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75)

譚合成

卷八

第七十五章  遭遇被害者遺屬堵門告狀

隨着採訪不斷深入，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也隨之發生。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你認為它不可能開始得很順利，它偏偏順利得叫人難以置信，當你認為一切都已理順，準備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做的時候，它偏偏又讓你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大約在採訪進行了二十幾天以後，某日，我們從下面採訪回來，剛進招待所房門，連口氣都沒來得及喘勻，就聽得有人敲門，打開門，嘩地湧進了十多個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把個小小的客房擠得滿滿的。開始我們弄不清是些什麼人，非常緊張，連聲問：“你們找哪個？”其中一個男人（後來我才知道這個人就是蚣壩公社光家嶺大隊的楊慶雄，關於他的故事，筆者在前面已經講過。）回答道：“我們是‘亂殺風’的遺屬，來找領導告狀的。”聽到他的回答，其他人就像排練好了一樣，紛紛從身上拿出“狀子”齊聲說道：“請領導為我們做主。”

我和張明紅連忙請他們在床鋪邊上坐下來，有什麼事情慢慢講，有幾個人看到坐的地方不夠，堅決要求站着：“領導您老人家坐，我們站慣了的，站着好。”

眼前這突如其來的情況，使我感到手足無措。一方面，採訪受害者遺屬一直是我們一個最大的心願，但一直不得其門而入，現在這麼多遺屬找上門來，豈不是天賜良機嗎？就此進行一次深入採訪，聽聽他們在大屠殺中的遭遇，看看他們眼中的文革殺人事件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該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啊！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在這裡對他們進行了集體採訪，其後果的嚴重性恐怕不會是採訪被迫停止那麼簡單，很可能從前所做工作都將付諸東流。當時的情況不允許我多想，也不可能與張明紅進行溝通。

我向他們解釋道：“你們搞錯了，我們不是什麼領導，是廣播電視台的普通記者。處遺工作的案子，我們無權過問，也沒有能力解決。”

一位遺屬的一句話叫我至今哭笑不得：“你老人家就莫謙虛了，我們早就知道了，你是省里來的大官僚，他們講你是劉少奇的兒子派來的。”

他的話讓我心頭猛地向下一沉，不禁想起幾天前，我們在四馬橋區採訪時，一名村幹部當面質疑我的一句話：“你們到底是不是共產黨的記者？殺幾個四類分子是什麼了不得的事？土改時也殺了，怎麼沒有看見有人說東說西。這一次雖然殺得亂了一點，政府已經給他們賠了錢，平了反，他們還有什麼好說的？你們為什麼盡幫着地富講話？”他實在是冤枉我了，我心裡怎麼想且不說，但嘴裡確實沒有幫地富講過一句話，我只是問他，殺的都是些什麼人，是誰提出來要殺的，怎麼殺的，定的是什麼罪名，這位村幹部好像是火眼金睛，根據這些問題就看出了我是在為地富講話。坦白地說這時我確實開始了對土改運動的反思，因為不反思不行，道縣文革殺人事件是有其理論基礎的，這些理論基礎按層次可以分為三條：一、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二、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三、道縣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殺人事件是民主革命補課。而一些農村基層幹部則乾脆把它稱之為第二次土改。由此不難看到道縣文革殺人事件與土地改革運動的一脈相承之處，要想對殺人事件作史的答覆，必須對土改運動作史的反思。但是這些念頭一在腦海浮現，我便會不由自主地感到大逆不道和誠惶誠恐。所以我在採訪中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斷告誡自己不要帶任何感情傾向，甚至和張明紅討論採訪材料時，也都這樣。遺屬的話雖然純系空穴來風，但讓我感到了極大的不安。也許他們憑自己的願望，把我們想象成“微服私訪的清官”，也許這後面還有什麼我們不知道的其他隱情。

