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輝

民國時期湧現了一批學貫中西的大師，按照一些描述民國時期的書籍所言，他們是一批有“骨氣”而又“好玩”、“有趣”且學問深厚之人。他們有時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對於世事，亦常有驚世駭俗的作為。而他們可以如此隨性而行正是得益於民國政府的寬容。

彼時，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還是蔣介石治下的南京、重慶國民政府，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識份子對待政府則是：你不對的時候我批評你，你對的時候，我就支持你。毫無疑問，能夠形成這種相互信任關係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民國政府的誠意。

然而，中共建政後採取的殺伐政策，不僅使留在大陸的民國大師們一個個慘遭迫害，甚至慘死，而且也徹底使知識份子的脊梁彎曲。1949年後中國大陸再無大師出現也是必然，因為出現大師的土壤已被完完全全地破壞。本系列講述的就是幾位民國大師慘遭中共迫害的經歷，本篇說的是民國著名的國學大師劉文典。

現今知道劉文典先生的人並不多，但在民國時期，他可是位響噹噹的人物，名聲不亞於章太炎、劉師培、胡適、陳寅恪等，是被國民政府視為“國寶”的國學大師。他學識淵博，精通老子、莊子，而且恃才傲物。不僅看不起沈從文、聞一多等靠弄文學發家的教授，而且還敢當面辱罵蔣介石。更為特別的是，他嗜好抽大煙，而且最終也因此被西南聯大開出。許多有關他的小故事在民國流傳一時。

恃才傲物

出生在安徽的劉文典，曾就讀於蕪湖安徽公學，曾赴日留學，據說精通英、德、日、意等語言。1927年任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兼預科主任，但行校長之職。後被聘為北大教授，又在清華任教十年，之後在西南聯大及雲南大學教授十餘載。

劉文典上課時，天南地北都可以聊，而且常常是不拘常規，隨意而為。一次在西南聯大上課時，他剛講了半小時課，就突然宣布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皇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試想一下，當時的授課是怎樣的一番情景啊！

1939年，劉文典出版了《莊子補正》10卷，陳寅恪為此書作序。他曾口出狂言說：“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就是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

恃才傲物的劉文典，還十分看不起沈從文。他曾說：“沈從文算什麼教授！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而沈從文只該拿四塊錢！”“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一次日機轟炸西南聯大，警報聲中，沈從文與劉文典擦肩而過，劉文典對他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嗎跑啊？”

當面叫板蔣介石

1928年蔣介石當選國民政府主席後，來到安徽大學視察。劉文典拒絕召集學生讓蔣介石訓話。

後來，劉文典見蔣介石時，劉稱其為“先生”而不稱“主席”，蔣很是不滿。劉文典則指著蔣介石說：“你就是軍閥！”蔣介石十分生氣，當場打了他兩個耳光，劉文典也不甘示弱，當眾飛起一腳踢在蔣介石的肚子上。蔣遂將他當場羈押，說要槍斃。後來多虧蔡元培、陳立夫等人說情，被關了七天的劉文典才被釋放。這個故事當時流傳甚廣。

與陳寅恪的友誼

劉文典是在1929年到清華大學任教的，當時陳是中文、歷史兩系的教授。同年12月，陳寅恪與劉文典二人在學術期刊《清華中國文學會月刊》上共同發表文章而相識。此後二人因在清華大學共同參與了“驅吳運動”，共同指導了多位清華大學中國文學部的研究生，並同為《清華學報》擔任編委而結下了友誼。

1937年七七事變後，劉文典和陳寅恪先後一起被清華大學派往長沙、蒙自、昆明執教，二人相互扶持，繼續保持着友誼。

1941年，日寇攻陷香港，陳寅恪困滯於此，一時下落不明。對此，劉文典極為關注與關心。他曾在授課中說：“陳先生如遭不幸，中國在五十年內，不可能再有這種人才。”

1943年，劉文典因受人誣衊被西南聯大解聘，聽聞此事，在廣西桂林的陳寅恪非常擔憂。陳寅恪遂致函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文史系主任姜亮夫，推薦劉文典前往執教，半年後，劉文典返昆明。從1944年起，劉文典被雲南大學文史系聘為教授。此後，他執教於此，直至1958年去世。

低頭認罪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敢於與蔣介石對抗的人物，在中共執掌政權後的五十年代中後期的“反右”運動中，卻低下了曾經高傲的頭，自毀聲譽地詆毀自己、批判自己。劉文典不僅向自己先前的舊識、學生、同仁低頭，而且向整個社會低頭，並承認了那些“與女藝人周旋”及“一肚子黃色東西”等莫須有罪狀。

即便這樣，他依然沒有得到社會和“熱血先進青年們”的寬大處理，依然被當作頑固派學術權威一批再批，最終因患肺癌而至突發腦溢血不治而亡。

這位連蔣介石都敢罵的教授，終究沒有扛過中共燃起的時代烈火。不知他在彌留之際是否意識到，當年正是因為有了蔣介石的寬容，才成就了自己的恃才傲物；而他所選擇的“新社會”，給予他的惟有殘忍和毀滅。雖然後來的時代再一次向大師俯首，但以其性情，真的能見容於中共政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