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读书已经二十多年了。这里所说的读书，是指为消遣而读的小说诗歌散文，而不是为增加学问和知识而读书。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不学习新知识，提高自己，就如逆水挽舟“才歇力，便下流”。至于用做“敲门砖”，为功名利禄而读书，到书中寻找“黄金屋，颜如玉”，则非我之所为。我对职称，头衔，财富向来没什么追求的欲望，衣求整洁，食求可口足矣。做学问如玩票，兴致来了就废寝忘食地钻研，常常是一出手就是满堂彩，得意之后，就收手不干了。至于为光宗耀祖而读书，连想都没想过。我祖上走的是科举之路，他们读的书，我几辈子都读不完，也吃不了那许多苦。我的性格又不适合官场文化，仕途想都别想。这背子只要不给祖上抹黑，就烧高香了。然而，这门庭却是万万改换不得的，宁做穷书生，不走经商路。若成为商贾之辈，再阔的流油也没脸给祖宗上坟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这样的大话，可不是我这样的小人物可以说的，毕竟没进过科班，没经历过多少大世面。但现在的书也真没什么可看的。古人说过，好作家须“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有阅历，有知识，才能写出好文章来。现在这些作家，只要看一下他们的简历，就知道这些人写不出好文章来。把中国现在这些红的发紫的作家挨个的数，贾平凹，陈忠实，莫言加上死了的路遥，20 岁前都没怎么出过村，而且那年头城里都没书可看，村里就更别说了。根据他们的自述，小时候没少干过鸡鸣狗盗的勾当，尽管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生活所迫。他们走上文学道路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写作那营生能挣钱，而且比在田里劳作轻省。我以为，当文学沾上铜臭后，就很难流芳后世了。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看茅盾，欧阳山，赵树理，老舍，张天翼的小说，欣赏臧克家，何其芳，郭小川，闻捷的诗，文革后，看王蒙，高晓生，陆文夫，邓友梅的小说，偶尔也看一篇刘心武的。然而，这些人以后，当张抗抗，冯骥才，梁晓声之流一统文坛后，中国就只有小说，没有文学了。更别说什么孔夫子的嫡派后人庆字辈的作品了。现在的衍圣公已经传到了第七十八代，孔圣人的后代据说已经有三百万之众。就算圣人的才华人品可以通过繁殖遗传给后代，经过七十多代的繁衍，估计也稀释的只剩下原值的负七十八次方了。（这是数学计算公式，学文科的圣人后代不懂的）夫子的后裔看到自己的文笔叫不了座，就只好搬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个阔的可怕的头衔当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衍圣公嫡传有句名言：“人若犯我，斩草除根”，不知道他怎么个除根，估计没孔子诛少正卯的本事）

八十年代初，文学还真时髦了一阵。文学青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当时还没实行市场经济，唯一可以获“外财”的机会就是写文章挣稿费。不少当代作家，就是这么走进文坛的。虽然满街都在卖书，却没有产生什么可读的文学作品。

文革之后的文学热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四年就指文化部为“死人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文革开始后，文化部更是首当其冲，被彻底砸烂。那些为中国留下传世之做的文坛泰斗有的宁死不受辱而含冤九泉，侥幸逃的残生的也被“刺配沧州”---发配到湖北咸宁干校劳改去了，中国文坛一片萧杀。

然而，黄钟毁弃之时，正是瓦釜雷鸣的大好时机。文革期间，靠写阶级斗争起家写手称霸文学领域。由于这批作者的看家本事就是口诛笔伐，其文风之专横拔扈，笔调之尖酸刻薄，用词之粗鲁野蛮，开创了中国文坛之“史无前例”。这种“痞子文学”或“瓦釜文风”虽然古已有之，但一直为正派作家所不齿，从未登过大雅之堂，只是在文革“人妖颠倒，野蛮侮辱文明”的非常时期，才得以称霸文坛，并且对文革后文学发展起了非常坏的引导作用。

   浩劫过后，文坛的参天大树被砍伐殆尽，文学的发展失去了标准和榜样。没有了名家的指点扶持，没有了权威的评论，就像没有园丁照料的花坛，杂草灌木借机疯长。另一方面，广大文学爱好者已经十几年没接触过文学作品了，他们如饥似渴地争阅一切称为文学的作品。然而，那些多年没有看过名著的青年读者，还不具备区别鲜花野草的能力。那些没品位，没内涵，没文采的作品得以趁机泛滥，而且影响了几代读者的品味。

这一代作家，别看写作功底不行，为自己造势的本事却不小。记得八十年代初，有关部门为那些写过小说，却没有文学基本功的新作家办了一个文学基本知识培训班，意在为他们补补课，就和当年电影学院为那些没学过表演艺术体系的明星办补习班一样，属于常识普及教育。可这些作家却把这培训班比作中国文学的“黄埔一期”，以中国文坛元老自居。古话说：艺不够，戏来凑。写不出传世之作，只好靠意淫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文学属于艺术创作范畴，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树，不可能横空出世，冒出无底座的尖端，无核心的外延。没有文化功底，没有社会知识，没有艺术修养，没有人品道德，那里来的文学？

文革后一批新作家的涌现不过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他们是文革动乱的受益者。老作家被打倒，给他们留下了无约束的发展空间。作品得不到读者的认可，他们就互相吹捧。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群猴子穿衣带帽，作揖打恭，自称国王，大臣，将军。然而有个猴子终于认识到，他们只不过是一群猴子，就大叫，我们不过都是猴子，于是被群猴咬死了。于是，这群猴子继续做戏，彼此相安无事。中国现在的一些作家就是这么一群猴子，彼此恭维吹捧，但在读者眼里，他们不过是在耍猴戏。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也曾风靡一时，然而不过三十年，现在还有谁记得那批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老作家的传世名著一次又一次重印，可谁又看见这三十年来的作品再版过。

现在的的作家协会是怎么回事，有目共睹，就无须我多说了。靠抄袭起家的也能进中国作协，省作协主席居然替鬼写颂词，而且狗屁不通。中国作协主席题词竟然写出错别字。本来，每个历史时期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作家，正如古人所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这“才人”须由读者认可，自封不得。大师的地位是靠作品在读者中树立口碑的。有的年轻作家急于坐“当代才人”的交椅，竟然挨个贬低文坛的前辈大师，以示自己之高超，这样的弱智文人除了无知就是无耻，已经让人没什么好说的了。

如今中国最时髦的的词应属‘市场化’了，而文学的市场就是读者。当年《人民文学》，《收获》发行量高达达几百万份，图书馆里翻的最烂的就是这几本文学杂志，青年学生中几乎很少有人没看过这两份刊物的。如今时过境迁，这两本杂志如果靠发行收入支撑，估计早就关门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