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歷史上，冤假錯案不少。雲南兵團知青“七人輪姦案”就是典型的一例。

1974年8月，雲南邊疆發生知青“跑地震”事件。事發後驚動了北京，住在醫院的周恩來下令：出動部隊、公安、民兵對外逃知青圍追堵截，務必儘快制止知青大規模外逃。

事件起因於一則外電報導，說雲南邊疆將發生八級以上大地震，震中在“外五縣”一帶。“外五縣”是指滇西德宏州的潞西、瑞麗等五個縣。因其北、西、南三面都被緬甸包圍，故俗稱“外五縣”。

大地震消息引起這一帶知青的恐慌，為躲避地震，他們一批批集體向緬甸跑。全副武裝的軍人和荷槍實彈民兵全線出動圍追堵截。最終，十幾個領頭的知青被抓捕判刑，同時查出數以百計偷聽“敵台”廣播的人。

10月，在處理“跑地震”領頭人時，宣布了一起“七人輪姦案”：四連7名知青在8月25日深夜曾對一女知青實施了輪姦，為逃脫罪責，他們在8月28日借“跑地震”為名集體外逃，而且，“跑地震”的絕大多數知青是被他們威脅、蒙蔽、煽動、裹挾著參與的。

“沒有那些事，真的沒有，根本就沒有輪姦案，我是被冤枉的，那些男知青也是被冤枉的……”，這是幾個月後，被“輪姦”的女知青哭着向四川日報記者何光珽反覆說的話。

回川後，何光珽把在瑞麗採訪期間的意外收穫，寫成內參報告遞交給了四川省知青辦負責人，繼而轉到了雲南省知青辦、省領導。最後由雲南省革委會同昆明軍區進行自上而下的調查，冤案才得以平反。1975年10月，被關押在瑞麗縣監獄裡受盡刑訊逼供的5名知青被宣布“教育釋放”而非無罪釋放。 即便如此，知青們也知足。如果沒遇上良心記者，那麼李久元、張紹榮將被判處死刑；鄧伯新、肖炳元分別是12年和15年……

二十多年後的2010年7月，又有記者在成都採訪了“輪姦案”中的她。她說：1974年9月初，我們好多參與跑地震的知青都被送回到團部。第二天一早，團部的段幹事（現役軍官）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談話，在這之前我根本不認識他。他說了很奇怪的一段話，“你就是W？我們知道你，你受了這麼大的冤屈，組織上是了解的，所以一定要為你昭雪”，說了好半天我才明白他指的就是輪姦案，而我是這個案子中的受害者。我很詫異，說根本就沒有這事。但段幹事就一再說要我放心，組織上會為我撐腰，並且一定要嚴懲罪犯。我還是說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這件事。但段幹事根本就不聽我說，一再表示組織上都了解清楚了，而且清楚到在輪姦實施過程中，誰是第一個誰是第二個誰又實施了幾次等等。聽他這麼說，我一下就急了也慌了，趕緊反覆強調說根本沒有這事。那七人里有她的男朋友，“這怎麼可能呢！”

她在團部招待所住了十多天，被人監視。段幹事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要找她談話，反反覆覆的要她說出實情，一直反覆詢問她被輪姦的細節。“記得是在1974年9月中下旬一天晚飯後，在團部的一間會議室里，坐滿了人，可能主要都是團黨委的領導，好像是黨委擴大會。段幹事把我帶進去，開始審我。那天我怕極了，全都是領導啊。那晚審我一直審到凌晨，我早就支撐不住了。恍惚中，段幹事拿出一份準備好了的文字材料要我簽字，裡面的內容我也沒看，但我堅決不簽。於是段幹事就威脅我說：‘這個字你簽也得簽，不簽也得簽。’在萬般無奈之下，我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簽字那一刻，我覺得我已經快要崩潰了，忍不住的大哭起來。”

那年十月底，她被調到團直屬三連。到1975年8月底，他們幾人被教育釋放出獄，也沒有任何人告訴過她此案的平反。“我那時好像已經成了罪人。返城後，她也再沒見過男朋友。

當時“跑地震”，引起了海外關注，“造成了國際影響”，所以北京震怒。如果上面知道起因是“偷聽敵台”，“被美國之音蓄意煽動”，那麼雲南兵團各級管理層的責任就大了，尤其是捅出漏子的三師十一團。要想自保，就要有新的“跑地震”誘因。於是，“七人輪姦案”出籠了，推出一群知青做他們的替罪羊。由此可見，“七人輪姦案”完全是雲南兵團三師十一團黨委為推卸責任憑空捏造，集體撒謊製造出來的。

這是四十多年前的一起冤假案。從假案的製造過程，不難看出，中共無論是地方還是軍隊，黨組織撒謊、造謠、構陷，製造冤假案，輕車熟路；陷害無辜的人，心安理得，體現了黨性。前不久中共警方處理雷洋案的手法，就如出一轍。中共本性不會改，它存在一天，就要繼續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