是中灶大灶，看的是《大參考》還是《小參考》……連信息都成了一種按權力嚴格分配的特權，這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還聞所未聞！
    
     就連同級幹部也有尊卑之別：是“三八式”還是老紅軍，是野戰軍還是地下黨，是嫡系還是雜牌，家庭出身如何，是“知識分子”幹部還是工農幹部……等等，等等，其中名堂之複雜，遠遠超過了歐洲中世紀貴族的“紋章學”。
    
     “人民”，則按職業和財產從理論上劃分貴賤（亦即所謂“本人成分”）。城市“人民”分為工人、城市貧民、手工業者、職員、自由職業者、小資產階級、小攤販、小商、房產主、資本家等。其中工人又分為產業工人、店員等，而資本家分為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農村人民則分為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僱農。“階級敵人”也這樣，劃分為地富反壞右。
    
     這些大級別決定了大尊卑，小級別決定了大尊卑之內的小尊卑。而這細微差別可以是生死攸關的。例如資本家在“文革”前一直算是人民的邊緣等級，但在“文革”中一度墮為階級敵人，備受迫害。這其間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的遭遇仍有一定差別。商業資本家遭的罪則要超過工業資本家。
    
     家庭出身也同樣是劃分貴賤的標準，分為紅五類與黑六類兩極，其間則是灰崽子。紅五類的家庭出身為革干、革軍、工人、貧下中農、革命知識分子。黑六類的出身則為地富反壞右資。這裡的排行順序就是細微的尊卑秩序，紅五類的尊卑以革干最高，而黑六類的以地主為最賤。紅衛兵理論上由紅五類組成，但實際完全由高乾子弟控制。
    
     所以，毛澤東時代，一方面是奢談“消除三大差別”，一方面首次把人民的居住地域劃分出嚴格的三六九等來。中國人民在歷史上首次全體失去遷徙自由，統統變成種在原地生根開花的“植物人”！
    
     在毛澤東時代，城市和農村完全是兩個世界，分別代表“天堂”和地獄。哪怕是城市的“階級敵人”，日子也要比貧苦農村的貧下中農好過。——因為城市的“階級敵人”，每月也有規定數量的糧食保障。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如果說城市居民是“一等國民”的話，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則絕對是“二等國民”。所以，在“三年大饑荒”中，城市中極少聽有餓死人的，三千多萬餓死者，絕大多數都是農村人口。
    
     綜上所述，極少數毛左人士關於“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政治清明，人民當家作主的公平正義理想社會”的論調，是極為可笑和荒唐的。
    
     綜上所述，更可以看出：毛澤東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間，中國窮人的命運比任何時代都更加悲慘！
    
     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理想社會，一直是人類永恆的理想。這種衝動直接導致人們進行建立烏托邦理想國的實驗，——從歐文的“新和諧”公社到中國的“太平天國”，從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到“蘇東坡”集權政治體制的瞬間轟然倒塌，教訓可謂歷歷在目。對中國人民而言，毛澤東1957年到1976年的烏托邦實驗，無疑是最後一次，也是最荒誕、最悲慘的一次。也從根本上宣告了人類烏托邦實驗的徹底破產。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今中國，除建立一個人民有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憲政民主體制之外，別無它路。如果再次將希望寄託於建立一個絕對理想化的毛式烏托邦社會，中國人民將重新陷入沉重的災難之中不可自撥。而中國窮人的命運則更加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