我只能硬着頭皮向遺屬們解釋：“你們不要聽別人亂講，我們確實是非常普通的記者。”我把工作證掏出來給他們看，“我們真的沒有能力為你們解決問題。你們有什麼冤情，有什麼要求，可以向處遺工作組的同志反映，他們是黨和政府派下來專門解決這個問題的。”

我的話還沒有落音，遺屬們就七嘴八舌地說起來了：“找過了，早就找過了，沒有用。”其中一個抱着嬰兒的青年婦女流着眼淚說：“我就是因為揭發禍害我的幾個殺人兇手，他們的老婆就堵上門來，罵我是狐狸精，勾引她們的男人，還要打我。那幾個殺了我父母兄弟又強姦我的人，到現在一點事都沒有（1987年6月，為首輪姦蔣鸞榮的鄒××終於以強姦罪被逮捕法辦。）......”

我的心頭像打鼓一樣咚咚作響，不知道下面的話該怎麼講，幸虧張明紅這時候用本地口音說話了：“大家的遭遇我們非常同情，但是你們真的找錯人了，我們到道縣來的任務是採訪農村文化活動開展情況的，無權過問處遺工作的事情，你們找我們就跟在馬路上隨便找一個人一樣，沒有任何用處。我自己就在零陵工作，要是有用不早就有用了？”

聽到張明紅這麼一說，遺屬們不說話了，臉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其中一個男人，看得出是見過一點世面的，他好像心有不甘地問道：“你們到底是不是記者？”“我們是記者。”“我請求記者同志幫我把狀子遞到省里去，可不可以？”我實在沒有勇氣再拒絕這個要求，便答道：“這個可以做到。”“我也要求遞上去。”“我也要求。”其他的遺屬也紛紛把“告狀信”遞到我們面前。

收下了十多份“告狀信”，把遺屬們送走了。我與張明紅坐在房間裡面面相覷，良久無言。

突然張明紅問道：“譚領導，你對剛才這個事情怎麼看的?”

我說：“就是你，到哪裡採訪就說我是省里派下來的領導……”

“哎嗬嗬，你還怪我，我說你是領導，你擺出的領導派頭比領導還領導。”

我說：“別開玩笑了。我感到很擔心，不知道我們的採訪哪裡出問題了。這種傳聞出現，對我們的採訪很不利呀！”

張明紅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說：“看來你還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小譚啊小譚，你也不用跟我裝，我早就看出來了你小子腦後有反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你哪裡是來創作一篇撥亂反正的文章，你小子是在引爆一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原子彈。你認為處遺工作組的人都是傻子，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來，你也不想一想，有的人那麼乾脆地把那麼機密的文件複印給我們，連個最起碼的組織程序都不走，這是為什麼？難道他們不明白這是違背組織原則的？他們是對文革殺人事件有看法，對處遺工作有看法，希望通過我們把真相捅出去，引起全社會的關注。不過……我也要老實地向你坦白，剛開始對於道縣殺人事件的看法，我與你是不完全相同的……這次採訪對我來說，就像經歷一次唐山大地震，世界觀和人生觀都發生了重大改變。我們的黨這麼多年來都用的一些什麼人，做的一些什麼事呀！再不改革就完了！”

明紅的話，開始讓我心頭一驚，繼而敬意油然而生，到底是長年累月在基層摸爬滾打的人，比我要成熟得多，於是我向他請教道：“你看，下一步我們怎麼辦呢？”

“加快速度，儘快結束採訪，走多了夜路遲早要碰鬼的。”

“這些遺屬的告狀信呢？”

“留着當個素材吧。”

“答應了人家的，不遞上去不好吧？”

