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讀書已經二十多年了。這裡所說的讀書，是指為消遣而讀的小說詩歌散文，而不是為增加學問和知識而讀書。在這個信息爆炸的年代，不學習新知識，提高自己，就如逆水挽舟“才歇力，便下流”。至於用做“敲門磚”，為功名利祿而讀書，到書中尋找“黃金屋，顏如玉”，則非我之所為。我對職稱，頭銜，財富向來沒什麼追求的欲望，衣求整潔，食求可口足矣。做學問如玩票，興致來了就廢寢忘食地鑽研，常常是一出手就是滿堂彩，得意之後，就收手不幹了。至於為光宗耀祖而讀書，連想都沒想過。我祖上走的是科舉之路，他們讀的書，我幾輩子都讀不完，也吃不了那許多苦。我的性格又不適合官場文化，仕途想都別想。這背子只要不給祖上抹黑，就燒高香了。然而，這門庭卻是萬萬改換不得的，寧做窮書生，不走經商路。若成為商賈之輩，再闊的流油也沒臉給祖宗上墳了。

“曾經滄海難為水”這樣的大話，可不是我這樣的小人物可以說的，畢竟沒進過科班，沒經歷過多少大世面。但現在的書也真沒什麼可看的。古人說過，好作家須“行千里路，讀萬卷書”，有閱歷，有知識，才能寫出好文章來。現在這些作家，只要看一下他們的簡歷，就知道這些人寫不出好文章來。把中國現在這些紅的發紫的作家挨個的數，賈平凹，陳忠實，莫言加上死了的路遙，20 歲前都沒怎麼出過村，而且那年頭城裡都沒書可看，村里就更別說了。根據他們的自述，小時候沒少幹過雞鳴狗盜的勾當，儘管用他們的話來說是生活所迫。他們走上文學道路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寫作那營生能掙錢，而且比在田裡勞作輕省。我以為，當文學沾上銅臭後，就很難流芳後世了。

年輕的時候，我喜歡看茅盾，歐陽山，趙樹理，老舍，張天翼的小說，欣賞臧克家，何其芳，郭小川，聞捷的詩，文革後，看王蒙，高曉生，陸文夫，鄧友梅的小說，偶爾也看一篇劉心武的。然而，這些人以後，當張抗抗，馮驥才，梁曉聲之流一統文壇後，中國就只有小說，沒有文學了。更別說什麼孔夫子的嫡派後人慶字輩的作品了。現在的衍聖公已經傳到了第七十八代，孔聖人的後代據說已經有三百萬之眾。就算聖人的才華人品可以通過繁殖遺傳給後代，經過七十多代的繁衍，估計也稀釋的只剩下原值的負七十八次方了。（這是數學計算公式，學文科的聖人後代不懂的）夫子的後裔看到自己的文筆叫不了座，就只好搬出“大成至聖文宣王”這個闊的可怕的頭銜當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唬別人。（衍聖公嫡傳有句名言：“人若犯我，斬草除根”，不知道他怎麼個除根，估計沒孔子誅少正卯的本事）

八十年代初，文學還真時髦了一陣。文學青年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當時還沒實行市場經濟，唯一可以獲“外財”的機會就是寫文章掙稿費。不少當代作家，就是這麼走進文壇的。雖然滿街都在賣書，卻沒有產生什麼可讀的文學作品。

文革之後的文學熱是有其歷史根源的。毛澤東早在一九六四年就指文化部為“死人部”“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文革開始後，文化部更是首當其衝，被徹底砸爛。那些為中國留下傳世之做的文壇泰斗有的寧死不受辱而含冤九泉，僥倖逃的殘生的也被“刺配滄州”---發配到湖北咸寧幹校勞改去了，中國文壇一片蕭殺。

然而，黃鐘毀棄之時，正是瓦釜雷鳴的大好時機。文革期間，靠寫階級鬥爭起家寫手稱霸文學領域。由於這批作者的看家本事就是口誅筆伐，其文風之專橫拔扈，筆調之尖酸刻薄，用詞之粗魯野蠻，開創了中國文壇之“史無前例”。這種“痞子文學”或“瓦釜文風”雖然古已有之，但一直為正派作家所不齒，從未登過大雅之堂，只是在文革“人妖顛倒，野蠻侮辱文明”的非常時期，才得以稱霸文壇，並且對文革後文學發展起了非常壞的引導作用。

   浩劫過後，文壇的參天大樹被砍伐殆盡，文學的發展失去了標準和榜樣。沒有了名家的指點扶持，沒有了權威的評論，就像沒有園丁照料的花壇，雜草灌木藉機瘋長。另一方面，廣大文學愛好者已經十幾年沒接觸過文學作品了，他們如饑似渴地爭閱一切稱為文學的作品。然而，那些多年沒有看過名著的青年讀者，還不具備區別鮮花野草的能力。那些沒品位，沒內涵，沒文采的作品得以趁機泛濫，而且影響了幾代讀者的品味。

這一代作家，別看寫作功底不行，為自己造勢的本事卻不小。記得八十年代初，有關部門為那些寫過小說，卻沒有文學基本功的新作家辦了一個文學基本知識培訓班，意在為他們補補課，就和當年電影學院為那些沒學過表演藝術體系的明星辦補習班一樣，屬於常識普及教育。可這些作家卻把這培訓班比作中國文學的“黃埔一期”，以中國文壇元老自居。古話說：藝不夠，戲來湊。寫不出傳世之作，只好靠意淫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心。文學屬於藝術創作範疇，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樹，不可能橫空出世，冒出無底座的尖端，無核心的外延。沒有文化功底，沒有社會知識，沒有藝術修養，沒有人品道德，那裡來的文學？

文革後一批新作家的湧現不過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他們是文革動亂的受益者。老作家被打倒，給他們留下了無約束的發展空間。作品得不到讀者的認可，他們就互相吹捧。記得魯迅先生說過：一群猴子穿衣帶帽，作揖打恭，自稱國王，大臣，將軍。然而有個猴子終於認識到，他們只不過是一群猴子，就大叫，我們不過都是猴子，於是被群猴咬死了。於是，這群猴子繼續做戲，彼此相安無事。中國現在的一些作家就是這麼一群猴子，彼此恭維吹捧，但在讀者眼裡，他們不過是在耍猴戲。他們的名字和作品也曾風靡一時，然而不過三十年，現在還有誰記得那批作家的名字和作品？老作家的傳世名著一次又一次重印，可誰又看見這三十年來的作品再版過。

現在的的作家協會是怎麼回事，有目共睹，就無須我多說了。靠抄襲起家的也能進中國作協，省作協主席居然替鬼寫頌詞，而且狗屁不通。中國作協主席題詞竟然寫出錯別字。本來，每個歷史時期都應該有自己時代的作家，正如古人所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但這“才人”須由讀者認可，自封不得。大師的地位是靠作品在讀者中樹立口碑的。有的年輕作家急於坐“當代才人”的交椅，竟然挨個貶低文壇的前輩大師，以示自己之高超，這樣的弱智文人除了無知就是無恥，已經讓人沒什麼好說的了。

如今中國最時髦的的詞應屬‘市場化’了，而文學的市場就是讀者。當年《人民文學》，《收穫》發行量高達達幾百萬份，圖書館裡翻的最爛的就是這幾本文學雜誌，青年學生中幾乎很少有人沒看過這兩份刊物的。如今時過境遷，這兩本雜誌如果靠發行收入支撐，估計早就關門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