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經典文學有詩歌、韻文、散文、小說以及詞、賦、曲等多種表現形式，在各種文體中，又有多種多樣的藝術表現手法。首先，兩千五百年前孔子整理三代以來的文化，確立了我國最早的經典文本，建立了傳統文化的經典意識，並形成了文化傳承的使命感。而後，孔子所開創的儒家學派努力傳承六經；道家、佛家文化對國人思想上的影響也極其深遠，形成了一種道統的意識，歷史上的文學大家始終以傳承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和維護華夏文化的生命為神聖使命。正是由於儒、釋、道家“天人合一”思想對言意關係的影響，直接促成了我國傳統的詩、文、書、畫、樂的生發勃興及境界提升。經典文學創作的表現形態則可以歸納為思接千載，探求天道；內省外視，揭示奧秘；定格瞬間，顯示永恆等。以下分幾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關注人類的理性精神

追求真理、天道及對人生價值目標的揭示，是經典文學一個永恆的主題。古人對於人生雖短促而宇宙卻永恆的感悟乃至對於歷史、人生的思索，實際是對於無限永恆境界的嚮往。古人所謂見乃謂之象，即觀察天地時，看見的天地萬物之形象則稱為象，也就是法象莫大乎天地。《易經》作為我國古代群經之首，講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這裡提出了效法天地、包融宇宙、人神相通，人物交融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人們“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相參”。此外《易經》中講到的“天行鍵，君子以自強不息”，揭示了人類生活的內在本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則表達了人際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基本準則，即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關懷，包容萬物，敦厚寬容。

老子的《道德經》、儒家經典《詩經》、《尚書》、《論語》、《春秋》等，都提出效法天道、尊崇道德，在聖人們的教化薰陶下，人們敬天信神，順天知命，做到光明磊落，“從心所欲”而又“不逾矩”。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墨子說：“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孟子提出了“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諸子百家學說無不是以道為源。完成了匡世之作《史記》的漢代司馬遷在逆境中仍把道德理想看作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層次；唐代陳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寫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唐代李白寫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這些傳世作品中，有對時間流逝的慨嘆，對人之為人的本體思考，對宇宙奧秘的探求，對超越世事的渴望。

樹立了崇高的目標，更要有如何達到這一目標的途徑，因此歷代聖人賢士都很注重修身，由此表現出來的自省意識、價值自覺和修養功夫，不斷的自我完善，造就理想人格，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內在超越”的人文精神。儒家《禮記·大學》中提出的：“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即“正心誠意”的修身過程及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身體力行，孔子提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曾子提出“日三省吾身”，要求對自己嚴格而全面，對別人寬容而簡約，修成仁人、君子。佛、經典指導人修煉，史料中記載的經典故事也數不勝數，如《東遊記》記述了八仙的修煉過程；《西遊記》記述了唐僧師徒取得真經、修成正果、得道成佛的修煉過程。

（二）道德的彰顯和仁愛精神

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經典文學中充滿了德的彰顯和人倫綱常、道德風範。如《左傳》中記載王孫滿對楚子問夏鼎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 ，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這裡說的是遠古夏代禹所鑄鼎的用意，在於通過鼎這一具有原始象徵意義的器物來昭明神奸，昭示上天賜福於有德之人，使人們通過這一象徵物來接受道德教育。

儒家倡導的仁愛精神成為古代社會人們共處所依憑的準則。孔子說“仁者，愛人”；《尚書》中提出“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莊子主張“泛愛萬物，天地一體”；北宋張載《西銘》中提出了“民胞物與”的思想觀點，用仁愛精神看待普天下的萬事萬物，與天地同體。孟子名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為中華氣節操守精神的經典標尺。五千年來湧現出無數的仁人志士，他們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或剛正不阿為民請命，如“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的諸葛亮、如“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岳飛、“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文天祥，正是這樣的價值取向和追求，推動着中華民族不屈不撓征服千難萬險，越過漫漫歷史長河走到今天，這也是我國古典文學充滿活力的重要因素，由此而形成了弘揚正氣和關注民生的文學傳統。

歷代文學名著都非常重視人物的德行節操，總是傾盡全力讚揚那些忠孝節義、品行高潔之士，人物形象的善惡良莠，有如涇渭之水，分明易辨。經典作品不僅以其精美的外在形式，而且以其豐富的道德內涵，給人以較高的美學享受，並賦予人精神崇高的境界。

（三）“文以載道”的教化傳統

傳統文化的重要特點之一便是經世致用，因此經典文學有着“教以化之”的傳統，唐代白居易說：“文章合為時而着，詩歌合為事而作”，宋代蘇東坡也提出文學創作要“言必中當時之過”。古人注重德行品格，有“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關懷天下也成為其發自內心的責任。他們超越了個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憂國憂民。如《詩經》中說“夙夜在公”；孟子說君子要“自任以天下之重”、“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漢代以後的士大夫提出“以天下為己任”；宋代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經典文學歌頌光明正義，鞭撻黑暗腐朽，倡導道德倫理，勸善懲惡，並提出人生的歸宿問題。如儒、釋、道經典倡導的“仁義道德”教導人們為人處世之道。《詩經》、《離騷》等表達了人們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從司馬遷寫的“廉頗藺相如傳”中塑造的藺相如道義之上的君子風度、廉頗的“負荊請罪”和“知錯就改”等這些道德準則的具體表現，人們可以感受到《史記》敘史的莊重和文學的風采；唐詩宋詞被譽為中國文學雙璧，作為我國古典詩歌史上的各擅一代文學之勝的華彩樂段，已成為民族歷史文化中最精粹的一部份涵養和塑造着人們的心靈世界。如“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劉禹錫《浪淘沙》）、“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陸游《游山西村》）、“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觀書有感》）等等無不給人以哲理的啟示。明清小說中四大名著，以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提升人們的審美感受及審美鑑別力；短篇小說集“三言”、“二拍”等多講述因果報應故事，告誡人善惡有報，警示世人，擇善而從。

傳統經典文學作品中對人生的諸多感悟為人生道路指明方向，表達出強烈的社會關懷和人文關懷，我們從中看到了一幅幅天地正氣圖，聽到了一首首人間正氣歌，他們似一股股清流蕩滌着污濁，激濁揚清。作品不僅以其語言藝術形象地展現了中國的歷史進程，而且蘊含着崇高的道德境界追求和天人合一理念，為後人蘊蓄了取之不盡的精神源泉，無論是在藝術性還是在思想性上都熠熠生輝。啟迪人的良知善念，面向天道，超越人生，選擇正義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