“小譚，你知道我最喜歡你什麼嗎？就是這一點，聰明而不失天真。遞就遞吧，但要在採訪結束以後再遞，無非圖個心安，沒有任何用處。他們的這些告狀信，不說遞過上千次，至少也有上百次，別說省里，連中央都遞到了，有什麼用？小譚，我要提醒你一句，遺屬當中有公安局安排的耳機。”“你怎麼知道？”“我怎麼不知道？這種事情只有你們這些坐在象牙塔里的人不知道。”看到我大吃一驚的表情，張明紅接着說：“把你的嘴巴閉攏來好了，張得那麼大給誰看？跟他們接觸一定要慎之又慎。你今天做得很對，不然麻煩就大了。好了，好了，時間不早了，趕快洗澡休息吧，明天還要下去採訪呢。”

張明紅休息以後，我照例要將每天的採訪材料分類整理一下，這一次因為“告狀信”太多，來不及一一細看，便專門從中找出了那位抱嬰兒的青年婦女的“告狀信”來，從信上看到，她叫蔣鸞榮，36歲（1986年），原系蚣壩公社新油榨大隊第七生產隊社員，現出嫁馬家嶺大隊。道縣文革殺人事件中，四類分子（及子女）家庭的女性成員，被強姦和輪姦的不在少數，但因為種種原因，像蔣鸞榮這樣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討還公道的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非常之少。請允許我把她的悲慘故事講給你聽：

1967年農曆7月21，令人心悸的白天過去了，凝重的夜幕籠罩了新油榨大隊。在一間家徒四壁的水（土）磚房裡，17歲的少女蔣鸞榮摟着12歲的妹妹蔣鳳榮渾身發抖地躺在床上。她不敢哭，也不敢出聲，她怕，她怕一哭出聲來連自己和妹妹的命都一齊不保了，她甚至不敢發抖，可是渾身的肌肉不聽話，拼命地抖，抖得她心驚肉跳。上午的時候，她的父親蔣有訓（58歲）、母親李彩珍（56歲）、大弟弟蔣宏元（14歲），小弟弟蔣宏仕（7歲）被大隊“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大隊民兵營長楊簡吉帶人押到舌子塘半山嶺上丟了硝眼。一家人，頃刻間只剩下她和妹妹兩個女崽。

她睡不着，她怕黑，儘管燈油非常珍貴，她還是把油燈點亮了，只是把燈芯挑到最小最小，暗夜中，有一點如豆的火光在跳動，她的心多少有一點安穩。

半夜時分，緊閂着的房門發出了咔咔聲響，嚇得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裡。又是咔的一聲，門被人用鋤頭托開了。幾個人影衝進來，徑直向床邊走來。蔣鸞榮終於看清了，就是隊上的幾個人，領頭的是楊簡吉同母異父的胞弟鄒良生，他們的臉上沒有了白天那種凶神惡煞的表情，而是帶着一種奇怪的笑容，笑得蔣鸞榮心頭直顫。她一時還沒想明白，他們想幹什麼。妹妹也驚醒了，嚇得直哭，她連忙用手捂住妹妹的嘴巴，緊緊地摟住。不過，很快她就明白了，他們想幹什麼。鄒良生等人走到床邊，二話不說就扯她的褲子……妹妹鳳榮也停止了哭泣，惶恐地睜大眼睛，看着這些男人們狗一樣趴在姐姐身上，嚇得魂不附體。由於營養不良，她長得又黑又瘦，看上去就像是個八、九歲的小女孩，此時此刻她真的應當感謝她死去的父母，平時不肯讓她吃得太飽，否則天知道這些慾火中燒的男人們會被她勾引出些什麼想法來。蔣鸞榮這個可憐的姑娘就這樣在父母弟弟被殺的當天晚上，被殺人兇手們輪姦了！兇手們輪姦蔣鸞榮後，又將蔣家的財物查抄一空。蔣鸞榮在她的“告狀信”中寫道（顯然是別人代筆的）：“這些殺人兇手，白天殺了我的父母兄弟，晚上就來強姦我，太過於欺負人了！其行為與禽獸何異？若不繩之以法，國法何在？天理何存？”

當看到材料里說蔣鸞榮被輪姦之後，一天清早，她到山上檢柴火時，本生產隊一個40歲的老單身公突然從毛伙中（灌木叢中）竄出來，把她拉到毛伙里強姦時，我再也無法控制住自己，淚水奪眶而出……這真是“太過於欺負人了”！

我提起筆在記事本上寫下了一首詩：

只要一深呼吸

身體裡就會有一個地方

痛

正在記錄的文字

就是這樣的深呼吸

只是

痛的地方

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淚

也是這樣的深呼吸

因為是湧出來的

反而不知道

哪裡痛

愛

就更是了

它長了翅膀

會飛

飛的疼痛

只有蒼天知道

二十年又過去了，公元2006年，筆者為採訪“告狀油子”李念德再赴道縣，與蔣鸞榮又一次不期而遇。當李念德把我帶到她家指着一位留着短髮、體態微胖、低眉順眼的老婦對我說這就是蔣鸞榮時，我競毫無印象，根本無法把她和記憶中的那個清秀端莊的青年婦女聯繫起來……她卻一眼認出了我：“記者同志……你不記得我了？你還買過一碗麵給我吃的，你記不得了？”是的，我確實有些記不得了。

看得出來，蔣鸞榮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環顧四周，跳入我腦海的第一個詞還是“家徒四壁”。但是，對於當年的事，她已不願再提，甚至不願意再想。生活所賜與她的一切，她都能夠心甘情願地接受。她對我說：“過去那些事，就不用再說了吧！我已是有兒有孫的人了，那些事情想起來真的對不起後人。不要講了，真的不要講了。”

唉……我在心裡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那位道縣的領導幹部說得確實不錯，時間確實能淡化一切，包括苦難，包括仇恨，包括恥辱，包括悲哀，甚至包括記憶。但是，我能理解蔣鸞榮，理解這個識字不多的農村婦女，理解她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狀態。我做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把話題引向她今天的生活，果然不出所料，她的日子還是過得很難，很辛苦，但比從前好多了，崽女媳婦都到廣東那邊打工，家裡只剩下婆婆老倌作着一點責任田，錢上頭雖然還很困難，但飯還是有得吃。她相信只要苦巴苦做，不惜力氣，日子會越過越好的。

隨隨便便地扯了一陣，蔣鸞榮忽然說：“譚記者，你也……老了，有孫子了吧？”我搖了搖頭，看到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我把眼睛看着她，以為她還有什麼要求，希望我能給帶到上面去。可是她什麼都沒有說。

直到我起身告辭時，她突然說道：“記者同志，你也莫搞了，搞得不好害了自己還要害崽女。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只要他們以後不殺人就可以了。”

我的心頭又是猛地一顫，面對着這位憨厚善良的農村婦女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一個人只有從挨餓和受歧視的狀態下走出來，才可能不去乞求別人的憐憫，而去關心別人。我感謝她對我的關心，也感謝社會的進步。我不希望看到她低眉順眼的樣子，但願她能仰起臉來，讓燦爛的陽光照亮慈祥的面龐。良久，我才一笑道：“蔣娭毑，現在，害怕被殺的已經不是你們，而是他們了。”

望着她茫然的表情，我知道她沒有聽懂，她也確實很難聽懂，我也不希望她聽懂。記得我在採訪一位殺人事件責任人時，與此人有過如下一段對話――

筆者：“聽說你在鎮上有一個鋪子，鄉里有養豬場，還有一個石材廠，我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大的財產，但是我知道，光工人你就雇了小一百人。如果放在土改時，你說說應該劃個什麼成份比較合適？如果放在67年，你說說會不會把你牽出去殺了，分你的財產，強姦你的妻女？”

責任人抗議道：“我的財產都是合理合法得來的！”

筆者：“我什麼時候說過你的財產來源不合法？你是搞過土改工作的，我問你，當年那些地主富農劃成分的時候，問沒問過財產是怎麼來的？”

責任人沉思良久：“問吧。只要我曉得的，我都告訴你。”